海軍大院右派班，摘帽還是賤民
-- 我的右派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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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定國

大學畢業到東海艦隊

我1930年出生在長沙西鄉的書香世家，九歲喪母，十歲喪父。由姑奶奶龔慕蘭養大。

龔慕蘭是個教育家，曾任蘇州女師校長，抗戰時期，是國立十六中、國立女中校長。她雖然是國民黨員，但非常正派。從不因政治問題為難員工和學生，例如學生吳詠琴將被國民黨傳訊，她事先通知叫吳逃走；又如王一之（化名楊代誠，後來是中共幹部子弟學校北京101中學的校長）在重慶風緊時，她聘請楊到女中任教，躲過風頭。後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的龔飲冰是她族兄，中國婦聯副主席、中共中紀委副書記章蘊是她表妹。總之，她絕對不是堅硬的反共人士，倒可能是共產黨的友人。

1946年，我考入剛從四川樂山遷回武昌的武漢大學。1951年被海軍招到東海艦隊，算是提前畢業。先在工程部幹了一年，後調軍械處，始建防化學科，五四年當了防化學科化驗室主任。

平時我對許多不合理的事，喜歡公開發表意見，得罪過一些人。例如：炎夏有半休，要青年搞各種活動，組織了歌唱、球隊、游泳、棋類等小組，組長都由各科長擔任，幷大肆宣傳，其實那些科長根本不內行也從未參加，我說是搞“形式主義”；政委廖雲台作報告時，把陳紹禹和王明說成兩個人，我在討論時指出，令他很惱火；又如，宣教幹事戴昶，為了追求民立女中學生會主席，叫我們團支部多次與該校聯歡，我那時是團支部宣傳委員，公開表示反對，說他把我們當工具；計劃科員孫文昭，有一次被評為“技術能手”，因他會開汽車，我說是「文不對題」，這類事例很多，成為我後來挨整的伏線。

肅反時成「階級異己分子」

肅反時，因去了台灣的姑奶奶龔慕蘭與我通信，她還通過香港的朋友給我「撥」過兩次錢。我被掛上「階級異己分子」牌子挨斗。因她當國立女中校長時，正值陳立夫當教育部長，就硬說她是CC份子，而我是她教養出來的，豈能清白？整天批鬥、審問，不能回家，不准外出，足足搞了半年多。不可理解的是：她的親生兒子龔曉嵐，當時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工作，卻平安無事！在等待結論期間，我的兒子出生，妻子阮正芳是上海第一醫學院政治課助教，在上海婦產醫院產後大出血，只准我去探病一次，還派人押解監視。從那時起我感到，很多共產黨人不僅愚昧、霸道，還缺乏人性。

我原有寫日記的習慣，好幾年的日記都被抄去檢查，其中有四八年寫的共產黨是「在野黨」的話，硬說我罵共產黨是野黨！還有寫思想改造運動中，武大許多教授被罰跪太過份，還寫過「部隊只准結婚不准戀愛」，共產黨用人標準「無才便是德」等等，都是罪狀。肅反時派人對我「外調」多次，調查出不少無中生有的誣陷之事，更加辯不清楚。想必是被詢問者在壓力下胡說八道。幸好最後相信了武大地下黨負責人的證詞，我從未參加過任何「反動派」組織的活動，這才作出結論「予以下降」，但從「階級異己份子」下降到甚麼份子，我至今也不知道。明白的是軍銜中尉、級別副連，比正常都壓低了一級。

肅反以後，我把多年的日記付之一炬，而且下決心永不再寫。

五七年五月，我被調到北京海軍軍械部，籌備全軍防化研究所。因暫時無任務，家還在上海，算是照顧，叫我回上海「幫助工作」。整風開始，我只參加過兩次鳴放會，第一次是東海艦隊知識分子座談會，我被選做所在小組的發言人，記錄大家發言，整理後向大會報告，其實我自己的意見幷不多，但給領導層的印象肯定很壞，海軍政委蘇振華正好在上海蹲點，他總結座談會時，把某些批評意見痛斥一頓。第二次是在本單位全體座談，我提出，背後向領導打小報告，是「地下工作習氣的殘餘」。

其它還有：我和化驗室技術員崔以軍（他肅反也冤枉挨整，後來也成了右派）談過，「肅反搞錯了的，一定會平反」，明明是對黨的信任，卻被篡改成「肅反搞糟了，一定要平反」，變成了「猖狂進攻」；我和化驗員陳昭玉談論過儲安平的黨天下論，他說和尚是罵人的話，我說不是，因玄奘、法顯都是有名的歷史人物，當然我也認為，十二個副總理全部是黨員，那是事實。於是我被認定為「支持儲安平」。我說蘇振華聽不進知識分子的意見，是宗派主義，那就更嚴重，因為蘇是中央委員，批評他絕對是反黨行為。這些右派言論，因都是平時談話被人揭發出來的，遭到誇大、篡改、歪曲就毫不奇怪了。

九月，我回到北京。十一月，由上海派出三人到北京，把我揪出來批判，上邊所舉那些篡改、斷章取義、強加於人的罪名，根本不容許辯白。當然，有些平時談論的觀點，如外行領導內行、教授治校、幹部無才便是德等等，確實都是真情，但跟反黨完全不沾邊。今天回顧歷史，右派與共產黨思想觀念上的分歧是客觀存在，右派把共產黨人當正常人看待，才會發議論、提建議，正義完全在右派這邊。毛澤東的陽謀，手段卑劣、理由荒謬，完全違法。共產黨那時已開始墮落成危害國家人民的、封建專制的利益集團，就他們的立場看，反右確實是必要的，不然，它將被逐步否定。

海軍大院右派班

肅反受冤枉的人，因表示不滿而成了右派，共產黨卻說「很多右派，肅反中就有問題，說明肅反整得不冤」。共產黨的邏輯跟常人完全不同。因果顛倒。

五八年四月，右派定案後，我受開除軍籍，留隊監督勞動處分，每月只發28元生活費。海軍大院共留下十一名右派，組成一個班，他們是：黃源洛、裘純堅、張豐、江平、胡甲年、余榮富、朱位誠、呂恩誼、沈蘇斐、沈力成，還有我。這十一個人中，黃源洛是大型歌劇「秋子」的作者，是中國新音樂開拓者之一；呂恩誼是十大元帥油畫像的作者，從小參加革命，由部隊培養出來的畫家；裘純堅是海軍修造部的金字招牌工程師，1946年交大畢業；沈蘇斐是部隊培養的女高音歌手；張豐是醫師，從偽滿時期東北醫科大學畢業；江平是老革命的版畫家；其他幾個，是1949年到1953年期間畢業的大學生。這些人因為成了右派而聚合，實在奇特，打成右派似乎跟出身、經歷無關。

右派班成立後，先到十三陵水庫勞動了兩個半月，屬於海空支隊一大隊，別人半月換班，我們則常駐不換，直到完工慶祝會後，又修環湖公路，七月中旬才回大院。兩個多月中，每天收工後，要作小結，余榮富老是批判別人，他認為右派之間不能團結，只能鬥爭。後來海軍統戰部長謝普生到帳篷來看我們，說：「你們現在是由此岸到彼岸，在過渡當中還要團結互助。」這才改變了老余的做法。如今看來，老余大概算錯劃的右派，他其實是真左派。

回大院後，花了十幾天作總結，十一個人還評定了好、中、差三等，我的評定是勞動好，情緒有牴觸，屬於「差」等，同等的還有黃和張，我和黃不大在意而張耿耿於懷。後來證明，這次評定毫無意義，摘帽早晚與評定結果幷無關係。1958年夏到1959年夏，我們為建大操場篩分了600多立方米爐渣，製造了三十輛獨輪推車，參加了挖團結湖，製造了小高爐、小轉爐等搞了非土法的煉鋼，籌備布置技術文化革命展覽會，製造油畫畫框，為文藝會演制道具布景，為大院蘋果園挖樹坑、施底肥，日常負責打掃大院的公共環境等等，總之，我們是一小撮非常好使的、粗細活都能幹的馴服工具！我們直接歸海政機關協理員劉士品管，最大好處是政治學習不多，每天早上聽新聞和報紙摘要廣播，每周四下午學毛選或文件，由班長組織活動，比較簡單輕鬆。周末，有家的人可以回家。劉士品看準了我們幾個人都老實正派，不會出問題，他樂得少管。

1959年五月，我被軍械部602倉庫政委李子琴要去，離開了右派班，在我之前已有幾個人回原單位，我走後，到九、十月份，右派班就解散了。當初海軍黨委留我們，大概想留下幾個有用之才，後來未能實現，說明即使位高權重如蕭勁光（海軍司令）、蘇振華等人，也難看清毛澤東操縱的形勢。

我到井陘602倉庫時，阮正芳從上海請病假帶着兒子來跟我在一起，準備共同承受煎熬歲月。李政委很照顧，安排了一間八平方米的房間，允許我們住下來。（兩年後，住房跟其他隨隊家屬一樣。）在602倉庫共呆了七年，開頭是教幹部們學文化，那時，彭德懷管軍隊，要求軍隊幹部都要達到高中畢業程度，文化教育成了重大任務，高中教師，幷非各部門都輕易找得到，所以恰好用得着我，生活上適當寬待，他們覺得還是合算的。

隨後叫我培訓三十三名化驗員。用一年半時間，由初中程度到分析化學中專畢業，課程從數學、物理，到無機、有機、分析化學，加上火藥炸藥檢驗。除無機化學由技術員徐漢標擔任外，其餘課程我全包。這批人，後來大多成了海軍駐軍工廠的軍方代表。因一開始就沒有公開宣布我的身份，因此，1961年摘帽時也未公開，僅通知本人了事。我被留下當「技術員」，定為隨軍職工行政二十二級，1962年又調整成二十級。這年我添了個女兒。

那幾年，我還作為「主力」參與許多科技群眾運動:大搞超聲波，大辦小球藻，大挖腐植酸，群眾找礦，挖空心思大搞技術革新，等等勞民傷財，違背科學的事。在我主觀上是以帶罪之身服從命令，客觀上，卻做了毛澤東狂妄胡鬧的幫凶和共犯。我越來越感到，毛澤東這個千古罪人，他造的孽，連我這類右派敵人都推不掉責任！

「摘帽右派」還是賤民

1963年決定我轉業，但因「摘帽右派」身份，沒有地方接受，只得留原單位待命，沒有固定的工作任務，有時打打雜、照常參加政治學習。從毛澤東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開始，我全家又受岐視挨欺負。我的兒子才八歲，被有些當兵的抓住頭往牆上撞，罵他小右派！原來與我家關係很好的戰士們，都不敢再來往。當官的更沒有好臉色，大約看我反正要走，利用價值已不大，可以任意作踐而不會影響他們的烏紗。

1966年底，離開部隊，到甘肅省嘉峪關，農建十一師氮肥廠籌建處。文革之風剛剛吹到甘肅，已開始有點亂。我本行是化學，原該在技術組的工藝組，但土建組缺人，乃叫我當土建組長，手下幾個畢業不久的大學生，都不願好好幹活，幾乎所有的工作都是我干，除了出圖紙，還當甲方工地代表，天天跑工地。

1968年，十一師開始軍管，隨後清理階級隊伍，老右派自然逃不過。被「群眾專政」關牛棚九個月，每天在帶槍的「專政」打手押解下，從事超強度的勞動，吃不飽，睡眠不足，挨過打，每晚寫認罪書。家人也受盡虐待：阮正芳被停止工作。冬季零下三十多度，不給烤火煤，她只好帶着十二歲的兒子和六歲的女兒，在戈壁灘上挖駱駝刺，或到小酒鋼廢高爐邊掃焦炭渣來燒。我因吃不飽，家人節省下飯票，兒子偷着送給我。家裡有事須商量，只能偷偷傳紙條，有一次小女兒給我送信被發現，一群打手跑進我家，打罵他們。

1969年解除「專政」後，我被下放到工廠的副業隊（以種菜為主），地處嘉峪關市城邊，我專職積肥，每天上午要打掃嘉峪關市的十一個公共廁所。冬天起糞要用鋼釺搗，下午再駕牛車把糞運到地里。雖然又髒又累，但獨自幹活，不見那些黨棍虎倀，倒很自在。有一次，鄰近的十一師水泥廠要改建機修廠房，到本廠求援，廠長派我去，我幹了三天，提交了全套施工圖紙。廠長賣了人情，我卻受苦，因為他沒有安排人替工，三天后廁所糞已堆積很厚，我付出好幾天的加倍努力才清除完。

1970年，據說是怕蘇修侵犯，牛鬼蛇神「後撤」，我們一家人到了山丹農場。

山丹農場在着名的山丹軍馬場山下，全年無霜期只九十天，乾旱寒冷，以種春小麥為主，只能種很少幾種蔬菜。那兒曾經是勞改農場，牛鬼蛇神較多，相對而言右派不算稀奇，我家起初被放在地名余定的七連，不通車、沒有電，吃用「澇池水」，牛馬也在池邊飲水，同時往池裡撒尿。全年無菜吃，只能白水煮麵條。我在蔬菜班勞動，種下的菜籽，幾乎沒有出過苗，天天做無效勞動。

1971年我被調到場部，平田整地我管測量放線；蓋房子我管設計和施工，而且當磚工；管過工副業，當過「皮匠」；還在農場自己的小煤礦當過出納。總之還是任人擺布的賤民。妻子經過幾年的寫信告狀，七三年恢復了工作，在農場子弟學校教書。兒子高中畢業，安排在農場就業，先當農工，後開拖拉機。女兒就在農場子弟學校上學。

那幾年，經歷了一打三反、批陳整風、九一三事件、批林批孔、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等接二連三的運動，人心亂了，人心死了，道德敗壞了，我也更加清醒了。

「57右派分子」是光榮稱號

1978年，我和阮正芳一起調到張掖師專教書。1979年，「改正」右派。給我的通知書說：龔某人當年的言論，雖有錯誤，但不是右派言論，屬於錯劃，現予以改正。我覺得很難過，明明我當年說的沒有錯，錯的是毛澤東、共產黨，右派言論其實代表真理，現在卻說「不是右派言論」，一筆抹殺了愛國愛民的灼見真知，我又被冤枉了一回！

五十年過去了，共產黨離人民越來越遠，離真理越來越遠。現在有人要求它「平反」右派，而我認為對於右派，不是甚麼錯劃、改正的問題，而是重新評價的問題。人們應該迫使它承認右派正確，「57右派分子」是光榮稱號。很多右派言論，今天仍然切中時弊。反右是根本錯誤。當年積極反右的人，應該接受歷史的審判。如果共產黨頑固不化，不能糾正歷史錯誤，它的合法性將徹底喪失，畢竟人間還有天理在。

附，海軍總部大院「右派班」成員：
黃源洛，音樂家、大型歌劇《秋子》的作者
呂恩誼，畫家，十大元帥油畫像的作者
江 平，大尉，版畫家
沈蘇斐，女高音歌手
裘純堅，艦船修造部文職高級工程師
朱位誠，艦船修造部中尉技術員
沈力成，艦船修造部中尉技術員
龔定國，軍械部中尉技術員
胡甲年，工程部上尉技術員
張 豐，衛生部大尉醫生
余榮富，學校管理部上尉，海軍第三軍事學校教員

——為2007年6月洛杉磯《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反右運動五十周年國際研討會》提交的書面發言。

（選自丁抒主編《五十年後重評"反右：中國當代知識分子的命運"》，香港田園書屋，2007年12月。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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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二十一世紀中國叢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