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新峰
　　
　　正統十四年秋，明軍於土木堡（今河北懷來土木鎮）大敗於瓦剌，英宗被俘，導致嚴重的軍事危機，這已是廣為人知的事實。但不同時代、不同作者對這次戰役的記載頗多歧異與疑點，尚需條梳史料以澄清事實；明軍參戰人數、瓦剌軍行進路線、明軍回軍策略以及明邊鎮在土木之戰中的作用等諸多問題仍需探討；以此為例，並可初步認識明代中期京營、邊鎮的規模和有關明代前中期史實記載的可信程度。

關於土木之戰中明軍參戰人數，最早的記載見於劉定之《否泰錄》：“官軍私屬共五十餘萬人。”[1]嘉靖後期以來，幾乎所有言及出征人數的明代史家均沿襲此說，[2]直至談遷猶於“官軍私屬”強調甚明，[3]而清人自谷應泰以下均不提“私屬”，徑作“官軍五十萬”乃至“五十餘萬”, [4]數字之差，語意全非。劉定之在《否泰錄》末說道：“臣因取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所撰《袁彬傳》，約其繁複，著為此錄。”李實《李侍郎使北錄》未記出征人數，[5]楊善《奉使錄》今不傳，估計亦不及此。錢溥《袁彬傳》今亦不見，其內容應為袁彬於塞外侍奉英宗的事跡，也不太可能提到明軍人數。則劉定之所記應來自“目擊耳聞”，即明軍出發時的確有號稱五十萬之舉。

但《實錄》絕口不提出征人數，僅說“官軍人等死傷者數十萬”[6]。沿此例只記傷亡人數者漸由“喪士卒數十萬”到“士卒死者數十萬”[7]。從“官軍人等死傷”到“喪士卒”再到“士卒死者”，衍化過程與“五十萬”的遭遇相似。上引《否泰錄》作者劉定之是《英宗實錄》副總裁，與總裁陳文、彭時及副總裁吳節等於正統十四年各任翰林院侍講、修撰、編修之職，[8]所見所聞應無太大差別。修《實錄》時“職任緊要，又在於副總裁官”，[9]而《否泰錄》早在景泰年間已寫成，不採其“五十萬”之說於實錄，說明土木之變十餘年後，時人已經懷疑當年五十萬大軍的說法。但“死傷數十萬”之說又不知何據，《否泰錄》僅言“我師死傷過半矣。”可能《實錄》作者為交代戰爭規模，只好以“死傷數十萬”含糊了事。但此說一出，不但同樣不採“五十萬”說法的《四夷考》、《名山藏》、《明史》沿用，即連相信“五十萬”之說的《國榷》、《明通鑑》等也採用之，以與“五十萬”相呼應。另外一些不採“數十萬”說者，如薛應 、雷禮、徐學聚、谷應泰、查繼佐等多以損失“騾馬二十萬匹”搪塞。此說來自李賢所記：“二十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餘萬，衣甲兵器盡為胡人所得。”[10]李賢親歷土木之變，僥倖逃生，[11]所記當較單憑在京“耳聞目擊”者可靠。後人既然摘其記錄，卻僅斷章取義，而對其詳細的軍隊人數和傷亡記載不予理睬，實在難以理解。[12]

另外，土木之變前夕朱勇率軍敗死鷂兒嶺。《實錄》載其率軍四萬，[13]《獻征錄》卷五李賢《成國公朱公勇神道碑》、王世貞、徐學聚、葉向高、談遷因之。《否泰錄》載：“遣朱勇等三萬騎還戰。”高岱、黃光升、谷應泰因之。三萬騎與四萬人尚可相輔相成。不過李賢在《天順日錄》中又說是“率五萬兵迎之。”雷禮、嚴從簡、查繼佐因之。《明史》卷一四五《朱勇傳》卻作“所率五萬騎皆沒”，顯然是專取最大數目，又擅改“兵五萬”為“五萬騎”。（其卷三二八《外國傳·瓦剌》又作“四萬人”，顯然原稿非出一人之手。）

王世貞記土木之變時於出征、傷亡人數一併不書，卻又記朱勇軍數。嚴從簡在此同樣詳事而略數。[14]看來明後期已經有人對傳世的明軍人數和傷亡數大為懷疑，因而闕略不書。

明軍出發時究竟有多大規模呢？《實錄》載：“車駕發京師親征。……命下逾二日即行，扈從文武吏士皆倉猝就道雲。”此前三天，“命在京五軍、神機、三千等營在營操練者人賜銀一兩，……兵器共八十餘萬。又每三人給驢一頭，為負輜重。”[15]可見明軍倉猝出發，兵員僅來自三大營以及必備的親軍。關於三大營的兵額，明代中後期以來有多種說法，一般認為永樂時有三四十萬。[16]而對土木之變前京營規模尚無令人信服的說法。

當時京營由班軍和在京衛所操練官軍、幼官、舍人組成。關於班軍，“宣德元年，調河南、山東、大寧都司、中都留守司、直隸淮陽等衛及宣府軍士至京備操，令每歲輸班往來。原額春秋兩班，官軍一十六萬員名，……正統十四年，令外衛輪班官軍京操者，前班三月還，八月到，後班八月還，次年三月到，河南、山東、北直隸強壯官軍，皆隸前班。”[17]可見土木之變當年班軍輪班之法未廢，當時在京營班軍滿額應有八萬人。

關於京衛操軍，《實錄》載：宣德五年“成國公朱勇言：‘舊時五軍每軍步騎二萬人。後調大同等邊備御，今五軍總存五萬七千餘人。而神機諸營比舊亦少，扈從、徵調不足於用。請令行在兵部如舊取補。’上命兵部於京衛選士卒通十萬隸五軍訓練。”[18]正統二年，“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軍。先是，勇奏五軍營原操馬步官軍調遣各邊備御，並逃亡者共缺二萬五千有奇。乞命官於五軍屬衛及親軍衛分並河南、山東、大寧三都司官軍內選補。”[19]兩個月後，“朱勇等奏：奉命選拔三千大營、五軍、神機等營精銳官軍十五萬一千有奇。欲將續選行在錦衣等七十衛官軍，與之相兼編伍訓練。然於內有守陵、守衛、供役、上直者，乞為處之。上命守陵、守衛各存其半，供役、上直旗校隸錦衣衛官督操，其餘俱聽訓練備用。”[20]十五萬軍中必然已本包括京衛軍，續選即應指所述四類，所增加者，不過原以各種名目推託操練者。但《明史》卷八九《兵志一》解釋朱勇正統二年選兵事說：“令錦衣等衛、守陵衛卒存其半，其上直旗校隸錦衣督操，余悉歸三大營。”認為正統時京衛操軍包括上直衛軍一半和五府所屬在京衛所全部。即便按這樣計算，京營規模最大有多少呢？

據葉盛《水東日記》卷二二《府衛官旗軍人數》：“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並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計3,258,173名，實有1,624,509名。其中“錦衣等三十五衛”294,117名，實有159,871名。“五府並所屬”2,964,056名，實有1,464,638名。錦衣三十五衛與五府所屬分列，則應指親軍二十六衛與武功中、左、右衛，永清左、右衛，彭城衛，長陵衛，獻陵衛和景陵衛等役作軍衛和陵衛，五府所屬京衛至萬曆共三十九衛。[21]無論全國統計，還是將三十五衛分別統計，軍員實額皆為原額之半，不妨以此作為當時各衛的普遍情況。役作軍當然不會編入三大營，所以將親軍二十六衛與三陵衛合計，約占三十五衛的六分之五，應有十四萬人左右，取其一半為七萬人。若按葉盛所記，五府屬衛每衛平均六千六百人，則五府屬衛之半應為十三萬人。但考慮到外衛往往有額外的千戶所，而京衛一般五所，則五府屬衛按每衛滿額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計，為十一萬人。合計得十八萬人。若減去朱勇所言徵調各邊的京營兵與逃亡者，則京衛操軍軍數尚遠不及此。

土木之變後五天，“令新選余丁、官舍並舊操舍人及報效者人賜銀一兩，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門軍火夫並皇城四門內外官軍人賜布二匹。”[22]新選余丁、官舍無疑是匆匆湊集的新兵，而舊操舍人應是來自隸屬五軍營的幼官舍人營，報效者應來自殫忠效義營，[23]匠人、火夫可能來自專供匠役的武功諸衛，他們都應屬戰鬥力較弱者，故得留守。官軍顯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軍。土木之變後次日“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24]就是指這些留守軍隊。姑且以舊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萬人計，合計班軍、京衛操軍與幼官舍人，當時京營最多三十萬人。

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25]可見英宗親征前京營兵精銳已被抽調出不少。明軍從京師出發時，合計三大營與全部上直軍，即三十萬加七萬，再減去十萬和四萬五千，規模當在二十三萬上下。即使“私屬”隊伍龐大，[26]明軍總數也就在二十五萬左右。

明軍幾經輾轉到達土木堡時，人員組成已經有不少變化。據《實錄》，六月派到大同、宣府的將領中，陳懷、井源、王貴等死於土木堡，吳克勤死於土木之變前夕的斷後之役，[27]說明明軍離開大同、宣府時，六月派來的京營兵隨行回京。《否泰錄》說英宗進兵到宣府時“井源敗報踵至”，《李侍郎使北錄》載明軍到大同後遣“平鄉伯”即陳懷出戰敗績，說明此部明軍已經大受損失。而明軍在到達土木堡的前一天更是損失慘重：“庚申……遣恭順侯吳克忠為後拒，克忠力戰敗沒。將晚報至，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官軍四萬赴之。……亦陷焉。” [28]吳克忠軍作為後衛，其數量當以萬計。這樣增損之後，再算進行軍過程中的減員，明軍到達土木堡時的規模應約二十萬，與李賢所記正相符合，這也間接證明了以上對京營規模的估計。

明軍號稱五十萬，可能只是沿永樂時以五十萬大軍親征的說法[29]以大造聲勢而已。相比之下，《正統臨戎錄》引也先語：“前番營里皇帝領出來大小四十萬人。”[30]倒比“五十萬”更近事實。

《實錄》載土木之變前的戰爭進程說：“庚申……車駕將發。宣府諜報虜眾襲我軍後，遂駐蹕遣恭順侯吳克忠為後拒，克忠力戰敗沒。將晚報至，又遣成國公朱勇，永順伯薛綬領官軍四萬赴之。勇、綬至鷂兒嶺，冒險而進，遇虜伏發，亦陷焉。……辛酉車駕次土木，……其南十五里有河，已為虜所據，絕水終日，人馬饑渴，虜分道自土木近旁麻峪口入。守口都指揮郭懋力拒之。終夜，虜兵益增。……壬戌，車駕欲啟行，以虜騎繞營窺伺，復止不行。虜詐退，（王）振矯命抬營就水。虜見我陣動，四面衝突而來，我軍遂大潰。”[31]

顯然，明軍到達土木堡時，堡南河流已為瓦剌所踞。鷂兒嶺位於英宗當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32]其後郭懋阻瓦剌於麻峪口，地在雷家站東偏北。[33]瓦剌何以能夠扼守遠在雷家站東南的桑乾河？土木之變後葉盛建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34]後來于謙說：“（楊俊）遇達賊臨城，不能效力死守，輒將獨石、馬營歸賊，並倉儲、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突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至今令人痛恨。”[35]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十七也說：“土木之變根於此路（指宣府東路，即獨石、馬營等處），由於楊俊之失機，故楊氏有餘誅也。”他們都認為，由獨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獨石口）、馬營（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軍，才是造成明軍覆滅的主因。

土木之戰前宣府以東的戰況究竟如何呢？瓦剌首領阿剌知院言：“王子軍馬從東來，也先從西來，我從獨石、馬營來。我傷了幾處小邊城。”[36]他“傷”了哪幾個“小邊城”呢？《實錄》卷一八零正統十四年七月癸巳條載：“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奏：‘達賊圍馬營已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土木之變後十天，“總督獨石等處備御都督僉事孫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揮趙玫守備獨石，楊俊守備馬營，夏忠守備龍門衛，署都指揮魯宣守備龍門千戶所，臣同少監陳公總督。今賊勢甚多，軍力甚少，若分守恐難禦敵。’王令陳公、孫安、趙玫、楊俊率所領官軍來居庸關外駐紮，為京師外援。”[37]似乎是明守軍主動撤退。但七天后，“羅亨信劾守備赤城堡指揮鄭謙、徐福，鵰鶚堡指揮姚宣先於七月內聞賊入境，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懷來、永寧等衛亦行仿效。”[38]顯然，楊洪上報，無非是為其子楊俊南逃尋找藉口，估計其兵潰就在此時。楊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縣城）、鵰鶚（今赤城南鵰鶚村）、龍門衛（今赤城西南龍關）、龍門所（今赤城東龍門所）、懷來（今京包鐵路官廳水庫橋底）、永寧（今北京延慶永寧鎮）紛紛失守，宣府以東、居庸關外已無堅強防禦。懷來位於土木堡以東、清水河（今官廳水庫）北岸，[39]占據土木堡以南河流的應當就是已進至懷來的阿剌知院軍。明軍至土木堡，實因懷來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紮營。正是由於阿剌知院軍截斷明軍歸路，才造成瓦剌軍主力追及併合圍明軍，故葉盛、于謙才會強調獨石、馬營失守的嚴重後果。

在元代，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樞紐。[40]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經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逾塞垣以達興和，此永樂中擊虜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驛直北長安嶺、鵰鶚堡、赤城、雲州、獨石，逾塞垣以達開平，此永樂中擊胡之東路。”[41]所謂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驛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後英宗即由此回國。[42]東路與元代去上都的驛路無異，景泰時使臣曾走此路。[43]可見明代土木堡仍為宣府後方內外交通的樞紐，“當虜之沖”。[44]從上述鷂兒嶺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發現明軍看，瓦剌軍可能就是兵分兩路，沿永樂中“擊虜”舊道南進的。西路軍由野狐嶺入境，發現英宗後報知也先，並殲滅明後軍；東路軍因獨石以南已無明軍防守，七月已占領懷來、永寧，扼守要津，以逸待勞，直至也先率主力趕到。[45]明軍之所以在土木堡覆滅，與它的交通樞紐地位有直接關係。

儘管瓦剌軍趁宣府東北明軍潰敗而得長驅南下，但明宣府重兵未損，時間、距離均充裕，為何不出動夾擊瓦剌軍呢？宣府兵力在明代前期為各邊之冠，[46]據《宣府鎮志》卷二一《兵籍考》可得下表：

時代
軍士全額 操軍數額 駐宣府城軍額 駐宣府操軍額

洪武
126,395 56,152

正統、景泰
90,346 55,195

正德
66,979 50,759 23,274 18,930

洪武時駐宣府城軍額占總額近一半，正德時減至三分之一強，若取正統年間為變化中段，當時宣府軍額當為四萬左右。而自正統、景泰至正德，操軍總額幾乎未變，參考正德時比例，正統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據卷二四《兵騎考》，“鎮城原額操馬”有12,864匹，正德間實有12,387匹。原額應為洪武時例，至正德時無大變化，估計正統時亦約此數。[47]又卷二三《兵器考》載宣德時內府頒宣府火器，有大將軍炮14，神槍479，神銃2161，神槍4223等等，數量巨大。可見土木之變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戰馬一萬餘匹，火器充裕，若再編集鎮城附近駐軍和東路潰兵，足以組成一支包括騎兵和火槍兵的強大部隊。李賢《天順日錄》說，宣府總兵官楊洪“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沖之，必無是敗。”而實情恐不止此。

《明史》卷一七三《楊洪傳》載：“（楊）洪獨以敢戰至上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於洪，並遺之馬。洪聞於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後數有贈遺，帝方依任洪而不責也。”既然“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後來卻又因“依任”方才“不責”，說明此後楊洪與瓦剌的交往已經超出了邊將的職權。楊洪正統時的軍功皆擊兀良哈所建，[48]並未與瓦剌作戰。宣府與瓦剌僅一牆之隔，來往頻繁，彼此達成互不侵擾的默契非不可能。後英宗被擁至大同，侍從袁彬進城接洽，“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雖出去，他定殺了我。’”[49]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領之一，[50]而明軍邊將與之議婚約且直言不諱，可見邊將與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無事，亦為正統後期雙方往來頻繁時的風氣。如此，宣府兵在土木堡形勢危急時保持沉默，實乃與瓦剌苟且相安的一貫做法。

明英宗率軍直至大同，本欲北行出戰，[51]說明英宗以為瓦剌軍主力在大同塞外。其實當時瓦剌的游牧區域，西達東勝，東至陽和，北逾陰山，南抵長城，其部下阿剌知院部更在偏東一帶。[52]而夏季也先往往牧於偏東一帶。[53]正統十四年夏瓦剌剛剛東征女真歸來，[54]所居應更偏東。土木之變前瓦剌從陽和、獨石兩個方向入侵，就說明瓦剌主力已在大同東北、宣府西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戌條：“車駕東還。……初議從紫荊關入。王振，蔚州人也，始欲邀駕幸其第，繼而又恐損其鄉土禾稼，復轉從宣府行。”時當中秋時節，地處塞北的蔚州會有“禾家”，值得懷疑。紫荊關在大同東南，遠離邊塞，而沿線守御遠較宣府、居庸一線薄弱。議者所慮，非瓦剌軍尾追，而是擔心遭到宣府邊外的側擊，可能意識到瓦剌主力已東移。出征前英宗接到了陽和的敗報，而獨石兵潰之事則被隱瞞了，所以明軍才會直趨大同。退兵時雖意識到遭側面進攻的危險，卻似乎仍未得到東路失守的消息，所以仍原路返回。而瓦剌在大同方向主動撤退，集中於宣府塞外，置楊洪重兵於不顧，趁宣府東北明軍防禦體系崩潰之際，先據要津以切斷明軍水源，再一舉伏擊明軍成功。

在後世記載中，土木之戰簡直就是一場鬧劇。所謂明軍五十萬精銳一朝盡喪於瓦剌二萬眾之手，多被歸咎於明軍的孱弱和王振的胡作非為。正統末明軍的戰鬥力當然已不如洪武、永樂時，但此時距永樂時期僅二十餘年，距宣宗率京營親征兀良哈更不足二十年，軍隊實力下降當不致如此之快，土木之戰中明軍規模並非五十萬，而是二十萬，或可稍為明軍戰鬥力低下的解釋。從群臣擊殺王振餘黨開始，後人就把英宗被俘歸咎王振。《明史》卷十二《英宗後紀》贊曰：“獨以王振擅權開釁，遂至乘輿播遷。”是有代表性的說法。但英宗以永樂、宣德親征獲勝為楷模，在瓦剌日益侵逼、邊報日急的形勢下親征，也是合理的選擇。史載王振在到達土木堡後貪等輜重而不入懷來，又錯選紮營地點，以致為瓦剌追及。[55]實則瓦剌已先於明軍到達土木堡以東，明軍就地駐營乃至無法取水，都是不得已的選擇。明軍情報錯誤，進無敵蹤，退為所乘，才是致敗的主因。而宣府東北防禦崩潰，給瓦剌敞開大門以伏擊明軍，宣府兵在戰局緊張時不予配合，使瓦剌獲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勝利。[56]總之，土木之戰的結局帶有相當的偶然性，宦官弄權在本次戰爭中並非明軍失敗的關鍵因素，而明軍戰鬥力下降應是制度多年敗壞的結果，當時並非後世所渲染的那麼不堪一擊。

由於明代軍數是當時的秘密，歷來對不同時代京營的規模眾說紛紜。明代後期往往有諸如“國初京營不下七八十萬”的說法，雖不可靠，卻經常被現代學者引用。其實，就某些特定時期而言，根據《會典》提供的制度資料，《實錄》提供的軍事調動與軍隊分配情況，以及當時方志、筆記提供的具體數字，具體探討京營規模並不困難。這對解決一些歷來難有定論的戰爭、軍事制度問題或有裨益。

關於明前中期史實，同時代記載本已匱乏。在明軍人數這個問題上，李賢雖有較準確的記載，《實錄》卻不加採用。明代中後期史學家撰述時，多輾轉傳抄，對史實往往不加辨析，或照錄劉定之耳聞號稱之辭，或雖有疑問卻不能解惑，致使以訛傳訛，五十萬大軍盡喪土木堡之說遂成定論。清初人私修明史，又率抄襲明人舊說，乃至妄省文句，使訛誤更深。至修《明史》時仍粗匯實錄與各家之說，對明顯可疑的說法也沒有作出解釋，甚至專取敘述明軍失敗情況最嚴重的記載，不但貽誤後人，且難免誇大失實之譏。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第五章第三節指出：“清朝統治者諱言明朝驅逐蒙古於漠北的事跡，猶如諱言建州女真曾臣服於明朝一樣。”所以《明史》對“對於明初的事實記載多不詳實。”看來這種諱言建州以致諱言蒙古的傾向，還導致了《明史》在記錄明代中期明軍失敗時隨意渲染敗狀。總之，關於明前中期史實，不但明後期諸史家及清人記載特別是《明史》難以盡實，即連《實錄》也未可遽信，在當時人的文集、筆記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實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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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劉定之《否泰錄》，《國朝典故》（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第一版）本。
[2]見高岱《鴻猷錄》卷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一版），鄭曉《吾學編·北虜考》（隆慶三年刻本），《宣府鎮志》卷三《巡省考》（《中國地方志叢書》本），薛應 《憲章錄》卷二五（萬曆二年刻本），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三（萬曆二十八年刻本），雷禮《皇明大政記》卷十一（萬曆三十年刻本），朱國禎《皇明史概·大事記》卷十九（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1991年第一版）等。唯黃光升《昭代典則》（萬曆二十八年刻本）作“官軍五十萬”。
[3]《國榷》卷二七正統十四年七月甲午條。
[4]如《明史紀事本末》卷三二，查繼佐《罪惟錄》卷六（《四部叢刊三編》本），夏燮《明通鑑》卷二四等。
[5]李實《李侍郎使北錄》，《國朝典故》本。
[6]《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條。
[7]葉向高《四夷考》卷六（《寶顏堂秘笈續編》本），《名山藏·典謨記》卷十二（崇禎刻本），《明史》卷十《英宗前紀》。
[8]見《獻征錄》卷十三、卷二十諸碑傳。
[9]《張太岳先生集》卷三七《纂修事宜疏》，萬曆四十年刻本。
[10]李賢《天順日錄》，《國朝典故》本。
[11]見《明史》卷一七六《李賢傳》。
[12]《獻征錄》卷一三《大學士曹文襄公鼐傳》和《國榷》卷二七正統十四年八月壬戌條引唐樞語均有“死者十餘萬人”的記錄，無人注意。
[13]《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申條。
[14]見《 山堂別集》卷六五《親征考》，《殊域周咨錄》卷十七。按嚴從簡誤記朱勇為張輔。
[15]《明英宗實錄》卷一八零正統十四年七月庚寅條、甲午條。
[16]馬自樹《明代兵制初探（上）》（《東疆學刊》1985年第2期）與黃冕堂《論明代的京營》（《史學集刊》1992年第3期）均有詳細的總結，二人並指出“七八十萬”之數乃包含了所有京畿衛所與班軍。
[17]萬曆《明會典》卷一三四《營操·京營·營政通例》。
[18]《明宣宗實錄》卷七三宣德五年十二月丙戌條。
[19]《明英宗實錄》卷三五正統二年十月甲戌條。
[20]祁三七正統二年十二月辛未條。
[21]見萬曆《明會典》卷一二四《職方清吏司·城隍一·都司衛所》。參見王天有《明代國家機構研究》第三章第四節京衛部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當時陵衛僅三個，較萬曆修《會典》少六個，陵衛均由五府所屬京衛改置，故共三十九衛而非三十三衛。
[22]《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丙寅條。
[23]見萬曆《明會典》卷一三四《營操·京營·舊三大營制》。
[24]《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癸亥條。
[25]《明英宗實錄》卷一七九正統十四年六月戊寅條。
[26]關於“私屬”，實難判斷其所占比重。正統末募兵和家丁尚未成為普遍現象，故其規模不會太大。明人一直以“私屬”冠於“五十萬”前，未嘗不是因五十萬不可信而作的含糊之辭。
[27]見《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申條、壬戌條。
[28]《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申條。
[29]見金幼孜《北征後錄》，《國朝典故》本。
[30]哈銘《正統臨戎錄》，《國朝典故》本。
[31]《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庚申、辛酉、壬戌條。土木堡南十五里應為桑乾河與清水河。
[32]《寰宇通志》（《玄覽堂叢書續集》本）卷七保安州山川條載：“鷂兒嶺在州城西北四十里”，建置沿革條載：“景泰二年，以僻不便往來，城雷家站，移置州、衛治於此。”則雷家站即後來保安州城。
[33]《宣府鎮志》卷十一《城堡考》：“長安所城……正統間都督楊洪磚石包修，屬堡曰靖安、靖虜……洪贊、麻峪口、大海頭……共十有九。”長安所城即長安嶺堡。觀《宣府鎮志》附圖第三幅，長安嶺堡位於土木堡以北群山之中，北聯鵰鶚、赤城。麻峪口堡作為長安嶺堡唯一以“口”字命名的小型屬堡，當為地圖上標為“通，大舉（寇）新城處”者，即位於保安州（新城）與長安嶺堡之間，在保安州東偏北不遠。
[34]《明經世文編》卷五九葉盛《邊關緊要疏》；《謇齋瑣綴錄》卷一，《國朝典故》本。
[35]《宣府鎮志》卷四二《凶臣楊俊傳》。
[36]《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乙亥條。所說“王子”，當指進攻遼東的脫脫不花，與土木之戰無涉。按傳統的對瓦剌軍行軍路線的看法，對此條有不同解釋。如曹永年《土木之變與也先稱汗》（《內蒙古師範大學學報》1991年第1期）認為阿剌知院“只‘傷了幾個小邊城’就放手了”，明軍是“不戰自潰”。
[37]《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條八月辛未條。
[38]《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二正統十四年九月戊寅朔條。
[39]見《大明一統志》卷五《保安州·山川》、《萬全都司·建置沿革》。
[40]見《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二六站字韻引《析津志》；《寰宇通志》卷七《隆慶州·古蹟》。
[41]岷峨山人《譯語》，《紀錄匯編》本。
[42]可參見《正統臨戎錄》。
[43]見《李侍郎使北錄》。按金幼孜《北征錄》、《北征後錄》，楊榮《北征記》（《國朝典故》本）等記永樂諸親征路線，或與《譯語》稍異，但相去不多。
[44]《吾學編·北虜考》。
[45]李光璧已指出瓦剌分兩路進攻，但認為東路軍南下與西路軍同時，似未注意宣府以東早已失守。見《明朝對瓦剌的戰爭》第五節《土木之變》，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第1版。
[46]參見梁淼森《明代九邊的軍數》，《中國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7]葉盛《水東日記》卷三四記景泰時宣府馬額為二萬餘匹，按鎮城駐軍占總額近半的比例，宣府城軍馬有一萬匹左右，恰與《宣府鎮志》所記相符。
[48]見李賢《天順日錄》，又見《獻征錄》卷十陳循《昌平伯楊公洪神道碑銘》。
[49]與上引均袁彬《北征事跡》，《紀錄匯編》本。
[50]《正統臨戎錄》記英宗被俘後大言道：“你是也先麼？你是伯顏帖木兒麼？你是賽刊王麼？你是大同王麼？”
[51]見《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己酉條。
[52]見和田清《兀良哈三衛之研究（下）》，《東亞史研究·蒙古篇》，昭和三十四年，東洋文庫。
[53]由《正統臨戎錄》、《北征事跡》、《李侍郎使北錄》所記英宗、也先夏季駐地推得。
[54]見《漢譯蒙古黃金史綱》，朱風、賈敬顏譯，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第一版；馬文升《撫安東夷記》，《紀錄匯編》本。
[55]前事見《否泰錄》，後事見《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一正統十四年八月辛酉條。
[56]李賢《天順日錄》：“胡人亦自謂出於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