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曾瑜

　　《水滸傳》當然不是一部歷史小說。宋江在歷史上確有其人，卻稱不上歷史人物。有關他的史料，如前輩學者余嘉錫先生的《宋江三十六人考實》、張政烺先生的《宋江考》等早已作了整理。梁山泊是在五代後晉到北宋，因黃河屢次決口泛濫而形成的湖泊，據《金史》卷129《李通傳》載，到金海陵王攻宋時（公元1161），已是“梁山泊水涸”，其水量遠非昔比，所以金軍製造的戰船無法通過，而運到大江北岸。梁山泊與宋江的活動並無多少關係。《水滸傳》所述的虛構故事，自南宋到明朝流行了二、三百年，經過說書人的不斷加工，內容愈來愈豐富，由最初的三十六人發展到一百零八將。

　　《水滸傳》主要是反映社會中下層的社會生活，如此廣泛的、跨越幾個朝代的生活面，在古典小說中是獨一無二的。但對於此書究竟反映的是哪朝哪代的社會生活，文學史家們是不可能解決的。歷史學家對此也有分岐。例如吳晗先生生前認為主要是反映元代的社會生活，前輩學者李埏先生特別在《〈水滸傳〉中所反映的莊園和矛盾》一文中指出，在全傳第82回以上和第111回以下兩部分成書較早，可以反映宋代社會。他特別將書中的莊園與宋代的莊園作了對比和考察。上世紀五十年代，何心先生著有《水滸研究》，對於此書中的地名、官名、階層、風俗等分別作了歸納和分析，給人們以相當大的啟發，可惜編電視劇者沒有參考此書，造成不少本可避免的錯誤。當然，何心先生不是專門研究歷史的，我們還可在他的研究基礎上再作一些發揮。

　　依筆者個人之見，《水滸傳》反映的社會生活是駁雜的，宋、元、明代都有，正好遺留下各代說書人對《水滸傳》故事進行增補和加工的蛛絲馬跡。本文所使用的是較早的百回本，一般研究認為，征田虎和王慶的內容是後來添加的，便成一百二十回本。今分述於下：

　　一、 官制：小說第三回有“老種經略相公”和“小種經略相公”，按種氏是北宋三代將門，如依小說所述的宋徽宗時推算，有种師道和种師中兄弟。據《宋史》卷335《种師道傳》和《种師中傳》，北宋季年，种師道“天下稱為‘老種’”，他曾任知渭州，按照宋制，必兼涇原路經略安撫使。种師中曾任知慶陽府和秦州，按官制必兼環慶路和秦鳳路經略安撫使。“經略相公”確是保留宋人的稱謂習慣。如岳飛當低級武將時，給大將劉光世的公文中稱對方為“安撫相公”。他任高官後，百姓或可稱他“宣相”，即“宣撫（使）相公”。小說第七十六回稱童貫為“樞密相公”或“樞相”，這也是宋人的習慣官稱。相公一詞，宋時是對高官的尊稱，後代卻愈來愈貶值。如元雜劇關漢卿《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中，稱錢大尹為“相公”，就不算高官了。小說第十八回稱鄆城縣的“知縣相公”，第二十八回稱施恩之父為“管營相公”，又是宋代社會不可能有的稱呼。

　　此外，如小說第二回稱高俅為“高殿帥”，第五九回稱“殿司太尉”宿元景。殿司是殿前都指揮使司的簡稱。金朝改為殿前都點檢司，而元朝不設。殿帥或殿司太尉都是宋時的習慣稱謂。在此種場合下，太尉是作為武人的尊稱。宋朝也設正式的高官太尉，但人們卻習慣另呼為“兩府”。如小說《碾玉觀音》稱太尉劉錡為“劉兩府”。

　　小說第二十回說濟州府府尹更替，“新官取出中書省更替文書”，“新官宗府尹到任後”，“一面申呈中書省”。第五十九回為騙賀太守，“將出中書省許多公文”，殺賀太守後，宿太尉“便叫本州推官動文書申達中書省起奏”。第八十三回“說中書省差到二員廂官”，克減酒肉。北宋後期到南宋，中央政府還是稱三省，金朝改為尚書省，元朝則為中書省。可見是反映元代的官制。

　　小說第十六回引“昔日吳七郡王有八句詩”。用排行加郡王也是宋人的習慣官稱，如南宋初大將張俊稱“張七郡王”。此處似亦留下宋人說書的痕跡。按話本《菩薩蠻》有“高宗皇帝母舅吳七郡王”。但宋高宗的母舅應是韋淵，其皇后吳氏之弟見於史籍者，有吳益和吳蓋。宋孝宗雖非吳後所生，但吳益和吳蓋可稱其母舅。

　　小說第十二回有“北京大名府留守司”，“那留守喚做梁中書，諱世傑”。按宋時設東、西、南、北四京，知大名府必兼北京留守，這是符合宋制的。但應稱梁世傑為“梁留守”，或官高者可稱“留守相公”，決無稱梁中書之理。按元代行政區劃，大名府為大名府路總管府，其長官為達魯花赤（宣差）和總管。小說中所以訛為中書，顯然是受元代最高的地方政區為行中書省的影響。當然，電視劇《水滸》中居然出現了梁世傑自稱“我梁中書”，更屬不認真讀小說造成的笑話。

　　小說第十七回有“緝捕使臣何濤”，人稱“觀察”或“緝捕觀察”。按使臣又是宋朝特有的官名，是八、九品小武官的總稱。有時又在“使臣”之上另加其職能稱呼。如《宋會要》食貨46之12載有“押綱使臣”，是押送綱運者。同書兵11之7載有“捉賊使臣”。《永樂大典》卷14626《吏部條法》第25頁就有“臨安府緝捕使臣”。可知這確是宋制。
　　第四十六回店小二介紹祝家莊：“莊主太公祝朝奉，有三個兒子，稱為祝氏三傑。”古人有避名諱的習俗，尤其是店小二，不應直呼莊主名字。宋朝文階官有朝奉郎，自金以後無此官名。“祝朝奉”應是官稱，何心先生在《水滸研究》第十九章中認為，第五十回“祝朝奉坐在莊門上，左邊欒廷玉，右邊孫提轄”之描寫不合情理，“朝奉只是富翁的尊稱，並非現任上級官吏，怎能端坐正中，發號施令，而孫立反如偏裨牙將一般，在旁侍立”。實際上，此處應是留下了宋人說書的痕跡，祝太公有朝奉郎的官位，可以居中。當然，在往後的明人小說中，又將“朝奉”作為老闆等的尊稱。《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十八卷《程朝奉單遇無頭婦》有一段解釋：“成化年間，直隸徽州府有一個商人，姓程。他那邊土俗，但是有資財的，就呼為朝奉。蓋宋時有朝奉大夫，就是象稱呼富人為員外一般，總是尊他。”此段解釋顯然有不確之處。宋朝文武階官往往是官高者名大夫，官低者名郎。如朝奉大夫是從六品，朝奉郎是正七品。人們在稱呼其官稱時亦須有別。據《鄂國金佗續編》卷5，岳飛為親衛大夫，則稱“親衛岳大夫”，朝奉大夫的稱呼亦當依此，故稱祝朝奉者，應為朝奉郎。類似的實例不少，如《夷堅支乙》卷7《姚將仕》說：“姚將仕者，納粟買官。”將仕，即將仕郎，為從九品末等文官。此外，第五十二回有柴進叔父“柴皇城”，此亦當是宋時官名皇城使或幹辦皇城司之類。
　　小說第五十回孫立說：“總兵府行下文書。”按總兵又是明代的官名。
　　總的說來，小說中對官制的描述駁雜而不準確，但正好是跨越了宋元明三代。

　　二、 吏制：小說中反映了不少基層和地方衙門的吏胥情況。例如保正，小說第十四回說“原來那東溪村保正，姓晁名蓋”。第十八回宋江應對何濤說：“晁蓋這廝奸頑役戶。”保正是宋朝王安石變法後所設的基層政權頭目。第三十一回武松在飛雲浦殺人後，“飛雲浦地里保正人等”向官府報告發現屍體。

　　小說涉及里正的記錄最多，第二回說“史太公自去華陰縣中承當里正”，後史進對陳達說：“俺家見當里正，正要來拿你這伙賊。”第十八回對里正的職能介紹更為具體，鄉村中“但凡開客店的，須要置立文簿，一面上用勘合印信。每夜有客商來歇宿，須要問他，那裡來，何處去，姓甚名誰，做甚買賣？都要抄寫在簿子上。官司查照時，每月一次去里正處報名”。第二十三回景陽崗打虎，陽榖縣榜文說：“見今杖限各鄉里正並獵戶人等，打捕未獲。”武松打虎後，眾人“報知本縣裡正”，“那上戶里正都在莊前迎接”。看來里正一般都由上戶充任。第二十七回武松殺西門慶結案後，“西門慶妻子羈管在里正人家”。第四十三回李逵刺虎，李鬼妻說破他的身份，“爹娘聽得，連忙來報知里正”，“里正帶人飛也似去縣裡報知”。第四十九回說登州捕虎，“仰山前山後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狀”，解寶對毛太公說：“你家也見當里正，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書。”第五十一回雷橫打死白秀英，知縣“拘喚里正、鄰佑人等，對屍檢驗已了”。按宋朝也設里正，而到北宋中期即已廢除。但金元都設里正，小說所描寫的其實正是金元社會的里正，他們也負責治安。

　　更加特別者就是社長。這是元代所特有者，楊訥先生曾著專文《元代農村社制研究》。小說第三十五回有“張社長酒店”，又有“東村里王社長”。第六十回李逵說：“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長。”第六十二回燕青射死兩個公人，“近處社長報與里正得知”。
　　但除了反映宋元社會的基層頭目外，小說第四十六回說，當發現裴如海的屍體後，知府“委當方里甲帶了仵作行人”驗屍。里甲又是明代的基層制度。

　　小說第十八回宋江出場時的身份是鄆城縣衙的“押司”。第八回在林沖冤案中，“有個當案孔目，姓孫名定”，救助林沖。第四十回蔡九知府辦宋江一案，“當案卻是黃孔目”。第四十九回登州“有個六案孔目，姓王名正”。第三十九回江州蔡九知府“便喚從人叫庫子”。押司、孔目、庫子等都是宋時吏名，但庫子的名目沿用到元代。第八回說：“原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按宋元的吏胥或可分公人和吏人兩類，合稱公吏，其承前啟後的中間環節應是金朝。第五十回孫立向祝朝奉介紹樂和說：“這位是此間鄆州差來取的公吏。”公人稱端公，倒是傳世的史籍中不易尋找，可補史籍之缺略。

　　第二十七回說陽榖“知縣叫那令史先問了王婆口詞”。按宋金時代都設置令史，但一般是中央機構的，如《金史》卷52《選舉志》載有“省令史”，卷49《食貨志》載有“部令史”，小說所反映的應是元明的情況。第三十八回“江州兩院押牢節級戴院長戴宗。那時故宋時，金陵一路節級者稱呼家長，湖南一路節級都稱呼做院長”。參對《夷堅志補》卷8《臨安武將》，“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肅”，“呼寺隸兩人相隨，俗所謂院長者是也”，可為印證。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寶入獄有“包節級”，樂和充小牢子，為“小節級”。第五十一回朱仝升為“當牢節級”，他放走雷橫到滄州府，“那滄州府里押番、虞候、門子、承局、節級、牢子，都送了些人情”。第五十四回高唐州有“當牢節級藺仁”。第六十二回蔡福和蔡慶為大名府“兩院押牢節級”。按將虞候、承局、押番、節級等一般是宋代低級軍官名稱或統稱。“押番”一詞較為少見，《宋史》卷191《兵志》記載施州等義軍土丁，其軍官就有押番。但到南宋後期，情況有所變化，如《夢粱錄》卷19《顧覓人力》“又有府第宅舍”“顧覓大夫、書表司、廳子、虞候、押番”等，就不是軍官。山西萬榮橋上村后土廟宋碑中有“手力節級孟仲明”，手力是吏胥名目，此處的節級亦非軍官。元代的《通制條格》卷17《濫設頭目》就提及“節級以下，更有所設鄉司人員”。第五十九回宿太尉下有“客帳司”。按宋代吏胥有造帳司和客司，從語義上看，“客帳司”似為“客司”之訛。前引所謂“兩院”，依個人的理解，是指宋時府州一級的司法機構有府、州院和司理院，但各地依實際情況，或是將州院併入司理院，或是司理院又分為左、右司理院，可參見《宋會要》職官47之74。

　　三、軍制：小說第十六回楊志押送生辰綱，“點十個壯健的廂、禁軍”，這當然是宋代特有的軍隊分類。第九回說“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沖”，充當“配軍”，合於宋朝的史實。按牢城是廂軍的一種軍名，大致是收編罪犯充當此類廂兵。小說中將牢城營單純描寫為罪犯的集中營，第二十八回描寫孟州牢城營，“一般的囚徒都在那裡，擔水的，劈柴的，做雜工的”，其實也兼廂軍的軍營。第三十九回江州蔡九知府“便喚從人叫庫子取過牢城營文冊簿來看”。

　　小說第七回“八十萬禁軍槍棒教頭”林沖，還有第二回的王進，當然是人們所熟知的。按宋朝各代禁軍數不同，所謂“八十萬”當然是號稱。按宋朝軍中確是設置教頭，選拔武藝高強者充當，但教頭一般作為吏，身份低微，宋時的官與吏身份差別顯著，小說中其實是將兩人的社會地位抬高了。至於第八十回說丘岳和周昂兩將為“八十萬禁軍都教頭”和“副教頭”，更是誇大了教頭的地位。

　　宋朝皇帝的近衛稱諸班直，據《西湖老人繁勝錄》等書記載，南宋時有二十四班，其中就有“金槍班”。小說五十六回說徐寧“做金槍班教師，這鈎鐮槍法，只有他一個教頭”，須“隨直”“伺候”皇帝，多少反映了宋朝的史實。第七十二回有“班直人等”，王姓為“王班直”，又顯然不符合宋代的稱謂。第八十回中提及龍猛、虎翼、捧日等軍名，也確是北宋禁軍的番號。

　　小說第十三回說鄆城縣“尉司管下，有兩個都頭：一個喚做步兵都頭，一個喚做馬兵都頭。這馬兵都頭管着二十匹坐馬弓手，二十個土兵；那步兵都頭管着二十個使槍頭目，二十個土兵”，兩個都頭就是朱仝和雷橫。第十八回又說朱仝和雷橫“點起馬、步弓手並土兵一百餘人”，前往抓捕晃蓋。第二十四回和二十六回說武松在陽榖縣當都頭，手下也是土兵。第四十三回都頭李雲“點起三十個老郎土兵”，捕捉李逵。按照宋金制度，縣尉手下有弓手，巡檢手下有土兵，都負責地方治安。宋時弓手和土兵有“都”一級編制單位，都頭是一都之長。但從金朝開始，弓手又分為馬弓手和步弓手。《元史》卷101《兵志》載，元世祖時，設置馬、步弓手。元雜劇《張翼德單戰呂布》和《關雲長單刀劈四寇》中說關羽充馬弓手，張飛充步弓手。可知小說的敘述可能更近於元代的史實。

　　第四十一回說歐鵬是“守把大江軍戶，因惡了本官，逃走在江湖上”。按宋朝實行募兵制，而元、明兩朝都設置軍戶，世代服兵役。據《元史》卷99《兵志》，中統三年諭中有“守把南邊”，大德元年河南行省稱“大江最為緊要”。按元是自北而南，混一天下，故用心防範南方的漢人造反，這與明代自南而北，逐走元人不同。故歐鵬的出身其實應反映元代軍制。但第四十八回又說：“原來歐鵬祖是軍班子弟出身，使得好大滾刀”，第四十九回稱孫新“軍班才俊子”。“軍班”是宋時指諸軍、諸班直，《朝野類要》卷3《軍班》說：“內外諸軍兵並班直、軍頭司等人年勞或有功得官皆是。”《永樂大典》卷14622《吏部條法》第2頁就載有“軍班出身”，可知又使用了宋代的專門名詞。

　　四、 刑法：小說第九回管營對林沖說：“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吃一百殺威棒。”第二十八回武松刺配孟州牢城營的敘述相同。從《揮麈後錄》卷1、《宋史·太祖紀》等史料上看，宋太祖生前和身後的尊號與諡號中均無“武德”一詞，但他是否立下一百殺威棒的規矩，在今存史料上已無法查核。第八回說林沖被“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喚個文筆匠，刺了面頰”。第十二回說楊志被“斷了二十脊杖，喚個文墨匠人，刺了兩行金印，迭配北京大名府留守司充軍”。這確是宋制。對罪犯、奴婢、軍士、某些官府工匠臉部或手部刺字，是宋朝特有的制度。由專門的文墨匠，或稱文筆匠刺字，第十七回中濟州府尹“喚過文筆匠來，去何濤臉上刺下‘迭配……州’”。刺的字或稱“金印”，第三十一回孫二娘說武松：“阿叔臉上見今明明地兩行金印。”這在史料上反而缺乏具體記載。

　　小說第六十二回說盧俊義“直配沙門島”。北宋時，一個重要的流刑地點就是登州沙門島。沙門島大約即是今山東長島縣西北的大黑山島，一般是作為重犯的流放地，但也有貪官流放的事例。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六月，“知齊州范航坐受財枉法，免死，杖脊，黥面，配沙門島”。小說第十七回蔡京的府幹威脅濟州府尹說：“若十日不獲得這件公事時，怕不先來請相公去沙門島走一遭。”第四十四回說裴宣原是京兆府“六案孔目出身”，“為因朝廷除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多少反映了宋代的史實。至於元朝，據《元史》卷102《刑法志》：“流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

　　關於枷制，據《宋會要》刑法6之77，《元史》卷103《刑法志》，都是“死罪重二十五斤，徒、流二十斤，杖罪一十五斤”。《明史》卷93《刑法志》也記載“枷自十五斤至二十五斤止”。但小說八回說，林沖發配滄州，“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團頭鐵葉護身枷釘了”。第十二回說楊志發配，第三十回說武松發配，用枷相同。第十八回說“取一面二十斤死枷枷了白勝”，第六十二回盧俊義被捕，先是“討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釘了”，後又“換一具二十斤鐵葉盤頭枷，就廳前釘了”。第三十九回卻說宋江被“一面二十五斤死囚枷枷了”。第四十九回解珍和解寶，第五十二回柴進被捕，也都是使用二十五斤死囚枷。這裡不能排除小說中有錯字或缺字，但三處使用七斤半的枷，不合史書記載的枷制，已難於考察其詳。

　　小說中另有一些行刑的情節，如二十七回王婆被“推上木驢”，施行剮刑的情況，第四十回宋江和戴宗被斬前，“將膠水刷了頭髮，綰個鵝梨角兒，各插上一朵紅綾紙花。驅至青面聖者神案前，各與了一碗長休飯，永別酒”，在午時三刻行斬之類，可補史料之缺略。宋話本《沈鳥兒畫眉記》和《喻世明言》第三十八卷《任孝子烈性為神》都有木驢，午時三刻處斬等記載，似為宋制。關漢卿雜劇《感天動地竇娥冤》中，最後將張驢兒“釘上木驢，剮一百二十刀處死”，證明元代亦是如此。

　　五、稱謂和排行：古代各朝的稱謂變遷頗大。何心先生歸納了小說中的許多稱謂，全不見如今影視劇套用的如小姐、老爺、大人之類。若對照一下元雜劇，關漢卿《錢大尹智勘緋衣夢》李慶安稱王閏香為“小姐”，他與公人稱錢大尹為“大人”。《錢大尹智寵謝天香》中張千對錢大尹說：“報的老爺得知。”但元時百姓或下屬稱官長為“大人”，又與後世在官場中同僚互稱“大人”，有所區別。如今影視劇中套用的一些稱謂大致始於元雜劇。

　　《水滸傳》中的稱謂似乎更古老，例如宋人稱官員的兒子為衙內，《續資治通鑑長編》卷18太平興國二年三月癸未條說：“洛下有十衙內，尤放恣。”孔平仲《珩璜新論》卷4說，“或以衙為廨舍”，“兒子謂之衙內。”小說第七回有“高衙內”，第五十一回篇名就是“美髯公誤失小衙內”。如在後世，應稱公子。再如老爺，宋人還沒有形成通用的稱謂。南宋初造反的巫師鐘相，他用迷信鼓動群眾，人稱“鍾老爺”，紛紛前去“拜爺”，“拜爺”就是“拜父”，“鍾老爺”即是鍾老父。宋人也有“小姐”的稱呼，但決不是指富貴之家的女兒，如《夷堅三志己》卷4《傅九林小姐》說傅九“與散樂林小姐綢繆”，類似於今之三陪女郎。即使是富貴之家的女兒，則稱小娘子或女娘子，見《夷堅支戊》卷5《任道元》和《鄂國金佗續編》卷27。話本《楊溫攔路虎傳》說楊溫“娶左班殿值（直）太尉冷鎮之女為妻。擇定良時吉日，娶那冷太尉宅院小娘子歸”。但到元代，王實甫《崔鶯鶯夜聽琴雜劇》第三折中，崔鶯鶯被稱為“小姐”，而張珙稱紅娘為“小娘子”。又如《夢粱錄》卷2《諸庫迎煮》稱宋時“官私妓女”之出眾者為“行首”。《朱文公文集》卷18載朱熹彈劾唐仲友，說：“行首嚴蕊稍以色稱，仲友與之媟狎。”商業同業組織稱為行，而妓館顯然也是一行，美妓可稱行首，即行頭。小說第二十一回閆婆介紹女兒說：“有幾個上行首要問我過房幾次，我不肯。”第六十九回稱李瑞蘭為“李行首”，第七十二回稱李師師為“東京上廳行首”。可與上引記載對照。第二十四回說張惜惜是“路岐人”，這也是宋金時的稱呼，《金史》卷104《完顏　傳》：“賈耐兒者，本岐路小說人，俚語詼嘲，以取衣食。”

　　唐宋時，尤其盛行排行，甚至與姓、名、字同等重要，一部分下層民眾或只有姓和排行，沒有名，更不論字。由於各個家族和宗族的排行各不相同，又無排行的完整史料傳世，所以令今人難以捉摸。例如有的學者認為，排行使用“乙”字，當依甲乙的次序，為行二。小說第六十一回燕青“排行第一”，稱“小乙”，又《警世通言》第二十八卷《白娘子永鎮雷峰塔》大致應照抄宋人話本，其中說“許宣排行小乙”，“在表叔李將仕家生藥鋪做主管”，他對白娘子說自己“排行第一”。可見“乙”與“一”通。“將仕”已如前述。宋時排行第一，也可稱“大”或“一”。

　　六、見面禮節：自唐迄宋，由於漢人改變了席地而坐的習俗，引起禮節上的變化。一般是行揖禮，連帶有叉手和唱喏。《事林廣記》卷4有《叉手法》和《祗揖法》，“凡揖人時，則稍闊其足，其立則穩。揖時須是曲其身，以眼看自己鞋頭，威儀方美觀。揖時亦須直其膝，不得曲了，當低其頭，使手至膝畔，又不得入膝內。喏畢，則手隨時起，而叉於胸前。揖時須全出手，不得只出一指，謂之鮮禮。揖尊位，則手過膝下，喏畢，亦以手隨時起，叉手於胸前也”。“叉手，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指〕，其左手小指則向右手腕，右手皆直其四指，以左手大指向上，如以右手掩其胸，不得着胸，須令稍離”。唱喏無非是致敬語，《夷堅支丁》卷5《李晉仁喏樣》說李祐為縣令，參拜磁州知州，“初上謁，鞠躬，厲聲作揖。守驚顧，為之退卻”，“明日再至，但俯首拱敬，而不啟齒”，知州“大怒”，他最後向知州具狀說：“高來不可，低來不可，伏乞降到喏樣一個，以憑遵稟施行。”成為當時的一個笑話。元代王實甫《崔鶯鶯夜聽琴》第三折，張珙見紅娘，稱“拜揖小娘子”，紅娘唱“則見他叉手忙將禮數迎，我這裡‘萬福，先生！’”

　　但契丹人、党項人、女真人、蒙古人的見面禮又各不相同。《金史》卷35《禮志》說：“金之拜制，先袖手，微俯身，稍復卻，跪左膝，左右搖肘，若舞蹈狀。凡跪，搖袖，下拂膝，上則至左右肩者，凡四。如此者四跪，復以手按右膝，單跪左膝而成禮。”但有的記載是跪右膝，蹲左膝，左右膝位正好相反。蒙古人最初是左膝下跪，後改為雙膝跪拜。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卷17記載自己被俘到元大都，丞相博羅召見，文天祥“長揖”，通事（翻譯）命他“跪”，文天祥說：“南之揖，即北之跪，吾南人，行南禮畢，可贅跪乎？”

　　小說第二回王進見高俅，“參見太尉，拜了四拜，躬身唱個喏，起來立在一邊”。第七回林沖在白虎堂見高俅，“執刀向前聲喏”。第十一回林沖見王倫，也是“向前聲喏”。第十六回楊志見梁中書，“叉手向前，稟道”。第二十四回武松見潘金蓮，“推金山，倒玉柱，納頭便拜，那婦人向前扶住”。潘金蓮失手滑竿打了西門慶，“叉手深深地道個‘萬福’”。第二十五回何九叔見武松，“叉手道”。第三十回“武松到廳下，拜了張都監，叉手立在側邊”。小說中的唱喏也有不同，如第二十四回西門慶初見潘金蓮，王婆笑他“卻才唱得好個大肥喏”，第二十六回“武松唱個大喏”，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四人“大家唱個無禮喏”。第四十九回解珍、解寶見毛太公，“聲了喏”，樂和“看着顧大嫂唱個喏”。第五十五回湯隆“叉手向前，說出這般軍器和那個人來”。第五十九回宋江向宿太尉“躬身唱喏”。第七十四回李逵到壽張縣做假知縣，“兩個吏員出來廳上，拜了四拜，跪着道：‘頭領到此，必有指使。’”“公吏人來，擎着牙杖、骨朵，打了三通擂鼓，向前聲喏”。第八十一回，“燕青便起身，推金山，倒玉柱，拜了八拜”，為的是壓住李師師的“一點邪心”。古代的拜，在席地而坐與改為垂足而坐時，並不相同，小說中的拜應是作揖。此類看來都是漢人禮節，而不是蒙古人的禮節。

　　七、階級：據自宋以降的史料記載，中國很明顯的是以租佃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鄉村以租佃制為主，但也有僱傭制。第二回描寫史家莊，“田園廣野，負傭莊客有千人；家眷軒昂，女使兒童難計數”。第四十一回穆弘打發莊客，“有不去的，都齎發他些銀兩，自投別主去傭工”。第四十三回李達“是在人家做長工”。第四十六回店小二說祝家莊，“莊前莊後有五、七百人家，都是佃戶”。這些都是反映了農村的基本階級狀況。但在元代社會中，北方各族地主還使用驅奴耕作，這在小說中得不到反映。所以李埏先生認為《水滸傳》的莊園反映宋代社會，是有道理的。

　　第十九回說“蔡太師差幹人來”，第七十五回也有“太師府幹人來請”，第九十一回又有“陳將士家幹人”。幹人見於宋代史籍，是富貴人家高級僕人的專稱，受主人委託，從事經營田莊，收地租，放債等。在主人面前，幹人還是奴僕，有尊卑之分，但在普通平民面前，又往往高人一等。

　　第七回林沖說：“女使錦兒自和荊婦去廟裡燒香。”第二十四回潘金蓮為“一個大戶人家”的“使女”，又稱“女使”。第三十回、三十一回張都監家的“丫嬛、養娘”也可稱“女使”。宋人也有“養娘”的稱呼，小說《碾玉觀音》韓世忠府中有“秀秀養娘”。第五十六回徐寧家的丫嬛也稱女使。女使又是宋代女僕的專門法律名稱，與主人有某種僱傭關係。在金元社會，由於女真、蒙古等族帶來的落後的奴隸制，廣泛存在着良人與奴婢的嚴格差別，奴婢往往稱為驅口、驅奴，其社會地位低於宋之人力、女使。《水滸傳》中沒有出現驅口、驅奴等詞。

　　八、民族：宋人一般稱女真人為番人或虜人，至於女真人稱呼宋人，據《大金國志校證》卷19承安二年記事，應稱“南虜”。宋人稱蒙古為韃虜、韃人，蒙古人稱漢人，據《通制條格》卷2《投下收戶》，為“漢兒、蠻子”。漢兒是沿用自遼以來對北方治下漢人的稱呼，而蠻子是指原南宋治下的漢人。小說第二十九回酒保稱武松：“眼見得是個外鄉蠻子。”第八十七回兀顏統軍的左右說：“俺這小將軍布了四個陣勢，都被那蠻子識破了。”無疑是沿用了蒙古人的稱呼。第四十一回說馬麟“原是小番子閒漢出身”，又沿用了漢人的稱呼。關於閒漢，《東京夢華錄》卷2《飲食果子》說，在酒肆中“近前小心供過使令，買物命妓，取送錢物之類，謂之閒漢”。《夢梁錄》卷16《分茶酒店》記載相同，可能為元代所沿用。

　　有趣的是小說第十一回引用了詠雪的《百字令》詞，說“乃是大金完顏亮所作”。按金帝完顏亮的詞作，周峰先生著《完顏亮評傳》，做過一些整理，《夷堅支景》卷4《完顏亮詞》錄其兩詞，卻不見此《百字令》。第六十回說段景住“盜得一匹好馬”，“喚做照玉夜獅子馬，乃是大金王子騎坐的”，又說曾頭市“這老子原是大金國人，名為曾長者”。女真人移居中原，一般住在千戶寨，與原來的州縣形成平行的行政單位，呈插花狀，曾頭市似有千戶寨的影子。第七十八回高俅說到十節度使與“大金、大遼等處”作戰建功。對遼金以“大遼”、“大金”相稱，則無貶意。小說描寫征遼，第八十三回有“遼國洞仙侍郎孛堇相公”，第八十四回稱“大遼郎主”。按孛堇是女真語音譯，意為官人，郎主是金人稱呼皇帝，均非遼制。第八十五回有兀顏光都統軍，按兀顏非遼代契丹姓，而是女真姓。這些都反映小說作者們距離遼朝遠，而距離金朝近，故誤將金朝的一些名詞姓氏張冠李戴。

　　九、祖貫：今人使用籍貫一詞，但在古代，籍與貫有區別。已故著名秦漢史和明史專家、前輩學者王毓銓先生在《文史知識》1988年第2期發表《籍·貫·籍貫》作了論證。《魏書》卷110《食貨志》稱“諸州戶口，籍貫不實”，兩字聯用，《魏書》中還有一些使用籍貫的記錄。據《宋會要》選舉15之8，18——19，一方面是有戶籍，另一方面是有本貫、戶貫、鄉貫等名詞，其詞義相近。《水滸傳》中出現的一般是祖貫。第十四回劉唐自稱“祖貫東潞州人氏”，吳用“祖貫本鄉人氏”。第三十二回介紹燕順、王英和鄭天壽都分別用“祖貫”。第三十五回呂方和郭盛分別為“祖貫潭州人氏”和“祖貫西川嘉陵人氏”。第三十七回薛永自稱“祖貫河南洛陽人氏”，宋江自稱“祖貫鄆城縣人氏”第三十八回戴宗介紹李逵“祖貫是沂州沂水縣百丈村人氏”。第四十一回介紹歐鵬等四人，也都用“祖貫”。第四十四回楊林“祖貫彰德府人氏”，裴宣和孟康也都用“祖貫”，石秀自稱“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第四十六回時遷“祖貫是高唐州人氏”。第四十九回樂和自稱“祖貫茅州人氏”。第五十七回“李忠祖貫濠州定遠人氏”。第六十回樊瑞“祖貫濮州人氏”，段景住“祖貫是涿州人氏”按元朝的《通制條格》卷6《軍官襲替》除“本貫”、“元籍”外，另使用“籍貫”，規定“開寫幾年分，是何路府州縣附籍”，可知元代的籍貫也含有遷移後的戶籍所在之意。《元史》中有多處使用“籍貫”，如此書卷84《選舉志》：“中統三年（公元1262），詔置簿立式，取會各官姓名、籍貫、年甲、入仕次第。”卷105《刑法志》：“諸闌遺人口到監，即移所稱籍貫，召主識認。”卷173《崔彧傳》，他向元世祖建議：“自今調官，宜如舊制，避其籍貫，庶不害公。”明代小說《喻世明言》第二卷《陳御史巧勘金釵鈿》則稱“有個陳濂御史，湖廣籍貫”，表明今人使用的“籍貫”一詞，大致是始於元明。

　　十、衣食：關於《水滸傳》中的衣食，何心先生在《水滸研究》中專門作了歸納，今作一些補充。中國古代的傳統衣料是絲和麻，至宋元明三代，才逐步被棉所取代。這個取代過程長達幾百年。小說中見不到棉、木綿等詞，第二回史進送朱武等“三領錦襖子”。第二十四回王婆要求西門慶“買一匹白綾、一匹藍綢、一匹白絹，再用十兩好綿”，為自己做衣服。西門慶應允，“買了綾、綢、絹段並十兩清水好綿”。第三十回施恩給武松“包裹里有兩件綿衣”。第六十五回“張順自打開衣包，取出綿被”。可見當時的絲絮和絲織品還是廣泛使用。

　　燒酒發明於何時，學界存在爭議。從小說中看，飲酒固然也用杯和盞，但好漢們還是常用碗飲酒，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綱是以酒解渴，第二十三回武松打虎，是有名的“三碗不過崗”，看來都屬酒精含量甚低的酒，至少說明燒酒尚不普遍。

　　小說第二十四回王婆為潘金蓮“點盞茶來”，另一處是她“點兩盞茶來，遞一盞與西門慶，一盞遞與這婦人”。點茶為宋代所盛行，可參見沈冬梅先生《宋代茶文化》一書。但第十八回何濤到茶坊“吃了一個泡茶”。這反映了處於從點茶到泡茶的交替時期。
　　第二十四回說“王婆買了些見成肥鵝熟肉，細巧果子歸來，盡把盤子盛了果子，菜蔬盡都裝了”。若參對《武林舊事》卷6和卷9，可知所謂“果子”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水果，而是果脯之類，而“菜蔬”是指醬、糟、齏、鮓之類，所以王婆買來就吃，不需要烹飪。第二十一回閆婆接待宋江，第三十八回宋江等在江州琵琶亭喝，也都有類似描寫。據《武林舊事》卷9，宋人食用果品，是在飯前，《水滸傳》就反映了此種習俗。此外，武大郎賣“炊餅”，其實是饅頭一類，宋時原稱“蒸餅”，因避宋仁宗趙禎御諱而改名。第二十六回有“賣餶飿兒的張公”，餶飿也是宋代的麵食。何心先生引證小說第九回、第十四回、第三十八回，說：“宋朝人飲酒，往往先吃一道湯。”其實，這似乎更像契丹人和女真人的習俗，當時漢人待客，是先茶後湯，而契丹人和女真人是先湯後茶，湯往往在吃正食之前飲用。
　

　　十一、錢幣：北宋末到南宋的錢幣有銅、鐵錢和紙幣，紙幣稱交子、會子、關子和錢引。金朝銅錢不足，大量發行紙幣，一般稱交鈔，開始出現“錢鈔”聯用，見《金史》卷48《食貨志》泰和七年記事。“錢鈔”一詞一直沿用到明朝。紙幣成為元代的主幣。《水滸傳》第七回魯智深說：“什麼道理叫你眾人們壞鈔。”第四十五回潘公對和尚說：“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壞鈔即是破費。第十回李小二說草料場“有些常例錢鈔”，第十二回楊志要將寶刀“拿去街上貨賣得千百貫錢鈔”，也都是使用“錢鈔”一詞。但小說描寫的實際商品交換中，並無使用紙幣，使用銀者居多，使用錢幣和黃金者居少。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綱，白勝賣酒，開價“五貫足錢一桶，十貫一擔”，眾軍健“湊了五貫足錢來買酒吃。第七回林沖買刀，定價一千貫，卻是“將銀子折算價貫”。但小說中更多的是直接支付白銀，並不以錢幣折算。這些無疑是反映了明代社會的貨幣使用情況，當時白銀已成為主幣。第十二回牛二“討了二十文當三錢”，第三十七回張橫說到錢幣，有“省貫百錢”、“五百足錢”。此類幣制特別流行於宋代，有所謂省錢，如七十七文當一百文使，一百文就成足陌。又有折二錢、折三錢、當五錢、當十錢之類，即一文錢相當於二文至十文使用。

　　十二、生辰綱：小說第十六回智取生辰綱自然是精彩的故事，但人們未必都知道“綱”的來歷。《新唐書》卷53《食貨志》載，劉晏組織漕運，“每船受千斛，十船為綱，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宋時綱的名稱使用最多，一般是以一定數額的同類物資編組為一綱，如銅錢是以二萬貫為一綱，金以二萬兩為一綱，銀以十萬兩為一綱，米以一萬石為一綱。汴河運糧，五百料船以二十五艘為一綱，四百料船以三十艘為一綱，一料相當於一石載重量，每艘船以八分載重量計算，正好各是一萬石。前面引用的宋代押綱使臣，即是負責綱運者。小說中以“十一擔金珠寶貝”的私人禮物，卻組織軍人運送，依習慣的計量，也組成了一綱。

　　十三、兵器：參對北宋《武經總要》所登載的各種兵器圖，還有其他史料，可知《水滸傳》所記載的各種冷兵器，並非是宋時，而是在元明之際的。中國主要自宋代開始，已進入了冷兵器和火藥兵器雜用的時代。宋代的炮還不是管狀炮，而是人力拋石機，用以拋射石塊和火藥球，前者為石炮，後者為火炮。小說第三十四回秦明從青州出兵，“放起信炮”，下寨後，次日五更，“放起一個信炮，直奔清風山來”。山“上面擂木、炮石”等打擊官軍，又用“火炮、火箭一發燒將下來”。第四十七回說：“只聽得祝家莊裡一個號炮，直飛起半天裡去”。第五十五回描寫呼延灼發兵，“火炮、鐵炮五百餘架，都裝載上車”。南宋後期與金朝均有鐵火炮，其實類似今之炮彈，其殼可稱鐵炮殼，都是用拋石機拋射。第五十五回描寫凌振“善造火炮，能去十四、五里遠近，石炮落處，天崩地陷，山倒石裂”。“第一是風火炮，第二是金輪炮，第三是子母炮。先令軍健振起炮架”。第五十七回說“凌振、杜興載過風火炮架，上高阜去處豎起炮架”。“那一個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個子炮，名為子母炮，響處風威大作”第八十三回說“凌振又放一個車箱炮來，那炮直飛在半天裡響”。上述記載還看不出是否是後世的管狀火炮。但第六十六回說公孫勝和凌振“將帶風火、轟天等炮數百個，直去北京城內淨處守待”。第八十九回說宋江“造雷車二十四部，都用畫板、鐵葉釘成，下裝油柴，上安火炮”。第九十二回說“宋江陣里轟天雷凌振紮起炮架，卻放了一個風火炮，直飛起來，正打在敵樓角上，骨碌碌一聲響，平塌了半邊”。第九十三回李俊準備“放一百個火炮為號”，“搬過炮籠、炮架來，都埋藏衣甲船內”。第九十五回說“凌振取出九箱子母等炮，直去吳山頂上放將起來”。第九十八回“時遷收拾了火刀、火石並引火煤筒，脊梁上用包袱背着火炮”。他“把火炮閣在柴堆上，先把些硫黃、焰硝去燒那邊草堆，又來點着這邊柴堆，卻才方點着火炮”。“那兩邊柴草堆一齊火起，火炮震天價響”。這顯然都不是指管狀火炮，而是南宋後期的鐵炮一類。

　　當《水滸傳》拍電視劇時，曾在無錫影視城找我們座談，我們提出，不論從宋代的現實和小說中的描寫看，不應依今人的一般知識，將炮理解為管狀火器。但編導者顯然沒有接受，結果在電視劇中出現了管狀火炮，這顯然是誤導觀眾。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是第八十回高俅攻打梁山泊所用的車船，“最大者名為大海鰍船，兩邊置二十四部水車”，“其第二等船，名為小海鰍船，兩邊只用十二部水車”。這顯然取材於南宋廣泛使用的車船。但據有關楊麼的史料，車船與海鰍船不同，後者是輕快小戰船。車船使用兩舷側的翼輪激水航行，是原始的螺旋槳推進器。自宋以降，車船使用不廣，後又銷聲匿跡，儘管明代還有“車輪舸”圖傳世。

　　十四、地名：小說引首說趙匡胤“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第七十二回說開封是“四百座軍州輻湊之地”。歷代唯有宋朝以府、州、軍、監為一級行政區劃，其下設縣。所謂四百軍州的約數，是符合史實的。小說的地名也相當駁雜，宋、元、明代都有。如第三十九回的無為軍是宋代地名，但說與江州隔江相望，又是不確的。第四十六回的高唐州是元代的地名，第三十三回的青州府又是明代地名。但小說中沒有路、省一級的行政區劃。

　　總的看來，《水滸傳》確實保存了不少宋代的名物制度，如果與傳世的宋人話本，《三言》和《二拍》中宋人話本進行參對，其說書的風格，其敘事的名物制度等都是相近似的。當然，此類宋人話本也留下了後人的加工和竄改的痕跡。例如《沈鳥兒畫眉記》的結尾居然出現了明代的“都察院”。《水滸傳》敘述宋代的名物制度，固然有不少細微處非元人或明人所能追擬，但也有許多不準確之處。例如第五十五回韓滔為“陳州團練使”，彭玘為“潁州團練使”，率所統本州人馬進剿梁山。按宋時的團練使僅是武人虛銜，並不在本州任官統兵，自金朝以下，撤銷了團練使的官名。但按宋代州的分類，這兩州都屬節度州，其武官名目不是團練使，而應是節度使、承宣使和觀察使，名為鎮安軍節度使和順昌軍節度使，承宣使也用兩個軍名，而觀察使則用兩個州名。所以出現此類問題，無非一是後人的竄改，二是後人創作時追述不確。只要看一下今人創作的歷史劇，甚至是追述上世紀上半葉的電視劇，竟有難以計數的失真情節，就不難明白其中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