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亮:
明清之际,随着耶酥会士的东来,西方的军事
技术与理论也开始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政治、经
济、文化和科技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西方科
技东渐史上,红夷炮的输入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
情。红夷炮是当时传入中国的最具威力的西式火
器,在国内战争中得到了大规模的应用。
一、明末的军事形势和火炮技术
万历以来,明朝内部阶级矛盾日趋尖锐,东北
局势不断恶化。位于白山、黑水之间的女真族迅
速崛起,一再向明王朝发起攻势。明军由于内部
腐败,士气低落,虽有后金军所没有的佛郎机、鸟
枪等先进的西式火器,但多数火器粗制滥造,再加
之军士施放技术不娴熟,故在后金军的冲击面前,
明军往往败北。在这种情况下,西方来华的耶酥
会士屡屡进言西洋大炮的厉害,想以之为“奇技”,
获得进身之阶,使明王朝为其传教大开方便之门。
为了应付辽东糜烂的战局,明廷开始把希望寄托
在西洋大炮上,想购进之以备战事,并起用传教士
传授火器知识,训练中国炮手,铸炮御敌。同时,
深受西方科学影响的明廷政要如徐光启、李之藻
等人,通过当时在澳门的传教士,募购了40 多门
红夷炮,从而拉开了红夷炮传入中国的序幕。
明中期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辉煌一时,但与
西方同时期火器的发展相比并不理想,原因在于
明朝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封建王朝,其落后的小生
产方式,轻视发明创造的政策严重限制着火器的
进展。再则,要造出精度高,威力大的火器,必须
有先进的科学理论和技术,并采用精密仪器进行
实验。当时中国人这方面的知识非常欠缺,更缺
少近代科学的试验方法,这就决定了时代未能为
火器技术质的飞跃提供必要的基础条件。明中期
以后,中国科技发展的滞后,决定了火器制造落后
于西方已不可避免。14 世纪以来的欧洲各国,纷
纷仿制中国火器,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经过了
百年的积累,他们终于赶上并超过了中国。
16 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等国制造的佛郎
机炮流入中国,该炮在火力、射程、命中率和结构
诸方面,均超过了明朝原有的神机枪炮。中国火
器的缺陷是:用铁或铜铸成圆筒形炮管,多加强
箍,而很少考虑口径与炮身之间的比例关系;弹药
由前装,发射独弹和散弹,因而射程较近。明清时
期,中国虽然发明过爆炸弹,但相关设施配合无
力,乃至失传,至鸦片战争时这种局面还未根本改
变。[1 ]明廷迫于军事上的需要,大量仿造并加以改
进,这是中国历史上主动引进西方火器之肇端。
但是,这类火器缺陷很大,虽系后装式火炮,但所
装火药量小,口径也小,炮身与炮口比例不合理,
因而射程较近,杀伤破坏力有限。其次,佛郎机与
火绳枪都是明军在战场上缴获的战利品,其制造
与使用之法并未系统地传来,中国得其炮后,即依
式制作,因不谙此法,效果较差。
二、16 世纪东西方火炮之比较
欧洲的火器技术在明代以前是落后于中国
的,元帝国在13 世纪对欧洲大地的军事远征,中
国的火器很快便由阿拉伯人在14 世纪传入欧洲。
经他们仿制和创新后便风靡开来。从16 世纪初
开始,葡萄牙人便出现于非洲、亚洲各地,佛郎机
炮随之传入欧亚包括中国的一些国家。在明正德
年间传入的佛郎机,对中国火器的发展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佛郎机”是当时明人对葡萄牙、西班
牙等国的称呼,其火炮被称为佛郎机。《明史·兵
志》记载佛郎机“以铜为之,长五六尺,大者重千余
斤,小者百五十斤,巨腹长颈⋯⋯发乃百余丈,最
利水战”。《皇明世法录》论曰:“铳发,弹落如雨,
所过无敌。其铳用铜铸,大者千余斤,因名曰佛郎
机,然惟夷人精用之,中国不及也。”
17 世纪以来,西方火器质量大为提高,火器
型号向着规范化方向发展,并开始按作战用途将
火炮区分为攻城炮、野战炮、岸防炮。所有这些炮
都有炮耳,按数学理论计算发射弹药。后起的荷
兰不甘落后,吸收和创制出各种新式枪炮。明廷
在天启年间向澳门葡萄牙当局购买的第一批红夷
炮,正是辗转到荷兰的英制火炮。
从1601 年起,荷兰人在我国东南沿海屡屡犯
边,企图打开一个侵略中国的门户。因此,我国人
民通过海战的方式在荷兰船上得到了一种大炮,
即红夷炮。《皇明世法录》云:“今红夷铳法,盛传
中国,佛郎机又为常技矣。⋯⋯大铳长二丈余,中
虚如四尺车轮,云发此可洞裂石城,震数十里,非
敌迫亦不轻施也。”《明史·和兰传》亦云:“和兰,又
称红毛夷,地近佛郎机, ⋯⋯其本国在西洋者,去
中华绝远,华人未尝至,其所恃巨舟大炮⋯⋯桅下
置二丈铁炮,发之可洞裂石城,震十数里。世所称
红夷炮,即其制也。”
红夷炮流入中国后,当时人们曾与中国火器
进行了比较。1622 年来华的日耳曼人汤若望,次
年即与明人焦勖合作编著反映西洋大炮的著作
《火攻挈要》,该书序云:中国火器“铸造无法,其大
器不过神威发贡,灭虏虎蹲, ⋯⋯此皆身短,受药
不多,放弹不远,且无照准而难中的。铳塘外宽内
窄,不圆不净。头垂无耳,则转动不活,尾薄体轻,
装药太紧,即颠倒炸裂。”西洋火器“其制亦长短中
矩,厚薄适宜,其用能命中致远,坚利猛烈,更以造
铸有传,药弹兼精”。火药技术方面,中国造药缺
乏技术标准“, 不谙分两轻重之术,配合研捣之功,
不能摧坚破锐,及损枪坏铳及收凉失事,而延祸极
惨”。西洋火药“迅速猛烈,燃之手心不热,纸上不
焦及不致损枪法”。点放之术,中国“不谙远近之
宜,多寡之用,循环之术。或失期妄发,贼至而反
致缺误;或发而不继,乘间而冲突而入;或仓皇失
火,未战而本营自乱”。西洋“分仰、平、倒三法,而
知弹所到之远近,更辅之于窥远神镜,百发可以命
中”。[ 2 ]由此可知,明末中国的火器制造和操纵技
术落后于欧洲则是不争的事实。
三、红夷炮的传入途径
我国接触和获得西洋大炮这类火器除了上述
耶稣会士的介绍和在沿海荷兰船上发现的实物
外,明廷还购买、仿制了大量的红夷炮。
明末,内忧外患,国事日非。1619 年以后,明
与后金进行了几次大战,明军中大小火铳“悉为彼
有,我之长技,与贼共之,而多寡之数且不若彼远
也”。[3 ] (P141) 当时在通州练兵的徐光启认为欲战胜
满人,必须以器制胜,而传入及仿制的佛郎机炮在
与后金军作战中效果不佳,必须引进更为先进的
火器。明光宗泰昌元年(公元1620 年) ,徐光启委
托李之藻派门人张焘、孙学诗到广东又辗转到澳
门向西商购买一种新式火器西洋大炮四尊,准备
用它来教练军队。1621 年三月,辽东战局急剧恶
化,火器在沈阳“连放炮热,装药即喷”,辽阳“铜炮
虽多,放辙炸裂”。一些火器的射程还不及满人的
弓箭。为此,继续购买西式火器的话题重又提上
了议事日程。1621 年七月, 张焘和孙学诗为钦
差,持兵部檄文往澳门聘请炮师和购买火炮,澳门
当局为迎合中国皇帝,组成了百人之师,并将不久
前缴获的30 门英制红夷炮中的一些卖给明钦差。
二人很快购得了22 门红夷炮,启程回国。
天启三年四月,明钦差把购买的22 门红夷炮
运抵北京,明廷即派人学习制炮用炮技术,并将
11 门红夷炮运往山海关听用。后来转运宁远,在
宁远之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天启六年二月甲戌
《明熹宗实录》云:“(正月) 二十四五两日,虏众五
六万人,力功宁远,城中用红夷炮⋯⋯奋勇焚击,
前后伤虏数千,内有头目数人,酋子一人。”《清史
稿·太祖本纪》亦云:“城上放西洋炮,颇伤士卒,乃
罢攻。”宁远之战是后金发动侵明战争以来遭到的
第一次重创,红夷炮发挥了巨大威力。天启帝追
封一门西铳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红夷
炮从此威名远扬,激起了中国人购买仿制的热情。
崇祯二年到四年(公元1629 —1631 年) ,明廷
又先后两次派人到澳门当局购炮十数门。明廷从
1622 年开始组织人员,对红夷炮进行仿制,如徐
光启于崇祯三年(公元1630 年) 二月至八月间,共
仿制红夷炮400 余门。
从天启元年(公元1621 年) 徐光启、李之藻等
人开始购买红夷炮起,迄至清康熙三十五年(公元
1696 年) 平定新疆葛尔丹叛军止,在这70 多年中,
欧洲16 世纪末至17 世纪初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
术,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但是,也是在这
70 多年,欧洲的火器理论与制造技术又迈上了一
个历史发展的新台阶,而中国在这方面却仍然停
留在17 世纪初的水平上。此后更由于清王朝开
始推行轻视火器研制和闭关锁国的政策,扼杀了
火器研制者的创造精神,隔断了东西方火器理论
与制造技术的交流渠道,从而使中国的火器研制
业每况愈下,扩大了中外火器发展的差距,这种状
况一直持续到第一次鸦片战争时都没有改变。
四、红夷炮的威力
红夷炮是16 至19 世纪的英制滑膛炮或同类
大炮的通称,其特点有:一是弹药由前装,数量较
大,重达数斤至十数斤不等,弹丸由石、铁、铅等材
料制成的实心弹,是以直接撞击目标而起破坏作
用的,并可根据攻击目标的不同制成各种特殊形
状。放炮时,将火药由炮口填入膛底,用物撞压
紧,外面再装填弹丸,然后由火绳置于火门中点
放,也有用燧发机打火的。二是炮身长,长度6 尺
至1 丈余,口径多在100 毫米以上,呈前细后粗
型,口径大,二者之比多在20 至40 之间。药室火
孔处的壁厚约等于口径,炮口处壁厚约等于口径
的一半。三是多系重型铁炮,也有铜制。自重70
至万斤不等。四是尾部较厚,有尾珠,炮身中部有
炮耳,炮身上装有准星、照门。其炮由车运载,可
以任意奔驰。
红夷炮是明清之际威力最大、铸造最优的火
器,具有炮管长、体量重、各部比例合适、射程远、
命中率高、安全可靠等优点,是击杀密集推进之
敌,攻城掠地的利器,比佛郎机要先进得多。其威
力主要体现在:铸造中所采用的“模数思想”、施放
时的量化管理及辅助设施的配备、炮弹的多样化、
射程的远距离、爆炸力的高强度等方面。再如明
清时人从双方皇帝的谕旨到各级将领的奏疏,无
不着重提到以使用红夷炮为代表的火器作战问
题,这是前所未有的。
首先,关于模数思想。模数:即炮管铸造时要
考虑炮身与炮口径之间应呈现出一定的比例关系
(又称长细比) 。如在18 —28 之间, 射程最远。
《火攻挈要·铸造战攻守铳尺量比例诸法》云:“西
洋铸造大铳,长短、大小、厚薄尺量之制,着实慎
重,未敢徒恃聪明,创意妄造,以至误事。必依一
定真传,比照度数,推例其法,不以尺寸为则,只以
铳口空径为则,盖谓各铳异制,尺寸不同之故也,
惟铳口空径,则是就各铳论,各铳以之比例推算,
则无论何铳亦自无差误矣。”此可以解释为:以火
炮口径为则,实际上就是以弹药量多少为则,这样
可确保一定的保险系数,使火药在炮筒内充分燃
烧,驱使炮弹的动力最大,并使炮筒能承受稳定的
膛压。在西方“模数”思想传入之前,我国军界并
不重视火炮各部尺寸的组合搭配,明初甚至到清
代,大炮大多是以重量作为衡量其性能优劣的参
数的,这远远没有以炮身与口径比例搭配为主要
性能参数科学。明初火炮量相当可观,铸造工艺
也很高超,但并没有产生类似的“模数”思想。
其次,关于红夷炮的射程。军事家李之藻说:
“彼国武备,通无养兵之费,名城大都最要害处,只
列大铳数门,放铳数人,守铳数百人而止。其铳大
者长一丈,围三四尺,口径三寸,中容火药数升,杂
用碎铁碎铅,外加精铁大弹,亦经三寸,重三四斤。
弹制奇巧绝伦,圆形中剖,联以百练钢条,其长尺
余,火发弹飞,钢条挺直,横掠而前,二三十里之
内,折巨木,透坚城,攻无不摧。其余铅铁之力,可
及五六十里。其制铳或铜或铁,锻炼有法。每铳
约重三五千斤⋯⋯,所攻打或近或远,刻定里数,
低昂伸缩,悉有一定规式。其放铳之人,明理识算
兼诸技巧。”[ 4 ] (P89) 《火攻挈要·各铳发弹高低远近
步数约略》云:“各铳大小各异,发弹远近有殊,用
火攻者,务必预知约略,以便临敌之际,酌量长短,
随宜适用也。⋯⋯三号大铳,用弹三四斤,重者平
度施放,可达四百步;仰高一度,可达八百步;高二
度,可达一千四百步;高三度,可达一千八百步;高
四度可达二千步;高五度,可达二千一百步;高六
度可达二千一百五十步,计一千零七十五丈,合六
里地;二号大铳,用弹六七斤,重者平放,可达七百
步,仰放可到三千五百步;一号大铳,用弹九斤,重
者平放,可达一千步,仰放可到五千步;顶尖飞龙
战铳用弹二十斤,重者平放,可到七八里,仰放可
到三十余里;攻铳,弹重十到十四斤者,平放可到
五百步,仰放可到一千五百步至五千步。”据此推
算明代的度量衡一步为五尺,合今天的156 厘米,
可看出红夷炮最大射程为15 公里左右。今人黄
一农在其著作《红夷炮与明清战争》中,认为当时
一里等于现在的0. 56 公里,半蛇铳和大蛇铳的最
大射程在西方确有可能达到三四公里。不过在中
国因各种因素制约,其威力的发挥与西方相比要
逊色一些,射程要近一些。[5 ] 今人论述的最新数
据,如李斌在其《西式武器对清初作战方法的影
响》的文章里,认为可达15 公里,不过他没有做任
何论述。[6 ]
综上所述,红夷炮的射程有三种说法,其一,
数百步内外;其二,3 至4 公里左右;其三,数十公
里。这三种结果是否真实值得斟酌。笔者认为应
结合当时中国科技水平和战场实际效果推出。红
夷炮是西欧19 世纪中叶以前普遍采用的重型前
装滑膛炮,与此后所用的后装线装炮相比,无论从
形制上还是从制造工艺上都要简单得多。其内装
火药为黑火药,与其后所用的无烟火药相比,威力
上差距悬殊。故19 世纪以后西欧各国的火炮很
快就发生了变化,其射程达到数十公里的动力机
制是不具备的。
红夷炮被引入中国后首次运用在宁远之战。
《清太宗实录》云:“后金军至宁远,越城五里,横截
山海关大路扎营,并在城北扎设大营。”《明熹宗实
录》记载,1626 年正月,袁崇焕督师宁远军务,将
11 门红夷炮架设东西南北四面,23 日命熟知红夷
炮发射战法的罗立向城北后金军大营,燃放西洋
大炮,遂一炮歼敌数百,迫使后金军移营而西。计
六奇《明季北略·袁崇焕守宁远》亦云:“罗立发西
洋巨炮,数十门大炮从城上击,周而不停,每炮所
中,糜烂可数里。”天启七年(后金天聪元年,公元
1627 年) ,新即位的皇太极不信西洋大炮之威力,
亲率四旗后金军,围攻锦州、宁远,当时有私人著
作《辽事述》云:“建洲兵十五万攻锦州,城上炮火
矢石,交加如雨,自辰至戌,集尸满城下,至夜,乃
退兵五里。⋯⋯建洲兵不得志于锦州,因而攻宁
远,参将彭簪古以红夷炮碎其营大帐房一座。”《建
洲私史》亦云:“尤世威从山东坡上放西洋炮,击其
大营。碎之,敌当之糜烂。”[ 7 ] (P518) 据上述可推出
其射程当在今天的3 公里左右。
因为清军在鸦片战争中主要还凭红夷炮作
战,故这一时期许多军事著作也可为佐证。如《海
国图志·中西用炮论》云:“若欲使弹强发百丈至百
五十丈,先于彼处立靶,然后此地安炮,向天边空
际,高六度放去,则能至百五十丈之远,如向空二
十度至三十度击去,可期二、三里。⋯⋯世俗传闻
之说,谓大炮响若霹雷,声震三百里,弹子可击三
四十里,一遭攻击,山崩地裂,层宇被击,坍塌平
地, ⋯⋯此皆未经演试之谈。殊不知炮响大小一
样,极大者声震五十里,大小炮皆发里许⋯⋯所以
夷人交锋,如在一里之内,不甚开炮。”又如1841
年虎门炮台的主将关天培说,大角、沙角的海口宽
约1113 丈,而安于两炮台上的3000 斤火炮,所发
炮弹仅及中流,强弩之末,无济于事,是第一重门
户,火炮已不能得力。无法拦击闯入门口的敌舰,
只好将它们改作报警用的信号弹。[8 ] (P16) 据此可
推出其射程为2 公里左右。
今人刘旭研究后,认为其射程大约为今天的
115 公里,有效射程当为0. 5 公里左右。[9 ]今人王
兆春认为其射程为今天的3 公里左右。[10 ]可惜二
人均笼统研究之,没有做很好的量化和逻辑上推
演。上述所引均系守铳,攻铳、战铳射程与之相比
要远一些。上述的作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实地
参战者,虽有实地测距之条件,但为邀幸皇帝,虚
夸数目势所难免,如李之藻;一类是实地参战者,
虽英勇凭炮作战,但因火炮性能不佳而失利,有切
肤之痛,故容易对火器性能的优劣做实事求是的
比较,如关天培。西人汤若望属第一类,其论述的
数字要大打折扣。我们根据宁远之战的实例,以
及魏源、关天培和今人黄一农、刘旭、王兆春所论,
可大致推出红夷炮射程当在今天的3 公里左右,
有效射程为2 公里左右。
再次,关于红夷炮的爆炸力。明清时人没有
现代相当于XXTNT 之类的表达方法,只能对其结
果进行描述,我们也只有从字里行间洞析其爆炸
力强度大小。自天聪七年以后,后金(清) 所发动
的历次重大战役无不例外地使用了红衣炮(清统
治者忌讳“夷”字,故改“夷”为“衣”) 。与此同时,
它的对手明军、大顺军、南明军、台湾郑氏集团也
利用火炮与之相抗衡,使明清之际的战争,惨烈程
度增加,从而加速了由冷兵器时代向冷热兵器并
用时代的转变。这从以后发生的几次战争即可得
以印证。如1639 至1642 年,明清之间发生的松
锦大战,红衣炮效果十分显著。如塔山之战,崇德
七年(公元1642 年) 4 月12 日,清方记录:“以用红
衣炮攻明塔山城, ⋯⋯汉军将士,载火器至塔山城
西,列红衣炮,初八日始发炮,至初九日午时,城崩
二十余丈,我兵由崩处入城。”[ 11 ]
另外,从当时人们的著作也得到不同程度的
反映。《火攻挈要·审量敌情斟酌制器》云:“近来
购得西洋大铳,其精工坚利,命中致远,猛烈无敌,
更胜诸器百千万倍⋯⋯更以造铸有传,药弹兼精,
装放有法,配以精卒利兵,翼以钢车坚阵,统以智
勇良将,以战则克⋯⋯远有长大诸铳,直击数十里
之远,横击十数丈之阔,更有大塘篆铳,击宽毙众,
惨烈无比,以攻则飞彪直上击下,入民房舍,无不
击碎鳌翻。直下击上,矩廓重墙,莫不掀裂,更有
虎吼狮铳,直透坚城,如摧朽物。以守则有台垣异
制,铳器异宜,更有窥远神镜,量其远近而后发。
如是器美法备,制巧技精,力省数倍,兵力威强,以
是御敌,庶几有可胜之道。”《明史·兵志》亦云:“其
后,大西洋船至,复得巨炮,曰红夷。长两丈余,重
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数十里。”
可以认为评价火炮性能优劣的最主要的标准
为:射程、弹药的爆炸力及火炮命中率。据上所
知,红夷炮的射程当为3 公里左右,而佛郎机炮,
目前公认的说法仅0. 5 公里。从爆炸力分析,红
夷炮按孙元化在其著《西法神机·铳台图说》中形
容“, 铳气出口,气之动也最捷,故山谷皆答,其近
而裂者,则能排墙,能撼石”。这似乎就像现代所
说的冲击波。而佛郎机炮发射时“顷刻间爆炸力
震天,焰烟蔽空⋯⋯工事相继被毁,作战能力渐告
消失”。[ 12 ] (P407) 尽管如此,红夷炮的爆炸力的形容
力度显然要比佛郎机炮要大一些。从命中率来
看,红夷炮施放时需要窥远神镜、量铳规、炮表等
辅助设施的配合,尽管是滑膛炮,但其命中率是会
超过其他制式火炮的。“对城攻打,准如设的”。
而佛郎机、中国炮仅设准星、照门,按三点一线射
击,命中率是不会高的。如果再从红夷炮筒的铸
造、弹药施放、模数思想等方面,也同样看出红夷
炮一定会比佛郎机及中国炮精良和威力大。
综上所述,红夷炮其射程要比佛郎机及中国
制式火炮要远一些,爆炸力强度要大一些,命中率
要高一些。不过,其威力是相对的,是有特定的时
空限制的。之所以被宣传得神乎其神,主要是在
特定的环境中,有特定目的而为之。再加上今人
对度量衡单位古今换算的差异分析的欠缺,明清
之际中人翻译西方火器著作时对度量衡单位不加
分析的套用造成的。[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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