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這裡就可以看到，要不是總理的阻擋，他們可能早就動手了。細細地想一想，還是真危險呀。葉帥的這些話都是在政治局會議上講的，我親耳聽見的呀！你大概還不相信，我這個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在中央其實就是個陪襯。真正的大事都是人家早已經研究好了在我們面前過一過，並不真正聽取我們的意見。沒有粉碎江青等人之前，決大數的時候都是江青、張春橋、姚文元和王洪文他們研究好了再拿到會議上來過。這個情況我向毛主席作過反映，我是根據別人的議論來向毛主席說的。　　

主席到了政治局會議上就對江青說：[ 你不要總是你好幾個人商量好了再和大家研究，不要搞小圈子，要搞大圈子。政治局會議就是一個大圈子，革命總是要多團結一些人好嘛。你們的一些作法連陳永貴這樣的老實人都有了意見，可見你們是怎樣地脫離群眾了。江青呀，我已經警告你好多次了，不要總是以你的名義辦事，要以政治局和中央的名義講話嘛。什麼事情總是你沖在前頭不好，要突出其他領導同志的作用。我再次和你講一遍。]

　　毛主席批評江青，我看完全是對她的一種愛護，而決對不是要打倒她。這些，我們政治局的同志都看得很清楚。

　　華國鋒也看得清楚。他確實當着江青、張春橋的面說過：[ 江青同志，我永遠聽你的，作你的忠實助手。不管我的職務到了哪個地步，我都是你的助手。對主席的一家，我世世代代都要忠於，愛護，在任何時候都不做損害主席一家的任何事情。]

　　我聽了都感到好笑，華國鋒就象小孩子一樣地講話。後來，他對我說：[ 永貴呀，我們都要象鄧小平那樣，先保護好自己，然後再說。孔夫子的話是很有道理的：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不要太認真了，太認真往往會把事情搞壞。]

　　後來我就對這個人有了看法了。特別是我們下台後，我就知道這個人的下場也好不了多少。儘管現在我不想多說他什麼。其實，現在說不說全國人民都知道。”

　　“你到中央工作後，當時是怎麼想的？”我問。

　　“我調到中央以後，本着一條原則，那就是毛主席怎麼說，我就怎麼幹。我既然是毛主席的學生，就應該聽毛主席的話。”

　　陳永貴說：“我原來以為到了中央就能夠經常地見到他老人家，誰知道來到中央，同樣很難見到他。從1974年以後，毛主席就一直生病，他明顯地蒼老了，每次見到他，都要和我握手，關切地問候幾句。

　　江青倒是隨時可見到她。她對毛主席的身體狀況一直採取了高度的保密，我每次問她主席的身體怎樣，她都說：[ 主席身體非常健康，醫生說他沒有任何的大毛病，不久前還下去游了泳。]

　　直到主席逝世的前幾天，她還對我說：[ 主席身體很好，他在關心着你。] 誰知兩三天后，老人家就永遠地離開了我們。

　　我後來問她：[ 你為什麼不把主席的健康狀況告訴我們？你要是早點說，也許可以用民間的祖傳秘方能治好主席的病。]

　　她對我說：[ 黨內走資派一直想利用主席的身體狀況作文章，要是讓敵人知道了主席的身體狀況，那他們有可能挺而走險呀！] 我望着主席的遺容，幾次放聲大哭。　　記得最後一次見到他的時候，他又問我：[ 怎麼樣？習慣嗎？我們共產黨人無論到了什麼崗位上可不是為了當官，而是為了革命。過去革的是地主、資本家的命，現在是要革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的命，是一種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革命。你說，能革了嗎？]

　　我回答：[ 只要有毛主席的領導，完全可以把他們打個落花流水。]

　　老人家笑了，又問：[ 我死了以後呢？] 我一下楞住了，沒敢回答，現在想起來，毛主席完全是有所準備的。

　　那時，毛主席對我們這些大老粗確實是有所偏愛的。

　　他對我說過：[ 你和許世友都沒有讀多少書，你是務農的，他是習武的，八歲就到了河南的嵩山少林寺練武藝。二十來歲時參加革命，成了共產黨。你們這些人跟共產黨走了這麼多年，我放心。你們不會搞鬼，但是容易被搞鬼的人所利用。許世友就讓張國燾騙過，到了延安還想逃跑到四川打游擊戰。他們密謀敗露後，被林彪抓了起來，是我下令放的。我對他說：革命嘛，不能只是靠自己和少數的拼命，而是要團結和依靠決大多數的人一道工作，一道奮鬥。你只想着一個張國燾不行呀，他是要打倒我們這些多數人的，依靠他能把革命搞成功嗎？不性！經過了那次談話，許世友變了過來，決心跟着我們走了。幾十年`沒有改變他的觀點。所以，任何人都是可以變化的。紅軍第四方面軍的同志經過了反張國燾路線的教育，至今都很謹慎。倒是第一方面軍的同志，比如林彪這些人現在犯了很多的錯誤。] 毛主席的這些話，對我的啟發很大，我至今記憶猶新。”

　　我問道：“你對江青這個人的印象怎樣？”

　　陳永貴說：“老實說，我看不出人家有什麼不對，我在粉碎他們以後的講話，都是根據中央的統一調子來說的。江青這個人對她的工作人員據說是很不錯的，我親自聽她身旁的服務員講過：江青對我們很關心，給我們打毛衣，送錢給生病的人，還經常周濟服務人員的家庭，並沒有絲毫的虐待。江青被打倒後，就說她什麼都不對了，把一切禍水都推到她的身上，我現在看來也不公平。

　　1976年9月她到大寨的時候，曾經對我說：[ 毛主席親自樹立的大寨這面紅旗就是中國的未來，紅旗究竟能打多久？將取決於我們這一代的共產黨人。如果中國發生了資本主義的全國復辟，他們要砍倒的首先就是這面紅旗。樹立大寨，是經過了長期的兩條道路和兩條路線的鬥爭的。現在我們除了和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鬥爭以外，沒有其他的道路可以選擇。你說，資本主義復辟了你們該怎麼辦？]

　　當時我就對她說：[ 斗吧，你說得對，大寨就是斗出來的，不鬥就退，不鬥就修嘛。] 這是毛主席的話，我服！”

　　談到華國鋒時，陳永貴笑着搖搖頭：“我以為他真有毛主席那兩下子呢，沒想到他是一個松包。他沒有毛主席的千分之一，把毛主席給他的好端端的江山給丟了個一乾二淨。

　　我早就對他說：[ 華主席，你可千萬不能把鄧小平解放出來，他要是解放出來，人家會說我們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的事業的。再說，鄧小平出來了，能把你放在眼裡嗎？]

　　他還給我做工作，說：[ 毛主席給過他一個機會，我也給他一個機會。他會對我感恩戴德的，等於我給了他一條生命嘛。過去，新皇帝登基，都要大赦天下。我們把鄧小平解放出來，是國泰民安的標誌。] 你看看他多麼傻瓜！

　　1980年以後，鄧小平決定在全國全面推行分田到戶的農村責任制，我回到昔陽縣給大家開會，一傳達文件我就哭了，哭得上上下下淚流成河。大家都在懷念毛主席，懷念周總理，懷念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

　　現在看來，果然應了過去我們常說的一句話：[ 沒有毛主席就沒有大寨的一切。] 你看這話對不對？

　　後來，也就是華國鋒也被人家徹底轟下台後，我和華國鋒談話時，他對我說：[ 我們這些人就不是搞政治的料，抓些具體工作還可以，搞陰謀詭計不行。]

　　我說：[ 那還不是你把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搞掉的嗎？你的政治能力還是有的嘛。]

　　他脫口說：[ 因為他們也不是真正搞陰謀的。如果他們要真正搞陰謀，我們也搞不過人家。] 聽了這話，我才對以前許多話產生了懷疑，對華國鋒的話也大大地打折扣了。以前我還是很相信他的，現在看來他也一個鬼。”

　　我沒有想到他現在竟然是這樣的觀點，更沒有料到他會發展到這樣一個地步！

　　提到胡耀邦的時候，陳永貴很生氣的說：“他是一個胡日鬼，一天跟着鄧小平在華國鋒的背後藉機做文章。好多鬼點子都是他先提出來的。我過去不知道他和鄧小平那些人怎麼樣，後來我才知道，他對文化大革命沒有半點感情。開口就是造反派比日本鬼子還壞，他對毛主席同樣沒有階級感情，好象毛主席殺過他的子孫後代似的。

　　我曾經當着他的面問到：[ 究竟是毛主席打出來的江山，還是你們打出來的江山？]

　　他對我說：[ 是千千萬萬的革命先烈打出來的江山。] 這話是哄鬼哩！

　　千千萬萬的先烈和你們有什麼關係？毛主席打江山的時候，他們還不知道在哪裡呢。我和他在中央開會的時候，公開的爭吵過。

　　我說：[ 中國革命的經驗告訴我們：離開的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任何的事情都要失敗。]

　　他對我說：[ 你知道毛澤東思想的理論精髓是什麼？是實事求是，是一切從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際出發，而不是抽象的定義和條條出發。]

　　我質問他：[ 你為什麼要把毛澤東思想的理論說成什麼抽象的定義和條條？那是活生生的革命現實。] 唉，現在想一想，我真是糊塗。我一點也沒有打到要害上，人家就是要全盤地否定毛主席繼續革命的理論呢，我還蒙在鼓裡和他們爭論什麼定義。我做夢也想象不到中國會變成眼前這個樣子！

　　當然我是一個共產黨員，我服從黨的紀律。在解決我的問題的吳德等人的問題時，鄧小平和胡耀邦就和我們一再地說：[ 你們做為一個黨員，可以有自己的意見，可以保留自己的觀點，但是必須服從黨的紀律，就像我們當年也服從黨的紀律一樣。如果背着組織搞陰謀，那就不是一個共產黨員了，那就要按照黨紀國法來處理一切問題了。比如對待四人幫處理，就不是黨內矛盾的處理方法，而是用刑法來處理。]

　　應該說，這話對我們每一個人來說，都是有震懾作用的。華國鋒幻想在他讓步以後，鄧小平會讓他繼續擔任黨的主席，我給他幾次打電話，他都不接了，他害怕人家說他搞小動作，有意識的和我們拉開了距離。

　　吳德就對我說：[ 壞了，我們都讓這個英明領袖給出賣了，這個人可是一個極端自私的人。]

　　我當時並不相信，我說：[ 你應該相信華主席是有辦法對待和處理這個問題的。他有對付突然事件的經驗。]

　　吳德說：[ 屁，他有什麼經驗，這兩年來完全是讓鄧小平和胡耀邦這些人牽着他的鼻子走，他左右開弓地自打嘴巴，把人都給丟盡了，他還要再說什麼呢？]

　　我當時也去問過汪東興，他說：[ 只要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華主席心中應該有數。]

　　但是沒有幾天，汪東興也沉不住氣了，他也對我說：[ 看來華國鋒這個人就是靠不住，他把我們都甩出去，他自己也是保不住的呀！]

　　當時鄧小平幾乎天天開會，我們當時心裡也着急的很，生怕突然有一天又會提一個新的點子。

　　一天，華國鋒對我說：[ 你下次開會的時候，親自問一問鄧小平，看他究竟還執行不執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究竟還要不要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紅旗？毛主席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的理論還算不算數？]

　　有次國務院開會完畢後，我要求和鄧小平談談話，就在人民大會堂他的臨時辦公室里，我問了他那幾個問題，鄧小平聽了，笑了笑，我看他笑的非常可怕，他對我說：[ 你以為現在還是四人幫在台上的時候嗎？提的問題這樣可笑，簡直像三歲小孩子那樣的幼稚。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我是最有資格講這種話的人。什麼是毛澤東思想，我最有發言權。你才加入共產黨有多久呢？永貴同志，我希望你還是按照一個共產黨員的標準，首先檢查一下自己吧。]

　　一聽這話，我的頭髮脹了！我對他說：[ 你不要忘記你站出來的時候檢查，你不要對黨中央耍兩面派，你應該考慮一下現在你究竟是要執行什麼路線的問題。] 鄧小平不等我說完這些，就提上他的皮包走了，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們簡直沒有任何的辦法了。”

　　我問到：“在你的眼睛裡，鄧小平這個人究竟怎麼樣？”

　　“哎呀，這你可難住我了。”陳永貴叭嗒叭嗒地抽了幾口煙，搖搖頭說：“這個問題不好說，但是有一條我記的很清楚。

　　那就是1975年在昔陽縣召開第一次全國農業學大寨會議的時候，鄧小平曾經幾次對我說：[ 永貴同志，你可是不簡單呀。我沒有想到文化大革命幾年來大寨發生了這樣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我們過去沒有想到的。現在我才深深的感覺到，毛主席提出農業學大寨的號召，絕不是一個簡單的學勞模的問題，而是關繫到我們國家今後究竟走什麼道路的問題，是一個方向的問題，戰略的問題。只要全國的縣、市都成為大寨式的單位，我們在全世界就真正的樹立了一個戰無不勝的社會主義國家的光輝形象。]

　　他的這番話，同樣出現的他的公開講話里。可是僅僅過了三、四年，他的口氣和看法都變了。還有其它許多的事實，我覺得這個人的靈活性太多，原則性不足。到了今天這樣條件下，中國人民看不到前進的方向，還是那個摸着石頭過河，這是在搞社會主義嗎？我可是真有點搞不清楚了。”

　　這個在特定的環境下生活並被宣傳為一種社會生活的典型模式的領頭人有這樣的思想，並不奇怪，也無需苛求。我給他講述了許許多多在那種社會模式生活下的幹部為非作歹、欺壓百姓的實例後，我又問到：“你說公道話，現在這個樣子比過去是好還是壞呢？”

　　陳永貴說：“這也要一分為二，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什麼事情都不能絕對化。我認為，現在的貧富距離是拉大了，不是縮小了。現在這一套，絕對不是毛主席的設想，而是毛主席一直所批判的資本主義社會。”

　　我問他：“什麼是社會主義？什麼是資本主義？你見過嗎？你把現在許多農村發生的面貌和你那個當年的大寨對比一下，如果你說那個貧窮、落後的大寨就是社會主義的話，那麼把它拋棄有什麼不好呢？”

　　我注意觀察了一下他的表情，接着說：“我認為，毛澤東主席關於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其中一個最大的失誤，就是概念的混亂。比如，什麼是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是一個罪名還是一個定義？它的標準究竟是什麼？同這個敵人究竟要進行怎樣的鬥爭？它的最高裁定權在哪裡？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會在群眾中造成極大的混亂，最終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和陰謀分子以有利的機會。永貴同志，你作為曾經擔任過黨和國家高級領導幹部的人，作為毛主席的好學生，你能把我剛才提出的那些問題解釋清楚嗎？如果連你都解釋不清楚，那就更別提普通的老百姓了。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有的人都是根據自己對問題的理解來決定要打倒誰，那怎麼會有嚴格的表准和區別清楚問題的性質呢？這也難怪，群眾剛剛要打倒的人，毛澤東馬上就讓他登上了天安門；或者說毛澤東、黨中央命令打倒的人，群眾並不知道是怎麼回事。象這樣下去，所謂的群眾運動難道不是地地道道的運動群眾嗎？”

　　他緘口不言了。他從椅子裡站起來身來，在他那個有限的客廳里走了幾步，然後停下來，轉過身對我說：“新中國成立以來，才多少年的時間？我們在那個破落的基礎上站起來，成為主人，就是最大的成績。毛主席領導我們的功不可沒。儘管我承認毛主席有過自己的錯誤和失誤，但是那時候沒有一個人能比毛主席更聰明。現在的這些問題也是現在的人們提出來的，當時沒有任何人會提出這樣的問題。”

　　我笑了，陳永貴說得多麼可愛呀。有時候，這個憨厚的老人幾乎就是一個孩子般的天真。

　　我對他說：“我絲毫沒有否定毛澤東的偉大和英明。我是說，任何運動中的概念不清楚或不明朗的細節，都可能被壞人利用。為什麼在文化大革命中總是壞人橫行而好人受氣呢？其中的原因就是我們的政策和打擊對象上造成了漏洞。這也沒有什麼奇怪的，幾乎所有的大革命和政治鬥爭都會有這樣的現象。這也是我們黨和國家、人民現在呼喊法制和民主的原因。現實已經把這個問題作為緊迫的任務提出來了。這是歷史的教訓換來的真理，我們理當珍惜。”

　　陳永貴對我的話，只是出於禮貌才注意地聽。

　　他說：“我已經向中央保留了我的觀點，但是我服從黨的紀律和規定。鄧小平在我離開副總理的職務時專門和我談話說：[ 一個共產黨員應該能上能下，比如我在建國以後就兩次被打倒，兩次離開了中央的領導職務，但是我並沒有倒下，也沒有搞任何非組織的活動，依然是嚴格地進行地進行自我檢查。我不是要求你象我那樣，但是我希望你能夠按照黨員的標準和紀律做。你並不是四人幫，中央知道你在過去做了大量的工作，這是好的。對於你的缺點和錯誤，你能認識多少就檢查多少，中央並不要求你非要怎樣。但是，你一定要嚴守黨的機密，不要和別人搞非組織活動。] 我向他表示了自己的態度。今天和你講的這些，只是許許多多的事情中很少的一點，也是我自己的觀點和看法。”

　　最後，他說：“我認為，大寨就是社會主義農村的嶄新模式，沒有大寨的典型指引，現在變成了什麼樣子？過去我們叫不務正業。毛主席說得好：[ 農村就應該是以農為主嘛，兼學別樣。] 現在好了，農不農，工不工的，叫什麼亂攤子！我聽到了不少的消息，這幾年把毛主席領導下辛辛苦苦地積蓄下來的水利建設和農田基本建設都給破壞了。分田到戶和包產到戶，把集體的大型機械化資產分得亂七八糟。這樣下去，我們的農村真要倒退許多年了。”

　　他的這些消息究竟準確否？我不得而知。但他的言談中，充滿了那種[今不如昔]的怨氣。到了這個地步，我只好安慰他幾句了：“任何人在歷史上都有他自己的局限和作用，歷史是不會苛求任何人的。作為一個歷史人物，你已經完成了歷史賦予你的責任和能力。你既然完成了自己本來的使命，還有什麼可以留戀的呢？”

　　就在他生命垂危的時候，陳永貴終於恢復了他一個農民的本來面貌。

　　我和一些山西老鄉看望他的時候，他幾次說：“我夢見毛主席了，毛主席讓我繼續到另外一個地方去給他幹事。我之所以落到這個地步，就是在大寨大戰狼窩掌的時候，沒有給神燒香，那個地方不吉利。我死了以後要把骨頭埋在大寨，但是不能埋在狼窩掌。要不，來世還會倒霉。不過，我現在滿足了。鄧小平也沒有把我給關起來。想一想，毛主席也夠可憐的了。戰睜年代他獻出了六位親人，在建國後的社會主義革命年代，他又獻出了六位親人。我料定華國鋒將來也不會好死，他把毛主席一家子弄到這個地步，缺了大德......”

　　我們沒有一個人敢附和他這些言論，但是也不好說他什麼，只是聽他說話。

　　“象毛主席那樣英明的領袖，將來是不會再有了。中國說是要進入到法制社會。這也好，但是在法律面前能夠人人平等嗎？你們看看現在的高乾子弟到處經商、做買賣，掙的是誰的錢？還不是中國人民的血汗！毛主席那時就提出來要限制資產階級法權，英明地預見工人的一部分，農民的一部分，黨員的一部分，都有發生資產階級生活作風的。現在社會上的分配不平衡，是不是毛主席預見的那種情景呢？毛主席那時候主張靠發動群眾來糾正社會的黑暗現象，現在靠法律，我就懷疑：現在的法律能不能真正在所有的人民面前平等？中國今後怎麼辦？我是看不到了，但是你們也許可以看得到......”

　　陳永貴講這番話的時候，你很難說他就是一個農民。只有在毛澤東時代的農民領袖的口裡，才能講出這樣的語言。

　　毛澤東曾經這樣對陳永貴說：“中國的農民就需要你這樣的共產黨人來領導，農民受壓迫、受剝削數千年了。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他們才翻了身的，他們不跟共產黨走是沒有出路的。跟共產黨走，就需要不斷地革命，不斷地鬥爭，一直到實現共產主義。只有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才能救中國、救農民自己。你說對嗎？”

　　“對，對着哩！”陳永貴連聲地說。是的，在毛澤東面前，他是佩服得五體投地，真正從心眼裡擁護。只要毛澤東一聲令下，他會拼命奮鬥的。正是在毛澤東的指示下，大寨創造了一系列的緊跟形勢的發漲和時代前進的經驗。不，豈只是緊跟，簡直是率先。大寨的動靜，總是和毛澤東以及他為首的黨中央的戰略部署緊密相連的。

　　這個渾身熱血的莊稼漢，憑着樸素的階級感情來跟着中國共產黨幹革命，確實代表了我國絕大多數農民群眾的願望和意志。但是，正是這種樸實的性格和覺悟，他不可能對任何事情都形成他自己的認識。

　　他的唯黨中央之命而是聽的信念，使他的後半生都是和中國的主潮流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他的一生印有整個時代的烙印，印有毛澤東的標記。

　　他一生的悲劇，也可以說是整個農民階級和整個中國人民的悲劇，完全地推到他身上是不公平的，當整個時代飛速發漲的時候，我們再回過頭來回憶這一段歷史，認真地吸取經驗和教訓，不是也很有一定的現實意義和歷史義嗎？(來源: 明雨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