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创新型圣人

作者：庞忠甲

――孔子儒家思想，近百年来迭经批判、否定、摧残；被视为顽固、保守、落后势力的当然代表，阻碍社会进步、祸害华夏国运的精神元凶。今天复兴孔子的新潮中，即便对儒家十分友善的人们，仍难理直气壮地把孔子儒家思想的可用性与新世纪现代社会勃兴创造力、发展先进科学技术、开拓先进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试问儒家思想如果真的如此无用，不堪支持万物之灵特秉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那么还有多少值得赞美和弘扬的意义呢？

早在古籍《尚书．泰誓》中，就为人类在天地寰宇中定位：“惟人，万物之灵”。

人类有别其他一切生物的根本特征，在于一个“灵”（Human-Intelligence）字 ── 特秉天赋“灵性创造能力”。

“人之所以为人”，意味着善用盖世无双、得天独厚的天赋“灵性创造能力”，认识、掌握、运用事物的规律性，营建先进社会制度，研究科学、革新技术，提升“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进自身精神和物质生活的福祉，而“与天地叁”焉。

否则，尽管人模人样，如果“灵性创造能力”淹没不彰，如有若无，生活方式停滞不进，其实何异于非灵性生物？或者把“灵性创造能力”用于损人利己的犯罪恶行，终将自取其惩，自毁前程，岂不丧尽“天地之间，人为贵”的价值本义。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倡导儒家学说，为后人今世告别非人的“丛林法则”，走上“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当行之路”，提供了一整套逻辑严密、精华荟萃、经世致用、金声玉振的大成宝典。遗憾的是，孔子及其传人奉行的理性上层路线的游说推行活动，超越了上古时期中国社会的可行性，不仅劳而无功，饱受打压；西汉武帝时儒学被改造为反其意而用之的伪儒，充当了专制王朝愚民统治的御用工具，至宋明理学号称“后儒”高踞庙堂，变本加厉肆意扭曲孔孟之道，钳制思想、扼杀人性，愈演愈烈，造就了“虚而不实、伪而不真”的国民劣根性，几乎彻底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以致堂堂“天朝大国”一旦面临西方先进列强较量，顿时相形见拙，瞠乎其后，实力悬殊，一触即溃，沦为人辱人取的俎上鱼肉，差点儿开除球籍。

真版孔子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可以返本开新，与时俱进，成为建设中国特色先进价值观体系，焕发中国人民巨大创造力（Creative Power）潜能的最可用精神资源。

中国社会长期以来创造力低下的罪魁祸首，借用中国现代政治术语，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披着“至圣先师”大旗招摇撞骗的伪儒，尤以元、明、清三朝开科取士必读的“朱子之学”为代表的“后儒”，扮演了攸关近世中国命运的精神杀手反派主角。

真假孔子，就像戏文话本里的真假包公，真假悟空那样，正反、是非、黑白，泾渭分明，岂容混淆。如果今天还翻不了这个“千古第一奇冤，真假孔子双包案”，依然云里雾里，一片浑沌，假作真时真亦假，现下海内外热火朝天的尊孔活动岂不成了天大的国际笑话？

本文从焕发创造力这一特定视角出发，意在还真孔子创新型圣人本来面目；当然，也是为了还真版孔子儒家学说指引“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本来意义。

孔子研习、总结、阐发历史经验，特别从“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一度呈现辉煌盛世，却不免始谐终乱的过程，感悟灵性人类不应听凭摆布，务须寻求根本自救之道，终于参透“性与天道”相统一的奥秘，创造性地开发成功一整套指引人生“当行之路”的儒家学说。

“性与天道”的统一，意味着灵性人类能够升华自然本性，以贯彻“人之所以为人”的客观规律，保障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是为“天人合一”精义真谛，大本大源恒道至理。

作者在《孔子密码－儒家学说的现代诠释》一书中，对此大本大源恒道至理表述为 “灵性－两心－调谐”原理，简称“两心调谐”原理。

其中“两心”系指：

1) 利己之心（Personal Desire, Self- Interest，私心），出于生物本能（Instinct; Born ability），是为灵性智慧的驱动力。

2) 利他之心（Altruism，高阶爱心或公心），经由灵性智慧感悟，从利己之心升华形成，是为调控利己之心，防范自私犯罪的道德滥觞。

为了叙述方便，下文将这两大要素（利己与利他之心）简称为“两心”。

--- 这里所说的“心”，就是汉语中表述思想意识常用的“心”，同时包涵了情感和理性的意义，相当于西方所谓思维、判断和感情的活动；在英文中，它对应着两个名词：Heart为生理学意义上的心，也指表现为情感的精神和心理状态；Mind则指心灵、心智、理智、智力、知识等。鉴此，这个“心”译成英文时，似不宜仅译为“Heart”或“Mind”。于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安乐哲（Roger T. Ames）等建议译之为“Heart-Mind”（《汉哲学思维的文化探源》，“Thinking from the Han：Self，Truth，and Transcend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第32页）。

“两心调谐”（Harmonious）者，借用了无线电学定义频率谐合所得最佳工况的名词“调谐”，系指“两心”交互配合，烘蒸郁衬，相得益彰，达到当时当地历史环境条件下的优化运行状态时，灵性创造能力可能循着“利在自己，功在社会”的正道顺畅发挥，最大限度推动社会发展进步。

在儒家学说原始文献中，看不到“创造力”、“创新能力”等现代词汇，夫子甚至罕言“性与天道”；但从其内容明白可见，创造求新精神贯穿于孔子的活动及其思想体系的始终。

在基督教神学语言中，视创造力为神的属性，讳言人的创造力。英语中关于人的创造性（Creativity），原有僭越、欺骗的贬义；但教义内涵的“两心调谐”精神，终致催化了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到了工业革命后，创造力这个概念有了非常大的改变，终于被饱受赞美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根本要素了。

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其实还是不大听到什么“自主创新”之类口号，也几乎没有特为提升创造力的政府计划。所凭藉者，应是“两心调谐”化的价值观或“心态文化”及其造就的环境条件，使得创新精神成为人生莫大乐趣的自觉追求，无时不有，无处不在，遍地开花，如火如荼；于是乎“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

为什么说儒家学说倡导者孔子，是中国和世界史上卓越的创新型圣人？

打开儒家经典《四书》之首《大学章句》，开宗明义第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译成现代语言就是：

“培育高等人才的宗旨，在于融会贯通“人之所以为人”的道德原理，在于养成“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革新派，在于维持所作所为常处最优化运行状态。”

人本主义者孔子，以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就是说，作为文化精神主体的人，不该被动地承接前代文化传统，应能加以开拓与创新（弘扬）。

孔子以为，“诚则明也，明则诚也。”有了”诚”（Sincerity）,才能充分发挥人的创造性智慧；发明创造者，乃至诚“能动、能变、能化”之妙用也。发乎至诚，人类终能拥有神祗般的创造能力，达到与天地并立的高度。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叁矣”（见《中庸章句》）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意为有了诚，人之道方才合于天之道。

“诚”者，真实无妄之谓，天理之本然也。两心失衡，趋于自私或“无私”的极端，不是陷于狂妄便是虚妄。唯“两心调谐”，“从容中道”，方能立诚，非自成己而已，所以成物，货财殖焉。

孔子用一个“诚”字，切中了由“两心调谐”而焕发创造力的奥秘。美国著名儒家安乐哲十分赞赏孔子创意运用“诚”的观念，使人与天地共同成为一个三元一体的结构；他将这个“诚”字直接与创造性等同，译成了英文中的“创造性” --- Creativity。

孔子首创革命性的“有教无类”平民教育方针。凡愿意来学习的人，不分贫富、贵贱、智愚、贤不肖，他都接受；打破了当时教育、历史文献、学术文化都由官方垄断的“学在官府”旧体制。

孔子作为培育从政人才的“政治学院”院长，首重创新思维。他以为：“学而不思则殆，思而不学则罔。”（《论语•为政》）思源于疑，学生不但应该成为现成问题的独立思考者和解答者，还应该成为新问题的发现者和提出者。

孔子绝不提倡学生当老师的应声虫；恰恰相反，孔子强调学习的主动性、独立性和批判性。孔子解答学生的疑问，没有那种只能求同，不能求异，定于一尊的标准答案。孔子对他的学生说：“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尔》）意思是，“我举出一个方面，你们应该要能灵活地推想到另外三个方面；不然，我也不教你们了。” 后来，这段话变成了成语“举一反三”，意思是说，学一件东西，应能灵活思考，发挥创意，运用到其他相类似的东西上。

每个人有天赋的不同性向，适于在不同方面高效能发挥创造力；这也许可用现代基因科技原理解释。为此，孔子提倡“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在《论语》中，可见仲弓、司马牛、樊迟、颜渊等学生，同样问“仁”的含义，而孔子对不同性向的弟子作不同解答，从而引申出了许多“仁”的解释。

孔子在回答关于“什么样的人才能够当教师”的问题时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论语•为政》）就是说，“能够继承旧知识并且创造新知识的人，才可以为人师”；意味着教师首先应该是能够发挥创造力的人。

2007年12月30日，日本首相福田参观孔子故里时，说：“我感受到了温故知新。此次访问深受感动，今天收获良多。”随后用漂亮的汉字写下感言：“温故创新。”算得上心有灵犀了。

孔子本人，研读历史最青睐创新精神，特别关注导向政治进步，经济发展，天下大治的重大创新；因而“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章句》）。

孔子称颂尧舜，决非出于莫名其妙的好古癖。尧舜是中国历史上新石器后期建成中央王朝政权的革新型君主；不同于强者为王的“丛林法则”遗风，他们在建树政权合法性上，有着经典意义的非凡贡献。

所谓政权合法性，就是政权为被统治者普遍认可、愿意接受的理由，也就是政权得以维持运行而不垮台的非暴力根据。

《尚书》首篇《尧典》记载，尧、舜、禹借重以“四岳十二牧”会议为代表的评议功能，“尚德”、“授贤”，“选贤举能”，“禅而不传”，产生了相当于协议民主的的公允效力。这种功能虽然还没有达到可以向君主说“不”，而且说了必当算数的“制衡”层次，但似乎发挥了防范君主由绝对权力陷入绝对腐化的有效制约作用，产生了“协和万邦”，大治天下的施政条件。政权合法性由此而生焉。

孔子以尧舜为华夏文化之祖，特别对当时的“禅让”制度赞赏备至，誉为“天下为公”范例。

这种原始的“禅让”制度，不会象一些乌托邦主义者歌颂的那样美仑美奂，但也大可不必疑古心切武断为“虚言”，贬为“浅者之传，陋者之说”。古希腊、罗马可以有轰轰烈烈一时之盛的前期民主、共和政治，中国古代何以一定不能存在过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年）设想的贤人政治型“禅让”制度？ 1993年10月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804枚竹简，据考古专家鉴定，认为其中《唐虞之道》可证《尚书．尧典》非子虚乌有也。

“禅让”，通过评议选贤和试用考验等配套制度以维持贤人政治的优化原则于不堕，若是循此演进完善不止，应有可能在“协议民主”基础上顺理成章萌生某种形式的“权力制衡”机制，支持社会朝着民主化的方向演进。可惜这种贤人政治体制相当脆弱，撑过两代就难以为继了。

当然，尧舜属于远古的传说时期，不要说今天，就是孔子那时候，关于“禅让说”已经知之不详，存在种种不同的甚至矛盾的说法。战国人写的《竹书纪年》称：“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韩非子.说疑》也有“舜逼尧，禹逼舜”的说法，意味着“禅让”可能不是那么美妙的一回事，甚至是掩饰宫廷政变夺权篡位的委婉语。但即便正面意义的“禅让”仅是一个寓言故事，只要具有革新进步的启示，也何妨跳出考据学和意识形态框框的局限，为后来有心人“借古改制”引用，结合二十一世纪民主政治多元优化途径的探索，寻求不同于西方传统一人一票普选和“三权分立” 制度的更为切合中国实际的超现代政改方案，可能有着弥足珍贵的启示作用。

此外，尧舜施政，“允执其中”，体现了朴素的“中庸”精神，由而引申产生爱民、敬天、禅让贤君、以德治国、礼乐教化、顺应自然等进步观念；深得孔子欣赏。“孔门传授心法”的优化决策方法论――“中庸之道”，实为优化“创新”的科学方法论，肇源于此焉。

甚于称颂尧舜，孔子更其推崇史料确凿详尽的西周。

《大学章句》引用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强调不断求新，不可稍怠也。接着引用《康诰》曰：“作新民。”言鼓之舞之，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接着再引用《诗》经，高度评价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孔子“言必称西周”，看好的就是“周国虽旧，至于文王，能新其德，以及于民，而始受天命也。”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西周代商，相当于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西周在天人关系观、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技术等各方面都有重大创新发展，孔子特别重视其中有关基本价值观或即“心态文化”的“两心调谐”化的进步成果。

文武周公主持开创的西周特色政治文明，突出强调“以德配天”，衍生了敬德、明德、容德、怀德、承德、秉德、率德、用德、奉德、昭德、慎德、敏德、成德、好德、勤德、显德、崇德等一系列令人目不暇接的德字号名目。“德裕乃身，不废在王命”也，把“天人合一”、“事在人为”的德治思想发挥到了空前极致。

德者，道德也，常指克服自私，推己及人，弘扬爱心（公心），助人为乐的高尚品质；用在政治上，借夏禹的话说，便是“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大禹谟》），必要落实到“保惠庶民”、“怀保小民”、“克明享民”、“咸和万民”这个民字之上。说得透彻点，“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民心无常，惟惠之怀。”天命合法性唯以德政为证，德政就是为老百姓谋实惠，舍此无以赢得民心拥戴，以建立长治久安的政治局面。归根到底，“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也。

周公辅政期间，借鉴夏、商两代为政得失，将民本德治思想为指导的价值观落实为行为规范，制订了一部“周礼”，于是典制粲然大备，是为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创举。

西周初期，出现了中国历史上顶峰式的大治盛世。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中国由草昧初开之世以至于今，可分为两个时期：周以前为一进步时期，周以后为一退步时期。”（《建国方略》）可惜的是，西周成王以后，治世就难为继了。孔子生当“礼崩乐坏”、“天下无道”的春秋时期。尤其可怕的是这种干戈纷扰，道德衰败，人心不古，民不聊生的恶性趋势方兴未艾，“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知谁以易之？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从周朝始谐终乱的过程，感悟灵性人类不应无可奈何听凭摆布，努力寻求人类经常自我保持不失“两心调谐”的根本自救之道。周朝的变迁正是那时候兼具正负两方面比较全面说服力的重要历史借鉴。

孔子以天降大任自我定位，基于“性与天道”亦即“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情理常识，寻求“人之所以为人”的当行之路，创造性地阐发了以仁学为核心的“两心调谐”型儒家思想体系；企图引领“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驱动社会经小康臻大同发展进步不止。并且“理论联系实际”，在惶惶乱世中身体力行，力挽狂澜，终生不渝。

真版儒家思想可以顺理成章归纳为一套三梯次（3 Tier）伦理大全体系。其整体以至每个局部环节，无不闪耀着超越时代局限的真知灼见创新光辉；择要举例概述于下：

第一梯次：“仁” ── “两心调谐”原理

利己私心与利他爱心（简称两心）这双看不见的推手，如何配合工作为好？当是两心协调得宜，达到符合当时当地历史背景条件的优化联合运行状态，始能驱使天赋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最大限度顺畅发挥，称之为“两心调谐”。这就是仁者的追求，仁学的精义。

现在人们经常引用的孔子箴言“仁者爱人”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仁”的标准化解释，其实远不足说明“仁”的完整概念。

先圣孔子将“人之所以为人”必须遵循的“两心调谐”原理高度概括为一个饱藏天机、智能无量的大字 ──“仁”。指明为人之道系由利己的“仁者自爱”为基点，展现利他的“仁者爱人”之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通过“仁者使人爱己”，进入“仁者自爱”的最高境界。（参见《荀子．子道篇》等）

儒家的仁学，是有史以来，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深刻阐释“两心调谐”原理的大学问。

第二梯次：“仁－中－礼” ── 人生共性指导原则

贯彻仁学，实现“两心调谐”化，必须以“仁”为指导思想，运用优化求解的科学方法论 ──“中庸之道”，制订符合当时当地历史条件下应循的行为规范 ──“礼”；由此建立一整套体现“人之所以为人”的“仁－中－礼”三位一体普适性指导原则，藉以落实“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中庸”学说人称“孔门心法”。孔子融“允执其中”、“过犹不及”、“和而不同”、“所贵者权”等合理化思想方法于一炉，以贯通“天下之达道”，“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毛泽东书信选集》147页）

孔子崇拜周公，赞美周礼，表示了“吾从周”的立场；意在古为今用，“克己复礼”，即以周礼为重要借鉴，进行了调整“损益”（修正），借先王之道开展政治改革；绝非真伪不分的批判者所说的一成不变，退守旧制。

周礼虽然可赞，何以经不起时间考验，乃至每况愈下，陷于“礼崩乐坏”之境？答案其实非常简单：关键在于缺少了那最后守护神 ---“权力制衡”。孔子在鲁国的政治改革失败后，痛切体认鲁国君臣都失掉了本分，没有一种矫正机制的恶果，于是在“礼”的范畴创造性地提出了“正名”之说，突显了“礼”的制衡意义，特别突显了对上，亦即对权力阶层制衡的理论依据。在政治领域真正落实“正名”任务，唯有建立、健全“权力制衡”体制。

“正名”说是孔子的重大创见；其中“尊尊”之说不啻“权力制衡”观念的导论。

“尊尊”，用现代语言来说，常常理解为下级服从上级，否则社会秩序无从建立，国将不成其为国了。但尊尊本意不止于此。孔子主张人的言论行动应与其身份地位相符合，也就是说为尊者，要使自己符合尊者的准则。“尊尊”之最当为对君主的尊重，因为君主治理国家，臣民应当听命效力，但这不是没有条件的。

孔子主张“事君尽礼”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君主同样必须接受礼的约束，君若无礼，臣也就无忠。君主如有过错，臣应犯颜直谏，《论语．实问》中说“勿欺也，而犯之”。要坚持“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君主坚持错误，臣子也可以抛弃他另投明君，即“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去无道，就有道”，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孔子自己正是这样离开鲁国的。孟轲说得更明白“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为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所以“忠君尊王”当以明君贤王为条件。君主失道应受批评，匡正，犯大过而不知纳谏，最终就该予废黜，换人取而代之。孟轲曾当面向齐宣王指出：“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听者为之“勃然变乎色”也。（当时孟轲主张由君亲贵卿产生取代人选）至于对付极端无道暴君，《周易》有道：“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孟轲在同齐宣王对谈时，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有没有）？”轲答曰“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就是说，不得已而革无道暴君的命，顺天应人，正当合理也。

历朝帝王欲求长治久安，避免覆亡厄运而不可得。儒家提供了一条思路，那就是贯彻“正名”说的“尊尊”观，不容许违背仁政德治原则的君王沿著绝对腐化的不归路把国家民族带进灾难的深渊，要加以监督、限制，直至罢免“易位”的主张。这个由监督、限制，以至“易位”的“尊尊”保障体系，显然绝非君主的自觉自律举措而已，特别是“易位”程序，意味著必要形成某种可以向最高统治者说“不”，而且说了一定算数的“权力制衡”机制，方才行得通。

可见儒家的礼治思想本质上不仅不支持绝对权力，而且蕴涵超越时代历史局限性，萌发“权力制衡”机制的进步契机；如果同儒家的“君贱民贵”的民本思想配套渐进，这不就是由“权力制衡” 导向民主政治的光明之路吗？

“礼”的具体内容，要按着中庸之道因时因地因体制宜，不断修正，不断发展，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孔子尊重周礼，目的是“古为今用”，以复古之名行改制之实也。孔子在周礼的框架基础上提出了许多进步性的改革，例如反对杀人殉葬、贵畜贱人、昏君独裁、横征暴敛等旧制度；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孔子反对旧日对庶民阶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的作法，主张“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破除了“礼不下庶人”的旧传统，把原来作为贵族专利的“礼”，推广到民众中去，使全体社会成员都纳入“礼”的范畴，实现道德礼仪上的平等；“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章句》）也。

第三梯次：统合天人时空的“三梯次”伦理大全体系： “模糊信天观” ──“仁－中－礼” ──“社会发展目的论”

孔子的“模糊信天观”：

“仁－中－礼” 三位一体，作为人类应循的“当行之路”或称天理，是“性与天道”亦即“天人合一”的结晶，高度理性化的共性指导原则。其公允地位的最后确立，要求对“天人关系”这样的“终极悬念” 和“宗教情怀”作出适当交待；方见得其来有自，名正言顺，神圣崇高又不涉奇迹迷信、虚妄玄学。

孔子相信“天生德于予”，并为这种“天命意识”、“宗教情怀”所激励，成为入世奉献事业和坚持卓异德行的精神源泉。这种激励作用落实到了创建学说、诲人不倦、改革政治的非凡努力，以及成为君子德行的最高典范。孔子尊重人们的信仰选择，但不承认无法实证的奇迹迷信，包括拟人化神祗和死后世界等等，不以为神力主宰人类的命运；主张“事在人为”，积极入世，通过理性途径认识事物，参透规律性，改造客观世界，脚踏实地合力缔建人间天堂。

孔子创造性地提供了一种神学、哲学和科学互相包容，共存共荣，大而化之的人本主义信仰体系。如果我们考察一下近代大智大能的杰出人物的天人关系观，就会饶有趣味地发现，尽管公元前六世纪中国伟大圣哲孔子和二十世纪的首席科学家爱因斯坦，时代背景和涉及领域都相去远矣，但他们在人类“终极”观念上所见略同，遥相辉映，体现了绝顶高明的超级智慧。他们互相交集、相得益彰的“天命观”共识，可以“模糊化”有神论和无神论的界限，甚至填平唯物论和唯心论不共戴天的鸿沟，中外古今一切优秀思想哲学体系的理性真理内涵，得以息息相通，交融无碍，相辅相成；非常有利于调动一切人自觉贯彻“当行之路”的使命感和积极性，导致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效益最大化。对今日世界构建“全球伦理”，重整信仰体系大业，造就整个人类大家庭和谐共处局面，实现“并育而不相害”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莫大启示作用。

孔子的“社会发展目的论”：

从“仁－中－礼”共性指导原则出发，尚须建立人类社会的未来远大奋斗目标，方有大奔头、大决心、大动力、大作为。孔子提出了人类社会发展分阶段的大目标及其政策纲领：首先争取实现人际关系比较合理和人民生活相当富裕的小康（庶、富、教）社会，进而奔向“盛世大和平”，“大道之行也”的理想化大同社会。

《礼记．礼运》载有关於大同和小康的两段著名文辞，言简意赅，含义精深，可为立论基础。

一次鲁国岁末大祭祀，孔子担任助祭。事毕後，在宫门望楼上为时局艰难感慨叹息起来。弟子言偃陪侍在旁，问夫子为什麽。议论之间夫子说了一些关於社会发展阶段性大目标的话，留下了以下两段记录：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同举）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 、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恶其不出於其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於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共信，着有过，刑（同型）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

今试用现时容易读通的现代语言整理改写如下：

“大同社会正道盛行，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实行选举贤达能人主事的民主政治。人际关系讲求信任、和睦。男女平等，琴瑟合谐，相处美满。人们不仅孝敬自己的父母，爱护自己的子女，还有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做到老人安享天年，壮年得展所长，少艾成长良好，鳏寡孤独和残疾病人都能得到妥善照顾。那时生产发达，财富充足，只怕物资富裕得失诸浪费，不必为生计困乏而烦恼，但以多多贡献自己力量为人生乐事。社会秩序之佳，阴谋诡计、抢劫偷盗和破坏活动绝迹，人们真正可以享有夜不闭户，免於恐惧的自由。

“小康时期，人间正道犹未彰显，少数人实行家族式或准家族式世袭权力型统治，依靠武装力量保卫政权，人们为自己和家庭小圈子的利益生产经营；阴谋诡计，人祸战乱，层出不穷。此时幸有道德信条垂范和礼法制度用世，恪守上下分际，重视家庭价值，明确产权界限，鼓励建功立业，奖掖好人好事。若有英明领导人（古有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等榜样）带头示范，克己守礼，弘扬仁义，提倡诚信，任人唯贤，执法公平，汰除劣吏，赏罚分明，一以贯之，可望不断改善民生，维持社会朝向大同美境发展进步的大趋势。”

这可不是唯妙唯肖、简明扼要地描绘了至今依然充分适用的社会合理化改良任务以及人类世界未来理想目标要领吗？

孔子相应提出了许多富于创见的政策观念，有些至今仍然具有鲜明的指导意义。例如孔子主张的富民办法是“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敦礼教，远罪疾，则民寿矣。”“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择可劳而劳之”，总之是反对苛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所谓民之父母。”

归根到底，富民经济政策的秘密其实就在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论语．尧曰》），且信此事非难，惠而不费，“唯欲行之耳。” 汉末王肃注释说，“利民在政，无费于财。” 这是不耗国库之财，用宽松政策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利己私心积极性，善用各自的有利条件，最大限度焕发每个人的灵性创造功能。例如，“山地之民，利在山货木材；滨海之民，利在鱼盐水产；平原之民，则利在粮棉五谷。”又如，手艺人可以靠一技之长过活，生意人可以靠买卖吃饭，有文化的人可以靠提供知识获取报酬。这股无穷的创造力自由地发挥出来，生气勃勃，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自能富民强国，蒸蒸日上；反之，压制这股创造力，只会死气沉沉，越弄越穷。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个真正了不起的概念。历来专制政权的统治者多将自己的意愿强加於人民，以满足特权统治阶层的政治控制或物质利益的需要，视“为民作主”为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唯现代民主社会实行市场经济制度，政府原则上不干涉人民合法经济行为的自由，只是因势利导支持人民去从事他们认为有利的事业，并为人民提供应享的权利保障和方便条件，实践证明，这样才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灵性创造能力，最大限度创造社会财富的正道。夫子千载之上，明鉴若此，诚天机解密，深得“两心调谐”纯青炉火矣。

孔子以为“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主张“蔽明”、“掩聪”，不求“至清”、“至察”。唯“枉而直之，使自得之；优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日省月考，既廪称事（及时考查业绩，合理调整报酬），所以来百工也，来百工则财用足。就是说政府不可自作聪明“为民作主”，只应实行因势利导，让民众有享有尽可能充分的自由发挥灵性创造能力的环境条件，吸引专家能人，鼓励发明创造，促进生产力发展，以增殖财富、改善民生的政策。（参见《家语．入官》）

孔子还以为“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科技先行，改进生产工具，是为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前提。

孔子从“仁－中－礼”共性指导原则出发，“瞻前顾後”，上接“模糊化信天观”，下切“分阶段社会发展目的论”，构成了真儒统合天人时空的“三梯次”“三位一体” 伦理大全体系。

这一整套真版孔门圣学大全体系，是人类灵性创造能力“悟通天机”的丰硕成果，不仅适用于华夏中华，也属于整个人类世界；堪以融合一切政治、宗教派别，有神论和无神论者，不同性别、年龄、种族、国家，以及任何、历史、地理背景的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同一切社区合乎“性与天道”的既有神性或非神性信仰体系相键接，导向一种从树木到森林，从听命到自觉，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的茅塞顿开、大澈大悟境界，指引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不止。在今天形形色色信仰危机无所不在、狰狞毕现之际，可为人类大家庭提供补强和重建伦理信仰的共识基础，契合全球化大趋势，“肯定人欲，引上正道”，协力营建美轮美奂人间天堂。“普遍伦理”或“全球伦理”舍此何求？

当然，真儒必须从跌倒的地方爬起来，首先在华夏神州发扬光大，重开新猷，方堪取信于世，振铎天下乎。

可见孔子思想观念求新，诲人不倦求新；他倡导的儒家学说充盈卓越创见，具有万世和普世性指引人类“灵性创造能力循正道顺畅发挥”的伟大功能。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者”，意为孔子是适应时势发展，继往开来，鼎故革新，与时俱进，带动时代进步的圣人啊。尊称孔子创新型至圣先师，名至实归乎。

也许读者以为本文忽略了许多世人耳熟能详的儒家保守、落后言论，特别是“吃人旧礼教”的罪恶记录；诚然，孔子是人，不是神，自有其片面性和历史局限性，学习孔子，必当有所取舍；但严肃的读者应可查明，那些荼毒人心、危害国运的所谓儒家谬论，几乎没有一条来自真孔真儒；有的源出儒家的对头（如韩非子），有一些是以讹传讹的误读或误传，大多则为董仲舒以后的伪儒大师们，特别是程朱陆王垄断舆论的传世杰作。

总之，问道于孔，分清真假孔子是第一步。

2008年3月 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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