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變可畏祖宗可法人言可恤

溫總理今日以“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自勉，表達了他推進改革的決心和勇氣。我倒以為這些話反過來說，也很有現實意義。這大概也符合辯證法吧。

天變可畏

王安石改革，碰到旱災，反對者就以天人感應為藉口，說是老天爺不喜歡其新政，所以久旱不雨。安石遂有“天變不足畏”之說。反對派的天人感應說當然是荒謬的，因為當時的人類活動尚不足以對氣候產生那麼大的影響。

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人類的活動已經引起了不少自然災害。象環境污染、氣候變暖、臭氧洞、特大洪水等“天變”還是相當可怕的。

祖宗可法

幾年以前，有學者提出當代中國要繼承三個傳統，一個是傳統中國的文化歷史傳統，一個是五四以來的啟蒙傳統，另一個是建國以來的社會主義傳統。我覺得這一提法大體可用，不妨把這三個傳統當作我們的三個“祖宗”。這三個祖宗，一個都不能唾棄，都應該好好供着。文化歷史傳統，決定了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中國人之所以中國人。“欲亡其國，先亡其史”，割斷了文化歷史的血脈，我們就失去了認同，失去了身份，失去了自我。五四啟蒙傳統是一種思想解放的傳統，尊重個性、相信理性、以理性重估一切價值，是這一傳統的特色。社會主義傳統中沉澱着幾代革命者建設者的理想以及他們可歌可泣的經歷，其人人平等的社會理想，耕者有其田勞動者占有生產資料的經濟理想，以及勞動光榮、雷鋒精神、為人民服務等道德風尚，至今依然深入人心。

改革開放以來，解放思想的啟蒙傳統受到了充分尊重。有解放，必有束縛。1919年的束縛是孔孟之道，1978年的束縛是“兩個凡是”，現在的束縛在哪裡，則有些眾說紛紜。從西方的歷史經驗來看，自18世紀以來，啟蒙精神固然代代相傳，卻一直受到其他思潮的挑戰和補充。保守主義者要求尊重已有的制度和風俗，浪漫主義者反對把人過分理性化，康德哲學指出了人類理性的局限性，馬克思提出了實踐的重要性，存在主義哲學從本體論方面提出了挑戰，後現代思潮也仍然可以看做對啟蒙精神的溫和反動。相對而言，我們的啟蒙思維過於簡單，缺少層次和中介，缺少挑戰和反動，一往無前，不免貽人“伊於胡底”之憂。所以這啟蒙傳統應受到文化歷史傳統和社會主義傳統的制約，反之亦然。

人言可恤

恤者，憂也。不恤人言，雖千萬人吾往矣，固然是革新者的勇猛。然而人言者，輿論也，今之為政者不得不恤。國內民眾的輿論不用說，就是國外敵對者的輿論也不可小覷。當今國際輿論，盡歸敵視中國的歐美媒體主導。國內輿論界，也有太多“很傻很天真”的人物。如何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如何捍衛我們自己的價值觀，如何讓民眾心聲得到尊重，都是中國面臨的大問題。人言之可恤，無如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