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靠西藏自己的人口和資源，肯定無法建立足以抵抗外部軍事威脅的邊防，甚至難以建立可以有效遏止外部流民蠶食的邊防，而西藏又不能不建立邊防，那麼它唯一的選擇就是只有依靠一個大國，以獲得建立邊防的人力物力，或者乾脆由那個大國為它承擔整個防務。

它能依靠哪一個大國呢？

西方國家顯然靠不上，雖然歐美有實力，對西藏獨立也最為同情，但畢竟與西藏沒有地緣關係，遠水解不了近渴。西藏在地理上夾在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之間，這決定它別無選擇，不是依靠中國，就是依靠印度。西藏人自己也承認這一點：“西藏夾在中國與印度兩個大國之間總是左右為難，兩面壓、兩面擠，因為西藏的地理位置，總要靠一邊。” 歷史上西藏所以需要承認中國的宗主權，原因之一就是需要中國提供的軍事保護。然而未來西藏的獨立就是與中國分離，是對中國統治的擺脫，那麼僅憑其向外的慣性，也會使它自然倒向印度。何況達賴喇嘛及他治下的數萬西藏難民，還受了印度收養幾十年之恩。不管達賴喇嘛怎麼表示獨立的西藏將保持中立，最終的政治選擇並不是口頭允諾決定的。只要西藏沒有獨立建立邊防的能力，安全的需要就會使其從中立走向結盟。

我們先看西藏與印度結盟的可能性，以及由此對中國產生的影響。至於達賴喇嘛關於西藏留在中國之內實行高度自治（一國兩制）的設想，下一章再進行討論。

自古以來，西藏對印度就有很高程度的精神認同。由於印度是佛教起源地，篤信佛教的藏民族對印度始終保持一種精神上的崇拜和嚮往。曾在拉薩色拉寺學經十年的日本和尚多田等觀對此印象深刻：“西藏人認為印度是出聖人的國家，對印度避免進行批評，對它表示絕對的尊敬。在這一點上自古迄今絲毫未變。” 大量古代藏文史籍都把藏民族說成是印度王室之後，雖然後世學者們認為那無非是想與釋迦牟尼攀親戚的牽強附會，然而對藏民族的心理影響卻是長遠和巨大的 。共產党進軍西藏後，向藏人宣傳西藏是中國的一部分，有些藏人就反駁說西藏一定要屬於哪的話，也是更應該屬於印度 。

從地理上，印度與西藏的交通遠比從中國內陸進藏方便快捷。在依靠畜力旅行的時代，從大吉嶺到拉薩只需兩周，而成都到拉薩則要費時三月。清末及民國時代，從中國到西藏上任或辦事的官員，不少人取道印度。即使繞一大圈，也比從中國境內走快得多。1950年以前的西藏，絕大多數貿易與印度進行，貴族子弟到印度上學，從西藏寄往中國的信也由印度中轉。那時的印度對西藏人生活的影響遠比中國為大。即使是今天，中國內地與西藏修通了公路，有了汽車和飛機，在西藏仍然會感覺印度離得更近。我從成都開車進藏，耗時近半月（路遇泥石流和塌方），感覺經歷了千辛萬苦才到拉薩。而從拉薩只需一天，就能暢通無阻地到達邊境縣城亞東，再向南一點就是印度控制下的錫金。1950年達賴喇嘛即住在亞東的東嘎寺觀望解放軍進藏形勢，只要風頭不對，一抬腿就可以到印度。——有風險即去印度，這已經成為本世紀以來西藏上層人物的習慣動作。

印度是能夠為西藏提供邊防、足以和中國匹敵的大國嗎？在許多中國人心目中，印度是一個有許多貧民、暴力事件和古怪風俗、出產大量歌舞電影的落後國家。很多中國人還會沾沾自喜地回顧1962年的中印戰爭中印度軍隊如何不堪一擊。然而今非昔比，目前印度與中國的差距，已經遠非中國人自以為是的那樣大。

駐守西藏邊防的中國軍人最清楚這一點。他們直接面對印度。中國邊防至今還有一些段落靠騾馬運輸（甚至人背肩抗）保證後勤，印軍一方卻已經普遍使用直升飛機。印度的綜合國力不如中國，軍費開支在八十年代卻曾達到中國的近兩倍。即使中國在九十年代大幅度增加軍費，也仍然沒有趕上印度 。1962年那場失敗的恥辱使印軍臥薪嘗膽，1971年打的印巴戰爭，印軍表現就已經相當出色。據國外軍事專家評價，印度目前具有全世界最優秀、吃苦性最強、裝備最完善的山地部隊，能夠成功地抵抗中國的任何進攻。

印度歷史上長期經受帝國主義殖民統治的屈辱，獨立後演變成一種反彈式的擴張衝動。印度的開國總理尼赫魯曾在其所著《印度的發現》一書中寫道：“印度以她現在所處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麼做一個有聲有色的大國，要麼銷聲匿跡。”獨立以來的四十多年中，印度幾乎向所有接壤的鄰國提出過領土要求。在邊境爭奪方面，它一直採取鍥而不捨的積極姿態。西藏的中國邊防部隊時刻都能感受來自印度的頑強壓力。

目前，在中印兩國有爭議的十三萬平方公里土地中，印度占領着其中的四分之三，並且是地理環境好、資源也豐富的地區。至八十年代末，印軍在中印邊界集結兩個軍部，八個師，三十六個旅，以及空軍、情報單位等，總兵力已達二十多萬人，並擁有十四條公路幹線、六條空中航線、五條衛星通訊線路和16個野戰機場，還有流亡的西藏人組成的“印藏特種邊境部隊”。

《印度的軍事力量和政策》斷言：在印中邊界，印方擁有比中國更強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火力，飛機也比中國先進。尤其在東線，步兵有着十八比一的絕對優勢。印度陸軍參謀長公開宣稱：印中邊境的局勢完全在印度的控制下。

1962年戰爭的積怨並未隨時間全部消解，戰敗的恥辱使印軍臥薪嘗膽，期待洗恥。而中國雖然取得當時的軍事勝利，卻因為主動撤回麥克馬洪線以北，沒有“收復”原來有爭議的領土。1987年，印度議會通過法令，正式在“麥克馬洪線”以南的中印爭議地區建立“阿魯納恰爾邦”，使其對爭議地區的占領合法化。當時中國軍隊中有人強烈地主張再打一場中印戰爭，像1962年那樣收復失地（當然不會再放棄），只因當時中共高層一心發展內地經濟，無意作戰，還因為後勤系統從技術上難以為戰爭提供可靠保證，最終作罷。迄今為止，中印兩方都存在主戰派。我多次聽到駐藏的中國軍人表示中印將來必有一戰的看法，據說同樣的論調在印方也同樣存在。

且不說這兩大亞洲巨人最終是否會戰，但存在某些危險因素是不可否認的，而按照國際政治的規則，有危險存在，就不能不做相應打算。外交努力和軍事準備都是重要的，但是從宏觀角度看，在中國與印度的未來關係中，對中國威脅最大就是西藏獨立。

弄清楚這一點，需要看一下達賴喇嘛的西藏地圖。一位採訪過達賴的台灣記者看了那份地圖後，以一種震驚的口氣說：“那可是把中國砍掉了一小半！”

在一般大陸中國人的心目中，西藏就是中共建政後劃設的“西藏自治區”，面積122.84萬平方公里，占中國總面積的八分之一。然而達賴喇嘛的西藏卻從來是另一種概念。達賴喇嘛對西藏的範圍有一個定義——“所有藏人居住區” ，即藏文明覆蓋的全部地區。具體地，達賴喇嘛是這樣說：“我指的西藏，不只是共產黨所劃分的西藏自治區，也包括青海、甘肅、雲南、四川過去屬於西藏三區的地方，含有十個自治州和兩個自治縣。這些傳統的藏區，英語叫Tibet，涵蓋整個六百多萬西藏人民。它的現狀用一句政治術語來講，都是變成了中國的殖民地。”

達賴喇嘛的西藏在漢語裡被稱為“大西藏”（還有一種將其按衛藏、康和安多而合稱為“三藏”）。達賴喇嘛的地圖除了包括西藏自治區，還包括現在的青海省，甘肅的南部，四川西部和雲南的西北部，甚至還向新疆和貴州有延伸。“大西藏”囊括了整個西藏高原，面積比西藏自治區大一倍，在整個中國版圖中，已經占到四分之一還強。

西藏自治區是人為劃分的行政區劃，“大西藏”的概念更適於從民族、歷史和文化的角度把握整體的西藏。這裡且不爭論哪一個概念更合理，一般來講，中國人所說的西藏，都指前者，達賴方面所說的西藏，都指後者。以後凡聽到談西藏，一定先要弄清楚是哪一個西藏。因為“西藏”概念的不同，會導致並且目前已經導致了大量的混亂。我在前面提到的關於西藏到底有多少漢人的爭論，中共與達賴方面的數字相差幾十倍，除了兩方對數字的修飾，還有一個原因就是出於概念不同而統計的範圍不同。一個西藏是一百二十萬平方公里的西藏自治區，另一個西藏是面積大一倍的Tibet（且囊括漢人相對稠密的漢藏接合地區），統計出來的數字怎麼可能一樣呢？

西藏流亡者所要求的西藏獨立，或者是達賴喇嘛現在所主張的西藏高度自治，其西藏概念都是指大西藏。假如大西藏的二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從中國分離出去，中國的西部邊疆將向腹地收縮上千公里。在現在的中國版圖上打兩條對角線，交點——也就是中國的中心——在甘肅天水。而大西藏獨立，天水離新的“國境線”只剩一百多公里距離，現在的中國中心那時就變成了邊疆。中國歷史上出現國難危機時，腹地四川往往被當作“大後方”，或“偏安”，或“陪都”。而四川省的省會——成都，距“藏人居住區”也只有一百多公里。西藏獨立將使四川一變成為中國的邊防前線。而素稱華夏文明中心的西安，距“西藏國”的邊界也不過還有四百多公里。

一方面，達賴喇嘛的地圖如此深入中國腹地，同時與同樣主張獨立的蒙古人和維吾爾人所畫的“蒙古國”和“東土耳其斯坦國”地圖也存在不少衝突 ，埋伏了一旦中國解體後它們之間的糾紛。另一方面，達賴喇嘛的地圖卻將中國與印度一直有爭議、並且進行過流血爭奪的領土劃給了印度 。那裡也曾是藏文明覆蓋的地區，符合達賴喇嘛所定義的大西藏之概念，為什麼不堅持對那裡的主權要求呢？
當然，這不難理解，西藏流亡者寄居印度，在人矮檐下，不能不低頭。然而除了其中不得已的成分，中國人會由此判斷，這也表明達賴喇嘛和他的流亡政府，已經明確地選定了他們未來所要依靠的對象。當北京看到達賴喇嘛在他的書裡表示印度比中國更有理由聲稱擁有西藏的主權如下詞句時，一定感到十分氣惱：

從許多年來到今天，印度人民和政府已經給予我們西藏難民非常多的幫助，包括經濟上的援助以及其他許多方面的幫助——儘管印度自己在經濟上有極大的困難。我懷疑是否有其他的難民會被其居停國如此地善待。這種情誼我永遠銘感心中。當西藏難民不得不要求更多的金錢援助時，成千上萬的印度兒童甚至無法接受基本的教育。

雖然實情如此，但是只有印度才有權利來援助我們。因為佛教是從印度傳到西藏，此外伴隨佛教傳入，還有許多其他重要的文化影響。因此我心中毫無疑問地認為印度比中國更有理由聲稱領有西藏主權。中國對西藏只有過些微的影響力。我常常把印度和西藏的關係比喻成老師和弟子的關係。當弟子有困難時，幫助弟子就是老師的責任。

對此，中國的國家戰略制定者們會怎麼想？邏輯已經非常清楚──既然獨立的西藏必須依靠一個大國建立邊防，那個大國就只能是印度無疑。而既然在中國戰略家的心目中，中印之間存在着發生戰爭的危險，那麼西藏一獨立，就相當於印度的軍事力量可以不發一槍一彈便長驅幾千公里，部署到中國的腹地。可想而知，讓中國失去如此廣闊的屏障，暴露出致命“軟腹”，是他們從國家安全的角度絕對不能接受的。

能夠進入西藏高原，印度的導彈就能打遍中國全境。低地的中國軍隊對印軍將成仰攻之勢。戰爭是在中國腹地進行，遭殃的是中國的財產。而西藏屬於中國，西藏高原成為保護中國的天險。今天被認為無用的不毛之地，那時是不怕戰火的迂迴空間。印度卻毫無遮蔽地暴露在南亞平原上，面對中國軍隊以下山之勢的俯衝。所以，防備與印度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是中國不可能允許西藏獨立的底線所在，這是無法逾越的鴻溝。將來不管中國由什麼人上台執政，出於這一考慮，都難以對西藏獨立的要求後退或妥協，即使他們在上台前有過另外的看法。

不從別的方面考慮，僅在中國內地感受一下人山人海的擁擠，就不會懷疑，讓中國放棄二百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那是它連想也不會想的問題。即使未來不可能真把人口遷移到西藏去，只為了還存在一塊廣闊天地，能使感覺上獲得一點虛幻的鬆快，也足以使中國統治者抓住西藏不放。不錯，那裡大部分是不毛之地和不適於生存的高海拔，但是人類已經開始設想有一天移民月球或火星，西藏再高，也沒有月亮高，生存條件再苛刻，也比火星好得多，一旦人類的資源和空間緊張到了那一天，中國有西藏這樣一個低得多的“月亮”，豈不就是最大的優勢。

更何況，保持領土完整在當代主權體系當中已經成為當權者最重要的合法性證明，僅為其自身不被國人指責為“賣國賊”，他們也往往會為“寸土”而必爭，乃至大動干戈，何況是早被他們當作自己領地的四分之一個國家！

在我來看，西藏是否能獨立，說到底只有通過兩種方式。一是西藏自身能以武力戰勝中國；一是中國自己最終認識到，西藏對中國的意義與中國受到的壓力相比已是得不償失，因此不如放棄西藏。第一種方式，相信沒有多少人會認為是可能的。而第二種方式，通過上面的論證，也可以看到沒有太大希望。在一個以國家安全和利益為最高原則的主權結構世界上，中國面對的上述情勢具有生死攸關的性質，再大的國際壓力都難以成為對等交易物，因此不管未來什麼人治理中國，也無論實施什麼社會制度，中國都不會放棄西藏。

這個結論並不攙雜我作為一個中國人的國家主義情結，我只是設身處地地按照主權結構的邏輯進行推導。我並不贊成這種強權理念，但遺憾的是它就是今日世界的現實。對此，為獨立事業奮鬥的西藏人認識得同樣清楚。達蘭薩拉一位藏人在與打着國際秩序旗號的海外中國民主人士辯論時，以憤慨的語氣這樣說：

當年蘇聯讓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各國政府馬上承認。二戰時，斯大林吞併這三國，各國不是也馬上承認了嗎？類似的例子在歷史上，在現實中比比皆是。政客永遠是以投機為本能，政治永遠是以本身的利益為出發點，世界各國政府決定一切事情，首先考慮的是自身利益，而不是正義，彭先生將正義維護者的桂冠根據需要奉獻給世界各國政府未免有點輕率。如果說政府理性是指避重就輕，避害趨利，則說得過重；如果說是堅持道義原則，則差之千里也。

而作為中國民主事業象徵的異議人士魏京生，在談到應該把達賴喇嘛請回拉薩時，理由之一也是避免“讓一幫玩火的冒險家包圍”身在印度的達賴喇嘛。他認為達賴喇嘛“心裡應該非常清楚：脫離了與漢族人的聯盟，野心勃勃的印度人也不會比漢族人更好，錫金、不丹、尼泊爾就是將來獨立的西藏國極好的榜樣” 。

魏京生這種思路中的國家主義色彩是顯而易見的，由此也是對未來民主中國會以道義方式解決西藏問題之願望的一種警醒。問題不在於魏京生本人，其根源應該追溯到當今世界的主權體系。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單獨地放棄那個體系的原則，哪怕那國家是由聖人所領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