Ⅱ 革命──确立主权的手段

“革命”是共产党词汇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之一。尤其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把“革命”概念供奉得如同宗教箴言，神圣无比，并要求所有中国人都把革命当作终极目标，为之奉献毕生。如果在那时有人说革命不过是一种工具，是用以达到某种实用目的的手段，肯定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异端邪说，甚至受到严厉惩罚。

然而，发誓要实现共产主义、消灭私有制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中国共产党，在最初解决西藏问题时，并没有表现出革命的企图，他们愿意放弃在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容忍西藏保留被他们指称的“最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甘愿让西藏的“百万农奴”继续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要求的只是西藏“回到祖国大家庭的怀抱”。很明显，中共当时解决西藏问题，主权是第一位的，革命是可以让步的。

西藏是中共最早进行的“一国两制”尝试（比香港的“一国两制”早将近半个世纪）。在与西藏统治者谈判的时候，凡属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歧中共全部妥协，甚至主动做出保证不变的承诺，中共关注的焦点在主权，所以他们在事关主权的问题上表现得特别强硬，寸步不让。假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能够得到确实保证，中共可能并不在意让西藏的“一国两制”继续维持下去。尽管中共领袖从来都蛊惑人民视革命为终极目标，他们自己则是经常很灵活地把革命当作手段。一旦那手段与其想达到的实用目的发生冲突，革命就可以被撇在一边。

流亡西藏人认为，中共对“一国两制”的承诺从一开始就是骗局，共产党是不可能不对西藏进行革命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就是如此。这种看法当然不错。等到中共能够完全控制西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用自己的一套共产主义制度取代西藏的传统制度。但是改变西藏的制度不是中共政权的迫切目的，它可以等，也确实做出了等下去的决定。中共之所以提前在西藏展开社会革命，是因为五十年代末西藏发生了大规模武装反抗。那种局面使中共认识到，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不可能在“一国两制”的状态下得到保证，真正在西藏建立牢靠的主权，只能把西藏纳入与中国一体的“一国一制”。这时革命仍然是作为手段，作用是摧毁西藏的旧政权和滋生反叛的社会基础，建立完全服从中国的权力体系和社会结构，最终目的仍然是在确立中国对西藏的主权。

就是在个意义上，我说中共在西藏的革命，尽管戴上了种种“解放”、“翻身”、“人民当家做主”的桂冠，其本质，不过是二十世纪以来中藏之间的主权之争的进一步延续而已。

至于再往后，革命在西藏泛滥成灾难，完全在形而上的层面陷入疯狂而脱离了确立主权的意义，那已经不是专门针对西藏的革命，而是在中国的“一国一制”中，西藏不可避免地与中国其他部分共同遭到的席卷。

第五章 “一国两制”的失败

吹捧邓小平的人，把“一国两制”说成是邓小平为解决香港问题所做的天才构想，是开天辟地的历史首创。但是“一国两制”的发明权并不属于邓小平。香港与中国的“一国两制”目前刚刚开始，西藏与中国的“一国两制”却是从1951年就已经实行，在维持了八年之后，最后以战争和流血告终。

中共推出西藏的“一国两制”和香港的“一国两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主权问题。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否能成功，还需要时间观察，而西藏的“一国两制”，历史已经证明是一个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