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戰”（統一戰線）是中共政治術語中一個專有詞彙。早在俄國革命時期，列寧就為共產黨人制定了這樣的策略：“要利用一切機會，哪怕是極小的機會，來獲得大量的同盟者，儘管這些同盟者是暫時的、動搖的、不穩定的、靠不住的、有條件的。” 毛澤東把這種實用主義策略發展到極致程度，不但創造出“統戰”這樣一個政治術語，還在中共內部設立了專門的“統戰”機構（稱為“統戰部”），並將“統一戰線”與“黨的建設”、“武裝鬥爭”合稱為保證中共勝利的“三大法寶”。

我在寫這一節時，由於記不得所謂“三大法寶”的其他兩“寶”是什麼，打了一連串電話詢問我認為有可能知道的人。有意思的是，他們大多數都跟我一樣，記不住另兩“寶”是什麼，但是每個人都能立刻說出“統一戰線”來。從這個小插曲，可以看出“統戰”在中共政治體系中的地位及其影響力。

中共在五十年代解決西藏問題，除了一開始打了昌都戰役，摧毀了西藏的軍事力量和抵抗信心之外，後來一直是以“統戰”為主要手段的──即以懷柔政策，爭取西藏上層的合作，最終達到在西藏確立中國主權的目的。這種所謂的“不戰而屈人之兵”，在中國古代兵法一直被置於“上上”地位。

中共與阿沛率領的西藏代表團簽定了《十七條協議》之後，毛澤東立刻派遣當時的中共軍委辦公廳主任張經武以“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前往西藏。張經武是毛澤東的湖南同鄉，參加過北伐戰爭，1930年加入中共，1932年在瑞金任中共紅軍軍事教導團團長，紅軍長征時為毛澤東身邊的軍委直轄教導師師長、中央軍委縱隊參謀長，屬中共元老級人物，亦是毛的心腹。張經武當時進藏的首要任務就是“統戰”。

在離開北京赴藏之前，據說張經武專門就一個問題向毛澤東做了請示——要不要給達賴磕頭？毛澤東的回答是，達賴要他磕他就磕。據說毛還笑着補充說：“不外乎磕個頭嘛，這有什麼？為了全西藏人民的解放，你就給他磕個頭有什麼關係？” 這段小故事是後來中共西藏軍區一位作家在他的關於“西藏和平解放”的書中透露的。不管是否屬實，的確可以表現出毛澤東為達到目的能屈能伸的風格。

一方面，張經武帶着毛澤東的親筆信和禮物，繞道印度奔赴亞東去“統戰”達賴，勸說他返回拉薩，接受《十七條協議》；另一方面，向拉薩進軍的中共軍隊以優良的軍紀努力解除西藏老百姓的恐懼。以十八軍進藏前制定的《進軍守則》為例，有關愛民和尊重西藏風俗方面的條例占了絕大部分（在共34條中占19條）。這裡摘錄下來，可以看出其用心之良苦：

……
十、戰鬥期間不住民房、不借民物；
……
十二、在康藏地區一律以銀圓和藏洋為主要通貨，嚴禁使用人民幣；
十三、不論部隊機關，一律不准派用“烏拉”；
……
十六、在康藏地區只准按照工委所規定的內容進行宣傳，不得宣傳土地改革、不得宣傳階級鬥爭；
……
十八、藏人送禮可收其一：“哈達”或其他輕微禮物，並應回敬“哈達”，即其他適當的禮物；
十九、藏人禮節多以鞠躬伸舌表示卑下敬畏之意，我們可以點頭答禮，不得因好奇而嘲笑；
……
二十一、藏人愛在溫泉洗澡，男女不分，我軍人員決不要參插其中；
二十二、藏人請吃東西，要少吃，碗裡要剩一點，以示禮貌；
二十三、和藏人接觸，不可問哪個是哪個的老婆，更不要打藏人的家狗；
二十四、要切實尊重藏民風俗習慣，做到與藏民融洽無間，必須克服嫌藏民髒、厭惡情緒；
二十五、對土司頭人要尊重，既要反對看不慣和厭惡不滿情緒，也要防止單純團結上層，不積極團結教育廣大群眾的現象；
二十六、對於民兵、僧民武裝，要大力進行政治爭取，儘量避免與之作戰，爭取無效時則堅決殲滅之；
二十七、對俘虜不殺不辱，不沒收私人財物，不動其“神誥”和吃肉用的小刀，傷虜要給予安慰治療，藏兵屍體要動員群眾按當地風俗妥為安葬；
二十八、保障西藏人民信教自由，保護喇嘛寺廟及一切宗教設施，不得因好奇而亂動，更不得在群眾中宣傳反迷信、或對宗教不滿的言論；
二十九、未經同意不住寺廟，不住經堂；
三十、戰時嚴禁借住或參觀喇嘛寺廟。平時如欲參觀，必須先行接洽，在參觀時不得隨便迫不及待摸佛像，不得吐痰放屁；
三十一、如有喇嘛要求參軍，概不收留，並應妥為勸說，送回寺院；
三十二、不得在寺廟附近捕魚、打獵、打鷹鵰、宰殺牲畜，不得到“神山”砍柴、遊逛，更不得隨意打槍；
三十三、藏區舊有之行政人員如不反對我軍，可繼續任職，如已逃亡，則儘量爭取回來……

正像後來當了中共西藏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的十八軍指揮員陰法唐所說：“雖然那時和西藏老百姓語言不通，但是你給他的水缸里打滿了水，把他的院子掃乾淨，他總會明白你是在給他做好事吧！”進藏中共軍隊的模範軍紀給沿路西藏百姓留下了“仁義之師”的印象，並通過他們廣為傳播。中共軍隊到達拉薩後，為了避免擾民，嚴令只有持警備司令部通行證者才得進城，並且禁止參觀布達拉宮和三大寺 。

當時中共對西藏的經營主要立足與西藏上層合作，除了西藏政權依然歸屬噶廈政府，中共在西藏設立的各種機構，也大量吸收西藏上層人士。昌都是中共通過軍事勝利占領的地方，但是在具有政權性質的“昌都地區人民解放委員會”中，九個副主任中的七個由藏人擔當，其中只有一個藏人是共產黨，另外六個都是當地上層人士；委員會中的35名委員基本都是上層人士；下屬的12個宗“解放委員會”，有漢人官員14人，藏人官員154人，所有藏人官員均系上層人士 。當年西藏中共工委的統戰部長陳競波還提供了這樣的數字：

1956年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成立以後，在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各種機構中對上層人士進行了大量安排。當時全區中上層人物（含主要土司頭人）約6000餘人，（其中四品官205人，五品以下的2300人，宗教界2500人）已安排了2163人，尚有3400人未安排，計劃在1960年全部予以安排。

中共剛進藏的幾年被有些研究者視為北京與拉薩的“蜜月”。當美國抵制西藏的羊毛出口時，西藏四百多家羊毛商積壓了兩年多的羊毛，全部被北京在西藏成立的國營貿易公司以三倍於當時市價收買，總值四百多億元（舊幣） 。漢人幹部以其公正、自律、平易待人受到普通藏人的歡迎。中共解放軍靠開荒解決自己的糧食副食，平抑通貨膨脹，減輕西藏負擔。當時的“蜜月”，可以從達賴喇嘛1954年在北京為毛澤東寫的一首詩中得到反映：

啊！毛主席！您的光輝和業績像
創世主大梵天和眾敬王一樣，

只有從無數的善行中才能誕生這樣一位
領袖，
他像太陽普照大地。

您的著作像珍珠一樣寶貴，
像海浪一樣洶湧澎湃，
遠及天涯。

1954年、中共邀請達賴與班禪去北京參加“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共中央特地指示“達賴來京，張經武必須同行，妥為照護……保證達賴途中絕對安全” 。張經武當時對外保持中央政府代表的身份，對內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簡稱“西藏工委”）書記，是中共在西藏的最高領導人。在護送達賴從川藏線進京的路上，張經武和他帶領的一批中共幹部，行走不離達賴左右，休息不離達賴左右，精心護衛。隨十八軍進藏的記者趙慎應對當時張經武護送達賴的情況有這樣一段記述：

一天，大隊人馬來到接近泥石流地段名叫拉玉的地方。張經武在築路部隊和當地群眾中調查天氣和泥石流情況，戰士和群眾說，近日內爆發泥石流可能性不大，但由於山石鬆動，山坡上拳頭大、斗大的石頭飛滑下來的危險隨時都會有的。
戰士們說，對泥石流也絕不敢大意，就在前幾天，泥石流突然爆發，築路部隊一個排的戰士無一倖免地全部被泥石流吞沒了。這幾天，戰士們又冒着生命危險，前仆後繼，趕修公路，公路勉強修好，但仍不能通車。
……

次日，達賴一行出發，到達泊龍泥石流塌方地段，築路部隊在三、四百米長的泥石流區的山坡上，布置了一個連的戰士，一步一崗，兩步一哨，手持紅旗，在泥石流隨時都可能爆發的一面山坡上，硬是人挨人地築成一道人牆，保護達賴喇嘛順利通過。

當大隊人馬通過山石不平的泥石流區時，年已半百的老將軍、中央駐藏代表張經武走在年輕的達賴喇嘛左邊靠山一側，保護着、攙扶着年輕的達賴喇嘛，張經武的副官李天柱，也不停地跑前跑後，忙着幫助攙扶達賴，他們緊張而又小心地一步步走過了亂石隘路。

李天柱後來回憶說，很幸運，那天沒有發生意外，但是我們確實是決心以自己的頭顱、身軀、生命來保護達賴的。

達賴喇嘛在他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之後所寫的自傳中，也記述了這一段行程：

一路上死了三個人，都是共軍，只死了三個人，這實在是僥倖。他們沿着路邊站成一列，保護我們免受雪崩之災，自己卻不慎摔下山谷而死。也有一些騾子墜崖摔傷了。

一天傍晚，張經武將軍來到我的帳篷，向我報告明天的路況會更壞，我們得下騾步行；他會親自挽着手，全程護送我走完這一段路。當他說這些話時，我覺得張將軍不但會管我的兩位總理，他還可以威嚇大自然。

第二天，張將軍一整天伴隨着我。他比我老很多，而且不適合擔任這種工作，跟他在一起實在很累。我也擔心如果張將軍的大限到了，那些不斷從上面掉下來的石頭分不清誰是誰。

在整個行程中，每一次我們都是往插着紅旗的人民解放車的哨站休息。中共的士兵會前來提供我們茶水。有一次我渴極了，不等找到我自己專用的杯子，就接過茶水喝下去。口渴稍減之後我才發現杯子真髒，杯緣有食物碎渣和口水痕跡，真噁心！我想到小時候是怎樣被特別呵護，但是現在！以後每當想到這件事，我都忍不住笑出來。

顯然，達賴喇嘛對張經武的印象不好。張經武曾逼迫他撤換了噶廈政府的兩位首席噶倫，也就是他在上文中提到的兩位總理。他把張經武形容為“一位專橫、傲慢的人”。無疑，張經武如此細心地保護達賴，肯定也不是出於他個人對達賴喇嘛的熱愛，而是達賴的安全對西藏形勢太重要了。以張經武的地位，沒有人比他更清楚這一點。達賴出任何一點問題，他是無法向毛澤東交代的。當時連鄧小平都要親自去檢查達賴和班禪在北京住所的安全保衛情況，並且有些誇張地恫嚇西藏工委的聯絡部長徐淡廬：“達賴、班禪住的這兩個地方，如果有一個蒼蠅飛進來由你負責。”

中共付出的心血沒有白費，對西藏的“統戰”至少在開始階段取得了相當的成功。達賴和班禪在北京逗留了七個月。在這期間，年輕的達賴幾乎迷上了毛的新中國和馬克思主義。他發現這些共產黨人主張的平等、正義等，正是佛教精神。他甚至一度想成為一個共產黨員。

我開始非常熱中於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配合的可能性；我愈讀馬克思主義，就愈喜歡。這是一種建立在對每一個人平等、公正基礎上的系統，它是世上一切病態的萬靈丹。就理論上來說，它唯一的缺點是以純然物化的觀點來看人類的生存。這種觀點我無法同意。我也關心中共在追求他們的理想時所用的手段。我覺得非常僵化。雖然如此，我還是表達了入黨的意願。我確信，迄至目前仍然確信，有可能綜合佛法和純粹的馬克思主義——真的可以證明那是一種有效的施政方式。

達賴喇嘛在他的《自傳》中寫到，毛澤東給他的最初印象很真誠。

毛表示我能到北京，他很高興。他繼續說中國到西藏的整個目的是要幫助西藏人。“西藏是個偉大的國家。”他說：“你們有輝煌的歷史。很早以前你們甚至曾經征服中國許多土地，但是現在你們落後了，所以我們要幫助你們。在二十年之內你們就會領先我們，到時候就輪到你們來幫助我們。”我簡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但是他說得那麼確定，不像是門面話。

從“統戰”出發，為了不招致藏人的反感，當時中共對西藏政府拖延或拒不執行《十七條協議》也以睜一眼閉一眼的態度對待。毛澤東在1952年這樣告訴西藏人：

成立軍政委員會和改編藏軍是協議上規定了的，因為你們害怕，我通知在西藏工作的同志，要他們慢點執行。協議是要執行的，但你們害怕，只好慢點執行，今年害怕，就待明年執行，如果明年還害怕，就等後年執行。

同時，他在共產黨內部這樣解釋：

我們在目前不僅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物質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群眾基礎，也沒有全部實行協定的上層基礎，勉強實行，害多利少。他們既不願意實行，那麼好罷，目前就不實行，拖一下再說……

各種殘民害理的壞事讓他們去做，我們則只做生產、貿易、修路、醫藥、統戰（團結多數，耐心教育）等好事，以爭取群眾，等候時機成熟再談全部實行協定的問題。

事實上一拖就是八年，當初差點導致談判崩裂的有關成立軍政委員會的條款，一直拖到達賴流亡也沒有實行，而協議規定的藏軍改編為解放軍，兌現的僅僅是解放軍向藏軍發了軍服，授了軍銜，實質性的改編絲毫未動，而且相當一部分藏軍後來成為西藏暴動的參加者。

但是西藏人並沒有因此放心，因為有數萬人的解放軍永久地駐紮進了西藏。這是西藏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清朝雖有過大軍進藏，戰事一完即撤出，平時留在西藏的常駐軍隊只有千把人。當年十三世達賴喇嘛因為反對清政府增派三千川軍入藏而流亡印度，足見藏人是多麼反對中國軍隊駐紮西藏。而此時漢人軍隊增加了十數倍，部署在西藏的周邊和腹心。那引起的恐懼是中共怎麼運用“統戰”手法也無法消除的。

除此之外，意識形態方面的衝突和互不信任也是不可避免，時時發生的。包括這樣的小事：

……兩件事使達賴對毛產生恐懼。一次是藏人在京慶祝新年，毛澤東受邀出席。在慶祝儀式中，毛看到主人向空中拋擲糕點敬獻佛祖時，他也抓了兩撮，將一撮朝上方扔了，然後狡黠地一笑，將另一撮扔在了地上。

另一件事是，毛曾花了很多時間，向達賴建議該如何管理西藏。談得興起時，將頭貼在達賴的耳旁低聲說：“你人不錯，態度很好。但記住，宗教是鴉片。第一，它降低人口，因為和尚尼姑要單身；第二，它忽視物質建設。”年輕的達賴驚恐地低頭掩飾慌亂和恐懼，因為他心中在回答：你是在摧毀佛教。

毛澤東也同樣不信任達賴。1956年，關於達賴喇嘛去印度參加慶祝釋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紀念活動的問題，毛澤東在中共的八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專門講了一段話：

佛菩薩死了二千五百年，現在達賴他們想去印度朝佛。讓他去，還是不讓他去？中央認為，還是讓他去好，不讓他去不好。過幾天他就要動身了，勸他坐飛機，他不坐，要坐汽車，通過噶倫堡有各國的偵探，有國民黨的特務。要估計到達賴可能不回來，不僅不回來，而且天天罵娘，說“共產黨侵略西藏”等等，甚至在印度宣布“西藏獨立”；他也可能指使西藏上層反動分子來一個號召，大鬧其事，要把我們轟走，而他自己卻說他不在那裡，不負責任。這種可能是從壞的方面着想。出現這種壞的情況，我也高興。我們的西藏工委和軍隊要準備着……你要打，我就防，你要攻，我就守。我們總是不要先攻，先讓他們攻，然後來它一個反攻，把那些進攻者狠狠打垮。

那一次，達賴的確產生了留在印度不歸的念頭，共產主義和他的佛國不可能共處，稍有一點清醒的頭腦都不難做出這種判斷。但是在猶豫了四個月之後，他最終還是返回了西藏。原因之一是中共許諾六年之內不搞觸及西藏傳統制度的改革（周恩來甚至對達賴允諾，如果六年後還沒有準備好，可以把這個時間再延長五十年 ），另外也是因為印度總理尼赫魯不想惹麻煩，不願意給年輕的達賴提供流亡條件。

當時的中國已經開始陷入集體性的共產主義狂熱。相比之下，實行“一國兩制”的西藏反差極大。那時被派進西藏的中國人絕大多數都是軍人、幹部或國家職工，即所謂“革命隊伍”的成員。他們被灌輸的意識形態使他們對西藏社會處處看不慣。他們把西藏歸納為“三多”──窮人多、壓迫多、神靈鬼怪多。在他們眼裡，西藏在經濟上是封建農奴制，在政治上是神權至上的政教合一制，上層社會驕奢淫逸，底層人民生活困苦。他們認為革命的目的就是讓窮人翻身做主人，也是他們之所以投身革命的理想。但是，中國內地早已被打倒的“剝削階級”在西藏仍然高高在上，他們作為革命者，卻被要求對那些“剝削者”表示尊敬，對此他們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牴觸。

即使在中共高層，也有對這種“混淆階級陣線”的“統戰”表示不耐煩的。西藏軍區作家吉柚權採訪當年西藏工委聯絡部長徐淡廬後，記錄了這樣一段故事：

一九五五年五月，達賴一行回到四川成都，正值朱德、聶榮臻、郭沫若等川籍中央領導在成都。另外，周恩來和陳毅參加亞非會議回國，也要到成都停留，四川省的接待任務很重，省市委領導都非常繁忙，再加上要接待達賴這一行一百多人，任務就更加繁重。

……李井泉由於接待幾位四川籍中央領導的任務重，不願見達賴，只由四川省省委書記、省長負責接送和設宴招待達賴。

徐淡廬知道這個情況後對負責接待的人一再講明，達賴在其他省市參觀，各省、市都是第一書記出面接待，希望轉告省委，請第一書記李井泉為了大局如無特殊情況還是出面接待達賴為妥。但四川省委負責接待的負責人說這是省委的決定，不能更改，不論徐淡廬怎麼解釋都不答應。

徐淡廬一看對方的態度，知道再說也是徒勞，但考慮達賴知道第一書記李井泉不願見他而引起矛盾導致不團結，便與該負責人約定，如果達賴問起李井泉時，就說李井泉病了。省委負責接待的人同意統一口徑回答達賴。

……第二天正好是列寧誕辰紀念日，中央要求各省市要召開隆重的慶祝大會，並要求省市第一書記必須在紀念會上講話。李井泉理所當然地參加大會並在會上講了活。李井泉的講話第二天由四川日報刊登後，達賴知道李井泉沒有病，而是在騙他，心裡頓時有一種李井泉看不起人的氣憤。

敏銳的徐淡廬從達賴得知李井泉未病時臉上的表情知道事情砸鍋了……於是借四川省委統戰部請他吃飯的機會，向統戰部幾位領導講了達賴知道李井泉沒有生病的反應，建議他們轉告四川省委，為了團結達賴，能不能變通一下，請省委第一書記出面給達賴送行，作一次彌補，並解釋為達賴設宴接風的當天的確病了，列寧紀念日的講話是帶病參加的。

徐淡廬的這一建議經省委統戰部轉達給李井泉時，李井泉勃然大怒，下令當天晚上在招待所擺開戰場，召開對徐淡廬的批鬥會，指責徐淡廬為什麼對達賴喇嘛這樣一個封建、宗教集於一身的活佛如此捧抬、奉承，陪他們進館子，吃吃喝喝，拉拉扯扯。是不是有什麼用心？是不是借這個機會靠近達賴而達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

當時達賴已經在北京參加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當選”為“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在中共的官職序列上，已屬“國家領導人”的身份，名義上的地位高於一個省委書記。然而在中共的省委書記眼裡，他不過是一個不值一提的代表封建和宗教勢力的頭子而已。後來這事是由周恩來命令李井泉向達賴道歉得到解決。正好路過成都的周恩來專門把李井泉召到住地，批評他在中共高層盡一切努力“統戰”達賴的時候，不識時務地挑起矛盾和製造衝突。

中共上層從治國角度，處理西藏問題時把主權置於意識形態之上。然而只有少數最高領導人心裡明白這一點。中共從整體上已經變成一個日益意識形態化的組織，所以其下級黨員幹部時刻都有自覺發動革命的傾向。中共的西藏工委在1956年全國掀起“社會主義高潮”形勢之下，也不安於僅停留在“統戰”階段，急於在西藏開始進行社會制度與經濟制度方面的變革，並做了相應的輿論宣傳和“試點”，還為此從中國內地調進西藏二千多名漢族幹部 。達賴喇嘛去印度參加慶祝釋迦牟尼涅磐2500周年紀念活動時產生流亡不歸的念頭，正是因為看到了即將來臨的暴風雨。

面對西藏出現的惶恐和動盪，中共高層制止了西藏工委的“冒進”，於1956年9月4日電示西藏工委，指示停止進行改革準備工作，電報說：

從西藏當前的工作基礎、幹部條件、上層態度以及昌都地區最近發生的一些事實看出，西藏實行改革的條件還沒有成熟，而且我們的準備工作也絕不是一、兩年內能夠作好的，因此實行民主改革，肯定不是第一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也可能不是第二個五年計劃期內的事，甚至還可能推遲到第三個五年計劃期內去。……應該說這是對西藏民族上層分子的一種讓步，我們認為這種讓步是必要的，正確的。因為西藏民族至今對漢族、對中央也就是說對我們還是不太信任的，而採取一切必要的和適當的辦法，來消除西藏民族的這種不信任的心理，仍是我們黨的一項極其重要的任務。如果我們在改革問題上，作了適當的讓步和等待，就能夠大大的增加西藏民族對我們的信任，有利於西藏民主改革的順利進行和改革後的各項工作。這樣慢一些、穩一些，就會好一些，從實際效果上看反而會快一些。如果我們不讓步、不等待，或者認為過去讓步了，等待了，現在不應該再讓步，再等待，因而勉強地去進行改革，就必然大大影響西藏對我們的信任，甚至發生叛亂。

對西藏政策比較穩重的張經武當時已任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主任，又重被派回西藏穩定局面。中共向西藏宣布了“六年不改”的允諾。允諾似乎是真誠的。在中共中央書記處1957年3月召開的西藏工作會議上，決定西藏工作大收縮，人員、機構、財政都要大精簡，大下馬，而且越快越好 。隨後，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下屬的九個處合併為二個處；已經在西藏六十個宗開設的辦事處，除昌都地區以外，一律撤消；駐藏部隊從五萬人減少到一萬八千人，在西藏的軍事據點也大大削減；工作人員從四萬五千人壓縮到三千七百人，其中漢族工作人員精簡了92%。

中共為安撫自己那些急於在西藏發動革命的黨員幹部，花了不少口舌進行說服。當時中共主管“統戰”事務的頭頭李維漢（中共統戰部長兼中央政府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曾有這樣一段論述：

漢族對於少數民族的發展給予的發展影響不管多麼大，可能給予的幫助不管多麼大，卻只能通過少數民族內部的矛盾，通過少數民族人民的意志才能發生作用。……就是出於最好願望的幫助，在沒有得到西藏民眾和上層樂於接受的時候，也不能發生積極的作用。所以說，就是幫助，也不能強加於人。

可以把李維漢四十年前說的這段話與當今西方人的觀點比較一下。下面一段話摘自一個美國人九十年代寫給住在西藏的漢人作家馬麗華的信：

干預和幫助之間的區別在於對方是否在尋求。在西藏人尋求幫助以達到進步時，也只是在此時，如果你想要並能夠幫助，你的幫助才會被理解為是一種社會的進步受到歡迎。然後你才能成為幫助者，成為身穿錚亮盔甲的騎士，成為救星。而如果他們沒有接受能力，你希望給予的所有幫助，你所有的良好動機，都會浪費在敵意的環境中。因此幫助必須是他們所尋求的，希望的，已經提出來的。

儘管李維漢的名字被當作中共民族政策的註解 ，其實他屬於比較寬容與溫和的一派。可以看出上面兩段話何其相似，除了文風不同，內容幾乎一樣。

然而，對中共來講，在西藏搞“統戰”，始終有一個根本性的問題。作為權宜之計，“統戰”策略是有效的，但卻使中共無法得到可以真正在西藏立足的社會基礎。因為不管中共如何妥協懷柔，西藏上層社會也不會相信以共產主義為目標並且信奉無神論的中共是真心尊敬和保護他們的。“統戰”不過是貓玩老鼠的把戲，老鼠遲早要被吃掉。他們與中共的離心離德是必然的，並且隨時都在與中共進行着明爭暗鬥，千方百計地不讓中共在西藏立足。而同時，“統戰”又不能給西藏底層社會的人民指出一個明確前景，無法動員群眾，獲得普通老百姓的支持。“西藏群眾與現狀緊緊地拴在一起，一點也不知道或一點也沒有經歷過其他的生活方式。他們對漢人提出來的新的生活方式迷惑不解，對漢人也很害怕，因為漢人一方面促使農奴從封建主那裡‘解放’出來，但同時又與他們的主人建立了聯盟，因此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沒有和‘解放者’站在一起” 。

即使中共真心維護其對西藏的“一國兩制”，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和一個二十世紀的共產主義國家也是不可能調和的。共產党進入西藏社會這個事實本身，必然影響到西藏社會的方方面面。“一國”使雙方難解難分地糾纏在一起，導致“兩制”的邊界不時被自覺不自覺地超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囿於傳統的西藏社會都有可能產生整體震盪和深遠影響。例如中國政府給修路的西藏人發工資，就是對西藏社會延續了幾百年的烏拉徭役制的衝擊；讓西藏兒童免費上學，破壞了傳統的寺廟教育體制；訓練農奴出身的西藏幹部，則打亂了原有的社會等級秩序……類似的情況無數。

1957年，西藏山南的一個貴族毆打了他的農奴，原因是那個農奴沒有提供貴族所要求的烏拉差役。在傳統社會，烏拉差役是農奴無條件承擔的義務，貴族對拒絕烏拉差役的農奴進行懲罰是天經地義的。然而那個被打的農奴恰好已經被中共發展為“積極分子”，還在基層擔任不脫產的幹部。這使中共面臨一個非此即彼的局面，不干涉這件事（即默認貴族對農奴的懲罰）顯然更符合“統戰”和“一國兩制”的方針，但是會因此助長西藏上層的氣焰，使其進一步阻止底層群眾與中共的合作，同時也會使底層的“積極分子”心寒，疏離共產黨的事業；反之，如果處置打人的貴族，無疑是對西藏傳統制度的侵犯和破壞，有違“一國兩制”的承諾，使西藏上層對原本就使他們疑慮重重的中共更加不信任。這件事雖然不大，卻有典型意義，以至於如何處理這個事件，成為中共在西藏最終選擇誰為盟友的試金石。

中共最終進行了干預，下令凡是當了它的幹部的西藏人，從此不再服烏拉徭役 。這個決定鼓勵了西藏農奴與中共合作，進一步分化了西藏社會，孤立了西藏上層人士。然而這樣的決定顯然使中共的“統戰”成果受到損失，但是它別無選擇。它已經逐步認識到，以往的“統戰”並沒有換取上層的真正效忠，反倒失去了爭取群眾的可能。共產黨從來都靠群眾起家，失去群眾基礎等於是失去最大的“法寶”。與上層聯盟，除了一時節約經營西藏的成本，結果卻使它無論在上層或下層，都不能獲得堅定支持，也不能將西藏社會的上層和下層分化開來。而只要西藏社會的上層社會和下層社會依然保持固有關係，一旦有一天西藏上層與中共反目，西藏下層人民就會自然地跟隨，形成全民族一致的反叛。中國對西藏的主權將因此始終無法獲得穩定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