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條協議》有一個模糊之處──其所規定的“西藏的現行政治制度，中央不予變更”，沒有明確指出是哪一個西藏，是文明覆蓋意義上的大西藏呢，還是當時西藏政府實際管轄的地域（衛藏）。不過在當時情景下，事情也許是不言自明的。作為戰敗和弱小的一方，西藏能保住自己管轄的區域就已不錯，不可能對已經被中共占領的區域提要求。當時康區和安多都在中共控制下。中共在那些藏區的活動，應該不受《十七條協議》的約束。

根據這樣的標準，中共認為它很好地遵守了《十七條協議》，西方學者也認為：“1950年至1959年中國人搞的一些建設項目和經濟改革對西藏社會的某些方面有着明顯的影響，但大部分影響是非正式的、間接的，它們只能觸及西藏生活的表層，沒有滲入到社會傳統的深處……共產黨中國法律的主體部分從未在西藏實施。”

然而中共對分屬於青海、四川、甘肅和雲南的藏區，卻按照等同於中國內地一樣的方式進行統治。1955年下半年開始的“社會主義改造”，一樣擴展到那些藏區。從法律角度看，中共在其管轄區域有貫徹其法律的權力，不過問題也就出在這，合法不一定合理。那些藏區雖然在行政上不屬拉薩管轄，但是自古以來的傳統、信仰、風俗、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都一樣，血緣密切，來往頻繁，卻突然有一天，讓他們進入完全不同的另一種社會制度，去過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會產生什麼樣的失衡和震盪，可想而知。

典型例子如位於昌都東部的德格地區，以前其境跨金沙江兩岸，都歸德格土司管轄。後因民國二十一年四川軍閥與西藏政府爭奪康區，交戰的結果暫劃金沙江為界休戰，自此德格在行政上變成分江而治。儘管如此，兩岸的民間社會是千百年形成的，仍然保持一體。簽署《十七條協議》後，北京沿襲了民國的行政劃分，金沙江以東地區歸其管轄，進行與內地相同的改革，執行內地法律，而僅一江之隔，金沙江以西卻沒有任何變化，完全保留西藏原有的制度。用一位後來隨達賴流亡的藏人的話說，西岸的人“可以為所欲為，包括殺了中國人也沒有受到懲處。”

與現在的香港實行“一國兩制”不同，五十年代中共統治的四省藏區與拉薩管轄的西藏有幾千公里不設防的接壤地帶，地理上無法實現隔絕，“兩制”之間時時刻刻地相互滲透和影響，結果必然會導致“兩制”的失敗，並成為激發藏人進行武裝反抗的重要因素。

叛亂起於中共控制的藏區，首先是在康區和雲南藏區開始，然後擴大到青海和甘肅藏區。藏人對漢人根深蒂固的不信任，使得漢人即使是真做好事也往往被認為居心叵測，例如進行人口調查被認為是準備逮捕；為保護牧場消滅地鼠或派醫生為藏人清除虱子，會被認為違反佛教的殺生禁令；開山修路或蓄水發電則是褻瀆神山聖湖……小事尚如此猜忌，涉及到藏民族千年傳統的巨大社會改革，如何可能不讓他們疑慮重重呢？

不過將發端於中共控制區的藏人暴動一言以蔽之地說成是“藏族人民”集體起義，似乎也失之簡單。事實表明，暴動的發動者和指揮核心主要是上層人士，中共改革威脅到他們的傳統特權，使他們鋌而走險。同時， 毗鄰的衛藏不進行改革，在對比之下產生的失衡感顯然也是刺激反抗的重要因素。雖然下層藏民本是有可能在改革中得到好處的，他們之所以也大量卷進叛亂，一定程度是由於中共此前政策以“統戰”為主，工作重心放在上層，下層社會沒有得到動員，與上層的傳統關係也沒有被分化瓦解。他們世世代代生活於傳統，不可能很快地理解和接受漢人給他們指出的新生活，他們肯定也懼怕背叛傳統所遭到的“神譴”，尤其是西藏中心地區（西藏的神大都集中在那裡）不進行改革，更會使他們對眼前變化更加迷惑不解和不敢信任。

另外，藏族社會既有政教合一的傳統，還有相當多的部族成分，寺院和部落都在發揮指揮作用。對於全民信教的藏民族來講，以宗教名義向他們發出號召，一般是沒有人能夠拒絕的。普通農牧民世世代代服從僧侶和頭人，很容易聽信他們，受到裹挾。當年康區的叛亂首領之一恩珠倉後來承認，他為叛亂捐獻了46名“僱工”，並且都配備了武器和馬匹，再加上100匹馱物的騾馬 。在這種並列中，46名僱工與武器馬匹是同等的，都是屬於主人可以支配的財物。另一個叛亂首領頓堆曲英在他的回憶錄里也提到，當時叛軍首領曾開會決定在民眾中抽兵，每戶一丁。

以行政區劃搞兩種不同的制度，還給在四省進行武裝反抗的藏人提供了可進可退的根據地和後方支援，他們隨時可以退到沒有從事改革的衛藏地區進行休整和獲取補充，那也是促使叛亂此起彼伏、層出不窮並且不斷擴大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認為，如果不是以武斷的政治邊界對待當時在拉薩控制以外的西藏人，西藏叛亂可能就不會發生。我同意以行政界線實行不同政治制度是導致叛亂的主要因素，但是很難設想中共當時有別的辦法。把全部藏區都交給拉薩統治，可以避免在藏人社會實行“兩制”導致的失衡，然而由於那個區域過於巨大，從主權控制角度是中共不能接受的，那麼共產黨中國與傳統西藏的“兩制”還能以什麼劃分呢？是否能以民族劃分——對漢族人實行內地法律，對藏人放任自流呢？其他少數民族怎麼辦？漢藏雜居的地區怎麼辦？藏人犯了法怎麼辦？漢藏發生衝突怎麼辦？……仔細想下去，結論就是只要是實行“兩制”，只能劃界區分。而劃界的問題就在於，除非所劃的界可以確保封閉，杜絕“兩制”在民間層面互相滲透，只由“兩制”的高層面保持理智往來，否則，“一國兩制”是不可能獲得成功的。

世界對西藏問題矚目，是在1959年3月發生拉薩事件、達賴喇嘛及數萬西藏難民流亡印度以後，其實在那之前，反抗者的游擊戰已經持續了好幾年 。藏人的反抗以驅逐漢人為目標，軍事行動一般都是攻打中共機關和殺死中共幹部。一位青海藏區的漢人官員向我回憶，他那時在縣政府辦公室當秘書，為了防備“叛匪”的進攻，男性幹部職工全部編成連隊，吃住都在一起，女幹部凡有孩子可以回內地，沒結婚的則留下搞後勤。當時他讓妻子帶着剛一歲的孩子回了老家上海，他留在藏區打了一年多的仗。他在的縣城曾經受到叛亂者包圍猛攻，他們死守多天，直到解放軍趕到才解了圍。

中共派遣大批軍隊進行“平叛”，逐步在四省藏區肅清藏人反抗者。殘酷性不斷升級。那位青海官員向我描述他當年的戰友被“叛匪”活捉，如何被一條條割下身上的肉，蘸上鹽巴強迫他自己吃下去。他們打下那個“叛匪”窩時，綁在柱子上的戰友已死，身上多處只剩白骨。戰友嘴裡塞滿了自己的肉。他是1953年自願報名到青海藏區的，“我們一塊來青海的人不少都在叛亂時被殺了，有的開膛，有的割球、挖眼，只要被叛匪抓住就沒好，所以個個都拼了。”他說的“球”是西北土語，指睾丸及生殖器。

當時進藏的漢人基本全部被武裝，只要見到帶槍的藏人就打。一位青藏公路上的老司機告訴我，他們有一次打死了解放軍的偵察兵，就是因為那個偵察組穿着藏人服裝。偵察兵見到給拉薩送物資的車隊並不防備，而車隊在沒有受到攻擊的情況下，卻專門停車狙擊他們所看見的“藏人”。

武器落後的烏合之眾不是中共正規軍的對手，四省藏區的叛亂藏人在解放軍圍剿之下紛紛逃進西藏境內，以西藏為基地繼續進行反抗。據說從1956年到1958年，至少有五六萬人逃亡西藏，恐慌如同疫病一樣在西藏到處蔓延。中共軍隊追剿“叛匪”，隨之把“平叛”擴展到了西藏，進一步刺激了拉薩與中共的對立情緒。

由於缺乏可信材料，現在無法斷定當時噶廈政府在藏人的武裝反抗中起了什麼樣的作用。不過有一點可以相信，拉薩政府一樣強烈地反對中共對西藏的“改革”，在這一點上，它與武裝反抗者的立場完全一致，即使有區別，也只在於怎麼做更為穩妥的考慮。

中共解放軍十八軍1958年8月28日發的一份內部情況簡報，其中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噶廈的心態：

索康賣給我們房子前曾向噶廈及達賴遞呈文，內容為“請准予賣給解放軍房子”。於批准出賣後才賣的。賣後又遞呈文一件，內容“現在我已將房子賣給解放軍了，但西藏獨立後請准予該房子歸還原主。”噶廈批准“准予照辦”。

拉薩與北京的蜜月期在四省藏區叛亂開始以後就到了頭，到1959年的拉薩事件之前，雙方雖然沒有翻臉，心裡都已打起各自的算盤。也許拉薩期望叛亂能對中共施加壓力，從而可以使中共更多地讓步，中共卻因此認識到，要保證西藏徹底穩定，必須把“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按照當時中共內部文件的話說：“民族關係的根本改善，歸根結底要取決於每個民族內部勞動階級的徹底解放。” ——把這句充滿意識形態味道的語言翻譯成直截了當的意思，就是只有把西藏改造成共產黨的體制，才有可能最終牢固地控制西藏。

距拉薩事件八個多月之前，毛澤東於1958年6月24日就青海藏區叛亂做指示時談到西藏。毛說：西藏要準備對付那裡的可能的全局叛亂。亂子越大越好。只要西藏反動派敢於發動全局叛亂，那裡的勞動人民就可以早日獲得解放，毫無疑義。

毛講這番話兩個月之後（8月18日），當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遵照同樣口徑對西藏軍區司令員張國華和副司令員鄧少東說：“讓他們鬧大點，鬧得越大，改革越徹底，解放軍不要輕易上陣，不要輕易把部隊拿上去。” 由此推測，中共高層當時已經從原來的“統戰”路線轉變為採取一種瑪基雅維里式的策略，即聽憑事態擴大並失控，直到最後攤牌，名正言順地以軍事手段一舉摧毀西藏地方勢力，接管西藏政權，從此徹底拋棄西藏上層社會，由北京對西藏實施直接統治，並按北京的願望改造西藏。

軍事上的準備也早就開始。一位中共解放軍炮兵308團當年的連長回憶，1956年，他所屬的部隊調進拉薩，目的就是“應付噶廈政府內出現的叛亂徵候”。

不到一年的時間，我們不僅建好了營房，而且炮兵陣地的構築，目標的選擇和測地，諸元的準備，目標區域的劃分及其彈藥、糧秣、藥品的儲備，均告完成。為了防止叛匪火力封鎖時斷我水源，我們把交通壕一直挖到了拉薩河邊。

為了保證炮兵射擊的準確，團首長還多次帶我們連以上的幹部去拉薩看地形，實地測量。每當這時，我們的駕駛員就在需要偵察的地方停下車來，裝作車壞了，下來“修理”我們也乘機下車“休息”察看，這樣，凡我射程可達的地方，尤其是叛匪正盤踞的、到過的、可供其隱蔽或逃跑的、打起來可能被其臨時利用的拉薩每一個角落、每一條街道、每一座建築，我們都測量到精確無誤的程度了。凡敵人活動的比較頻繁的地方，都決定好了諸元。

到1958年，西藏境內的武裝反抗已經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由中共方面的記載的較大事件有：

7月21日，叛亂武裝在拉薩以東僅二十餘公里的爭莫寺附近伏擊解放軍運輸車。
9月17日，西藏軍區門診部十六位醫護人員乘汽車到日喀則進行體檢，行至麻江遭到伏擊，十六人全部犧牲，汽車被焚毀。
12月18日，人民解放軍某部一個連在營長杜效模帶領下護送山南分工委幹部和給澤當守備分隊運送物資，行至貢嘎遭到伏擊，犧牲營長以下官兵三十七人，傷二十二人，毀汽車七輛。
12月19日，解放軍某部兩個排在副團長殷春和帶領下到山南地區執勤，在扎囊遭到伏擊，犧牲副團長以下官兵五十六人，傷十二人，毀汽車兩輛。
自1959年1月25日起，中共山南分工委所在地澤當被叛亂武裝圍困七十四天。
1959年1月份，中共扎木中心縣委被叛亂武裝圍攻十個晝夜。
1959年1月至4月，中共丁青具委被叛亂武裝圍困九十四天。

那一段時間，小規模的解放軍部隊幾乎不敢外出，最多一次曾組成六、七百輛汽車的武裝車隊，才敢到拉薩以外運輸物資 。拉薩城內也不太平。從1958年下半年起，越來越多的反抗戰士和難民湧進拉薩，城裡城外搭滿帳篷，到處是攜帶武器的反抗者，緊張氣氛不斷上升。對湧進拉薩的成千上萬造反戰士，噶廈政府實際上已經無法控制。拉薩的局勢遲早要爆炸，只是等待一個引信。

達賴喇嘛當時的心態不得而知。不過即使達賴的內心想與北京繼續維持良好關係，他也會在局勢面前身不由己，因為他既是西藏的靈魂與象徵，有一條底線就是他不可能逾越的——一旦矛盾不可調和，出現決戰局面，他就只能堅定地站在西藏一方。

爆炸局面的引信出現於1959年3月10日。原計劃達賴喇嘛那天去中共西藏軍區看演出。但是西藏人中間廣泛地傳開了中共打算乘機綁架達賴喇嘛的消息。10日上午，上萬藏人和藏軍圍住了達賴喇嘛的夏宮羅布林卡，阻止達賴喇嘛去軍區。事態逐步擴大和失控，激動的群眾喊出了廢除十七條協議和把漢人趕出西藏的口號，處死了幾名他們認為是叛徒的西藏人。西藏政府官員、藏軍和叛亂戰士也隨之公開聯合，並在後來幾天宣布成立“西藏獨立國”，向全體藏人發出起義命令。後來的流亡藏人的政府將每年這一天（3月10日）定為“西藏人民起義日”。

中共是否真要綁架達賴，因為涉及到拉薩暴亂的起因，成了幾十年爭論的一個公案。我傾向於那是一個謠言。在激動和恐慌的群眾中間，產生和傳播謠言是不奇怪的。可以比較另一個實例：1995年2月2日，一個藏人在拉薩一家回民開的清真餐館吃麵條，發現麵條里有一塊人手指甲。那本不奇怪，也許是廚師不小心切掉的。可是很快，藏人中便謠傳那家清真餐館用人肉做菜，已經發現了兩顆人頭等。各種謠言隨之出現──“回民不但在自己開的飯館裡賣人肉、人血，還用天葬場燒死人的木炭烤羊肉串。回族這樣做的目的是徹底毀滅我們藏族，霸占西藏”、“我們康巴人失蹤了一百多人，都被回族殺掉了，用藏人身上的肉給藏人吃”……隨後拉薩連續幾天發生多起聚眾打砸搶回族飯館和商店的事件，常常造成數千人圍觀，並與當局派出的公安和武警發生衝突。1995年的一小塊指甲引起如此騷亂，可想1959年“綁架達賴喇嘛”之說會在藏人中造成什麼效果。

我相信綁架達賴是謠言，還因為那對中共既沒有必要，也沒有好處，找不到中共綁架達賴的理由。不管怎麼樣，達賴喇嘛那天沒有去看演出，無法確定他當時的真實想法是什麼。他在第二天給中共西藏軍區的政委譚冠三的信上對發生的事件表示“害羞難言，憂慮交加，而處於莫知所措的境地”，並表示“反動分子正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進行危害我的活動，對此我正設法平息”。12日他的另一封信說：

反動集團的違法行為，使我無限憂傷。昨天我通知噶廈，責令非法的人民會議必須必須立即解散，以保衛我為名而狂妄地進駐羅布林卡的反動分子必須立即撤走。對於昨天、前天發生的以保護我的安全為名而製造的嚴重離間中央與地方關係的事件，我正盡一切可能設法處理。

就在他逃亡印度的前一天，第三封給譚冠三的信上還這樣寫道：

我正在用巧妙的辦法，在政府官員中從內部劃分出進步與反對革命的兩種人的界線，過幾天一旦有了一定數量的足以信賴的力量之後，就將採取秘密的方式前往軍區。

在達賴喇嘛出走後，中共一直以這三封信件為據，爭辯達賴是被劫持出境的。直到達賴流亡印度五年半之後，中共方面才正式宣布解除其西藏自治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開始其稱為敵人。此前北京並非真地信任達賴，而是出於策略。同樣，達賴寫這樣的信也完全可能只是緩兵之計，或是按下屬擬好的稿子照抄的。

關於決定逃亡印度，達賴喇嘛後來在自傳中是這樣描述的：

我真不知道下一步該再怎麼辦。第二天，我再度請示神諭。令我大吃一驚，神指示：“快走！快走！今晚！”處於恍惚狀態的靈媒蹣跚地走向前，抓起紙筆，相當清楚而明白的繪出我該循什麼樣的路線離開諾布林卡宮，直奔印藏邊界。他的指示跟一般預期不盡相同。神諭結束後，擔任靈媒的名叫羅桑吉美的年輕和尚就頹然倒地，代表金剛扎滇已離開他的身體。就在這時，彷佛要強調神諭的威力似的，兩枚炮彈在寶園北門外的沼澤中爆炸開來。

回顧三十一年的往事，我確信金剛扎滇早已知道我必須在十七日離開拉薩，但他怕泄露天機，一直不肯明講。沒有計劃就不會走漏消息。

但我並沒有立刻準備逃亡。我首先要確定神諭正確無誤，因此我又作了一次謨，結果與神諭完全相符……

接到“神諭”的當晚10點，達賴便喬裝成普通僧人，在六百餘名隨員和士兵的護衛下出走，經過14天的跋涉，最終到達印度，從此走上不歸之路。

達賴方面一直指控，1959年3月17日下午4點，中共方面向達賴居住的羅布林卡首先發射了兩發迫擊炮彈。這個指控是否屬實，是兩方多年不斷爭論的一個焦點。北京一直斷然否認，並說那是西藏叛亂者發射的。直到1993年，中共解放軍西藏軍區政治部宣傳處的中校幹事吉柚權在他寫的《西藏平叛紀實》一書中第一次透露，那兩發炮彈是中共方面青藏公路管理局拉薩運輸站的經濟警察雷惠山用六○迫擊炮發射的。當時拉薩運輸站連續三次受到叛亂者槍擊，雷惠山氣憤之下未經請示便自行以兩發炮彈回擊 。這個說法比較可信。吉柚權以其軍人身份，受到的保密限制比較少，在寫作過程中查閱了大量內部檔案。他的書出版後，他本人因“泄密”而受審查和處分，更可以證明材料屬實。可以相信中共不是有意打那兩發炮彈，中共一貫重視得到“不打第一槍”的道義優勢，只是沒有管束住下邊的人，尤其雷惠山又不是紀律嚴明的軍人。

達賴出逃印度的途中沒有受到中共方面任何攔截，西方和印度的新聞媒體大量渲染西藏出現“神秘的雲霧”，保護了達賴的隊伍不被中共飛機發現。但是按那時任西藏軍區副司令的李覺將軍回憶卻是這樣：“1959年3月17日夜，達賴他們在拉薩河北岸準備渡河時，我們早已將大炮對準他們，只要我們的炮一響，他們沒有一個能活着離開河邊沙灘。但是，中央沒有命令阻截他們。我們是靜靜地坐在林子中，憑藉明月之光看着他們驚慌地用牛皮船一船一船地往拉薩河南岸渡人……”

吉柚權的書則是這樣寫：1959年3月10日拉薩暴亂開始以後，北京將情況電告正在湖北視察的毛澤東，毛澤東微笑着說：“果然等到了今天。”3月12日，毛澤東電報指示中共的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

照此形式發展下去，西藏問題有被迫（這種被迫是很好的）早日解決的可能。叛亂集團的策略是：在拉薩搞暴亂，將我軍驅走。這一批人實際上已與中央決裂。西藏工委目前的策略是：軍事上採取守勢，政治上採取攻勢，以分化上層，教育下層。如果他們逃走時，我軍一概不要攔阻，無論去山南、去印度，讓他們去。

北京設在香港的“新華分社”（實為中共駐香港的最高機構）原社長許家屯“六•四”後出走美國，在其回憶錄里談毛澤東的想法非常人能料時，也舉了這個例子：

毛澤東有些想法和考慮，常出乎一般人的意外。舉一件我了解的事例。一九五九年，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負責解決“西藏叛亂”，當時達賴被圍困在布達拉宮內。毛澤東發電報給西藏工委和張國華——因為電報抄告各省、市委，我當時擔任江蘇省委書記，看到了這份電報。毛要張國華部隊主動讓出一條路，指定這條路由布達拉宮經何處，直到中印邊境，讓達賴喇嘛撤退到印度去。電報很詳盡地規定了張國華如何做，什麼時候開始，佯攻什麼地方等等，這樣，達賴喇嘛果然逃到了印度。這樣的指示，出乎我們處理這類問題的常識之外。毛澤東這個考慮，是因為達賴在西藏人心中是個活佛，活抓固然不好處理，擊斃更不妥。這是毛澤東的考慮過人之處。

只要達賴留在西藏，無論對中共的“民主革命”還是“社會主義革命”之目標都是障礙。他不僅是凝聚西藏人精神世界的領袖，而且也被傳統賦予了世俗權力的無上地位，他可以隨時利用至高無上的號召力對北京造成威脅。北京雖然有廢黜他的實力，卻難服藏人之心，與中共自己的“統戰”形象也有矛盾。所以從當時的利弊衡量，最方便的結局就是達賴自行出走。活捉達賴固然不難，但是抓了又該如何處理？把達賴打傷，問題就更大。那不僅將跟整個藏民族結下不解之仇，國際輿論上也無法交代。放走達賴，某些方面與毛澤東後來放走林彪的思路是相同的。二者的不同在於，林彪的飛機人算不如天算地墜毀在蒙古，使毛澤東既免於背上黑鍋，又除掉了後患，而達賴卻是安然地在印度住了下去，並且在毛澤東死後的二十年，重新成為北京不可忽視的強敵。

不知道毛澤東當時若能預見到這一天，是否還願意給他的後任留下這樣一份遺產？他會怎樣做？或者，達賴喇嘛如果當時沒走，西藏的局勢又會怎樣發展？達賴喇嘛的個人命運又將怎樣？有時偶然會給歷史造成完全不同的結局，不過歷史既是不可重複的，這些問題也就只能作為個人的遐想了。

當毛澤東得知達賴出逃，給西藏工委下了這樣的指示：

噶廈集團公開叛亂，達賴逃跑，叛亂武裝攻擊我軍據點，西藏政治形式完全明朗，這是極好的事。但是達賴這塊招牌還有可能利用之處。對於達賴逃跑，暫不向外宣傳，暫時不把達賴放在叛國頭子之內，只宣傳叛國分子挾持達賴，這對於打擊敵人利用達賴名義號召群眾叛亂可能有好處。對於班禪，如其參叛，不准打死，更不准其出國。

毛還要求住拉薩的解放軍部隊不要反擊，而且要作出難以支持的樣子，給叛軍以攻克拉薩的信心，不但牢牢吸住拉薩的叛軍，還爭取將西藏其他地方的叛軍統統吸引到拉薩，同時調動三個師又兩個團的兵力從三個方向入藏，對拉薩實行包圍，爭取一舉全殲叛軍，從而免除將其打散到全藏，分頭進行清剿的困難 。但是這封電報晚到了幾個小時，解放軍已經在拉薩開火，並在30個小時內結束戰鬥，殲滅藏方5360人。如毛澤東預料，由於沒有完成包圍，大部分造反者被打散，流竄到西藏其他地區繼續抵抗，全部清剿直到1962年才算基本結束。

由於拉薩的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是藏人的聖地，北京一直否認解放軍在拉薩戰鬥中有過炮轟布達拉宮和羅布林卡的行為，但是吉柚權的書卻透露了相反的事實：

下午兩點，攻打羅布林卡的戰鬥開始，三○八團全部大炮和一五五團設在烈士陵園炮陣上的六○炮、八二迫擊炮、無後坐力炮，一齊向羅布林卡轟擊，採用續進彈幕的打法，即以15公尺位一個射點逐次成一條線向前推進。這是炮兵最強大的火力。炮彈先從東往西一層層地撒開，遍地開花。叛匪承受不住這猛烈炮火的打擊，紛紛從東往西跑。炮彈追着他們往西炸。叛匪跑到西，見炮彈在西炸，又調頭往東跑，炮彈仍然追着掉進叛匪群中爆炸。這樣從東往西，又從西往東來回地轟擊，叛匪支不住，有二百餘名騎匪衝出羅布林卡，逃到拉薩河邊向河南逃跑。另有一千餘人衝出羅布林卡經回民林卡向北逃跑。鄧少東命令三○八團的炮火對逃跑的敵人實施火力攔阻，不准其逃跑。同時命令步兵一五五團、一五九團現有的部隊配合汽車十六團和機械營的部隊從東西兩面向羅布林卡進攻。

三○八團的炮火立即對逃向拉薩河中和回民林卡的叛匪實施續進彈幕轟擊，將這兩股叛匪攔回羅布林卡，又繼續對羅布林卡實施續進彈幕轟擊。

吉柚權的材料來源是西藏軍區的檔案，所以他能把火力部署、部隊番號、戰鬥過程和時間寫得這樣精確，這種檔案除了參戰部隊也許有誇大軍功之處，其他方面都會比較真實。對炮轟布達拉宮，他這樣寫：

在解放軍攻打市中心時，住守布達拉宮的叛匪火力不停地支援市區……譚冠三要三○八團想法壓住布達拉宮叛匪的火力，並給三○八團參謀長苗中琴提出不能損壞布達拉宮的建築。苗中琴說那只能用無後坐力炮瞄準火力點打。譚冠三說這樣打對布達拉宮有沒有損傷。苗中琴說不會，它的爆炸力不大，但殺傷力強，於是譚冠三命令一五九團、155 團、軍區警衛營的無後坐力炮全部集中到軍區大院，組成無後坐力炮營，由苗中琴指揮。

……以後發現那個窗口有火力射擊，苗中琴就朝哪個窗口射擊，一炮一個，百發百中，扶廷修（西藏軍區副參謀長）不停地叫好，說打得准。

其實，是否炮轟了羅布林卡和布達拉宮只是細節，沒有什麼太大意義，也改變不了事情的性質。拉薩事件帶來最直接的後果是中共徹底接管了西藏政權，在中國和西藏的歷史上，中國第一次對西藏實現了完整的主權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