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藏實行了八年的“一國兩制”以達賴喇嘛的流亡而告最終失敗。中共發現自己繞了一個大大的圈子。既然最終免不了還是與西藏上層徹底決裂，以槍炮解決問題，當初費了那麼多心血實行的“統一戰線”就成了多餘，如果一開始就以武力“解放”西藏，直接建立共產黨政權，仗不一定比後來“平叛”打得多，後來的很多事情也可能不同。

當然，不能因此就說“平叛”前中共在西藏的八年是白呆了。僅以它修築的兩條公路——川藏路和青藏路——來說，就使從中國內地進藏所需的時間由過去的幾個月縮短為十幾天。交通的改善對於鎮壓西藏的武裝反抗發揮了巨大作用。

另外，在西藏的八年時間使中共以其窮人翻身的主張，吸引和培養了一批藏人追隨者。那種斷言中共在西藏沒有任何群眾基礎、所有西藏人都忠於達賴喇嘛的觀點是偏頗的。一個專門在藏人中間搞實錄訪談的記者曾經在西藏《雪域文化》雜誌上開了一個“高原人物”專欄，其中一篇是一個藏人在“平叛”中的親歷，可以對當時的情況獲得一些比較直觀的認識。

那天，大概是（1959年）元月3日。我陪着翻譯蔡嘎到索縣絨布鄉的岡達去，那兒的絨布本（官職）岡青是我們工區的區長，蔡嘎從築路隊牽出4匹馬，我們就上路了。騎到仁崗，早已埋伏好的叛匪朝我們打冷槍。我的左肩中了一槍，左腳還挨了一彈。蔡嘎也被打傷了。他們竄出來，截住蔡嘎的馬。對方有八個人，我一看，差不多都認識，都是絨布的人，其中四個是喇嘛，他們也知道我們是工程隊的。蔡嘎當時帶着長槍、短槍，還有4顆手榴彈，來不及上手，幾個叛匪一擁而上，把他抓起來。我自己有一支英式步槍，沒有帶，沒有料到會遇上伏擊。

有個叫彭措旺加的叛匪在我背上捅了一刀，我一看他們人多，掉頭就跑，也顧不得身上的傷痛。後來聽說蔡嘎被他們殺害了。正跑着的時候，迎面遇上個少年，我趕緊問他出了什麼事，他不說話。我當時帶着砍柴的斧頭，就嚇唬他，你不告訴我，就劈了你。他趕緊說，別殺別殺，現在叛亂了，領頭的是索縣熱登寺的丹增囊珠活佛，現在正在召集呢，18歲以上60歲以下的人都得參加。後來我知道，領頭的還有康定人安珠•貢保扎西。

那天是個星期天，工人們都休息．工程隊有84個人，還有35個昌都的解放軍，人倒是不少，但如果沒有防備準會吃大虧。得趕緊告訴他們。這麼想着，便加快了速度。那一年。我25歲。

趕到工程隊，我找到翻譯白嘎，讓人給我翻話，因為我不會漢話。可他不給我翻。我直接找到管理員鄧克金，告訴他，叛匪來了。他不相信。我想可能是他沒明白我的意思，又去找翻譯洛羅，我告訴他剛才遇到的和聽到的事情，洛羅又翻譯給鄧克金。鄧克金馬上宣布，吃完飯撤退。

當時，大部分工人都到山上砍柴去了，在家只有18個人。撤退轉移的路上遇到叛匪，準備對打，一接火，就被打死兩個打傷兩個，只好掉頭又返回部隊裡。

太陽已經落山了。工區的幾個領導把大家叫到一塊，開會商量怎麼辦。我沒去開會，還在為剛才他們不相信叛亂的事生氣。我走到院子裡。為大家放哨。有人來勸我：你是大家的救命恩人，現在決定派4個熟悉情況的人到雅安多送信，你、安措、諾爾嘎和嘎瓦•庸仲去。你們化裝成要飯的，不要帶槍。

夜已經很深了，我提出走夜路要帶槍，大夥說要飯的帶槍會暴露身份。就這麼上路了。如今，4個人里，只有我和嘎瓦•庸仲還活着。

頭一天，我們走到娘隆住下了。第二天睜眼一看，山上都是叛匪，已經包圍了工程隊。白天走路不方便了，第二天呆了一天，夜裡出發的。走到巴達松多住下了，第三天，又是白天呆着夜裡出發。走到恰夏松多，天已經快亮了，可以看見叛匪滿山的走動。我們在山裡呆了一天，已經幾天幾夜沒吃東西了，嘎瓦•庸仲說，他又渴又餓，對面山溝里有他的親戚，弄點飯吃。他走以後，我看見對面山坡上有個女的，好像是甩了俄爾多（放牧甩石頭的工具），不久，就有200多個叛匪，騎着馬一群群地跑過來，朝我們這邊開槍。這時已無法跑了。

我們3個不幸被叛匪抓住。從山上趕到一戶人家門口，庸仲還沒有回來。有人喊：派八個人看住他們仨！讓他們跪在地上不許動！有幾個人看着我們，其他人一窩蜂進屋開會。有封信還在我身上，趁他們沒注意，我趕緊塞進嘴裡，拼命往肚裡吞。有個芒康人，是貢嘎喇嘛強措的助手，叫土登，他嚇唬我：吃的什麼？我說吃的虱子。一會兒，他們把我懸空吊在梁上，每個腿上綁着一口袋鹽，把衣服也扒下來，然後用鞭子抽。那個叛匪頭子喇嘛強措過去知道我。他們抽我的時候，他就翹起二郎腿冷笑：有人說你帶了槍和信？我說我聽不懂，我是個要飯的人。他們繼續抽我，抽到51下的時候我昏過去了。

在梁上吊了一天一夜，第二天上午放下來。我醒過來的時候是在帳篷里，康定人安珠•貢保扎西弄了點糌粑糊叫我吃，他跺着腳嘲罵我是相信魔鬼的人，是魔鬼的狗腿子，說他是從美國回來的，衣服是美國人發的。是坐飛機回來。還說飛機是什麼什麼，想飛哪就飛哪，說我是糊塗了，他們要我清醒過來。最後。還是讓我交代信、槍哪兒去了，讓我動員工程隊投降。我還是那句話：我是要飯的，只是路過此地，不明白你說的是什麼。

索縣領頭的就是熱登寺的絨布•丹增囊珠，他問：“信呢？槍呢？你們單位多少人？有多少槍支？不交代就罰你。”有個人在石頭上磨“堪貝”，是個吃糌粑的小銅勺。他走過來說：你不交代？我不吭氣。他用磨利的勺子割開我的眼皮，問道：說不說你們單位多少人？我說不知道，是要飯的。他又用勺子割開另一個眼皮：再不說就挖你的雙眼，剝你的皮。

我當時橫下一條心，反正也活不了了，不知道就是不知道。那人摳出我的眼珠，一拉一放揪了三次，疼的鑽心，眼球原來是有彈性的，它們垂落在臉上，還有些微弱的視力。人已經看不清了，只能看到自己的鮮血流得到處都是。

我激動起來：你們說共產黨是魔鬼，你們才是魔鬼，只有魔鬼才這麼折磨我，共產黨給我們飯吃給我們衣服穿……，沒等我說完他們便氣急敗壞地挖掉了我的雙眼。這以後，我失去了知覺。

醒過來以後。我發現自己已經不在架子上了，手腳綁得還很緊。我用下巴在地上拱了一個小坑，鮮血很快流滿了小坑，我喝了自己的血，感覺清醒了一些。旁邊看守我的人發現我在喝血，大叫起來：這個傢伙實在太頑固了！過了幾分鐘，隨着耳邊“嘶”的一聲，眼眶一陣刺疼，我又昏了過去了。是他們用燒開的酥油澆到我眼眶裡。

不知過了多久，我慢慢醒過來。有一個叫羅丹的叛亂者，過去我們認識，他妹妹才仲我也認識，醒來時發現才仲在我身邊。她說：“你這個人吶，上次叫你投降你不投降，弄成這個下場，太可憐了。她幫我解開繩子，我想站起來，腳卻是軟的，我一步一瘸地走到烏堅的家門口，烏堅拿出些糌粑給我，還給了我一塊肉，他讓我藏在他家附近的青棵草垛里。

當天晚上，有幾個叛匪路過那兒。發現了我，又把我吊起來。他們議論要剁掉我的手和下巴，在手上和下巴上捅了幾刀，現在還有疤痕。有個人說：你是個死不了的人，還想跑？看來腿還沒有給你卸下來，我們來幫你卸一下，說完就在我腿上捅了一刀。這一次，吊了7天7夜。才仲給我送了一次用元根做的土巴。每天都要折磨我一次，用帶刺的“雜馬洛”抽我的背，用火燒烤我的腳。現在，背上的傷疤還在。

……再次醒過來的時候，覺得身邊坐着很多人，有的扶着我，我依然是迷迷糊糊，旁邊有人在走動，有人在弄水。我以為自己快要死了。有個聲音很粗，說“金珠瑪米”，還把我的手放在他的胸章上，放在他的軍帽上，我不敢相信真的是解放軍……

當然，比起當時參加叛亂的人，布德這樣的人那時肯定是少數，但他卻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藏下層人民可能的趨向。一旦他們真地相信了共產黨的主張，認識到共產黨的力量，並敢於重新審視西藏的傳統生活和把舊西藏的社會結構判為不合理，他們是不難被共產黨動員起來，並且陷入革命的狂熱之中的。

藉助先進的武器和作戰技術，中共軍隊可以在幾十小時之內打垮集中在拉薩的藏人武裝，但是肅清游擊於雪山草原之間反抗者卻遠為困難得多。中共蘭州軍區一個主力團在藏北草原迷失方向，電台摔壞，斷了聯繫，失蹤45天才被飛機找到，其間只能以野獸野草充飢，卻沒有找到一個“叛匪” 。沒有及時截斷通往國外的道路，還使得相當一部分反抗者攜帶武器逃過邊境，以印度、尼泊爾等國為基地，不時返回西藏進行作戰。反抗戰士熟悉地理氣候，多為騎兵，善於游擊，有群眾基礎，可以就地籌措給養，這些都是中共軍隊無法企及的，所以最終徹底平息他們所稱的“西藏叛亂”，時間長達幾年。

面對西藏特殊情況給軍事行動帶來的不利條件，為了儘快穩定占國土面積四分之一的西藏和藏區，中共除了加緊軍事圍剿，還必須同時切斷西藏老百姓對叛亂的支持，使叛亂者無法得到人力物力的補充，難以藏身。不切斷這種支持，“平叛”將是無止境的。中共當時從兩個方面着手做這件事，一是發動它所稱的“民主改革”──即窮人翻身，通過廢除勞役、均田分地、鬥爭“三大領主”爭取西藏底層百姓轉移立場，分化他們與西藏上層的傳統效忠關係，摧毀莊園經濟和寺廟政治等傳統社會結構，從而使西藏上層領導的武裝反抗失去群眾基礎；二是實行恐怖政策，對一切與叛亂有關聯的人給以嚴厲鎮壓，通過剝奪生命（處決）或剝奪自由（關押）消滅叛亂方面的人力資源，並在西藏人中間造成人人自危的氣氛，使老百姓不敢給叛亂者以任何形式的同情和支持。

當時中國內地正處於“大躍進”之後的嚴重困難時期，餓死了上千萬人，問題成堆，危機重重，中共急於擺脫西藏“平叛”在背後的牽制，使其不惜使用“快刀斬亂麻”的極端方式，加上中共體制決定的“寧左勿右”、“層層加碼”之傾向，最終導致中共的“平叛”成為對藏人一次波及廣泛的大迫害。受株連的藏人達到相當高的比例。十世班禪喇嘛雖然在西藏叛亂時期站到了中共一邊，並在十四世達賴喇嘛流亡印度後取其地位而代之，但是他最終也無法忍受中共對藏人的殘暴行為，於1962年寫了一份著名的“七萬言書”，向中共最高層發出抗議和指責。在“七萬言書”中，他這樣指控“平叛”對藏人的迫害：

有些人在叛亂時住在叛亂地方或者去過叛區，或者只因路過叛區住了一下，就被戴上叛亂份子的帽子。關於同叛亂份子的聯繫方面，不分黑白地把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同康人和安多人有過新舊往來關係，甚至給路過的康人安多人借過宿的也都算作與叛亂份子有勾結的人；對於出於害怕而給過叛亂份子財務的，和被股匪搶劫過的，以及奉原西藏地方政府或宗奚本，地方上的叛亂領主之命，不得己而支援過叛伍的，也都戴上和自願支援叛亂者相同的帽子。還有嚴重的是對一些人毫無原因的也被幹部或積極份子隨意捏造罪惡，加上了叛亂份子和反革命份子的罪名。例如對我和與我一樣的知名愛國進步人士，也竟被無中生有的稱為反動派，那麼別人就更不用說了。總之，對於大部份可戴可不戴叛亂帽子的，和不少不應戴帽子的好人，都被冤屈地扣上大帽子，逮捕關獄，沒收其占有的財物等，同叛亂罪魁一樣處理……

我曾經在青海藏區的下日乎寺遇見過一個雲遊喇嘛，名字叫洛珠。洛珠的漢話說得異乎尋常地好，在藏人尤其在喇嘛中是少見的。當我誇他的漢話好時，他自豪地告訴我，他不僅會說普通話，還會說上海話和廣東話，走遍中國沒問題。問起他怎麼學的，才知道那完全歸功於“平叛”。當時十幾歲的他被當作“叛匪”抓起來。關了十多年，在柴達木的荒灘戈壁上“勞動改造”。他在的勞改小隊裡只有他一個藏人，另外十三個勞改犯是來自中國十三個不同省份的漢人。為了一塊勞動和生活，他不得不學漢話。那時普通話在中國還沒有普及，他得同上海人講上海話，同廣東人講廣東話，同北方人講普通話，就這麼學了好幾種方言。後來同隊的漢人之間彼此講不明白話時，還需要他給翻譯。

洛珠自己不承認他參加過“叛亂”。即使是他真跟所謂的“叛亂”有些瓜葛，十多年的關押也重得過份了。他當時畢竟只是一個十幾歲的孩子，頂多是跟着起鬨的角色。

我在與洛珠分手的當天晚上，住在黃河邊一位木匠的帳房裡。他姓楊，是羌族人。羌人的傳統文化與藏人有很多接近之處，兩個民族常常混居在一起，所以西藏叛亂時不少羌人也卷了進去。老楊的爸爸和舅舅從國民黨的黃浦軍校畢業，是羌族早年的軍事首領，那時也一塊投身於反對共產黨的叛亂。叛亂失敗後，兩人都逃往印度。老楊那時大學剛畢業，雖然他跟叛亂一點關係也沒有，倒霉卻全落到了他身上，先是挨整，然後開除公職。在得知即將抓他的消息時他逃跑了，從此常年在藏區到處流浪，白天裝成個只會幹活的文盲，夜裡偷偷聽美國之音的英語廣播。後來他娶了一個藏族牧女為妻，生了一堆孩子。他說他的一生都被共產黨給毀了。雖然後來鄧小平的改革政策解除了政治迫害，他的生活方式卻已經無法改變。他曾帶着妻子孩子試圖回四川定居，但妻兒只習慣高原生活，無法忍受內地的炎熱潮濕，只好全家又搬回來，重新在黃河邊支起牛毛帳房。

我在一天之內打交道的兩個人都在“平叛”時受牽連，由此能對“平叛”涉及的範圍略見一斑。

“平叛”對藏人就像“文化大革命”對漢人一樣，凡是稍微有點地位或文化的人，幾乎都直接或間接地受到牽連。與我那些藏人朋友談起來，差不多人人都有親友在那時被殺或被關。我有一個朋友是位藏族縣長，名字叫昂強，她爸爸是當年果洛一個小部落的頭人。她告訴我她爸爸一直比較喜歡漢人，也擁護共產黨，所以在整個果洛全部參加叛亂時，只有她爸爸管轄的部落沒有參加。但是厄運照樣落到他頭上，他被抓走並且死在了監獄。昂強說：“那時共產黨威信最差，見人就抓，過路的人抓，放牧的人抓，到監獄送吃的人也抓，連給他們押送犯人的人也抓，只要是藏民，抓起來就湊數，可能是有指標的吧。當官的都是漢民，藏民怕漢民，敢怒不敢言。”青海著名的藏傳佛教寺廟塔爾寺有十個活佛，平叛時被抓起來八個，最小的當時才十多歲。

按班禪喇嘛的說法，當時“全西藏關押犯的數字達到了總人數的百分之幾，這是歷史上所沒有過的。” 他在“七萬言書”里指責道：

在關押犯中，除去在西藏軍區關押的一部份上層和一般監獄內有少數管理人員能按照黨和國家的法律執行外，其餘大部份監獄中對關押犯的生活和健康等，其主管這類問題的負責人或管理人員不關心，加之看守員和幹部對那些殘酷無情地惡言恫嚇、恣意毒打；並故意把地勢高低和寒暖差別很大的南北上下的關押犯，遷來遷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體，褥墊不能防潮，帳篷、房屋不遮風雨，食不飽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悽慘，還讓起早抹黑的勞動，並由於把最重最苦的勞動活交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禦地出現體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醫療不完善，使大量關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對年在五六十歲，體質衰弱，已接近死亡的年老關押犯，也讓進行十分苦而重的體力勞動。當我回來走動之際，看到這種痛苦情景時，雖然心中不由自主的產生了悲愁，和想“難道不這樣不成嗎”的憐憫之心，但是沒有任何辦法。

那場“反叛亂”的清洗運動無疑是以非法治和非人道的方式進行的，即使以中共的標準，也存在大量冤假錯案。然而對於中共實現從政治上迅速地控制西藏，卻是十分有效。那場清洗徹底地打垮了西藏上層社會——不僅是從階級和政治上打垮，而且通過大規模地逮捕和關押，把他們從肉體上消滅，使他們從西藏的人間消失，不再成為中國統治的隱患。

在“叛亂”和“平叛”中到底死了多少西藏人，這是一個目前說不清楚的數字。舉三個不同來源的數字為例，彼此相差幾十倍。吉柚權的數字是“擊斃、擊傷和俘、降叛亂武裝人員93000餘人” 。反對中共政權而贊成西藏獨立的中國海外民運人士曹長青在他主編的《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一書序言中，提供的數字是“八萬七千多藏人被中共殺害” 。而西藏流亡政府1993年出版的《以事實證明西藏的真相》白皮書，稱“不計餓死及政治迫害而死的藏人，僅死於平叛戰場的藏人人數即達四十三萬二千七百○五人” 。吉柚權的數字來自西藏軍區檔案，但是死、傷、俘、降的數字混在一起，平民被殺是否包括在他所界定的“叛亂武裝人員”之內不得而知，另外沒有計算死在監獄和勞改營的人數。西藏流亡政府的數字似乎又有些誇大，我不知道其來源何處。不過可以暫且拋開數字爭論，當時整個藏族人口不到三百萬，即使按最低數字考慮，被殺二、三萬人，就是其人口總數的百分之一，已經足夠駭人聽聞。

吉柚權提供“平叛”中中共解放軍陣亡數字為1551人（其中軍官68人），傷1987人（軍官200人） 。除此之外，還有一部分中共的地方人員陣亡或被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