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西藏宗教，可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看，一是僧侶的宗教，一是百姓的宗教。前者深奧無比，非凡人所能了解，也沒有資格談論。不過這裡所要討論的問題，僅屬於後一角度。百姓的宗教遠沒有那樣深奧，更多的不是出自形而上，而是與西藏的自然和日常生活聯繫在一起。其中，恐懼是其宗教意識的一個重要來源。
西藏高原的天地之嚴酷，生存之艱難，人心之寂寞，前面已經寫了一些，但是遠未寫到真實程度。我去那裡是短期且是有退路的，但是那片天地也使我這個無神論者不禁常常生出宗教意識。那宗教意識並非來自慈悲、和平、參悟等因素，而是現場中最直接和最鮮活的感受──恐懼。

恐懼什麼？可以數出很多，不過那些有形的恐懼並非真正能產生宗教意識，最大的恐懼在於無形，不可言明。1984年，我曾一個人用筏子在黃河漂流三個月，剛下水時的氣壯如牛沒幾天就消失了，我清楚地感受到恐懼怎樣日復一日地滲入身心，最終充滿每一個細胞的過程。我那時的日記有一段描寫每天天快黑時的心態：

每天都盼望見到牧民帳房，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樣。漂到很晚才認定沒希望，自己上岸宿營。當西天紅霞就要消失的時候，我就不自覺地心慌，匆忙地卸船、支帳篷，動作帶着神經質，恨不得帳篷一下就立起來。然而那麼多個楔子，只能一個個敲打，在黑暗勢力逐漸伸張的草原上，在無盡的湖泊和水道之間，敲打的聲音如同慌亂的心跳。我遠遠夠不上一個自然之子啊！我常常自問：怕的是什麼呢？眼前沒有任何實在的、可見的危險，沒有任何敵人，可是這恐懼卻那麼清楚。單獨一個在無邊無際的天地和荒涼之中，人才能真正意識到自己是個多麼渺小的血點，他是被“巨大”壓倒的，是被“未知”而恐嚇着啊！

我與藏人的文化背景不同，並非能用我自己的感受斷定藏人的宗教意識。然而有了脫離文明社會直接置身西藏自然環境的經歷，至少有助於理解藏文化中為什麼存在那麼多神靈鬼怪。同是從印度傳進的宗教，在西藏為何變成如此沉重和森嚴，既不同中國的佛教，也不同印度的佛教。我相信恐懼必是其中舉足輕重的因素。大自然在西藏高原上顯露出的威力，比在低地平原大得多，而封閉險惡的自然環境顯然不可能產生足夠規模的人類社會，人只能以極小的群體面對浩大狂暴的自然。不難想象，在那種生存條件和生活狀況下，忍受孤獨寂寞和沒有支援的恐慌，藏人世世代代經歷的靈與肉的磨難有多麼沉重。當一家老小蜷縮在弱小的帳篷里傾聽外面風暴雷霆之聲時，或者拳頭大的冰雹砸在頭頂，或者目睹千百隻牛羊死於雪災屍橫遍野，深刻的恐懼會毫無阻擋地滲透每個人的靈魂。由恐懼而敬畏，由敬畏升華出神靈鬼怪的圖騰。

一方面是恐懼，另一方面必須解決恐懼。“西藏人生活在一種惶惶不安的焦慮之中，每次身體或心靈上的紛亂、每次疾病、每次不安全或危險的處境都鼓勵他狂熱地追尋這些事件的原因以及避免這一切的辦法。” 恐懼與解決恐懼相輔相成，越恐懼，越急於解決恐懼，而在對恐懼進一步的思考和闡釋中，恐懼又會進一步地深化。在無法逃避和解決恐懼的時候，他們就需要一種更大的恐懼——明確和有規則的恐懼，那恐懼超過一切恐懼，但是只要服從和依附那種恐懼，就能獲得安全，從而解脫未知的恐懼在心理上造成的重負。這就造成西藏宗教一個奇特之處，它的神在很多情況下都顯得極為猙獰。儘管那些神並非惡神，他們的形象卻往往總是青面獠牙，怒目圓睜，手裡拿着數不清的兇器，腳下踩着受盡折磨的屍骨。例如觀世音菩薩，在中國佛教中是以極美女性的形象出現，在西藏宗教中，卻往往被表現為被稱作“貢保”的兇相──一個黑色巨人，一手拿着個頭顱，脖子上掛着一串骷髏頭做的項鍊，腳踏一具死屍。

在五世達賴喇嘛所著《西藏王臣記》中，負有在西藏興佛教之使命的第一位藏王，其形象是“長有往下深陷的眼皮，翠綠色的眉毛，口中繞列着螺狀形的牙齒，如輪支那樣的手臂”。這種足以讓人望而生畏的神，在藏人的審美意識中，顯然代表着威嚴、強大、無所不能和說一不二。正因為他們能以恐怖主持世間事物和裁決正義，因而才更值得信賴。

西藏宗教對恐怖與懲罰的想象力極為發達。西藏寺廟的牆壁上幾乎都畫有大量地獄的圖畫，細緻地描繪各種刑罰。地獄分成很多層，每層設有不同的刑罰，懲罰不同的罪惡。刑罰包括火燒、水煮、油炸、碾壓、刀砍及斷肢，在燒紅的鐵上行走或拉出舌頭用釘子刺穿，被醜陋龐大的怪獸姦污，還有把骨頭從人體內抽出，把人及其內臟像破布一樣掛在地獄之樹上，或是當成踩在小鬼兒腳下的地毯。這種不厭其煩地描繪恐怖，直接的目的當然是勸戒（也可以說是恫嚇）人們遵從其教義和行善避惡。但是在心理層次上，讓人不能不感覺到其中攙雜着一種對恐懼近乎把玩的癖好。

這種以恐懼為基礎的構造也反映在西藏的世俗生活中，儘管西藏作為佛國慈悲盛行，但形成反差的是，對犯罪的懲罰常常極為殘暴，酷刑有時會達到駭人聽聞的程度。藏王（贊普）墀松德贊在公元九世紀正式奉佛教為國教時，制定的“教法”這樣規定：

誰用手指指僧侶，手指要被剁掉；誰要惡意地中傷贊普的佛教政策和僧侶，其嘴唇就要被割掉；誰要斜視僧侶，眼睛就要被挖去；誰要對僧侶行竊，那就要按照被竊物價值的八十倍賠償

這與大部分人所能理解的宗教精神顯然相距甚遠，或者簡直就是背道而馳。西藏社會等級森嚴、存在大量繁複的儀式和嚴苛的規矩，儀式使用的器皿也常常使西藏之外的人覺得不可思議，如用人的頭蓋骨做的杯，用少女腿骨做的號，用女人乳頭、月經污染物等製作的法物。還有粉碎人的屍體讓禽獸分食的天葬風俗。許多東西都與死亡、人的器官、肢解等令人恐怖的事物有關聯。1996年春季中共新華社報道了西藏自治區檔案館保存的的一份五十年代的《西藏地方政府致熱不典頭目》的信。信件用藏文寫道：

為達賴喇嘛念經祝壽，下密院全體人員需念忿怒十五施回遮法，為切實完成此事，需當時拋食，急需濕腸一付、頭顱兩個、人皮一整張，望即送來。

中共對此的解釋一概歸為階級壓迫，從而把舊西藏形容為“野蠻黑暗”。直到今天，還在西藏一些地方（如江孜）把舊西藏官府門前掛的皮鞭、鐐銬等刑具作為展覽。中共政權用刑並不少，但是從來都會把刑具藏得嚴嚴實實，因此它會推斷藏政府把刑具毫不掩飾地掛在外面，更會殘暴得無以復加。其實對藏政府而言，那些刑具作為一種文化象徵，遠遠超過其真正使用的價值。

從文化意義上理解這些現象，生存的恐懼使西藏人在他們積雪覆蓋的群山、颶風橫掃的平原、奔騰的河流和寬闊的山谷之間，到處都看到猙獰而易怒的神靈鬼怪。恐懼是他們生命歷程中與生俱來的組成部分，經過升華的恐懼成為他們精神世界的核心。他們必須膜拜恐懼，服從恐懼，以複雜的禮儀祭祀恐懼，才有可能通過對恐懼的順應，在恐懼的規則和強大保證下，獲得安全和心理上的解脫。這樣的恐懼在相當程度上已經具有神的性質。西藏宗教崇拜大量猙獰恐怖之事物的根源應該就在這裡。

這種對恐懼的崇拜在西藏寺廟裡也表現得很充分。英國記者埃德蒙•坎德勒筆下描寫的拉薩小昭寺，傳神地展現了那種氣氛：

小昭寺像地窖那樣又黑又髒。在大門兩側各有三個巨大的保護神。在通廊里擺放着好些弓箭、鎖子甲、牡鹿角，剝製的動物、唐嘎、面具、頭蓋骨以及敬神拜佛的全部用具。左側有一壁龕，裡面黑洞洞的，一些人在裡面敲鼓，別人也看不見他們。

一位喇嘛手握一隻聖餐杯，站立在如食堂的飯菜窗口模樣的一個很深的牆洞眼前，昏暗、閃爍的酥油燈照在他身上，燈光將一惡毒的女魔暴露在人們的眼前。當第二個喇嘛將聖水倒入聖餐杯時，頭一個喇嘛將杯子一次又一次嚴肅地舉了起來，口中喃喃念着咒語以平息那一女魔。

……這個地方的歷史相當悠久。這裡有一些大件的浮雕金屬器皿和石器，如飾有怪獸和頭蓋骨的屋頂，這些可能在佛教進入西藏前就已經存在了，也許是苯教留下的遺蹟。在這裡沒有任何一件東西的色調是鮮艷的，聲音是宏亮的，沒有任何東西富有生氣，充滿活力。

受到侵襲的男男女女到這裡來是為了消災解難；一心想報仇雪恨的人們卻是為了降禍於人；失去親人的平民百姓則為了到這裡來瞧瞧在煉獄中的靈魂，企圖指引這一靈魂沿着自己的道路走向新生。與此同時鬼神和女魔則在暗中行動，要用銳利的魔瓜將靈魂搶奪回來，將它重新投入地獄。

……在佛龕後殿的聖壇內，有一堆從地面堆砌到屋頂的磚石，據當地人說，有二個無底的深淵通往地獄。在它周圍有一條又暗又窄的轉經道，善男信女繞圈轉經。地面和四壁像冰塊一樣滑，因為若干世紀以來，這兒留下了無數虔誠佛教徒的手跡和腳印。一位受迫切需要驅使的老嫗在出神地轉經。

如果是在別的地方，人們逗留時一定會神魂顛倒，但在拉薩卻不然，人們只是在毫不經心地漫步於神秘之中，因為在這樣一個與世隔絕的地方，自然環境十分惡劣，除了沙漠。荒原、一道道的崇山峻岭之外，就是不可逾越的雪山。這裡的人誰也不會懷疑，甚至連兒童小孩都相信，地上、天上和水中到處都是鬼神，這些鬼神在與人類的命運進行激烈的爭鬥。

正是出於對恐懼的膜拜與服從，西藏宗教培養了一種受苦與審美之間的奇特聯繫，把公正、天理與強大、威嚴和恐怖聯繫在一起。西藏史詩中的格薩爾王，就是以恐怖手段在人間建立公正統治的典型。藏人心目中認可的神，首先在於神必須能夠取得勝利，壓倒一切其他力量，並且神應該是要求明確、手段嚴厲和賞罰分明的。這種心理和思維方法從宗教延伸到西藏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表現為藏人對專制的服從、對受苦的忍耐、對勝者的尊重、對敵人的殘酷等。雖然西藏的僧侶宗教非常辨證，一般西藏老百姓的思想方法卻基本是直線型的，他們不容易理解和接受過於複雜的事物。他們的認同與服從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恐懼和懾服的前提。這是西藏社會在獨特環境中發展出的獨特社會心理。

在這方面，中共的新宗教與西藏宗教有異曲同工之處，都是專制、威嚴、並以恐怖進行懾服的。中共在西藏實行“一國兩制”和統戰路線時，曾一度模糊了自己的本性，以曖昧的姿態企圖在西藏上層和群眾之間兩頭討好。然而那在藏人百姓的直線型思維中，無異於規則混亂，賞罰無據，從而遮蔽了其強大和恐怖的一面，反倒兩頭都不討好。而在“平叛”之後，中共的殘酷鎮壓給藏民族帶來了大量流血和死亡，但卻因為擺脫了以往的曖昧，以明確規則把人劃分為不同“階級”，旗幟鮮明地充當了“被剝削階級”的領導者和代言人，並根據階級的不同進行說一不二的賞罰，就變得容易讓藏人理解甚至在宗教意識上接受了。因此，正是在殘酷的“平叛”之後，中共能夠很快贏得底層藏人的歡迎，也同時震懾住了其他階層的藏人。

藏人接受中共，除了底層人民在中共的革命中得到了切身利益，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中共所表現的強大──那強大通過昌都戰役和“平叛”被藏人充分認識──與藏人在宗教意識上的恐懼感以及被懾服的需求發生了某種微妙契合。因此，在宗教意義上，中共後來一度在西藏取得勝利，其實是在藏民族傳統意識基礎之上實現的一次神的轉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