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十年代中共鎮壓藏人武裝反抗的過程中，不少寺廟因為成為反抗據點，受到中共炮火打擊甚至飛機轟炸，因而遭到破壞。在隨後進行的“民主改革”中，中共又迫使大批僧尼離寺還俗，使不少寺廟因無人駐守而荒廢，或是因改作它用而遭到毀壞。這一類還不算專門針對寺廟的破壞。還有一類則是以徹底摧毀寺廟為宗旨的破壞，所說的“砸廟”就是這樣一種行為。前者的因果關係和責任已經比較清楚，我們這裡主要討論後一類破壞。

達賴陣營和西方輿論，一向把砸廟行為歸於文革期間從中國內地進入西藏的漢族紅衛兵，並認為那是中共政權對西藏宗教“深思熟慮、有計劃、有步驟的全面性摧毀” 的組成部分。董尼德在他的書中稱之為“廢墟行動”和“漢災” 。他的有些描寫讓人驚訝：

寺廟愈牢固，工程就愈困難。對某些深牆高院、固若金湯的寺廟，紅衛兵還動用了炸藥和大炮。在某些情形下，他們甚至有轟炸機支援。

不知他的說法根據在哪裡？以我的了解，說紅衛兵使用大炮和轟炸機摧毀寺廟實在是實在有些離譜了。不過，砸廟的具體手段暫時可以放在次要地位，首先應該弄清楚的是，西藏寺廟到底是誰砸的。無疑，肯定有漢人參加。西藏當時有數萬漢人，集中在文革浪潮相對洶湧的城市，中國內地刮進的“破舊立新”之風肯定會使他們受到影響。然而當時在西藏的漢人基本都是幹部職工，幹部職工一般較晚才介入運動。文革初期的“破舊立新”是紅衛兵的行為，而紅衛兵是學生組織，一般只有中學以上的學生才能參加。當時進藏工作的漢人普遍年輕，帶子女進藏的本來就少，子女已上中學的更沒有幾個，所以不可能有多少西藏本地的漢人紅衛兵參加砸廟行動。

這一點可以從拉薩寺廟的情況得到證明。拉薩那時集中了最多的漢人，但是拉薩寺廟受到破壞的程度遠遜於漢人稀少的西藏農村和偏遠地區。那些偏遠地區的寺廟是誰砸的呢？

在西方人寫的書中，連立場比較接近中共的譚•戈倫夫也將砸廟歸之於中國內地的紅衛兵。他在《現代西藏的誕生》一書中寫到：“1966年整整半年，紅衛兵開始湧進西藏，有些甚至是坐飛機去的，機票是由同情他們的北京官員辦理的” 。達賴一方對此則更為明確，達蘭薩拉的《西藏通訊》雜誌主編達瓦才仁對此記載得極為詳實：

這些破壞是由來自中國的紅衛兵干的，當時，第一個闖進西藏的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進入拉薩的北京女子學校八十中學的“八十中學紅色造反隊”，四百餘人，隊長是武姿漢（音譯，下同）；接著是北京地質學院的：“地質學院紅旗戰鬥隊”三百餘人，首領叫肖聯；北京航空學院的“紅色航空學院進藏戰鬥隊”三百五十人；北京人民大學的反修戰鬥隊有四百五十人；北京清華大學的“反帝戰鬥隊”二百五十餘人，領隊叫張金松，李鳳蓮（女）等；北京民族學院四百餘人叫“東方紅戰鬥隊”（其中一半是藏人）；東北鐵道學院的“紅色造反隊”三百人等。所以在西藏首先開始破四舊和破壞大型寺院並掠取珍貴藝術品的全是來自中國本土的紅衛兵，這些紅衛兵雖未到過西藏卻對西藏的文物極為熟悉，只砸他們不要的東西。

上述的數字和名字雖然詳細，但是沒有提供引據來源，可信度是有問題的。至今時間已過三十多年，當年的當事人已難以尋找，尤其那是一個檔案系統癱瘓的年代，基本無從核實當年的情況。但文中所列舉的“第一個闖進西藏的”的“四百餘”紅衛兵所在的“北京女子學校八十中學”，現在不是、過去也不曾是女子中學，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另外，文中所說的八十中紅衛兵到拉薩的時間是“一九六六年七月”，那時紅衛兵“大串聯”尚未開始 ，中國內地的只有少量紅衛兵到北京“取經”或告狀，因此不可想象會有四百餘人的龐大紅衛兵團隊在那時從北京到拉薩。

我訪問了一位從1965年就在八十中學教書的阮姓女教師，她知道學校在“文革”期間有學生去了西藏，由於那時教師都“靠邊站”，具體情況她不是很清楚，但她可以肯定，不可能有那麼多人進藏。我訪問的另一位名字叫孫小梅的女士，她在1967年去拉薩，並且參加了拉薩的“文化大革命”。當時在拉薩有一個“首都紅衛兵赴藏總部”，不超過一百人。其中有八十中的學生，約十多個，領頭的名叫賈軍，是個男生。孫女士表示，至少她在西藏期間，沒有漢族紅衛兵參與砸寺廟的事。漢人紅衛兵到了拉薩以後，也極少再有去西藏其他地區的，當然也就不可能去砸其他那些地方的寺廟。

雖然現在準確地了解當年情況已經不易，但是以經驗判斷，也難以相信當年會有大批漢人紅衛兵進藏砸廟。也許他們會有這種願望，如果沒有西藏高原的大山阻擋，成千上萬的漢人紅衛兵可能真會乘“大串聯”之機，湧進西藏去破“四舊”（依當時的標準，西藏的“四舊”無疑最多）。然而西藏的遙遠和惡劣的交通擋住了他們。西藏行路之難，連三十年後的今天，交通條件改善了多少倍，離開了幾條主要公路都有寸步難行之感。西藏寺廟遍布農村牧場和叢山峻岭，皆為當地最堅固的建築，內地紅衛兵如何能夠深入進去，又如何有對付高原缺氧的體力和足夠的人手，把散布在上百萬平方公裡面積上的數千座寺廟毀壞得那樣徹底呢？

我還採訪過一位名叫何佳的北京女士，她曾在1966年以紅衛兵的身份到過拉薩。通過與她交談得到的印象，我更相信漢族紅衛兵那時進藏的人數極為有限。何佳當時是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初中二年級的學生。那是一個中共幹部子女集中的的學校。西藏中共首腦張國華的女兒也在那個學校上學。何佳與另外四個紅衛兵戰友進西藏，是通過父母的關係拿到了張國華的批條才得以實現的。沒有那層關係，當時的漢族紅衛兵根本不被允許進藏。那時控制進藏的手段非常簡單，進藏唯一的交通工具──汽車全都控制在當局手中，既沒有公共汽車，也沒有私人汽車。只要不被允許上汽車，紅衛兵不可能靠兩條腿走進西藏。何佳他們拿着張國華的條子，雖然得到了進藏汽車上的位置，也僅僅是在卡車貨廂上露天而坐。

從成都到拉薩，走了半個月。他們一到拉薩就被安排住進軍區的招待所──那是進藏漢族紅衛兵的集中地。何佳現在說不清當時一共有多少人住在那裡，但是她敢肯定不過百。

何佳進藏的目的是什麼呢？與“破四舊”毫無關係。她和她的同伴是要求到西藏農村去當農民，“紮根邊疆，建設祖國”。與他們同住招待所的另一夥北京紅衛兵是想在西藏辦學校。她在拉薩住的時間不長，因為他們的要求沒有得到西藏當局支持。儘管他們採用死磨硬纏的方式，最後得到的答覆只是可以考慮讓他們留在拉薩當售貨員或服務員。那與他們的浪漫理想顯然差距太遠。他們一共僅在拉薩逗留了十幾天，拉薩以外的地區沒有去，她相信別的漢族紅衛兵也不會再有多少往下走的。除了因為交通限制，大多數漢族紅衛兵能到拉薩已屬不易，也就沒有再往下走的心氣。他們在拉薩的活動大部分都由當局安排，並且以保證安全的理由限制他們自己在外面活動。他們不但沒有參與“破四舊”的行動，還以旅遊者的心態去參觀了布達拉宮等處。在何佳的記憶里，至少她在拉薩那段時間，沒聽說過內地漢族紅衛兵有參與砸廟的行為。

我有一位朋友也曾與他的紅衛兵戰友踏上過去西藏之路。那時當然是打着革命旗號，現在他承認真實的願望是想去玩。沒有毛主席慷慨賜予的“大串聯”，那個年代的年輕人如何有機會去西藏玩一趟呢？他們從青海西寧進藏。沿途的政府官員對北京紅衛兵給予特殊照顧，提供了很多方便。但我那位朋友不認為官員們的動機是慫恿他們進藏“革命”，只不過是一種對文化大革命的惶恐迎合罷了。他們最終沒能進入西藏。路途的漫長和辛苦使他們失去了信心，高原缺氧造成病號，他們在海拔5200多米的唐古拉山口退了回去。

西藏沒去成，他們倒是在青海藏區走了一些地方，其間雖然也見過其他漢族紅衛兵，不過是有限的幾小撥。我問他們是否在藏區參與了“破四舊”，如砸寺廟等。我的朋友承認他曾在塔爾寺偷了一尊小銅佛。但在做那事時，完全沒有“造反有理”的氣概，而是揣揣不安。他們一夥去過數次塔爾寺，從沒想過要砸廟，都是為了“參觀”而已。他們去牧區搞“革命”時，真正的心思也都是在騎馬一類更好玩的事上。他們在牧區的革命終止於他們中間一人被當地的藏族姑娘看上，不但姑娘向那紅衛兵小將表了態，其父母也來提親。當地的幹部勸他們還是早一點離開為妙，免得造成“民族關係”方面的問題。於是“革命”宣告結束，只給少男少女們留下一個持久不衰的話題。

不過，那時從中國內地進藏的漢族紅衛兵不多，但是從中國內地返回西藏的藏族紅衛兵卻不少。當時有幾千名藏族學生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學院、成都的西南民族學院、蘭州的西北民族學院，以及位於陝西的咸陽西藏民族學院讀書，他們同中國上千萬青年學生一樣，成為文化大革命的先鋒。他們大批返回西藏，對推動西藏的文化大革命起了關鍵的“煽風點火”作用。何佳進藏，就是與西南民族學院的藏族紅衛兵共乘一車。那時對藏族學生回西藏，沿途政權機構不加限制，並且提供相應條件。對這一點，既可以解釋是中共利用藏族學生當工具，也可以解釋為他們沒有理由不讓藏族學生回家鬧革命。也許兩個因素都有。

所謂“中共”是由具體的機構和人組成的，並非只有一個大腦一種意志。對於文化大革命，當時大部分中共地方政權和幹部都是不贊成的，並且以各種辦法進行暗中抵制。西藏的中共當局也是一樣。不難想象，誰願意自己統治的地盤上湧進成群結隊無法無天的造反者呢？他們不難預見到，紅衛兵的造反很快就會造到自己頭上。他們只是沒有膽量抗拒毛澤東的意志，而毛澤東也正是藉助把紅衛兵灑遍整個中國（“大串聯”的奧妙所在）去“煽風點火”，動員起群眾進行造反，才打垮了由劉少奇、鄧小平等中共務實派控制的政權體系，最終使中共極左派掌握了政權。

當時身在中國內地的藏族學生，對於回西藏進行文化大革命是有充分熱情的。他們大多出身西藏底層社會，已經接受了數年共產黨意識形態的教育，文革所鼓吹的“造反”又最能投合青年人的叛逆與躁動心態，他們會責無旁貸地把對西藏社會“破舊立新”的使命攬在他們這第一代新藏人的肩上。除此之外，他們一般已經幾年沒有機會回家，很多人也從沒去過藏人世代仰慕的拉薩或在廣闊的藏區做過旅行，這一切都會在他們回西藏鬧革命的願望上再添動力。

不過那時區別一個人的身份是以階級出身、參加的組織、持有的觀點、政治面貌（是否黨、團員）等，民族成分不是主要的（即使後來分派進行“武鬥”，每派成員也都各有漢藏民族），所以返回西藏的藏族紅衛兵往往保持着諸如“首都紅衛兵”、“內地紅衛兵”等稱呼，在拉薩成立組織，進行活動，印刷宣傳品等，這可能也是後來把問題搞模糊的原因之一。隨着那些藏族紅衛兵逐步返回家鄉（革命與探家相結合），文革的火種撒到整個西藏高原的農村牧場，遍布西藏各地的砸廟也就隨之開始了。

在西藏最偏遠的阿里地區普蘭縣，尼瑪次仁給我講了他家附近的賢柏林寺是如何砸掉的。當他說到內地來的紅衛兵時，我問他那是漢族紅衛兵嗎？

不是，我們這兒沒有一個內地漢人來，都是去咸陽民院上學的本地學生。他們一共回來了16個人，包括現在日喀則軍分區的副司令江洋次仁。現在他們都是大官了。他們是66年底回來的。那時縣上的領導幹部都成了走資派，不能控制局面了。縣上也成立了紅衛兵。他們先動員縣上的紅衛兵，縣上的紅衛兵再分頭到各鄉動員。我那年16歲，在多尤鄉小學上五年級。縣上紅衛兵把材料發給我們，讓我們到群眾中去念，我們還在牆上到處寫毛主席語錄。

67年的1月還是2月我記不清了，反正是在春節快到的時候，一天晚上骨幹分子開會布置了第二天砸寺廟。我那時是毛主席語錄宣傳員，也參加了會。不過當時在會上的決定是只砸扎倉，不砸經堂。

第二天兩個村的貧農小組一共十幾個人去砸寺廟。帶頭的是鄉長索朗次仁和貧農協會主任江布羅藏。他們在舊社會都是非常窮的。索朗次仁後來當過九大代表和區委書記。江布羅藏的兒子是那16個咸陽民院紅衛兵中間的一個。他兒子現在是地區交通局的副局長。

（你問咸陽回來的紅衛兵去沒去砸廟？沒有。他們動員群眾去砸，自己沒去。）
寺廟的和尚那時大部分都不在，民主改革時不少跑到印度和尼泊爾去了，還有自殺的，只剩下幾個和尚看廟。他們不給我們開門，我們就把門給砸開了。進去之後我們先扔佛像，然後開始砸扎倉的房子，還砸寺廟過去用來關人的監獄。

砸房子土大，像冒煙一樣，遠遠就能看見。其他村子的貧農小組也都趕來參加了。開始只有我們鄉的人，到中午時，其他鄉的人也都來了。人一多就控制不住了，從砸扎倉發展到砸經堂，最後乾脆全砸了。後來連幾十里地以外的科加鄉、西地鄉都來人參加砸廟。多的時候達到五六百人，前前後後砸了一個多月，全部砸光了。

我們這裡對寺廟的破壞最嚴重，其他地方有的還留下了文物和房子，我們這什麼都沒了。

沒有，群眾沒有拿文物的，當時對那些東西都恨得很。群眾拿的主要是生活用品和家具什麼的。還有搶木料的。一些老百姓參加砸廟是為了要木料。你知道，我們這的木料很缺。金的銀的那些東西先是各鄉分，後來縣上銀行來人收走了。有些銅的東西散在老百姓手裡，每斤三四毛錢賣給了縣上的收購部門。

我後來在普蘭的科加寺看見兩座高達兩米多的銀佛像，就是文革期間被銀行運走的。當時阿里地區歸新疆“代管”，佛像被運到新疆，一直放在銀行保險庫里。直到鄧小平時代重建科加寺才歸還回來。科加寺的僧人給我掀開佛像的衣服，讓我看佛像銀腿上的有一塊凹坑，那就是當年被砸廟者用大錘砸的。不知道為什麼只砸一錘就中止了，我想也許是在場的銀行工作人員及時進行了制止？

我與很多藏人談到文革情況，他們都承認砸廟主要是藏人進行的，而且是群眾自發的，但是像尼瑪次仁那樣談及自己如何參與其中的就很少見了。我訪問過一個名叫吾金次仁的藏人，文革開始時他在日土縣。他講了日土寺被當地藏人砸掉的過程。我問到他當時怎麼做時，他回答他在一旁看。陪我去訪問的當地駐軍軍官跟他關係很熟，以開玩笑的口氣說他當時肯定也動手砸了，他才不好意思地笑着說：“那會兒都年輕嘛！”

西方著作對西藏文革期間寺廟被砸的描述大都缺乏細節，只是籠統地歸於紅衛兵。即使談到了藏人砸廟，也附加上一些並不確切的事實。如董尼德書中的說法是：“西藏人民在槍管的逼迫下，身體力行地參加了寺廟的拆除工程。” 既然宗教是西藏社會與文化千年發展的核心，人們很難解釋藏人為何會自己動手對其加以毀滅，於是就只有想當然地相信“槍管逼迫”那種理由，或者乾脆就視而不見。

不錯，當時確實存在高壓氛圍，沒有人敢發表不同意見。然而一種社會氛圍並非僅僅由執政者造成，還必須有群眾的配合。有時後者的作用更大。其實當時的中共的西藏政權常常想阻止過激行為，例如西藏的中共軍隊就一直支持群眾中比較保守的一方，而不是支持更激進的“造反派”。事實表明，凡是在當局尚能控制的中心城市和地區，寺廟都得到相對較好的保護，而同為西藏黃教三大寺之一的甘丹寺，只因為離拉薩有六十公里距離，就被毀壞得只剩下一片廢墟。

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年藏人自發地起來砸廟，的確是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尤其在全世界都天經地義地認定藏人是受害者的情況下。西藏以外了解這個事實的人很少。中共當局雖然清楚，卻不會涉及這個話題，因為不管西藏寺廟是誰砸的，責任都在於它掀起的“文化大革命”。對藏人而言，隨着時過境遷，當年的行為成了今天的心病，於是寧願閉眼不看過去的事實，或者希望緘默能夠改變事實。而流亡在外的藏人即使知道真實的情況，也要堅持把砸廟說成是漢人所為，以在國際輿論中維護他們對西藏問題的描述。如此下去，再過一二代人，那段歷史的真相也許真地會被改寫成另外一個樣子。

我說明西藏寺廟主要是藏人自己動手砸的，而且有相當程度的自發性，目的不在於為漢人開脫，把責任推給藏人。在我看來，這不是一個責任的問題，除了需要正視歷史事實以外，還應該從中得到更多的思考。為什麼千百年把宗教視為生命的西藏人會親自動手砸碎佛像？為什麼他們敢於從寺廟拆下木料去蓋自己的房子？為什麼寺廟裡物品被他們毫不在乎地毀壞？又是為什麼他們曾在那時大聲地否定神靈、虐待喇嘛活佛而不怕遭到報應？在這些行動中，除了看到被蠱惑的瘋狂以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一旦藏人認識到能夠自己把握命運，就會以徹底解放的姿態拋棄千百年壓在頭頂的“來世”，他們是不是更願意做現世的人而非來世的魂呢？

目前的一般觀點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暴政強加給中國人民的，那是一種事後的觀點。以人民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的苦難推斷當初人民一定反對，是過高地估計了人民的理性和預見能力。實際上理性和預見能力正是人民最缺乏的。在中國內地，普通人民對官僚主義及當權者的不滿，以及長期嚴厲管制所造成的壓抑，使相當一部分人在文革初期是歡欣鼓舞地投入的。西藏也是一樣。甚至在某些方面，我認為文化大革命在西藏的群眾基礎甚至比中國內地還充分。內地的文化大革命矛頭所指主要是中共當權派，而在西藏，文化大革命既可以表達對中共當權派的不滿，也可以發泄已經被煽動起來的對西藏傳統社會的仇恨。群眾獲得解放的感覺是空前的。

固然，毛澤東並沒有真地給藏人以解放和他允諾的“現世天堂”。前面已經談了很多西藏人民在中共統治下遭受的苦難。不過我們同時需要慎重地對待另一種判斷：中共的統治不好，因此被中共打倒的西藏傳統社會就是好的。即使在藏人對中共的信仰和敬畏已經蕩然無存的今天，仍舊可以在一些藏人家裡發現毛澤東的畫像，與達賴和班禪的像掛在一起。共產黨曾經給了“翻身農奴”解放的理想，即使沒給他們真實的解放，那理想也已經在他們心中紮根，再也不能拔除。就像當年的朗生次仁拉姆在文革期間被抓去“隔離審查”前，對家人說出這樣的話：“就是進了監獄，也比舊社會好。”

總之，在六、七十年代，毛澤東的宗教在西藏取得全勝。中國對西藏的主權控制達到前所未有的強大和穩定。今天讓中共經常寢食不安的“民族問題”那時幾乎可以不考慮。藏人對漢人的態度也普遍融洽友好。而達賴喇嘛，那時默默無聞地呆在被人遺忘的角落，心裡一定非常地寒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