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真的让数百万人丧生吗？（上）

作者：Joseph B… 文章来源：批判与再造 点击数：3026 更新时间：2007-3-15
毛泽东在「大跃进」时期

真的让数百万人丧生吗？（上）

Joseph Ball着 张星戈 译

近二十五年来，一些极端过度估计据云是由毛泽东造成的死亡数字，严重损害了毛泽东的声誉。毛泽东终其一生高度受人尊敬的是，他的社会主义政策增加了中国人民的福祉，大大降低了中国贫穷与饥饿的水平，并提供免费的医疗照顾与教育。毛的理论也大大鼓舞了全世界对抗帝国主义的人们。这或可解释何以右派对他视如寇仇。随着近年毛派运动的声势在印度及尼泊尔的明显增长，以及毛派运动对世界其它地区的持续影响，右派很有可能变本加厉地敌视、诋毁毛泽东。

大多数诋毁毛泽东声誉的做法，都集中在攻击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本文主要关注的正是这段时期。1950年代中国农民就已经开始了合作社式的耕作，到「大跃进」时期，他们加入了由数千人或数万人组成的大型公社，从事大规模的灌溉计划，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毛的计划就是要大幅增加农业及工业的生产。有人说，这些政策导致了1959到1961年的饥荒（虽然有些人认为饥荒始自1958年）。用来解释饥荒的理由形形色色，诸如政府征购粮食过多，或公社食堂让农民放开肚皮吃饭，造成浪费等等，也有人声称，农民顾着搞灌溉工程或忙着搞有名的「后院炼钢炉」（乡间建造的小型炼钢炉），而怠忽农耕。

毛泽东承认这段期间的确出了问题，但他把绝大多数的困难归咎于恶劣的气候和自然灾害，他承认也有他该负责的政策失误。

毛死后，中国官方发布的资料意指，有一千六百五十万人死于「大跃进」。这些数据是在邓小平政府发动批判「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运动期间发布的。然而，这些数据怎么得来的，又怎么保留了二十年之久才公诸于众，却疑云重重，也就无从公正地确认这些数据可靠。美国研究者结合中国的证据与他们自己由中国1953年和1964年的人口普查数据的推估，将死亡数字加大到约三千万。不久之前，张戎和哈利迪（Jon Halliday）在他们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Mao: The Unknown Story）一书中说，有七千万人被毛杀害，包括「大跃进」时期的三千八百万人。

西方作者研究这个主题，往往对这段时期采取十分偏颇的态度，好像被来源可疑的大量死亡数字所催眠。他们只注意政策的失当，从而可能大大夸大了政策失当所造成的损害。他们一直无法了解，「大跃进」的一些政策，初期的混乱一过之后，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美国政府从二战后至今一直在协助反毛泽东思想的学者（也涵括反共学者）。例如，1960年代主编《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的老牌毛泽东思想史学家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译按：着有《文化大革命的起源》，该书已译成中文，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发行〕。该杂志所刊登未经证实的大量饿死的数字，至今一直被人引用。后来，这份刊物从CIA的外围组织拿钱的证据曝了光，前些时候麦克法夸尔在写给《伦敦书评》（The London Review of Books）的信中对此坦承不讳（他说，他在编《中国季刊》时，不知道这钱来自CIA）。

有些学者虽提供实质的证据，例如贝克尔（Jasper Becker）写「大跃进」的名著《饿鬼》（Hungry Ghosts）引用了目击者的说法，却没提供足够的旁证加以证实。张戎和哈利迪引证的有关「大跃进」的重要文件数据，一望即知是以误导的方式呈现的。

邓小平政权提供的数据说，有数百万人死于「大跃进」时期，是不可靠的。农民的证词驳斥了所谓毛要为此时期确实发生的死亡人数负主要责任的说法。

美国人口学家向来想用得自中国官方的死亡数据，以及其它人口统计数据，证明一项假设，认为「大跃进」期间有「大量死亡人数」（也就是说，「史上最大饥荒」或「史上最大饥荒之一」发生在「大跃进」期间），但其证据间缺乏一致性，且证据来源整个疑点重重，削弱了「大量死亡人数」这项假设。

关于「大跃进」较为可能的事实

「毛泽东该为种族屠杀负责」的看法，一直被用来作为蔑视中国人民在毛统治期间所获得的一切成果的起点。然而甚至像贝妮斯特（Judith Banister）这种为「大量死亡人数」假设力辩的人口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毛时代的诸项成就。她写道，中国在1973至1975年间，平均寿命高于非洲、中东、南亚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注1）1981年她与人合写一篇文章说，就减少死亡人数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可称「超级成就者」，从1949年共产党开始统治以来，平均寿命每年增加将近一岁半（注2），由1949年的35岁增加到1970年代毛统治结束时的65岁。（注3）

读一读现代许多评论毛统治的中国的作家（注4），你会以为，毛的农业及工业政策导致绝对的经济灾难，甚至比较有节制的评论家，如经济学家诺兰（Peter Nolan）（注5）都声言，革命后中国的生活水平要到邓小平掌权才有所提升。固然，生活水平提高并非平均寿命增加的唯一理由，但若说在毛时代平均寿命能增加这么多，而生活水平却没提高则是很荒唐的。

例如，许多学者读了邓小平在毛死后发布的数据，就声称整个毛治时代，每人平均粮食产量没有增加（注6）。但是这样的统计数字，又怎么可能与同一批作者所引用的平均寿命的数据协调一致呢？除此之外，这些数字也与其它数据相互抵触；后毛时代的中国农业部前法政局长郭书田（Guo Shutian）（译音），对邓小平改革前中国农业的整体表现，提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确实，他写到，由于「自然灾害与工作失误」，1949到1978年间，农业产量有五年是减少的，可是他也说，1949─ 1978年期间，播种谷粮的土地，每公顷平均产量增加145.9%，而粮食总生产量上升了169.6%，同时中国人口则增加77.7%；依此算来，中国每人平均粮食产量，在这段时期，从204公斤增长到328公斤。（注7）就算依据邓小平政权所发布的数字，工业生产也从1952年到1976年每年增加11.2%（所谓的文革浩劫期间还每年增加10%）；1952年工业产品占全国总产值的36%，到1975年，工业产品则占72%，农业产品占28%。十分明显，毛被误认为祸害深重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为后毛时代快速（却既不平等又不均衡的）经济发展铺好了坦途。（注8）

我们很有理由认为，「大跃进」的各项政策在经过初期的混乱后，实际上对支撑中国整体的经济增长颇有贡献。中国得运用自己的资源发展，不能再利用由苏联输入的大量机械设备与科技知识，这点在1950年代末已明显可见。

1950年代晚期，中国与苏联渐渐分道扬镳，这有一部分是因斯大林死后发生的意识形态争论。斯大林与毛泽东有许多不同，尤其毛认为斯大林不信任农民，而且过度强调重工业的发展。不过，毛认为赫鲁晓夫利用谴责斯大林主义，掩护他在苏联逐步背离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与实践。

两国分裂也因为赫鲁晓夫总爱将苏联自己的做法强加于盟国身上。赫鲁晓夫不依照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行事，反而把经济较不发达的国家当成附庸国。对中国这样曾为摆脱外国支配而艰苦奋战的国家，绝无法接受这种主从关系。毛即使想，也不可能说服人民。

1960年两国冲突达到了顶峰。苏联过去曾经为中国的工业化计划提供大量协助，此时则撤走所有苏联的技术顾问，并随身带走正计划建造的各类工厂蓝图。

毛从一开始就清楚表明，「大跃进」的各项政策是关于中国要发展更独立自主的经济的政策。中国不依赖苏联，就得改采农业与工业并举的计划。毛这么做就是要集中中国丰富的劳动力与人民的热情，运用这些资源可补资本与先进科技之不足。

虽然「大跃进」出现了问题与转折，持平而论，它对农业的继续发展有很重要的作用。每当欠收期过后，蓄水与灌溉的措施使农业产量可以持续增加，也帮助农村抗旱防洪。梯田的开辟更有助于逐渐扩大耕地。（注9）

工业发展在「两条腿走路」的口号下推行，意思是指中、小规模的乡村工业与重工业齐头并进。炼钢炉以外，许多别的车间及工厂也在乡间设立，旨在使乡村工业满足当地人民的需求。乡村车间支持了公社使农业耕作方法现代化的努力，它们很有效地供给了公社肥料、工具、其它农业装备和蓄水计划所需的水泥。（注10）

比起苏联日益僵化而集权的经济体制，「大跃进」是不循旧套的伟大创举。一般情况下，像水泥、肥料等，均会在离有需求的乡村地区很远的都市大工厂生产。穷国家很难获得必要的资金与机械设备，用最现代的技术来生产这类产品。一旦这类产品生产出来，也必须要有连接都市到乡镇的道路来运输，这些基础建设本身牵涉到很大的支出，许多较穷的国家遭遇这类问题，结果不是发展很慢，就是根本没有发展。

「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农村工业，采用劳力密集而非资本密集的方法。在满足地方需求时，农村工业并不依靠所费不赀的全国铁、公路建设，来运输制成品。

事实上，经过初期遭遇的问题后，「大跃进」这些被以为乱无章法的政策，配套得相当好。地方的水泥生产让蓄水的规划得以进行。更大范围的灌溉使肥料可以更大范围地施放，而这些肥料又由地方工厂提供。农业生产力提高会释出更多农业劳动力给工业制造部门，有助国家的全面发展。（注11）这个发展途径常被引述为毛泽东对分工与区域生产专业化等等的经济效益无知的例子。然而从毛的政策对人的福祉和经济发展所显示的积极效果来看，这是中国正确的途径。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并不是只有农业及小规模的农村工业获得增长，重工业也大幅增长。像「大跃进」时期建立的大庆油田就大大推进了重工业的发展。一片盛产的油田在中国被开发出来（ 注12）。这是1960年之后利用本国技术发展出来的，而不是靠苏联或欧洲的技术。（精确地说，工人藉助地底的压力来抽取石油，而不像一般油田，靠建造大量的钻井平台）。

有关产量数字的争论掩盖了一项事实，即「大跃进」对改变中国人思考方式的影响不下于对工业生产的影响。所谓「后院炼钢炉」是农民设法生产钢铁的小型土法炼钢炉，因生产低质量钢铁而恶名在外，但是这些炼钢炉替中国工业生产了钢铁，也同样程度地教给了农民一些工业生产的方式。应该记得，毛最常谈到的跃进，不是生产数量的跃进，而是人民意识与认知的跃进。错误犯了，而人民一旦知道了「跃进」的某些结果令人失望，许多人必然大为沮丧。但中国经济往后几年的成就却证明，并非所有的教训全都白费。

大跃进与实质的证据

当然，要建立这样的看法，等于要对抗西方认为「大跃进」可列为世界史上的大灾难的主流观点。然而西方观点的根据又何在？那些相信「大量死亡人数」论点的人可以证明其论点的一种方法就是，找来可信的实质证据，诸如见证人或文件数据等。然而，确切存在的实质证据并不令人信服。

中国史的学者李斯金（Carl Riskin）相信有非常严重的饥荒发生，但他说：「总的看来，饥饿与困乏的各种迹象，尚未趋进可与其它大量饿死的饥荒比拟（如果不是同等规模）的实质证据，包括中国早年的饥荒。」他指出，许多当代西方提出的证据，来自右派没什么说服力的数据，往往该大打折扣。他考虑到，中国政府的压制政策是否让饥荒资料无法外传？不过他说，「这样的解释是否充分，仍很可疑，此处还存有难解之谜。」（ 注13）

像麦克法夸尔、贝克尔和张戎这些作者，当然认定他们所见到的证据证明了大量饿死的论点，他们论述这些问题的主要著作也的确引用资料来证明，但仍不足以厘清何以他们在书中相信这些资料是真实可信的？

因而，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说明何以在西方该被视为确凿的事实？仍是待解的问题。格林（ Felix Greene ）在他1965年那本谈中国的名著《无知的帷幕》（A Curtain of Ignorance）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事，他也引述一些亲眼见证的人相同样的说法。事实上有可能某些地方真的发生饥荒，但是格林的观察显示，饥荒并非全国性的现象，没大到如贝克尔及其它人所暗示的大灾难的地步。大量民众挨饿并未发生在格林所到过的地方，不过饥荒也许曾发生在其它地方。请问何以贝克尔这类人的说法就那么轻易被相信，而格林本人及他所引述其它人的说法就被打折扣？当然，有人可能会提出格林对毛政权的同情，来解释这个问题，并可能指他为了政治目的扭曲事实。但是麦克法夸尔、贝克尔和张戎这些人对「大跃进」也有他们自己的视角，请问可有人认真怀疑这些作者不是相当坚定的反共人士？

在处理数据来源的证实问题之前，有必要先弄清讨论有关「大跃进」这些议题的背景。共产主义是个招致强大反对的运动，西方国家发动炮火密集的反共宣传战。共产党政府掌权后，剥夺了大量人数的资本与土地，横跨欧亚大片地区的地主及商人阶级被夺走了社会权势与地位，难怪招致极大愤恨。许多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出生在这些国家，至今仍有诋毁共产主义的动机。我们对这些写共产统治时代的人，要求他们花功夫求证以确保资料来源是报导事实，而非提供已经被反共偏见所扭曲或偏颇的证言，其实并不偏执。

除此之外，美国政府的确有兴趣提出对中国共产主义和全世界共产主义的负面宣传。司空见惯的是，这种求证的讨论往往被贬为「阴谋论」置之不顾，而有关真相的证据也未获广泛讨论。

不过美国公然力图诋毁共产主义乃是斑斑可考，美国情报机关常想方设法与那些出书讨论共产政权的人连系。千万不要以为这些他们想联系的人仅仅是文化打手，付了钱就可以搅和出廉价的耸动故事，绝非如此。例如，1960年代《中国季刊》所注销的许多文章，至今仍经常被引用来证明中国的生活状况，以及中国政府政策的成功或失败。该刊1962年一篇由艾索普（Joseph Alsop）所写的文章声称，毛试图藉饥饿扫除全国三分之一人口，以促成他的经济计划！这篇文章之后被非常认真地引用在许多讨论这个主题的著作中（例如下面要讨论的《中国的饥荒》这篇文章），作为「有大量死亡人数」这项假设的当代证据。

《中国季刊》的编辑是麦克法夸尔，他写了许多论述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重要著作。麦克法夸尔所编的《剑桥中国史》（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第十四册涵盖1949到1965年这段时期。他还写了《文化大革命的起源》（The Origin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其中有一册讨论1956与1957年的事件，也有一册讨论「大跃进」，提出「大量人口死亡」的说法。他也编了一本《毛泽东的秘密谈话》。《中国季刊》内页明载，该刊由代表「文化自由委员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CCF】）的「信息公报有限公司」（Information Bulletin Ltd）出版。1967年5月13日「文化自由委员会」，在遭《壁垒》（Ramparts）杂志揭发之后，发布新闻稿承认，该委员会由 CIA提供资金。（注16）

　　麦克法夸尔被我问到时说：

我受邀担任《中国季刊》（CQ）的创刊编辑时，他们对我说明，「文化自由

委员会」的任务是，鼓励西方知识分子组成致力自由交换意见的学社。苏联想方设法吸引西方知识分子进入其各类外围组织，「文化自由委员会」旨在提供组织性的对抗。…关于资助刊物的事，我只被告知，「文化自由委员会」有广大的各方基金会支持，包括有名的「福特基金会」，而这些基金会中，「远野基金会」（Farfield Foundation）是CIA外围组织的事实则并未透露。

麦克法夸尔在2006年1月26日出版的《伦敦书评》中写道，「《中国季刊》在1960年创刊，当时我是编辑」，他又写说，「来自CIA的秘密款项（由「远野基金会」藉出版《中国季刊》、Encounter和许多其它杂志的「文化自由委员会」，转手）提供《中国季刊》部分的资金 － 我是直到1960年代末，事情公开披露后才知道的。」

问题还不仅止于像麦克法夸尔这种为「文化自由委员会」发行的期刊工作的人。据称其它杂志更经常从CIA接受资助，例如曾在CIA局长办公室工作的前任官员马切逖（Victor Marchetti）就写说，CIA成立「亚洲基金会」每年资助高达八百万美元，支持「各亚洲国家反共学者的工作，在全亚洲传布中国大陆、北越、北韩的负面形象。」（注17）

当然这问题不是黑白分明的。例如，麦克法夸尔就指陈，他容许来自政治光谱上各界的百家观点在他的期刊上鸣放，并辩说，即使他拒登艾索普的文章，别家也会登，而他也刊登了反驳艾索普论点的回应稿。

这也许是真的，但麦克法夸尔这类人所刊登的是CIA一般乐见的那类东西（否则CIA何以会给钱支持？），且重点在于这些人拥有西方国家的资金来源，而其它持不同观点的人却没有。

最近这几年，一些新一代的作者发表了据称是亲眼目击或文件的证据，来证明「大量人口死亡」论点。主要问题还是在如何证实资料来源，这些作者在本文所引述的著作中，并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显示其来源确凿。

贝克尔在他论述「大跃进」的《饿鬼》一书中，引用一大堆证据说，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有大量人民饿死和人吃人现象。应该注意的是，这些证据只在1990年代才出现。当然那些更耸人听闻的食人故事，没有被「大跃进」期间实际出现的任何证据证实，其实许多年后也没有这样的证据。许多贝克尔所引用的大量人民饿死及人吃人的说法，是来自一份600页的文件《乡间三十年》（Thirty Years in the Countryside），贝克尔说那是1989年由中国走私出来的秘密官方文件。他写道，《饿鬼》的资料来源包括1989年流亡海外的知识分子偷运出来的文件。对此读者有必要被告知，何以那些明显是异议份子的人在镇压期间逃离国门，却能偷运出有关30年前事件的官方文件？

贝克尔本来也应该更全面的探讨，为何他相信《乡间三十年》及其它文本是证实无误的。2001年他在《伦敦书评》中评论《天安门文件》，（注18）该书声称是党的内部文件，由一位异议份子偷运出国。据云那些文件显示了天安门广场屠杀期间党领导阶层的想法。在他的评论中，贝克尔很认真地论断，这些记录可能是赝品。那么同一个贝克尔就有必要在《饿鬼》中谈谈，何以他认为自己书中所引述的文件是真实的，却判定别人所走私的官方文件可能是不真实的？

同样，贝克尔还引述一份声称是中国解放军自1961年以降的内部期刊，作为「大跃进」期间众多不人道祸害的证据，这份杂志的报导的确提及有相当重大的灾难影响中国军队的士气。但这份期刊是真实的资料吗？它是1963年由美国国务院发布，收在「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1996年出版的《中国红军政治》。根据英国《每日电讯报》（注19）说，「它们（这些期刊）已经在美国手里有一段时间了，不过不会有人透露数据是如何获得的」。贝克尔和许多研究「大跃进」的作者引述了这些刊物，就有必要说明为什么他们认为这些资料是真实的。

贝克尔书中还用了「大跃进」时饥民的亲身说法。1990年代中期，他在中国大陆与香港访问了一些人，在西方国家也访问了华侨。他说他在中国大陆「很难得（如果有的话）被允许与农民畅谈」，当地官员在访谈前先「辅导」了农民，访谈时陪在一旁，有些问题还替他们回答。既然这些官员很有可能设法使证据偏向「大跃进」的非邓小平路线，那么告知读者书中哪些访谈是在这种情形下进行的，而哪些不是，当然就很重要。贝克尔在《饿鬼》中没这样做，全书他都没有向读者详细证明他所引用的说法真实可靠

有好几年的时间，批评毛的人认为《饿鬼》是本出色的著作。但是《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2005年在西方出版，且被极力促销。书中的说辞甚至比贝克尔更加极端。该书把七千万人的死亡归咎给毛泽东，而其中三千八百万人说是应该死于「大跃进」。此书取材极为依赖一套非官方出版的毛泽东谈话记录与声明，据称是由毛的随员纪录，经不明的管道转至西方。作者常取用谈话记录中的材料，试图证明毛泽东的狂热和不恤人命。这批谈话记录在1980年代由美国的「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enter of Chinese Research Materials【CCRM】）赞助结集成册，供人研究，有些原文已经被翻译成英语，以《毛的秘密谈话录》(Mao』s Secret Speeches)之名出版。（注20）

契克（Timothy Cheek）在这部书中写了一篇论文，评估这些材料的可靠性。他写道：「这几册材料来自各类不同的路径，其精确出处无可考…」，他论说，有两个理由相信原文可能是真的，首先，「中国研究资料中心」（CCRM）所收到的部分原文，早先曾刊登在中国大陆的其它版本上；其次，在CCRM所收到的某一册材料中出现的内容，也在其它至少一册里出现。我无法明显看出，何以这两项事实足以作为有力证据，证实书中所有材料都是真实的？

也许更重要的是，张戎和哈利迪在叙述「大跃进」的章节里，用误导的方式，从谈话记录中断章取义。张戎声称，1958年毛泽东严加处置他所谓的「不受管制到处乱跑的人」。接着作者称，「以前饥民流往有粮食的地区逃荒的机会被堵死了」。但这段误以为毛抱怨人民「不受管制到处乱跑」的「秘密」谈话，根本与防止人民在国内流动无关。读完被作者断章引用的整段话，就可以明白，作者是在误导，毛其实意思如下：

【有人】从邯郸农业生产合作社开车到鞍山钢铁厂，不给铁就不肯走，每个地方都有很多人到处乱跑不管，这要完全禁止。【我们】各级必须井然有序，逐级上报 － 公社报告县，县报告地区，地区报告省 － 这就叫做社会主义秩序。（注21）（译按：这段话未找到原文，根据英文直译）

此处毛是在讲增产钢铁的运动，部分利用小规模的农村工业生产，有人未经授权到鞍山钢厂要铁，帮助他们合作社达到钢铁生产的配额。看来毛是在说，这种自行其是的方式是错的，他似乎在主张一种层级比较严明的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人民必须向上级申请完成生产目标所需的原料。很清楚，他并没有在这里主张全面禁止所有中国人在全国走动！

第二项严重误导的引述，出自讨论「大跃进」那一章的结尾处。首先张戎 和哈利迪写道，「我们现在可以打包票说毛当时准备牺牲多少人」。然后该段引了一些据云是毛说的，关于战争时期死多少中国人是可以接受的话作为例证，紧接着那一段劈头就说，「毛考虑的不仅是战争的情况」，然后引用毛在武昌会议中的谈话，「像这样子干法，要完成这些计划，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这一段话出现在该章的标题上，作者引用这段话的方式，彷佛毛在说，中国可能真的需要死一半人，来实现他增加工业生产的计划。然而从真正的谈话原文来看，毛很明显是用很夸张的说法在警告「大跃进」期间过度劳动与劲头过热的危险。毛是明白表示，他不要任何人死于他所推动的工业化。毛在这部分的讨论中谈到，要一举完成发展所有工业与农业主要项目的想法。被作者断章引述的全文如下：

「这样一来，我看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作者按：1955年），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注22）

几句话后，毛说，「明年三千万吨钢，究竟要不要定这么多？搞不搞得出？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

全面检查张戎和哈利迪用以写书的资料是非常重要的，别处早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克里斯托福（Nicholas D. Kristof）在《纽约时报》上评论此书时提出一些有趣的问题。他谈到毛的英文老师章含之（毛晚年曾尝试学英文），张戎和哈利迪说他们为写此书访问了章含之，可是章含之告诉她的朋友克里斯托福说，虽然她与两位作者见了面，但她不愿受访，也没提供他们什么材料。（注23）克里斯托福呼吁两位作者在网上公布他们的资料来源，以便让人公正评估。＞＞ 待续

译自http://monthlyreview.org/comment.htm

注释：

J. Ban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J. Banister and S. Preston 'Mortality in China' in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Volume 7, No. 1, 1981.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I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ay 1996.
For example see J. Becker, 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 Murray 1996.
see J. Eatwell, M. Milgate, P. Newman (eds) Problems of the Planned Economy, Macmillan Reference Books 1990.
ibid
see Guo Shutian 'China's Food Supply and Demand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Can China Feed Itself? Chinese Scholars on China's Food Issue.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s Press 2004.
M. Meissner, The Deng Xiaoping Era. An Enquiry into the 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 1978-1994, Hill and Wray 1996.
see for example the report of the American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Delegation, Chair Dwight Perkins, Rural Small-Scale Industr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7 and E.. Wheelwright and B. McFarlane The Chinese Road to Socialism, Penguin 1973.
ibid
ibid
see W. Burchett with R. Alley China: the Quality of Life. Penguin, 1976.
C.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 China Economic Review, vol 9, no.2. 1998.
see R. MacFarquhar 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vols, 1974, 1983, 1997, J. Becker 1996 and J. Chang and J. Halliday Mao :The Unknown Story, Johnathan Cape, 2005.
J. Alsop 'On China's Descending Spiral' i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11, (July-September 1962)
F. Saunders Who Paid the Piper? The CIA and the Cultural Cold War. Granta, 1999.
V. Marchetti, The CIA and the Cult of Intelligence, Johnathan Cape, 1974.
London Review of Books, Volume 23, no. 10, 24 May 2001.
Daily Telegraph 06/08/63.
R. MacFarquhar, T. Cheek and E. Wu (eds) The Secret Speeches of Chairman Mao. From the Hundred Flowers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ibid.
ibid.
New York Times 23.1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