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的形成可能非常複雜，但文化衝突肯定是一個重要因素。本來文化只有不同，沒有高低，不過在實際的民族交往中，真正能夠以這種相對主義態度對待文化區別是很少的。尤其是做為征服者的民族面對被征服民族或弱小民族時，更容易表現出文化方面的歧視。高海拔的生活環境，決定了西藏文化與低地的漢文化有巨大差別。一向具有文化優越感的漢人不去從“天人合一”的角度理解西藏文化，而是把凡屬自己不能理解的事物一概斥為落後、野蠻和不開化。從與藏人接觸之始，漢人就一直持有如此心態。

雍正十三年（1735年）被派遣進藏的清廷宗室果親王（雍正之子）所寫的《七筆勾》，可能是保留下來的專門譏諷西藏風俗的最早文字。

一、萬里邀游，西出爐關天盡頭。山途穹而陡，水惡聲似吼。四月柳條抽，花無綿繡，惟有狂風，不辨昏和晝。因此把萬紫千紅一筆勾。
二、蠻柵拴牛，人住其間百尺樓。滿屋屎尿臭，遍地喪家狗。亂石砌牆頭，彩旗前後；金頂標杆，獨立當門右。因此把畫棟雕梁一筆勾。
三、無面羊裘，四季常穿不肯丟。白雪堆山厚，廉下寒風透。紗葛不須求，氆氌耐久，一口鐘兒，常掛當胸扣。因此把錦繡綾羅一筆勾。
四、大腳丫頭，髮辮蓬鬆似冕旒。細褶裙兒皺，半截衫無鈕。腿褲不遮羞，春風透露，方便門兒，儘管由人走。因此把禮義廉恥一筆勾。
五、客到先留，奶子熬茶敬一甌。蠻沖青稞酒，糌粑和酥油。牛腿與羊肘，連毛入口；風捲殘雲，吃盡方罷休。因此把珍羞美味一筆勾。
六、萬惡禿頭，鐃鈸喧天不住休。口念糊塗咒，心想鴛鴦偶。兩眼黑黝黝，如禽似獸；偏袒露肩，黑漆鋼*手。因此把釋教風流一筆勾。
七、出入驊騮，勝過君家萬戶侯。世代承恩厚，頂戴兒孫有，凌閣表勛猷，榮華已夠；何必執經，去向文場走。因此把金榜題名一筆勾。

果親王本人雖是滿人，不過已經漢化，所以說他這篇輕浮文字代表漢人對藏文化的歧視應該不算錯。

至民國，雖民族平等思想已成時髦，主管西藏事務的最高官員──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在1939年赴藏之後所寫的考察報告中，還是充滿此類言辭描述西藏：“西藏可稱世界上極不講求衛生之地方”、“藏人煮食牛羊肉多半生不熟，尤不衛生”、“藏人衣服常終年不換，衣上滿積油垢，富貴者多以衣上之油垢愈多為愈光榮”、“藏人有隨地大小便之習慣，拉薩街道每值早晨，便溺遍地，值等於一公共廁所”……

早期進藏的西方人對西藏更是充滿輕蔑。在他們眼裡，連中國人都是沒開化的，西藏人就更不用說了。1904年，榮赫鵬的武裝使團挺進拉薩時，西方記者首次進入西藏。他們第一次通過現代媒體向西方人展示了西藏。英國《政治家》的記者這樣描寫他們最先到達的帕里：

今天早上我從屋頂鳥瞰帕里城，它就像一個在城堡下的養兔場。從城垛往下看，只能看到低矮的黑色房子的扁平屋頂。臭氣刺鼻的濃煙從屋頂裊裊升起。屋頂上堆滿了麥杆。房屋與房屋之間五顏六色的經幡形成網狀，把屋頂連成一片。有時，做為大街使用的狹窄小巷也掛滿了經幡。無數的肥胖的烏鴉棲息在牆上，還有數不清的麻雀嘰嘰喳喳叫個不停。出於保暖的目的，大部分的房間都在地下。黑得像搬運煤炭的西藏人在遠些地下住所里與氂牛或騾子縮擠在一起。同樣骯髒的藏族婦女到處走動着，她們的臉塗抹得很髒，布滿了疙瘩。她們頭戴着像箍一樣的紅色頭飾，上面有時裝飾着綠松石，有時是紅寶石顏色的石頭。在城堡里，人們在清晨看到的第一件事，就是極其骯髒的女人爬上台階。她們背上背着已結了冰的木桶及成袋的氂牛糞。這是他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東西。

另一位《泰晤士報》記者筆下展現的也是一樣糟糕的場面：

城堡的南牆抵禦住最嚴寒方向刮來的寒風，只有一層，至多有兩層用草皮搭起的小棚擠縮在牆下。房子互相支撐着。已經腐爛、位置放錯了的大梁不時地從一層層黑色的泥炭土中伸出。從與搖搖欲墜的黑色假型板相連的幾扇小窗子可以辨別出樓上樓下。大門敞開，它也只不過就是三塊黑黑的厚板子，兩個橫梁及一個扣鎖。在裡面，所有的東西都塗上了一層黑煙油……在大街中央，在兩堆污物和垃圾之間，流淌着一條臭氣熏天的小溪。它每天都解凍。西藏人吃掉的或沒有吃掉的動物的角、骨頭等都扔在裡面。狗或者鳥鴉把它們叼走後，泥灰牆和門內的小溪才清潔可用。這種惡臭令人恐懼。

他們不僅攻擊西藏的衛生狀況，而且把西藏人的全部生活方式都看得非常可笑。英國《每日郵報》記者埃德蒙•坎德勒這樣寫：

在這個佛教確立了自身地位的國家裡，人們仍然受着巫術和轉世活佛的指導。人們在處理世俗事務時，還要用一隻眼睛盯着那奇異的精神世界，這個精神世界在他們的生活中是最實在的東西。這是一個亂七八糟、秩序顛倒的國度，這裡的人們用一生中的一半時間哼着晦澀難懂的經文和搖晃着轉經筒，死人則被砍成碎塊扔去餵狗餵鷹。

西藏使埃德蒙•坎德勒感到厭倦，他表示即使送給他一千頭氂牛也不想再到西藏，他“渴望得到香皂，渴望得到雪白的亞麻布，渴望得到氣色賞心悅目的女人，渴望看到臉上刮得乾乾淨淨、衣着整潔的男人”。

不過，以前的西藏由於封閉，與外部世界的文化衝突只在很小範圍被感受。那時能進入西藏的西方人寥寥無幾，中國人除了少數經商者，只有一些執行公務的官員和軍人。他們身為上層人士，即使顯示出傲慢和歧視，也多被具有較強等級意識的藏人視為正常，不至於引起民族之間的文化衝突。

西藏被中共占領後，大批漢人進藏工作。不過那些漢人都是中共的幹部和職工，受到官方意識形態的約束。中共一方面信奉馬列主義的“民族大家庭”理念，另一方面從有利統治的實際需要出發，也一直在其隊伍內部對“大漢族主義”進行批評和整肅。毛澤東將其上綱到非常嚴重的程度：“有些地方民族關係很不正常……此種情況，對於共產黨人說來，是不能容忍的。必須深刻批評我們黨內在很多黨員和幹部中存在的嚴重的大漢族主義思想，即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在民族關係上表現出來的反動思想，即是國民黨思想，必須立刻着手改正這一方面的錯誤。”

毛澤東把話說到這麼嚴重的地步，說明實際情況的嚴重。即使有官方紀律約束，對藏人的歧視在中共進藏官員中仍然廣泛存在。不奇怪，官員首先是社會人，有其自身的民族背景。意識形態和官方紀律只能定下民族關係的政策和大原則，卻無法約束其每個人的日常細微心態和表現。日常瑣事中能有多少大原則呢？而正是日常那些細節小事，時時刻刻地暴露“大漢族主義”，使中共籠絡藏人的成果不斷受到腐蝕和破壞。

聞名世界的中國異議人士魏京生出身中共幹部家庭。他在監獄裡就西藏問題寫給鄧小平的信，以他自己的經歷說明中共幹部對藏民族的歧視：

我的父母既沒接觸過藏民也沒研究過藏族，他們對藏族的了解完全來自你們黨內的文件和公開宣傳，而這些宣傳留給他們的心理印象就是個“半牲口”的形象。所以當我準備和一位藏族姑娘結婚時遭到了他們極強烈的反對，以至於要和我“斷絕父子母子關係”。當然，後來他們認識這位藏族姑娘後就完全改變了看法。但是人家藏族家庭的自尊心卻不能容忍這樣的“親家”，所以我到底也沒做成藏族的女婿。

其實，魏京生準備與之結婚的那位藏族姑娘，其父也是長居北京的中共幹部。如果真是西藏本土的藏族姑娘，魏的父母更不知道要反對到什麼程度了。

我在西寧賓館與同住一個房間的藏區漢人官員聊天，發現雖然他受過高等教育，在藏區生活了三十多年，對西藏文化的無知和偏見卻令人吃驚。諸如我記下了他這樣的原話：“喇嘛搞女人是犯罪，頂小喇嘛溝子不犯罪。”“溝子”是西北土話中的臀部，他的意思是西藏宗教禁止和尚與女人性交，但是不禁止對同性進行雞姦。他還這樣解釋“雞姦”一詞的來歷：“宗喀巴有一次看到雞交配，不禁拍着巴掌大笑起來，他這下可找到辦法解決喇嘛的性慾了。從此就有了‘雞姦’的說法。”

那位官員對這種下流笑話之所以能夠三十多年信以為真，津津樂道，我想就在於他三十多年一直是透過歧視的眼鏡看西藏。雖然紀律約束使他不會把這種歧視公開亮在藏人面前，但是必然會影響到他的思維，也肯定會潛移默化地影響到他在藏區工作的決策和行為。

我親自聽到過一位中共軍隊的高級軍官這樣表達他的民族觀：“人都有人性和獸性雙重性，區別在有的人性多，有的獸性多。先進的民族人性在獸性之上，落後愚昧的民族獸性在人性之上。要知道，對付劣馬的方式就是用鐵夾子夾它的耳朵，它立刻就老實。”那位高級軍官參與了1989年拉薩戒嚴的指揮。可想而知，他這種“哲學”會在其中起到什麼樣的作用。

有一些出於文化歧視而導致的決策，甚至可以達到荒謬的程度。例如六十年代曾發生有些中共幹部強制推行藏裝“改革”，其道理是藏裝的長袖長袍“浪費了材料，穿起來不方便” 。他們不屑稍微花點工夫了解一下藏袍在西藏環境下的特殊功能（後文專有談及），就想當然地得出自以為是的結論。

我還認識一位在西藏自治區政府主管農業的“援藏”幹部，私下談話時，他拿出一張照片感慨西藏農民的“懶惰”。照片是一片農田裡布滿巴掌大的石塊。“他們就懶到這種程度，就不願意動動手把石塊撿出去，年年這麼對付！”其實對西藏稍有了解就會知道，夏季西藏農區雨大且猛，雨水容易把泥土沖跑，平時陽光又格外強，田裡水分蒸發過快。石塊留在田裡，下雨可壓住泥土，防止水土流失，烈日時石塊下又可保存水份。那是西藏一種特有而聰明的保墒方法，是不能用中國內地的標準衡量的。

到了鄧小平時代，隨着經濟交流增加和進藏交通條件改善，中國內地與西藏的接觸開始在民間層次展開，與藏人打交道的已經不限於漢人官員。而漢人老百姓不像官員那樣至少在表面不顯露歧視態度，他們的民族優越感往往溢於言表。即便是街頭做苦力的漢人，也自以為比藏人高一等，稍有點身份的漢人就更是表現得居高臨下。而在信息日益開放的年代，藏人已經獲得了充分的自主意識，對文化歧視的反應也就越來越具有對抗性，亦成為民族主義滋生的土壤。

我在青海漢藏交接地區乘長途汽車時，車上的漢族售票員就像趕牲口一樣驅趕藏族人坐到汽車後排去，肆無忌憚地說他們太髒，別人沒法和他們坐在一起。當我堅持不讓坐在我身邊的藏人挪到後面時，周圍的漢人乘客就移到別處去了。那些藏人都是普通的農牧民，他們沒有抗議，但他們心裡難道會沒有感覺？兩個民族的對立不就是在這些小事中讓人一覽無餘？也許長途汽車上的底層藏人也就罷了，不會有什麼影響，換了另一些藏人呢？

我曾在火車上與咸陽民族學院一批暑假回家的學生坐在一起。我對面那條三座長椅，靠窗的是一個漢族女學生，另兩個座位是藏族女生，一個藏族男生沒找到座位，便與他的藏族女同胞擠在一起坐下。自然漢族女生的空間因此狹小了一些。他們都是同學，照理本該互相照顧，可是漢族女生立刻表現出反感，甚至推搡挨着她的藏族女生。我在對面閱讀她的表情，能感受到導致她暴躁不安的，一是本能地覺得藏族人髒；二是藏族男生和女生的肌膚相親被她當作藏人男女關係的不檢點，她感到跟他們擠在一起受了玷污。其實那幾個藏族學生至少跟她一樣乾淨，而且比車廂里幾乎所有漢人都漂亮和健康。問題還在於，如果那女生身邊是她的漢人同學，也許她就不會在意，或者即使不高興，也不會流露。

那幾個藏族學生沒有和漢族女生爭執，然而他們可不是長途汽車上的農牧民，他們將來都會成為學者、官員、上層人士，他們曾受到的歧視——不管是從多麼小的事上受到的——很可能就會成為將由他們代表的民族情緒，就像甘地在南非火車上受到的侮辱成為他轉變為民族主義者的轉折點一樣。

現代社會主流標準的確立和處於現代化進程的不同位置，決定了民族優越感的存在和對落後民族自覺不自覺的傲慢態度，這在當今世界任何角落都普遍存在，並非漢人對藏人所獨有。今日中國精英階層產生的民族主義，與西方人表現出的優越感和傲慢態度也有直接關係，二者道理是一樣的。要改變這方面的衝突，絕非政府政策或意識形態原則可以做到的，衝突也因此必然是長期的。

還有一些衝突與歧視沒有關係，是純粹的“文化”衝突。例如有這樣一件事：一藏一漢兩個司機開車下鄉，幾個藏族姑娘向他們兜售青稞酒。酒裝在羊膀胱里，兩頭扎死，像裝滿了水的氣球。漢族人根深蒂固地嫌惡與排泄物有關的一切。姑娘們嬉鬧着把泛血絲的羊尿泡往車窗里塞，那個漢族司機阻止不住，最後忍無可忍地破口大罵。這時同行的藏族司機不幹了，他認為姑娘給你酒喝是敬你，你不知好歹，反倒罵人，明擺着是對藏族的歧視。於是兩個司機又打起來。

漢族司機的行為之所以能被看作是歧視，在於他屬於多數民族。即使他只是一個普通老百姓，他的行為完全是個人的，也會被加上民族屬性。其實這種衝突很難說是歧視，不如說看作文化上的相互誤解和習慣上的相互不適應更準確。從昌都去雲南的路上，我曾在一個叫吉塘的兵站停留。兵站雖然有電視機和發電機，晚上卻既不發電也不開電視。不是兵站的人不想照明和看電視，電視是他們唯一的娛樂。兵站的軍官向我解釋，只要一開電視，附近的藏族老百姓就攜家帶口一起來，把電視房擠得滿滿。他們聽不懂漢話，無須保持安靜傾聽，彼此大聲地喧譁議論電視畫面，加上孩子哭叫和打鬧，兵站的人也看不成電視。開始兵站的人裝作關掉電視不看了，等藏民散了再接着看。很快藏民也明白這種把戲，關電視也不走，除非停掉發電機。電視必須靠發電機看，發電機聲音成了一種信號，無論何時只要一響，周圍藏民就自動到兵站集合，等着開電視。兵站曾經關閉大門不讓人進，藏民卻善於翻牆，不但擋不住，為了報復這種不友好的舉動，還會從外面把兵站大門反鎖，不讓兵站的人出入。為了看電視這件小事，兵站的士兵與藏民打過多次架。兵站人少，寡不敵眾。如果事鬧大了，變成軍隊與地方的矛盾，也是對軍隊的處分重，所以兵站就乾脆既不發電也不開電視了。

用當代市民社會的標準衡量，當然會認為藏民這種行為是不“開化”，不僅兵站的漢人士兵這樣看，換上西方人，可能更難接受。但是反過來，藏民卻會認為不讓大家一起看電視是不可理解的自私小氣，是不友好的表示，尤其是還為此耍弄花招，就更為卑鄙。當你真正理解藏人這種想法的時候，有時是會為我們已經習慣的自我意識和權利計較感到羞愧的。

我在丁青縣遇到開基層幹部會，每當會議開飯，食堂門口就圍坐上不少婦女兒童，藏族幹部吃完飯，必定要隨手帶一些饅頭之類的食品出門分給他們。食堂經理小楊跟我說，他手下的藏族工作人員絕對不貪污，也不偷摸，但是食堂虧空很大，都是被送人了。藏族人生性慷慨，沒有彼此分明的界限，所謂“慷他人之慨”在我們的詞彙中是貶義，他們做得卻讓你難以指責，因為他們首先慷自己的慨。

不過，這種文化上的不同以及由此產生的矛盾，有多少人能夠弄懂並且願意站在對方的立場予以理解和欣賞呢？至少對於今天的世界，實在是很困難。中國人與西藏人的關係是這樣，中國人與美國人的關係也是這樣（只不過位置顛倒了）。由於文化隔閡，民族之間的廣泛理解和體諒原本就非常困難，然而不同民族卻被日益緊密地推到了一起，不可迴避地發生越來越多的接觸和碰撞，互相依存又互相鬥爭。民族主義之所以不可避免地成為當今世界越來越強的思潮，正是世界一體化的趨勢與文化衝突之間相反相成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