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越是藏人與漢人交往密切的地方──如城市和交通幹線──藏人對漢人的仇視態度就越強。有時會達到盲目的地步。如果一位在醫院生產的西藏婦女失去孩子，她會想當然地歸咎於漢人醫生為執行中共的計劃生育政策害死了她的孩子，而不願接受孩子自然死亡的事實。類似的謠言總是廣為傳播。在拉薩街頭，如果一個漢人與一個藏人發生爭執，許多無關的藏人就會一擁而上，不管誰有理，都會幫助他們的同胞。1995年冬天，一位中共下級軍官因為大雪造成交通中斷步行回他的連隊，晚上向一個養路道班求宿，遭到藏族養路工的拒絕，後來那軍官被發現凍死在公路邊的電線杆下。

在日益增長的民族對立當中，西藏精英集團起的作用非常大。八十年代以來，諸種因素相互整合的結果，使藏人精英階層採取了民族主義的共同立場。過去作為對立階級的雙方，現在把以往相互之間的鬥爭和分裂共同記到漢人帳上。西藏民族情緒最強的，除了宗教界，最主要的就是以中共培養的藏族幹部和知識分子為主的精英集團。宗教界仇恨中共統治不足為奇，奇怪的是那些從小被送到中國內地上“西藏班”、“西藏中學”（中國內地有19個省市辦有這樣的學校）和“民族學院”的藏人，往往反漢情緒最強，而且越在中國內地的中心大城市（如北京）上學，學歷越高，越有西藏獨立的意識。這些人畢業後大都作為國家幹部回西藏，不少人都進入政權，或至少與政權有着緊密的關係。中共自己培養的幹部和專業人員“恩將仇報”，已經成為中共的心腹之患。

精英階層具有比其他社會階層更強的民族主義意識，可以說是一個世界範圍的現象。這是精英階層的思想能力、知識水平、自尊人格和自主性等因素所決定的。他們接觸的信息渠道也更為豐富，有更多角度，使他們對壓迫和歧視——無論是思想文化上的還是政治經濟方面的——尤其敏感，再加上知識分子的“逆反心理”，往往比較容易凝聚和統一在民族主義的旗幟之下。

在毛澤東時代，舊西藏的精英集團──傳統上層社會和宗教集團被打倒，從底層“翻身”而被提拔的藏族幹部完全沒有自主意識，只知道對中共感恩戴德，亦步亦趨地跟隨，充當的角色僅是漢族當權者的幫手，而沒有形成新的藏人精英集團。新精英集團主要是在“文革”之後發展起來的。一方面已經有了足夠的時間，新一代藏族官僚和知識分子已經成長起來，不再是過去那種被“解放”的感恩者和充當“馴服工具”的角色；另一方面隨毛澤東神明的消逝，他們的自主意識和民族意識都得到鼓勵和加強，而且在中共八十年代初的“撥亂反正”過程中，隨大批漢人撤離西藏，他們也得到了實權。其後的中共治藏失誤、達賴在國際上的地位上升、世界的民族主義潮流和蘇聯陣營解體，都在不斷地給這個集團注入對北京的離心力，使他們日益高舉起民族主義的旗幟。

不過，必須看到一點，民族主義不僅是一種意識形態，對於精英集團而言，也是一種資源和獲得實際利益的手段。不認識這一點，有時就難免被表面現象搞糊塗。例如前面講到西藏產生了一批“拒絕達賴的藏人”，其中最有能量的就是中共培養的既得利益集團。那個集團和現在所說的藏人精英集團有很大程度的重合，而精英集團有強烈的民族主義意識和反漢情緒，這一點似乎又是和達賴陣營一致的。僅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不好解釋，而從利益的角度，就非常清楚──正是因為利益的關係，他們拒絕達賴，同時也正為了追求在中共體制內進一步獲得利益，他們又需要利用民族主義。他們與達賴陣營是同一民族主義旗幟下的兩個對立的利益集團。

新一代藏人權貴目前不僅在數量上是西藏政權的主體，而且掌握了各級政權絕大多數行政一把手和主要領導職位，以及各級政權的財政、公安、司法等要害部門。這是八十年代中共落實“民族自治”政策的結果。到1989年，西藏幹部總數中藏人占了66.6%，省級官員中藏人占72%，地級官員中藏人占68.4%，自治區和地（市）行政一把手均為藏人，全區75個縣中絕大多數行政一把手由藏人擔任，其中63個縣的中共黨委一把手也是藏人 。

從原來的配角轉變成實權者，藏人官員的心態會隨之發生變化。他們受過良好教育，熟知並且善用共產黨的權謀與政治技巧，已經成為藏民族的代言人和代表者。面對全球性共產主義的衰亡，他們預感到“變天”的可能，促使他們在中共之外尋找自己的立足點，他們當然不會忘記，他們之所以成為精英集團，是基於對舊西藏的摧毀，因此他們的立足點也不能放到舊西藏的代表──達賴喇嘛那邊去。凝聚西藏社會的兩面旗幟──宗教和民族，前者是抓不到他們手中的，那是達賴喇嘛的專利。對他們而言，唯一可以把已經在手的既得利益與未來可能的“變天”協調起來的立足點，只剩下民族主義。正是這種特殊處境──與達賴陣營的不可相容，以及他們在傳統宗教方面的弱勢或不良形象，反而會刺激他們以更加趨向極端的民族主義訴求增加自己的代表性。

藏人官員中的民族主義日趨發展，加上八十年代末期的“拉薩動亂”，使中共產生了警覺，開始改變八十年代把權力交還藏人的做法，重新增加漢人掌權的份額。1993年，省級官員中藏人比例比1989年下降了4個百分點（67.9% ），到1996年，在西藏69名省級官員中，藏人比例又下降了將近8個百分點（降到60%），16名最有實權的中共自治區黨委常委，漢藏各50%；地廳級藏族官員從1989年的68.4%下降到1993年的62.6% ，1996年再下降到56%。不過，儘管中共做了很大努力，藏人尾大不掉的局面已經難以扭轉（可以看出藏人官員比例下降幅度有限，在縣級政權更是基本沒變），反而激起了藏人官員中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他們咬住中共已經公布的《民族區域自治法》，抵制漢人在西藏掌權。中共對此也往往無奈。

在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民族主義與精英集團利益之間的關係。如果不打起民族的旗號，如何抵制權力被漢人奪走？民族精英集團堅持的“民族自治”，不過是民族主義的另一種表達方式。權力總是被精英階層掌握的，民族自治的任何擴大，都是首先給民族精英集團提供新的機會和資源，遠遠超過其他階層所能得到的。八十年代初進藏漢族幹部大內調，給藏人讓出了上萬個幹部職位和上萬個國營企業的“鐵飯碗”，連他們的家屬，至少數萬人因此得到實惠。後來《民族區域自治法》的實施，又從法律上保證政府部門的關鍵職位必須由本民族官員擔任，漢人官員只能擔任副職，使民族精英進一步嘗到甜頭，也鼓舞了他們進一步以民族主義為武器，以為自己爭取更多的新資源。

為了得到並且確保自己的利益，他們甚至希望（以至鼓勵）西藏適當地出現以達賴喇嘛為旗幟的分離主義運動。然而不要被那種表面現象所迷惑，那並不說明他們和達賴喇嘛是一致的，而是他們把達賴對西藏的影響當作與北京討價還價的籌碼。他們一是想讓北京知道，離了他們，僅靠漢人是解決不了西藏問題的；二是可以藉此向北京索取優惠政策和“安定團結”撥款。北京的民族政策被總結為“軟的欺，硬的怕”，哪裡鬧事它就撫慰哪裡，給哪裡好處，結果培養了一種為得到好處而鬧事的機制，這一點在西藏最為明顯。

不過，無論民族自治的空間如何擴大，只要是以少數民族的身份與別的民族“統一”在一個國家，少數民族的精英往往總是被多數民族的精英所淹沒，無法攀到頂層。那既有才能的原因，也肯定有“民族歧視”的作用（多數被歸於後者）。所以對相當一部分民族精英來講，只有民族獨立才是“一步登天”。實現民族獨立可以得到最大的資源——一個新主權。在目前這種以“主權”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主權資源是可以通過分裂而實現“無損耗複製”的。只要實現獨立，立刻就可以成為國際社會平起平坐的一員，而不再是從屬某一主權之下的“地方”。一個新國家將提供多少誘人的位置？國家元首、內閣、議員、部長、高級將領、駐外大使……且國家不論大小，至少在禮儀和表達意見的權利上，一樣得到國際規格的待遇。就連從事科學、藝術的專業精英，在原屬大國也許只能排在三流地位，隨獨立則可成為一國最高水平的代表，直接步入國際場合。

當然，這些內心動機從來都不會擺到桌面上，民族精英肯定都把民族獨立說成是民族利益的需要。但是那對老百姓到底有多少真正的好處，常常值得懷疑。不能說當今世界的民族主義思潮都是由心想個人利益的精英階層煽動起來的，老百姓僅僅是被煽動的對象和炮灰，但是在那些戰火紛飛或社會衰退的地區，打起了形形色色的新國旗，產生了一大堆新的總統和將軍，大多數老百姓得到的到底是什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