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语 : Голодомор)，是1932年至1933年发生在苏联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的大饥荒。虽然同一时期在苏联各地都发生了饥荒，但“Голодомор”一词通常用来特指在乌克兰民族聚居区内发生的饥荒。

饥荒的经过
当代学者大多赞同这样的观点，即乌克兰大饥荒是在斯大林农业集体化运动的背景下出现的灾难，造成饥荒的原因有自然因素，但更主要的是人为因素。在乌克兰，这次饥荒有时被认为是故意制造的、针对乌克兰民族的种族灭绝行动。

在推行农业集体化期间，大量苏共党员被派往农村，动员农户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在乌克兰遇到了消极的和积极的抵抗，最终导致对乌克兰“富农”阶层的集体逮捕和流放。大量擅长耕作、富于农业经验的乌克兰农户被划为“富农”，全家流放至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导致乌克兰本土农业生产技术和生产率下降。免于被流放的农户，因为担心被划成富农，因此不愿耕作，其直接结果就是1932年乌克兰粮食产量暴跌。当年预期在全苏联可以收获9070万吨粮食，但是实际上只收获了5500万到6000万吨。苏联政府征得的粮食数量也从预期的2650万吨下跌至1850万吨。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1932年8月7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颁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物”可以判处死刑。这一法令从根本上禁止农民将任何农产品据为己有。至1933年1月，有7.9万名农民根据该项罪名被逮捕，其中4880人被判处死刑。

在禁止农民占有收获的粮食后，1932年12月6日，苏共政治局颁布了另外一项秘密命令，将全乌克兰的所有生产资料（农具、牲畜、种子）收归公有，禁止将任何粮食和制成品运入乌克兰农村，并在全乌克兰禁止商品和农产品的异地买卖。此外还向乌克兰农村派出了搜粮队，没收农民的余粮、口粮和种子粮。

这几项惩罚性措施实施数月后，到1933年春天，在全乌克兰范围内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饥荒现象。苏共和乌克兰政治局发出了一些补救性的命令，包括向饥荒地区运去32万吨粮食，但同时自乌克兰向外运出粮食的行动仍未停止。当年春天在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大部分地区出现的干旱加重了饥荒的程度。与此同时，苏联政府禁止灾民向外流动，乌克兰以及顿河流域同外界的交通被中断，到这些地区的旅行被禁止。任何未经许可便试图离开乌克兰的饥民都作为“阶级敌人”被逮捕。

1933年冬和1934年春，乌克兰气候条件转好，1934年农业收获量有所提高，乌克兰饥荒状况逐渐消失。

饥荒的后果

纪念乌克兰大饥荒受难者的十字架，位于基辅由于缺乏官方统计数字，死于乌克兰大饥荒的人数只能进行估算，具体人数在250万到480万之间。除了饥饿外，缺乏营养、抵抗力下降后导致的疾病感染（主要是斑疹伤寒和伤寒）也是主要的死亡原因，尤其是城市人口死亡的主要原因。死亡人口中，81.3%是乌克兰人，4.5%是俄罗斯人，1.4%为犹太人，1.1%为波兰人。还有为数不少的白俄罗斯人、匈牙利人、伏尔加德意志人和克里米亚鞑靼人死于乌克兰大饥荒。

除了饥荒外，1932年到1933年，苏联还对抱有民族主义观点的乌克兰知识分子、作家等民族文化精英进行了清洗。

乌克兰独立后，许多乌克兰政治家和学者认为1932年-1933年大饥荒是苏联对乌克兰的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但是亲俄罗斯的政客以及俄罗斯政府反对这样的叫法。

2003年10月，乌克兰大饥荒纪念委员会在意大利维亚琴察举行会议并签署声明，要求意大利政府和欧洲议会承认乌克兰大饥荒是针对乌克兰民族的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乌克兰国会和许多国家的乌克兰人社团对普利策奖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其撤消1932年颁发给《纽约时报》驻苏联记者沃特·杜兰蒂的奖项。沃特·杜兰蒂因对苏联五年计划的系列报道而获得了该奖，但是他在明知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情况下仍对全世界隐瞒了这一惨剧的真相，并且在报道中宣称“乌克兰根本未发生饥荒，而且也不可能发生”。[1]

2002年初，乌克兰政府解密了1000多份有关饥荒的秘密文件。乌克兰总统库奇马也签署法令，将11月22日定为“饥荒纪念日”。

2006年11月25日，乌克兰各城市下半旗，并在国旗上缠上黑丝带，向大饥荒的死难者致哀。乌克兰总统尤先科和议会议长莫罗兹主持了大饥荒纪念馆的奠基仪式，并在市中心广场举行烛光哀悼活动。全乌克兰的电视台和电台停止播放娱乐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