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是漢文明的重要的哲學思想，藏文明也許沒有把它明確地上升為理論，但是在生活實踐中，藏文明卻是將這一哲學貫徹得最為充分、徹底和持久的文明，並且直到今天，仍然是其文明紮根的基礎。

在天和人的關係中，藏文明絕對把天擺在第一位，把天當成凌駕在上的主宰，絕對地崇拜和服從。在西藏高原的高天遠地中，人太過渺小，自然（天）的力量太過巨大，二者不成比例到沒有任何相提並論的可能，所以藏文明天人合一的“合”，天是不動的，全在於人着力去適應和順從天，把自己“合”進天中。人的全部智慧和機謀用於順應自然還怕不夠，又怎能產生與天抗爭——更別說征服——的雄心呢？這是藏人的基本生活態度。

中國的漢代大儒董仲舒曾對漢武帝說：“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句話被毛澤東批判成“長期地為腐朽了的封建統治階級所擁護”的“形而上學”之謬論 。毛澤東若是能對西藏有一些了解，下這個結論之前也許就會再想想。不管董仲舒說的“天”和“道”有多少深意，我先從最簡單的層次使用──西藏的高海拔及其相應的地理氣候特點屬於“天”的概念，而“道”可以理解為人的生活方式。

先以“衣食住行”中最外在的“衣”為例。為什麼在全世界的服裝都按西方樣式和審美標準變得日益難以區分的時候，藏民族的傳統服裝仍然在其農牧區──尤其是牧區──保持主流地位呢？那不是在節日慶典為攝像機而穿，而是真正的日常服裝。

藏服最基本的是藏袍，無論男女老少，人人都穿。在藏東南較溫暖的河谷地區，夏天是布袍，冬天換氆氌袍或皮袍，而在藏北廣大牧區，一年四季只一件皮袍就夠了。藏袍那種被人們通過電視或照片所熟知的樣子，可不是隨心所欲的產物或僅僅出於尊重傳統，它的每一個特點都有與西藏的“天”相適應的專門功能，是工具性的。比如藏袍的袖子，外人只看到在藏人跳舞時被很好看地甩來甩去，其實際的作用在於既能保暖，同時又不影響手的靈敏。手套固然也能保暖，但以西藏高原的低溫，必須厚到相當程度，以至不摘手套就無法摳動槍機、點煙、開酒壺蓋，更別說捏糌粑等等。而手縮在袖筒里，做所有這些事都不耽誤，又不會凍手。尤其是長時間騎馬，手在袖筒里拉韁繩，既暖和，又能靈敏地控制坐騎。如果需要策馬狂奔，則可以把一隻胳膊褪出袖子揮動馬鞭。當需要兩隻胳膊都活動自如時，可以把兩隻袖子都褪下來，塞到腰後，就可以很方便地幹活。

穿藏袍的講究之處在於扎腰帶。不同情況有不同扎法。出門時往往扎得藏袍上半身寬鬆，便於穿脫袖子，又可以充當一個寬敞口袋，裡面裝吃糌粑與喝茶用的碗，以及雜七雜八的各種用品 。這種扎法同時把藏袍下半身提高，便於騎馬走路。西藏高原的氣候被稱為“一天四季”，夜間遍野冰霜，中午又可能烈日炎炎。穿低地服裝，從早到晚要來回脫換，藏袍卻可以變換不同的穿法適應各種天氣。熱的時候上半身脫掉，藏袍只被腰帶固定在腰間，同時保護着胃和腎。牧區沒有椅子，也幾乎不用床，人不論在哪都坐在地上，睡在地上。皮製的藏袍最隔涼，又不怕潮濕。藏袍的寬度足夠一半鋪一半蓋，展開的長度正好能從頭蓋到腳，所以藏袍是牧區最適合的被褥。雖然有些牧民家也開始有棉被，但多數人至今仍然還是長年用藏袍，白天穿，晚上蓋。

過去的藏區交通阻塞，少有貿易，棉織品不易得到，下層藏民百姓一般不穿內衣。當年馬步芳統治青海時，曾在其治下的藏區強力推行讓藏人穿褲子。他大概是從風化角度考慮，只要他認為羞恥，就當作人家“愚蠻未化”。其實從功能上考慮，藏袍穿脫麻煩，沉且厚，下擺難以提起，裡面如果有褲子，大小便必然十分煩瑣。直到今天也有不少藏人不穿褲子，解手時不論男女就地一蹲即可進行。藏袍將一切遮得嚴嚴實實，既擋風，又遮羞。在西藏高原的特殊環境，實在是更文明的一種方式。否則在一覽無餘的草原上，找一個不讓人看見脫褲子的地方談何容易。另外在冰天雪地時，蹲在藏袍里顯然更適於保存體溫。

我不厭其煩地就藏袍說了這麼多，目的就在以它為例說明功能產生於“天”，而不僅僅是產生於文化。僅僅產生於文化的傳統，一般都抵禦不住現代文明的衝擊，只要封閉的環境打破，文化和傳統都將隨之變化；然而“天”──西藏高原的海拔高度──既然不可改變，因此產生於“天”的傳統就必然會長期保留，因為它是在那“天”之中的生活所需要的。可以想象，在西藏高原的氣候條件下，有什麼服裝能比藏袍更適應人的生存及其特定的生產方式——騎馬、游牧、難以定居、無法洗衣——呢？如果沒有的話，藏袍就是不可替代的。

在西藏，要經常從這個角度去想問題。如西藏牧區男人普遍留長髮，其實用功能是在太陽照耀的雪原上行路時，把長發披在臉上能遮擋陽光。高原雪地的紫外線是最厲害的，全部反射到人的臉上。即使在零下三十度的低溫，人臉也會被灼傷脫皮。我到過的一個邊防連隊為解決這個問題，曾想盡辦法，最後派人從中國內地買了一批孫悟空、豬八戒一類的面具，讓巡邏的士兵戴在臉上。那可不如藏民的長髮來得自然、舒服和透氣。長發還有防雪盲的功能。尤其在沒有墨鏡的過去，透過長發的縫隙在雪原上看路，既不擋視線，又濾掉了大部分強光。

漢人常譏笑藏人一輩子不洗澡。那倒不假。即使生活相對比較講究的寺廟僧人，洗漱也極其簡單。曾在色拉寺習經十年的日本僧人多田等觀這樣描寫僧人洗臉：

先在嘴裡含一口水，然後用嘴裡吐出的水洗手，再抓一把石灰當肥皂。第二口水要吐在手心裡，再往臉上一抹，這樣洗上兩三次就算洗完了臉。因為沒有毛巾或手帕之類的東西，一般是用衣服下擺擦一下。

至於牧區老百姓，就更是不洗了。我原來也以為那是衛生習慣的問題，但是在牧區呆上幾天，連我自己也不洗了。藏北連七月的盛夏晚上都要烤火，寒冷使人根本不想碰水。何況皮膚洗得越乾淨越不禁風吹，開裂越多，反而是不洗可以留下天然保護層。因此我明白，不洗並非是不衛生，而是必要的生存方法。

初到西藏的人亦常對藏人不洗碗大驚小怪，其實道理一樣，寒冷使得用水洗碗既困難，也洗不掉碗上沾的油膩，只有擦才最乾淨。有時藏人還用干牛糞擦鍋，那是因為牛糞有鹼性，有助去油。其實西藏的牛糞不一定比內地的洗滌劑有害成分更多，如果再進一步了解西藏人與牛糞的關係，就更懂得他們不會把牛糞當成穢物。

西藏高原的特有物種——氂牛，在西藏人的生活中起着特殊作用。氂牛肉比黃牛、水牛的肉都好吃；氂牛奶極為濃縮，可以打酥油，燒奶茶，做酸奶，在無法從事農耕的高原牧區，氂牛奶是維生素的主要來源；氂牛毛用來編織人住的帳房和各類索具；遷居時氂牛充當最主要的運輸工具；牛皮製作口袋、鞍具、靴子、船……最奇特的就是牛糞，西藏大部分地區既不長樹，也運不進煤炭石油，送不進電力，唯一的燃料就是牛糞，一年到頭燒茶、煮肉、取暖全靠它。雖然理論上草原上有無窮無盡可以燒的草，但是高寒地區的草長不高且比較稀疏，即使人終日忙於打草，得到的燃料也不夠燒一小會兒。從加工燃料的角度看，氂牛的嘴是最好用的割草機，不用加油，從早干到晚，割下的草用牙齒粉碎，通過腸胃“生產線”進行處理，使草壓縮，結合緊密，更符合燃燒性質，再從“生產線”的出口排出──成為牛糞。有了這種“機器”，人獲取燃料的“勞動生產率”就提高了許多倍，人只需把牧場上一攤攤牛糞收集起來，晾曬乾燥，儲存起來，就可以隨時使用了。可以說，沒有牛糞，除了少數能夠生長樹木的河谷，西藏高原將在整體上沒有人生存的可能。從這個角度出發，把牛糞視為藏文明得以建立的基石之一，不應算誇張。

我把藏人與氂牛（包括羊）構成的自足關係稱為“牛生態”。這種“牛生態”決定了牧區──也是西藏最廣大地區的生產方式。在無法進行農耕的高海拔地區生存，生產就只能圍繞着牛羊——放牧、打毛、擠奶、撿糞。而西藏高原的“天”又為這種生產附加了一種限制，即為了保證牛羊有足夠的草吃，必須不斷輪換草場——游牧。西藏高原以外的許多牧區（如新疆和內蒙古）現在都實現了定居，那是因為低海拔地區的牧草可以長得較高，同一草場的蓄草量供得上牲畜一年四季需要。西藏高原卻因為高寒氣候，草的生長期長，蓄草量少，又不可刈割貯存，所以只有游牧方式才可保證畜牧需要。牧民們把草場分為“冬窩子”、“夏窩子”等不同季節的牧場，一年搬遷好幾次，一生搬遷上百次。

生產方式決定了相應的生活方式。只要是在草原上不斷搬遷，就不能住房子，不能睡席夢絲床、買家具，不能通電、通自來水、煤氣，不能看電視、用電話，連通一封信都困難。

我在青海藏區的瑪多縣，看到縣政府後面的草地上搭了一座“模範帳房”。帳房裡有電燈、洗衣機、電視，靠一架風力發電機提供電力。藏族縣長普日娃在就住在那裡。一是因為那位牧民出身的縣長喜歡睡在草地上，二是按着上級指示給牧民做一個示範，告訴他們應該怎樣改善自己生活。凡是進城辦事的牧民全去縣長的帳房參觀，嘖嘖稱奇，小心翼翼地撫摩每一樣電器。

但是普日娃心裡明白，他們雖然羨慕，卻不會真地去購買使用。就拿那架風力發電機來講，儘管是專門為牧區設計的，可以拆卸，便於搬運，但是大部分地區的游牧搬遷不能用汽車，草場之間也沒有公路，物品只能靠氂牛馱運。首先氂牛看見那些金屬杆件和槳葉就害怕，不願意馱在身上；其次氂牛群行走愛聚堆，經常要互相擠碰，金屬件容易碰疼它們和發出響聲，使整個牛群受驚。那將是非常糟糕的局面。牛群四處奔逃，直到把馱在背上的東西全甩掉才罷休。弄不好要花幾天的工夫才能把跑散的牛找全。腳踏縫紉機當年剛到牧區出售的時候，也曾引起過牧民尤其是婦女的極大興趣，不少家庭買了。但是大部分在一兩次搬家後就摔得不能再用，縫紉機也就從此在牧區銷聲匿跡。靠氂牛馱運搬遷，最適合的是軟性的天然物品。如打成捆的牛毛帳房，牛皮袋裝的酥油和青稞，牛毛口袋裝的牛糞等。那些物品都是靠“牛生態”自給自足的，市場提供的現代化物品多數不能適合這個基本要求，更談不上適應高原生活的其他條件，因此只能與西藏高原絕緣。

所以，儘管貨幣已經在西藏的所有角落得到了廣泛的認可和尊崇，但是至少在牧區，使用貨幣的需求仍然只在很低的水平，更多地是作為財富象徵。有些牧民家庭把大面值鈔票排列着貼在箱子表面或佛龕之下，作為滿足自己視覺或給客人觀看的裝飾，典型地反映了錢在那裡與其實際功能的脫節。此外，作為供奉獻給寺廟及活佛，大概是貨幣在西藏基層社會最主要的使用價值之一。

從不同的角度，對藏人生活狀況的認識與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在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哥哥土登晉美諾布寫的書中，你會感受到藏人在他們自己的生活方式中那種愉快、自如，甚至充滿詩意。

聰明人不僅睡覺時脫下靴子，早上擠奶時也不穿靴子，儘管天氣是零下三、四十度，他們有時甚至光着腳走一些路。他們幹活時，無論擠奶或是往氂牛背上裝貨，不僅光着腳甚至袒露着肩膀，從來不會凍傷。他們仍然在外面睡覺，我也願意在外面睡覺。冬天的宿營地較穩定，因此，牧民用各種方法加固營地，一種是用牛糞圍成牆防風，這樣牛糞很快就吹乾成為好燒的燃料，這也是貯存牛糞的好辦法，我們常睡在這牛糞牆與帳篷之間，但年紀較大的人冬天睡在帳篷里。除了牛糞之外，我們也常把鞍具堆積起來作為防風設備。那些狗常睡在我們身上，這也使我們得到溫暖，羊也這樣。我們有些人與羊睡在一塊，用靴子作枕頭。氂牛雖很暖和，但不能一塊睡，它們愛踢人。有時下雪，我們身上都濕了，但仍然願意睡在外面。有一次，我從青海湖到拉薩（青海湖是離塔爾寺不遠的一個大湖），正值隆冬，路上我走了一百一十一天。我帶有一個帳篷，但每天晚上，我仍然睡在外面，就是下雪也是如此。我們那支旅行隊伍一共有大約一千人，一萬或一萬二千頭氂牛、馬、驢。這是冬天長途旅行唯一安全的方法。

然而在漢人的眼裡，藏人的生活簡直就是不可思議。一位當年在西藏踏勘公路線路的漢人竟將他自己無法接受的生活歸結給了“封建農奴制”：

我們很佩服給我們趕牛馬馱運行李公物的藏胞。他們睡前把氂牛背上的鞍墊拿來鋪在草地上，解開腰帶，就這樣用氆氌長袍裹着身子睡下了，長袍就是鋪蓋。到第二天早晨，大雪已經把他們覆蓋起來。我們擔心他們被凍壞，可是他們站起來抖抖雪，又準備上路了。有一次途中休息時，一個馱運行李的藏胞肚子餓了，他拔出腰刀在牛頸上割一道口子，用氈帽接了半帽子熱乎乎的牛血，喝了下去。然後，他抓一把稀牛糞把牛頸上的傷口糊住。我們看到這樣的情景，感到十分愕然，同時對在封建農奴制度壓迫下的窮苦藏胞寄予無限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