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率偽軍在察北的罪惡活動

　　從多倫逼走劉桂堂 1933年夏初，日軍完全占領熱河後，派往多倫準備侵犯察北的偽軍，計有：劉桂堂部七八千人，張海鵬部1800人和我部6500人，共16000多人。

　　當時日本侵略中國，採取的是蠶食政策，逐步侵犯華北。從侵略察北開始直到1937年“七七”事變以前，除了張海鵬和我的偽軍中派有顧問教官和由日本人組成的“特設隊”外，日本的正規軍始終沒有在察北露面。日軍最初在察北，是想令劉桂堂的山東流寇進行搗亂，使察省主席宋哲元不能安心在喜峰口一帶抗戰，怕劉桂堂不聽話，又把我帶的那幫熱河胡匪調了過去，以威脅二十九軍的後方。當宋哲元離開察哈爾，馮玉祥在張家口組織起“抗日同盟軍”時，日本人又把張海鵬部王永清旅開到多倫，一方面提防劉桂堂和我這兩部份新投敵的偽軍，一方面阻止湯玉麟反攻熱河和馮玉祥由張家口出擊。等到我把劉桂堂從多倫趕跑，張海鵬部王永清旅調到沽源以東，在察哈爾北部便由我唱獨角傀儡戲。

　　多倫是先有了蒙古喇嘛教的廟宇，後來才在廟南二里的高地上出現了蒙漢貿易的街市，故多倫又稱為喇嘛廟。劉桂堂與我有天山作戰(被我斃傷1000餘人)及收編井得泉的仇恨，對於張海鵬部王永清旅也嚴加戒備，把多倫街封鎖起來，使我和王永清兩部，都不能向商務會征要給養。多倫寺廟東西兩倉很大，可以駐l萬多隊伍，但糧食有限，僅能勉強養活王永清一旅騎兵，我在白沙黃草的善丹河邊，必須派人到一二百里以外搜刮糧食。好在由林西開拔時多準備了半個多月的米麵，所以初來到多倫的十幾天內沒有斷炊。王永清也是胡匪出身，外號“天下好”，我當胡匪時就跟他磕頭結拜，熱河淪陷時他在開魯和我見過一面，到了多倫我們便聯合起來對付劉桂堂。這時曾在開魯當過獸醫的日本浪人倉林，也跟我從林西跑到多倫。他和我部的淺田顧問，看見我的官兵給養困難，恐怕發生變化，遂把此種情況報告了承德的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松室於5月26日由承德飛到多倫，想調和我與劉桂堂之間的矛盾，用電話把我從善丹河叫往廟倉，想使我倆言歸於好，套在一根韁繩上供他驅使。

　　松室孝良在廟倉南的自然飛機場下了飛機，住在東倉的一個大喇嘛的院子裡，叫我和劉桂堂在那裡見面。他說：“你們再不要敵對了，我來給你們調解。”我說：“劉桂堂反覆無常，毫不講信義，他要在這裡當場打死我，我的隊伍豈不是垮了。”正說話間，聽見外邊報告劉桂堂到了。松室出去迎接，我便帶着我的隨從副官由正房躲到西房。劉桂堂進門以前，先跑進四個衛士，各扛着一挺機關槍，槍口朝着正房放倒，爬下作預備射擊的姿勢，然後他才跟着一個副官，被松室迎接到正房裡邊。松室打發人叫我過去，我沒有答應，以後劉的副官過來請我，見我和我的副官都捫着手槍，一看我有準備，扭頭便走。不大一會外邊的人跑進來說，王永清的人將重機槍架在四周，劉便匆匆辭去，松室孝良把他送出廟倉。他從正房出來，我爬在西房的窗上看了一眼，是個短粗的胖子，臉上長滿發黑的橫肉，怪不得人們叫他劉黑七。松室把劉桂堂送走，回來對我說：“真不是東西，我太冒失了。”並說：“你的困難我完全知道。我給關東軍去電報，要求給你解決。”當天，他飛回承德。

　　松室孝良走後，過兩天便是端陽節，王永清留下我跟他一起過節。就在端陽節這天拂曉，劉桂堂派出2000人，跑到善丹河去摸我的營壘，結果被我軍打得狼狽而退。我在倉上瞭得清清楚楚，丟盔撂甲地回來 1000多人，被打死300多人，傷兵約有500多人，抬到中午才停止。這時馮玉祥正在張家口組織“抗日同盟軍”，王永清恐怕劉桂堂反正奪取廟倉，決定把東倉騰出，讓我部當天到裡邊駐紮。我們兩部的日本顧問，也同意兩部份人集中到一起，等得到松室孝良的指示後，好聯合起來從多倫街上驅逐劉桂堂，我部便完全進駐到廟倉。劉桂堂的兵整整打了一下午槍，到天黑以後才停止射擊。

　　5月29日，劉桂堂派他的副軍長夏子明跟我見面。夏還帶着一個姓黃的參謀長，他們說此次事件是劉桂堂部一個在天山縣被我打傷的師長，瞞過劉襲擊的，希望我不要誤會。我說：“我這次進多倫，是你們昨天拂曉去善丹河把我請來的。”夏子明看見我的態度很強硬，向我說：“你容許我們五天時間，等我們把開拔準備事項完成，將多倫街騰清後讓給你。”我說：“只要你們講信用，一禮拜以後也行，咱們不服氣離開多倫打，不要在街上禍害老百姓。”

　　夏子明走後的第二天上午，多倫商務會派來代表歡迎我們進街，說劉桂堂的人已經連夜向張家口退去。我和王永清向承德日本特務機關報告了此事，回電叫我完全占領多倫，讓王永清當天開回熱河。聽說劉桂堂從那天開始參加了“抗日同盟軍”。

　　我於5月30日，留尹寶山支隊駐守寺廟的東西兩倉，帶劉繼廣支隊進街，將司令部設在街內，委熱河阜新的一個老秀才蔣正清為偽多倫縣長。不久烏古廷從湯玉麟那裡跑到多倫，還帶過來500多蒙古騎兵。他說湯部在沽源北面的狼尾巴山，被從赤峰退過去的孫殿英解決了大半，孫已領着人進駐到關里沙城一帶，湯帶着殘部困居在獨石口外，已到了日暮途窮的境地，所以他來投我。

　　松室孝良在調解劉桂堂和我的矛盾失敗後，第二次又來多倫，聽說給我帶來6萬塊“天津字”交通銀行鈔票作軍餉。不料飛機在隆化縣境內的一百家子山附近失事，落地後被一個外號叫“二寡婦”的女人所帶的胡匪，將他和飛機上所有日本人完全捕捉。此次飛機失事是我把烏古廷派到林西以後發生的。消息傳來那天，我即派連長張國治帶了40多個人，到一百家子山一帶尋找松室的下落，我叫張連長無論如何要保護住松室。我企圖以此向日本人獻媚。後來偽熱河省長張海鵬比我許的願大，用大量金錢將此部胡匪收編，松室安全回到承德，我囑顧問淺田向他說，我也曾派人前去營救，從此松室對我的印象更好，開始給我發軍餉。不過沒有給我補充武器，只是派來20多個日本人組成的“特設隊”，附有三輛裝甲汽車並配備六挺重機槍，還有四五挺輕機槍，沒有配備炮。吉鴻昌率部由張家口北進時，我就是憑這點力量，在多倫對抗“抗日同盟軍”。

　　改編為偽“察東警備軍”

　　7月初，日軍用飛機給我運來6萬發子彈。“抗日同盟軍”從 7月7日夜開始進攻多倫。我於11日夜向錐子山撤退。

　約1個月後，我又占領了多倫。我二次占領多倫以後，得到日本人的信任。1933年9月間，將我的部隊改編為偽“察東警備軍”，任我為司令官，兩個支隊改稱為師，由以前的支隊長劉繼廣和尹寶山擔任師長。撥來野炮八門和山炮兩門，充實了丁其昌的炮兵大隊。另外還成立起一個通信隊和一個憲兵隊。這時淺田專任多倫的特務機關長，赤峰特務機關長田中玖把他的一個朋友退役大佐下永，介紹給我擔任顧問，底下的小顧問和教官，增加到20多人。“特設隊”除了那三輛裝甲汽車，還添了 30多輛運輸卡車。輕重機槍也不斷給我運來，一共有100多挺，戰鬥力較前增加許多。同時察哈爾鑲黃旗的營長高樂明山，帶500多騎兵前來投我。不久胡寶山從林西烏古廷部隊中，也給我策動回來700多人，加上另外擴充的人，我的人數增加到八九千。

　　從1933年8月重占多倫，到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前，國內報紙上稱我為“李逆”，我心情特別苦惱。從1933年冬天開始到1935年春天，我學會吸食鴉片，娶了一個小姨太太。 因為我把多倫占住，日軍為了統治察哈爾的十二旗群，為下一步占領綏東做藉口，早在 1934年夏天，關東軍便派金永昌和於蘭澤兩個蒙古留日學生，由長春來多倫醞釀成立偽“察哈爾盟”。他們來到多倫，住在日本特務機關。他們先編造了一本察哈爾人物調查資料，呈給關東軍司令部審核，據說只有鑲黃旗總管卓世海(即卓什巴扎布)夠上擔任偽盟長的資格。卓世海這時參加了百靈廟的“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以下簡稱“蒙政會”)，並且在張家口有好多財產，不敢回來擔任此一偽職，別的人也都不敢出頭，所以後來決定讓我兼任這個傀儡盟長。我對政務不感興趣，要抓槍桿子，堅不擔任，遂臨時由多倫特務機關在金永昌和於蘭澤這兩個蒙奸協助下，代行了偽盟公署的職權，向察北各旗群徵收皮毛牲畜和糧食，並選拔 40多個少年兒童，編為一隊童子軍，附屬在我的偽軍裡邊，由日本教官實施軍國民的奴化教育和訓練。金永昌和於蘭澤直到1936年春天，偽“察哈爾盟”正式成立以前，都斷斷續續地住在多倫，除了做其他特務工作外，專門進行這方面的分裂活動。

　　德王在百靈廟既受傅作義的威脅，內部又分成東西兩派，還有白海風和朱實夫等主張抗日派，使他感到勢力孤單和“蒙政會”的環境複雜，早就想到了我的這部分武裝力量，但沒有關係深厚的人給他聯絡。繼韓風林給他擔任保安隊長的寶貴廷，拉扯起來算是我的一個內弟。他聽到德王老念叨我，便說：“李守信是我的姐夫。”德王遂派他為代表，來和我聯絡。寶貴廷原從土默特右旗出來先給我當文書上士。當時我是奉軍騎兵獨立第九旅二團趙國增部的營長，我把他介紹到團部，趙國增又將他保送至“東北講武堂”深造，和烏古廷同期同學，畢業後回到熱河，湯玉麟正利用蒙古人，所以他們連一天兵都沒有帶過，便成了陸軍少校，擔任參謀和副官一類的角色。熱河淪陷和湯玉麟失敗後，寶貴廷跑到北平住閒，生活沒有辦法，聽見德王在百靈廟成立蒙政會，便跑到百靈廟投效德王。韓風林死後，他代理了保安隊長。

　　寶貴廷在韓風林死後疑神疑鬼，沒敢從百靈廟經草地前來多倫，而是由歸綏，經平綏路和北寧路，進入偽滿境內，由通遼繞到林西，先住在烏古廷那裡。
　　半個月後，烏古廷從林西給我打來電話，說是“寶音德力格爾已經到了我這裡，他要到你那裡去。”我問：“誰叫寶音德力格爾?”他說：“就是寶貴廷。”我又問他：“寶見我幹啥?”烏說：“他給德王當代表，可否我代表你跟他接談，叫他不要去多倫，恐怕引起日本人誤會。”我一聽烏古廷的口氣，知道他有自己的打算，便對他說：“此事日本人早就知道了，我得請示特務機關。”我到特務機關向淺田說：“寶音德力格爾漢名寶貴廷，是我的一個親戚，他是德王的代表，已由百靈廟來到林西，是不是讓他到多倫來。”淺田說：“叫他來吧!”我給烏古廷又去電話，說是：“特務機關叫他來多倫。”烏古廷派了四個兵把寶貴廷護送到多倫。

　　寶貴廷認為我是老粗，不懂政治。他走進德王的門牆，很看不起我這個姐夫，所以對於德王的內幕跟我隻字不提。我問他：“你為什麼繞道而來?”他說：“直接走路上有危險。”我又問他：“德王為什麼要聯絡我?”他說：“德王力量單薄，恐怕傅作義打他，希望和你聯合起來，復興咱們的民族。”

　　我一看這個小政客的鬼祟樣子，便不再跟他深談，只對他表示：“你回去告給德王，我很佩服他，至於兩人今後如何合作，我得聽關東軍的命令。”

　　到了這年冬天，德王才在多倫飛機場上和我初次見面。因為這時百靈廟“蒙政會”快要分裂，傅作義策劃成立察綏兩個“蒙政會”，於是德王的反心日益暴露。他是到長春見過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回蘇尼特路過多倫降落，停留半小時，匆匆和我會談的。我雖然和德王還沒有共過事，心裡以為他是個不平凡的王公，所以帶着參謀長和兩個師長，並令副參謀長劉正中率領着200兵組成儀仗隊，到飛機場表示隆重歡迎。多倫特務機關長淺田、“善鄰協會”會長中島和我的顧問下永，以及來到多倫的西蘇尼特旗特務機關長實浦，也到了機場。德王乘坐一架四引擎飛機，裡邊除了司機還有五個帶校級肩章的日本人。他拖着長辮子，在軍號中走下飛機和日本人握手寒暄後，跟我開始了簡短的談話，因為我的顧問下永跟在我身後四五步地方偷聽，使我們不能暢所欲言。

　　他首先問我：“你的軍隊有多少人?”我不願告給他真實數目，只對他說：“有五六千人，沒有好武器。”他又問我：“有多少蒙古人?”我說：“留在林西有一千七，帶到多倫是少數，並且不是草地的蒙古人；” 他希望我給他成立一團蒙古騎兵，作為他的警衛和建軍的基幹，他要派一個國民黨軍校畢業的蒙古學生前來訓練這個部隊。並且叫我越快越好，他等着急用，因為百靈廟沒多少兵，怕傅作義前去襲擊。他還問我：“百靈廟吃緊時，你從多倫支援，幾天可到?”我說，“急行軍三天可到。”他喜形於色地說：“這可好了，我有了底了。”又說：“關東軍給我撥下50萬交通票，我已匯到天津。”我說：“我不需要錢，你還有什麼事？”他說：“見到你以後，我放了心。我們今後要加強聯絡，這裡有電台，我那裡也有電台。”我說：“電台是日本人的，咱們要直接聯絡。”他說：“對得很。只是如何聯絡?”我說：“你用‘傳箭’(蒙古王公有了緊急事，拿上令箭和公文叫牧民日夜傳送)，我用快騎。”因為飛機上的日本人催着叫他趕快走，我們的初次會見，就如此結束。

　　我答應給德王成立一團騎兵；捨不得貼本，耍了一個手段，讓胡寶山再從烏古廷那裡往出拉兵，於是又從林西跑來槍馬齊全的600多人，給德王湊了一個警衛團。那一團騎兵，由德王派南京軍校畢業的喀喇沁左旗人烏雲飛，悄悄地從百靈廟來到多倫，訓練了一個時期，帶往嘉卜寺，後來由“蒙政會”的代理保安隊長寶貴廷充任了這個警衛團的團長。我給德王成立起一團人，不但一文錢未給，而且自從見面以後，迄未按照我告給他的辦法直接和我聯絡過。他以為我已經成了他的僕從，有事可以發號施令，根本用不着和我商量，使我很後悔。從此我把德王看成一個志大眼小的人，決定不依附他，未來的前途和出路，還得指望自己的槍桿子去打。

占領察北六縣經過

　　1933年8月，馮玉祥離開張家口，宋哲元重主察政。察哈爾北部，又恢復了7月間“抗日同盟軍”進攻多倫以前的那種狀態。1935年，情況有所轉變：先是1月間日軍派飛機轟炸赤城、龍關；2月間中日雙方在大灘開會，決定二十九軍的部隊撤至長城底下駐防。在張家口外，也發生了1935年前的第一次“張北事件”和6月間的第二次“張北事件”，結果由察哈爾代理主席秦德純和關東軍代表土肥原賢二訂立了中日雙方駐軍以長城為界的協定。因為我的偽軍還沒奉令南犯，二十九軍對此不曾履行。這是由於“何梅協定”簽訂後，日本人已把東北軍于學忠部從河北逼走，想叫宋哲元暫時維持冀察兩省局面，故在察北方面不過於壓迫二十九軍。

　　我於1933年4月投敵，到1935年，和日本人相處了兩年多，漸漸習慣了當漢奸的那種生活。後來，看到北平的何應欽向日本人屈膝，宋哲元也和日本人勾結起來，便產生了“老子是掛牌的娼妓，你們是半開門的婊子，9S<門誰也不要笑話誰，都是些孬種”的想法。特別是1935年冬天和德王在多倫機場上會了一面，拿上“復興民族”的大幌子，更給我的投敵做了遮羞布。所以在1935年12月，由多倫進犯察北六縣的時候，我野心大增，想把察北完全占領後，下一步去奪張家口，幻想過一過當偽察哈爾省長的癮。

　　當時察北六縣，只張北駐有二十九軍劉汝明的部隊，其他各縣只有警察和民團維持秩序。 12月中旬某日，多倫特務機關向我發布了南犯的命令。寶昌因為沒有防守的價值，我們未到以前，當地警察民團即棄城逃走。根據便衣偵察，沽源城內有白風山所帶的三四百民團據守。我為了誇功，誆報日本人說是有二十九軍的一旅騎兵。獨石口外最大的商鎮平定堡，內有天主教堂，察北的地主富戶都逃到那裡，上邊飄揚着比利時國旗。日本人怕引起國際糾紛，禁止我們打動該地，所以決定只攻沽源縣城。由寶昌出發時，下永顧問除了把8門野炮留下，保護20多個日本人和40多個蒙古童子軍，並且叫我也不要上前線，指定參謀長陳寶泉指揮劉繼廣和尹寶山帶着兩門山炮，掩護騎兵去攻城。我撇過下永顧問，對參謀長、師長及副參謀長劉正中說：“下永支配我，小顧問支配你們，你們要聽他們，有時也不要聽他們。攻城時先用山炮打開豁口，騎兵再往裡沖，把敵人轟跑以後，即不要追擊。”參謀長陳寶泉一言不發，心情特別愁苦，我怕他們路上寒冷，給了他們一打子威士忌酒。陳寶泉當時拿過一瓶就喝了大半，我把那半瓶酒搶過，他才勉強上了馬，去追趕隊伍。

　　防守沽源的白鳳山，在察北與曹凱齊名，雖是一個天主教徒，但很熱愛祖國。他把三門緊閉，將沙袋堆在土城牆上固守。沽源離寶昌90里路，我的6000多騎兵，當天就到達城外，裡邊的三四百人毫不恐懼。我軍於第二天拂曉發動攻擊，陳寶泉沒按我的指示指揮隊伍，而是將沽源四面包圍，兩門山炮架在城西的小土山上，朝着城裡的縣政府亂打，結果把所帶的 70發炮彈打得剩下兩發，也沒有將城攻開。劉繼廣的兵在城牆廠面喊話，叫裡邊繳槍投降，白鳳山的人當然不聽這一套，我的兵一露頭就射擊。從多倫派來兩架飛機助戰，白的人亦不動搖。飛機在城內扔完炸彈，在城北扔下一個通信筒。松井顧問派兵把通信筒揀起，坐上臥車開到北門外邊，到劉繼廣的指揮所進行研究。陳寶泉本來在西門外掌握部隊，見有人揀起通信筒開上汽車到達北門外，他也騎着馬跑到劉繼廣那裡。劉的指揮所是三間土房，距北門有一箭之地。劉站在房檐底下，陳和松井竟在汽車跟前拆看信筒，遂被白鳳山防守北門的民團發現，朝着他們放了一排槍，子彈從陳寶泉的腦部穿過將松井的肩章打成粉碎。劉繼廣用火力壓制住民團的火力，才和松井把陳寶泉的屍體抬上汽車，後半晌運回寶昌。

　　我一見參謀長陣亡，當時就發了毛，將八門野炮全裝上汽車，下永顧問沒敢阻擋，兩個鐘頭就開到沽源城外。因為天已昏黑，我叫把八門野炮擺在城北，決定翌日拂曉攻城，下令不許放走一個民團。夜裡又想，不能在沽源充好漢，還是少殺中國人為妙，因此又叫劉繼廣放開東門，好讓白鳳山撤走，能把沽源占領，就算交代了日本人的公事。第二天攻擊時，八門野炮集中只打一點，各發了兩炮，就將北城牆轟開，嘹見白鳳山的騎兵從東門跑出，才叫我的兵沖入。他們捉住十幾個沒有跑脫的民團，主張都弄到寶昌給參謀長祭靈。我不忍完全殺害，又怕日本人知道我故意放脫白鳳山，只把一個俘虜弄到寶昌，被20多個日本人在陳寶泉的靈棚前用刺刀活活戳死。我占領沽源以後，康保、尚義和商都，都沒有遇到抵抗，尹寶山部就開入。尹寶山並把一團人開進綏東陶林縣城。

　　陶林是綏遠主席傅作義的地盤，因為兵力不夠分配，集中隊伍去防守集寧，才臨時把陶林放棄。我不願意兩面作戰，腹背受敵，認為占領察北是履行秦德純和土肥原的協定，占領綏東五縣還找不到藉口。宋哲元已經和日本人勾搭，他棄守察北不會成為多大的問題；傅作義抗日，我進犯綏東一定要惹麻煩。我通知尹寶山，叫他千萬不要繼續前進，建議下永顧問要趁勢占領張北。大概是關東軍叫我們看一看能否在綏東立足，讓我和下永由沽源飛陶林視察。我們上午飛到陶林。午飯後，我趁出去解手時向那進入陶林的團長使了一個眼色，在廁所中和他說：“傅軍一來，你就往出撤。”我們回去和下永沒有抽完一支煙，突然又來了一架飛機，叫我們兩人趕快返回，說到多倫有要緊事情研究。回到多倫特務機關，裡邊坐着關東軍的參謀田中隆吉。他問我：“李司令官J你對戰局有何看法?關東軍相信你，並且特別尊重你的意見。”我說：“現在先要占領張北，把察北攻下再圖綏東。”他說：“這很對。我們也是這樣打算。”當天淺田叫我把隊伍都抽回來去占領張北。

　　我占領張北的時候，沒有遭到二十九軍的抵抗。他們事先就撤回張家口，連張北和張家口間的大壩上，也沒有布置隊伍，所以我的騎兵一直衝到大境門外。我進張北是1935年12月 31日白天，第二天是1936年的元旦。田中玖是元月初旬到張北的。

　張北距張家口120里，中間有一道大壩。從張北往南走50里上了壩頂，再往南70里全是下坡。我在這個壩頂布置了一團人，警戒張家口的二十九軍，並派便衣偵察其他情況。因為田中玖是我最初接觸的日本人，我把他看成知己朋友。還沒有等我要求，他便向關東軍司令部替我說了好話。占領張北沒有多久，關東軍便對我的部隊認真給裝備起來，一次撥來l萬 2千枝“韓林春”式步槍，30多門野炮，30多門重追擊炮，30多挺重機關槍，100多挺輕機關槍，還有日造的“拐把子輕機槍”45挺。

　　當這批武器在2月間由瀋陽運來以前，田中玖曾開上自己的臥車去了大壩梁頂上好幾次。他把汽車停下，張家口也開出一輛小臥車，我的兵以為是張家口日本領事館的，不敢制止，不敢盤問，只站在老遠的地方保護他們的安全。我接到類似這樣的幾次報告，感到裡邊有重大秘密，便托在張家口經商的一個朋友王子玉替我了解張家口開出的汽車裡邊坐着誰。原來，王開設着一個“東魯汽車公司”，往來通遼和林西搞運輸。我占領多倫後，“東魯”的汽車也跟到那裡，我占領張北後，又在張北和張家口之間開行。王是山東人，二十九軍里有他的熟朋友。調查結果，知道是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劉汝明的秘書杜運宇和田中玖會談，其他情況沒有打聽出來。杜也是山東人，在日本留學時娶了一個日本老婆。由於他很早就當了漢奸，所以張家口淪陷時曾代理過察哈爾省政府主席，偽“蒙疆政府”成立以後，他一直擔任司法部長。

　　由於劉汝明和日軍暗中勾結，關東軍撥給我的武器，不是由瀋陽經承德用汽車運來張北，而是用火車運到張家口，我派日本人駕駛的汽車接運。 “七七”事變以前的彈藥服裝，都是如此的運法。所以給我撥的1萬2千枝步槍被劉汝明留下2干枝，運到張北30門野炮，也給劉汝明運回張家口8門。這時我的 8千多人，一律都換上新槍，子彈堆滿倉庫，大概撥來2千萬發。我叫尹寶山師駐在商都向綏東警戒，劉繼廣師布置在外圍，保護張北縣城。“何梅協—定”簽訂以後，華北各重要城市都有了日本特務機關，張家口是由領事館代替特務機關，歸綏的特務機關長是羽山少佐，張家口的領事和歸綏的羽山，均受張北的田中玖指揮。田中玖有時對我也吐露一些真情實況。在1936年3月間，就叫我準備進犯綏東。他說：“德王已被傅作義從綏遠攆出，對於察哈爾長城以南的地方，咱們暫不打動，但是對於綏東則必須占領，這樣你們復興蒙古就有了地盤。日本軍隊還不能出面參加，需要德王和你以及王英與冀東方面共同出兵，他們都沒力量，進攻綏東以你為主力，關東軍所以裝備你就是為此，你要作出貢獻。”

“烏珠穆沁會議”前

我於1935年底進入張北後，到翌年4月24日“烏珠穆沁會議”決定將我的隊伍改編為“蒙古軍”前這一階段，由於我把察北完全控制，日本人又給了那麼多的武器，漸漸引起各方面的重視。首先是宋哲元想拉我過去，曾托我的團長陳景春向我試探。我怕宋哲元把陳拉走，—占領張北後，即將他由劉繼广部撥歸尹寶山指揮，調到商都、南壕塹駐防。因為寧得罪遠親，不得罪近鄰，聽見宋哲元在北平給他母親過壽，我主動讓陳景春代表我前去祝壽，送了一架我親手在圍場打住的15 兩重的梅花鹿茸。宋回贈了我一塊價值400元的懷錶。後來宋哲元說他子彈困難，我叫陳景春送到柴溝堡車站30萬發，宋以為我傾向於他，故最後托陳景春對我勸降。

　　陳景春對我說：“宋主席對你非常欽佩，特地派代表來跟我接頭，希望咱們和他們合作在一起抗日，故來向你報告。”陳景春比我年長，我說： “大哥!咱們暫不談別的，我先問你，宋哲元能給我二十九軍的軍長嗎?能給你擴充槍馬齊全的一師騎兵嗎?”陳說：“我頭腦簡單，沒有想到這個。”我說：“宋哲元並不比我大，我也不見得比宋哲元小。他雖是蔣介石的乾兒子，在日本人跟前還不如我吃香。要找咱們直接找老蔣，我不拐宋哲元這個彎。”陳景春問我：“難道咱們不抗日嗎?”我說：“我叫你送給他子彈難道是叫他殺中國人嗎?”我並說：“現在日本人正給咱們擴充，最好不要節外生枝，到了一定程度和適當時機，我自有辦法。你不要以為我和德王已經聯合，這完全是扯淡，他們把我按漢人看待，我也以漢人自居。”我還說：“咱們現在是帶着假面具，沒有揭破就儘量裝着，多裝一天能多得到補給，到了裝不住以後，再反正也不遲。有這l萬槍枝人馬，誰也歡迎咱們，不要愁拿上一顆肥豬頭找不見廟門。”陳景春認為我說的很有道理，以後便不跟我談論此事。

　　繼宋哲元之後，傅作義也派代表來跟我接洽。因為察北淪陷和冀察兩省特殊化以後，張家口成了一個策動侵犯綏東的地方，故傅把綏遠省政府的交際處長劉雲峰調到張家口擔任辦事處長。這個人很能鑽營，不知用什麼方法和“東魯汽車公司”的經理王子玉拉上關係。一天劉繼廣叫我到他的公館去吃飯，說是順便談一件要緊事情。我到了以後，看見王子玉和一個穿便衣的陌生人也在劉繼廣那裡。劉繼廣向我說：“這是子玉的朋友，綏遠傅主席的代表劉雲峰處長。”劉指着地上堆的成箱整簍的糕點水果對我說：“傅先生知道李司令官在察北非常艱苦，特派我來代表他向您問候。”寒暄過後談到正題，我一聽是傅作義聞聽我和劉汝明弄了日本人很多武器，他因受閻錫山壓制剋扣，也想誆騙一些武器彈藥，以擴充自己的力量，故打發劉雲峰來向我“問道兒”。我說：“羽山不是在歸綏嗎，你們可以和他直接去談。”劉說：“羽山是少佐不如田中玖大佐在關東軍方面說話有力量。”我說：“你想和田中玖接談，恕我不能給當介紹人，要找其他關係拉線，談的時候應該張大口，數目越多越好，傅主席為了愛國走這條路，我對他很表同情。”劉雲峰只見過我一次，我叫王子玉在張家口買了一些回敬傅作義的禮物。

　　由於我剛愎自用，除了主要依靠漢人給我扛着八九千枝槍，在政治上可以說非常孤立，故只好認賊作父。德王因1936年1月25日國民黨政府公布了兩個“蒙政會”的組織大綱，指定綏境“蒙政會”設於伊盟的伊金霍洛，察境“蒙政會”設於錫盟的嘉卜寺。並且因傅作義支持西公旗的石王，派兵占了烏拉山裡邊的梅力更廟，將傾向德王的依喜達克登大喇嘛擊斃，給他很大的難堪。他因“蒙政會”分裂，不能在綏遠立足，曾在占領張北不久，在蘇尼特舉行一次所謂 “滂江會議”，為了首先對傅作義進行報復，把已策劃組織的偽“察哈爾盟”變成事實，好為進犯綏東做藉口。

　　蔣介石為了叫德王懸崖勒馬，服從他的察綏分治主張，除了以救濟察北和錫盟的雪災為名，給察境“蒙政會”撥了八萬元賑款，並派白雲梯由南京來蘇尼特勸止。因為偽“察哈爾盟”一旦成立，綏東五縣就會發生問題。繼派吳鶴齡和尼冠洲前來張北，阻止卓世海就任偽職。吳是喀喇沁人，尼是察哈爾人，白是跟着德王由蘇尼特來到張北，吳和尼兩人相隨着由張家口來到張北，等到德王來到後，他們兩人才露了面。隨德王來張北的，除了白雲梯，還有東蘇尼特旗的郭王，布里亞特的迪魯瓦喇嘛和“蒙政會”的包悅卿。德王住在張北特務機關長田中玖那裡，他沒有過來看我，也沒叫我去看他，和他同住的還有從長春來剛下飛機的關東軍參謀田中隆吉。白、包和郭王以及迪魯瓦，都下榻到我的司令部，白和包是內蒙的知名人士，郭王是個篤信喇嘛教的人，迪魯瓦帶領的布里亞特人那時正流浪在寶昌一帶。
　　第二天偽“察哈爾盟”就要成立。晚上卓世海帶着尼冠洲來見眾人，尼的外表和談吐相當文雅。他說他不同意這個盟的成立，我才知眾人這次來張北是專搞此事。尼說出此話，卓世海沒有答理，郭王和迪魯瓦因為聽不懂漢話，都閉着眼睛念佛，白雲梯和包悅卿亦不表示意見，我當然更不好意思打聽。客’室中沉默了一陣，我叫廚房給開飯。飯後卓世海和尼冠洲辭走。金永昌從特務機關來到，我問：“尼冠洲是何許人?”金說：“他是跑到南京的察哈爾部的一個總管。”來到這裡的人都各懷着心事，郭王和迪魯瓦打坐養神，包悅卿不住氣的抽鴉片，我見白雲梯躺在炕上無聊，便和他閒扯起從外蒙往內蒙運槍的往事，我並且很冒失地問他為什麼由左向右轉，他沒說出個“所以然” 來，只是我提起偽“蒙古自治軍”的白雲航，他說是他的弟弟。

　　第二天早晨吃過飯，眾人叫我也去參加偽“察哈爾盟”的成立典禮。舉行典禮的地方，在一個有三問土房的小院裡邊。這三間土房兩明一暗，是特務機關讓張北縣劉縣長派人把住戶攆走，準備做未來的偽盟公署。我們走進外間，已經先到了20多人，打開裡間的門一看，德王和兩個田中在說話，德王這才向我打了一個招呼。不久卓世海來到，也走進去和他們嘀咕。我知趣地走出那三間土房，眾人亦跟着我到院子裡邊散步。我發現20多個人裡邊，有一個長着鷹鼻子的人，跑到牆拐角望着天上的白雲沉思。我看見他的像貌長得非常陰險，由不得對他上下打量，金永昌走到我的跟前對我悄悄地說：“這就是吳鶴齡。”不久卓世海出來，叫眾人進去開會，卓站在桌子後邊，我們都站在桌子前邊，卓宣誓完畢，兩個田中和德王都來致詞，偽 “察哈爾盟”就這樣成立，出來時門口已掛上了牌子。

　　這天德王的氣色很不好看。我們送他和田中隆吉到北門外飛機場，坐飛機回蘇尼特時，他神經緊張地把我拉過一旁，對我說：“你給吳鶴齡弄五箱汽油，叫他趕快坐上我從蘇尼特開來的汽車走，上邊有15個兵保護，越快越好。”我知道這裡邊有問題，因為機場上的人很多，故未向德王打聽，只說了一聲“好吧。”白雲梯、包悅卿、郭王和迪魯瓦都沒有走，我領上他們回司令部去吃午飯。飯還沒有擺好，外邊的衛士便來報告，說是有一個姓吳的人坐着一輛卡車前來，要五箱子汽油，我叫副官給搬去五箱，因為事情緊急，沒有留下他和眾人在一起吃飯。我們正吃飯時，西門的衛兵給副官處打來電話，問有一輛汽車要出城，允許不允許出去，劇官處向我請示，我說：“不許攔阻。”原來日本的小顧問們給四門下了命令，不准隨便放汽車出城，吳鶴齡因西門走不出去，改走北門，北門外是飛機場，汽車來往很多，才跟着好多汽車混出張北縣城。　　白雲梯、包悅卿、郭王和迪魯瓦以及尼冠洲，都於飯後乘商車回張家口。白雲梯等都是在我司令部門口上車，尼冠洲因住在卓世海那裡，是從街上上的車。我要出城送他們，白雲梯等在門口攔住，都很沮喪地說：“你事忙用不着了。”他們這部汽車是包的商車，於下午一點多鐘離開張北。到了三點多鐘的時候，田中玖叫我和劉繼廣以及駐在張北的兩個團長去特務機關開會。他說：“剛才開出張北的一部汽車，走在離城18里的地方被胡匪給搶了，還打死一個蒙古人，你們趕快派隊伍去追。”我一聽非常吃驚，不知被打死的是白雲梯還是尼冠洲，總是他們因為阻撓偽“察哈爾盟”成立，遭了日本人的毒手。我們從特務機關出來，劉繼廣和兩個團長問我：“追到什麼程度為止?”我說：“追什麼!出去繞一個圈就回來。”隊伍開出去不久，我回到家裡躺在炕上抽鴉片煙，盤算今天上下午發生的一些事情。突然田中玖的臥車開到，他親自從車上扛下一捆日本的“將校呢”，氣喘吁吁地走進我的臥室。他說：“這個給你，你給團長以上的軍官都做一套，這是關東軍的賞賜，你收下吧。”我知道他是殺了一個蒙古人以警告其他蒙古人，又怕我帶的大小漢奸產生兔死狐悲之感，故拿上“將校呢”安慰我們。他再沒提汽車被劫的事，我也裝糊塗，扯了一些閒話，他抽了一支煙便辭走。

　　我對內蒙古這些所謂知識分子，雖然越接觸越感覺他們滑頭，但是到了節骨眼上，又關心起吳鶴齡的安全，便趕快給嘉卜寺的寶貴廷打電話。我知道田中玖的表弟草野谷在德王的警衛團當顧問，我怕吳鶴齡去蘇尼特走進嘉卜寺遇害，叫寶貴廷派出入攔阻汽車，讓吳鶴齡直赴蘇尼特。寶問我是什麼意思，我說：“這是你們王爺叫我傳達的命令。”果不出我所料，我剛吃過晚飯，便被田中玖叫到特務機關閒扯，直扯到三更天才叫我回家。因為嘉卜寺距張北縣400多里，他怕我夜深人靜給打電話，哪知道我在晚飯以前就通知了寶貴廷。我為此事一夜未曾睡覺，第二天就叫胡寶山給我調查汽車被劫的真相。張北的特務機關由我派出一排蒙古兵守衛，據守衛的兵向胡透露，在偽“察哈爾盟”成立的那天下午，特務機關的日本人大杉，從他們排里挑出10 個人，都帶上武器上了汽車，外邊用帆布蓋着開出張北南門，去追趕那輛商車。追到小孤山附近叫商車停下，大杉問：“誰姓尼?卓盟長請你回張北去。”尼冠洲下了商車走到大杉跟前，當即被大杉掏出手槍擊斃，讓那輛商車繼續開往張家口。

　　大杉帶着10個兵打死尼返回張北，沒停留多久，便繼續開出西門去追吳鶴齡。吳鶴齡的車開得很快，大杉望見吳鶴齡的車距離嘉卜寺不遠，才連夜折回張北。因為是在半夜三更，寶貴廷沒有重視這事，根本沒打發人攔車，所以吳鶴齡的車開入嘉卜寺。草野谷接到田中玖的電話，看見吳帶着15個蘇尼特兵，自己不敢下手，弄得寶左右為難，直攆吳鶴齡趕快走。吳因疲勞不堪，又受了驚怕，知道在嘉卜寺相當保險，所以賴在寶貴廷的團部不走，等到第二天天亮，才坐上汽車到了蘇尼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