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改變中共對藏政策，最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不再干涉藏人歲其傳統宗教的信仰。這種解禁使西藏宗教獲得全面復興。這時的中共才發現它落進了一個“怪圈”。

“怪圈”是這樣的：中共給西藏宗教自由→藏民族全民信教→信教者服從宗教領袖→達賴喇嘛是西藏宗教的領袖→達賴喇嘛同時又是反對中共統治西藏的政治領袖。

中共給西藏宗教自由本是為了爭取藏人對其統治的認同，緩解國際社會對其西藏政策的批評。然而上述“怪圈”的存在，卻使其目標和手段背道而馳。達賴喇嘛是形成這個“怪圈”的關鍵一環。他以宗教領袖身份對全民信教的藏民族擁有的精神影響力，可以非常容易地轉化為引導藏民族跟隨他反對中共統治政治號召力，從而把西藏宗教順理成章地轉化為他的政治工具。中共則因此陷入一個進退兩難的境地，重新禁絕西藏宗教是行不通的，何況也已沒有逆轉的手段和相應的替代意識形態；而放任宗教的發展，就無法防止達賴喇嘛以宗教領袖的身份對藏人所發揮的政治作用。

毛澤東時代，共產黨在西藏是唯一的有組織力量，是人民唯一的信息和指令來源，是全部社會財富的唯一控制者。流亡在外的達賴喇嘛即使在藏人心中仍然享有崇高威望，因為缺少溝通渠道，也無法發揮多大影響。他那時與那些逐漸被人遺忘的下台領袖和過時人物沒有多少區別。隨宗教自由在西藏恢復，情況就完全變了樣。西藏宗教以遍布各地的寺廟為依託，有一個伸向所有地域和所有社會階層的網絡。依靠這種網絡，西藏宗教成為不受中共控制的傳播信息和發布指令的獨立系統。目前，這個擁有1787座寺廟的系統覆蓋面已經達到可以與政權系統（897個鄉級政府）覆蓋面相比的程度。

西藏寺廟同時具有從民間“斂財”的能力──那可以被視為建立在信徒自願基礎上的納稅制度。大量財富作為供奉流入寺廟。寺廟（尤其是一些香火旺盛的大寺廟）由此掌握了雄厚的資源。既有組織網絡，又有財政來源，加上其至高無上的精神影響力和一呼百應的群眾基礎，今天的西藏宗教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具有了“潛政權”的性質。

對廣布藏區的寺廟和僧尼，中共雖然一直進行着所謂的“統戰”，不惜花費大量財力和精力，但是以為西藏僧侶們因此就會盡棄前嫌，並且在達賴和中共的對抗中站在中共一邊，那就是太低估宗教信仰的力量了。達賴喇嘛所具有的至高無上的精神權威，是藏傳佛教的基本原則之一。很清楚，按照這樣的原則，西藏的宗教組織和宗教人士服從達賴喇嘛，是符合邏輯的行為，指望他們不服從達賴喇嘛，只能是中共的一相情願。

例如班禪喇嘛的傳統駐錫寺廟──日喀則扎什倫布寺的主持恰扎•強巴赤列活佛，他平時對北京表現得絕對順從，以至被一些藏人指責為漢人走狗。北京對他也信任有加，給了他全國政協常委、西藏自治區政協副主席的高位。十世班禪去世後，北京讓他全權負責尋找班禪的轉世靈童，撥專款600萬元人民幣。而在這個關繫到西藏宗教根本原則的大事面前，他在內心深處最效忠的是誰就考驗出來了。他花着北京的錢，用了五年時間，對北京始終虛與委蛇，暗中卻把尋訪靈童的每一步情況向印度的達賴喇嘛匯報，聽取達賴喇嘛指示，最終使達賴喇嘛得以搶在中共之前，宣布根敦•卻吉尼瑪為十世班禪的轉世靈童。

按照正常尋訪的結果，根敦•卻吉尼瑪本來的確是最佳的靈童人選，就因為達賴喇嘛搶先對他進行了確認，中共大為惱怒，導致了另選靈童的風波，結果既造成了靈童合法性危機，出現了兩個班禪並立的局面，也嚴重打擊了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利用班禪制約達賴的戰略。中共將恰扎•強巴赤列活佛投入監獄，判了八年徒刑，有報道說還對其實行了人身虐待。

恰扎活佛並不後悔，他這樣解釋他的行為：“我是受了比丘戒，並由達賴喇嘛灌頂的。我必須服從灌頂上師的意志，否則，是上不了天堂的。”

僧侶之所以成為僧侶，就是為了崇拜神並為神而獻身。要他們把熱愛世俗國家和遵守世俗法律放在神之上，那完全違背宗教的本質。反而正是為了實現神的旨意犧牲自己，才是他們追求的光榮。達賴喇嘛的意志因此必然是左右他們思想和行動的指南。據有關材料統計，從1987年9月27日拉薩發生第一次騷亂到1996年底，一共發生的一百四十多起騷亂鬧事中，其中近一百三十起是由僧尼在“西藏獨立”的名義下帶頭鬧起來的。1995年上半年西藏以“反革命罪”逮捕的121人，其中116人是僧尼。儘管達賴喇嘛本人進不了西藏，數萬服從他意志的僧侶卻廣布在西藏的每一個角落。

如果中共要對付的僅僅是寺廟和僧侶，雖然對上千座寺廟和數萬僧侶進行控制困難多並且成本高，但是以中共的力量，只要真下決心，也不是做不到。然而中共所面對的，除了僧侶，還有人人信教的整個藏民族。對此前面已經談及，這裡再舉一個小事為例。

我在雲南藏區旅行時，有一次攔了一輛軍隊的越野吉普車。在向司機問路時，我看見車後座有一位中共解放軍大校，是個藏人。這樣高級別的藏族軍官不太多見，但是令我注意的倒不是他的軍銜，而是他懷裡捧的大把柏樹枝，他的下半身全被埋在柏樹枝下面。他要幹什麼？我留下一個懸念。

不久懸念就解開了。我的車和那軍車前後到達一個山口。那山口正對着梅里雪山。梅里雪山是藏人的神山，不少藏人正在向梅里雪山磕長頭。山口扯滿經幡，幾座焚香塔繚繞青煙。那位大校把他帶的柏樹枝全部添進焚香塔，隨之空氣中散發出柏樹燃燒的香氣。大校沒有磕頭，但表情虔誠。解放軍的高級軍官應該是藏人中對中共最忠誠者，也是受中共無神論教育最深者，他都照樣要拜他們民族的神，其他的藏人更是可想而知。我在那山口逗留了一個多小時，過往汽車沒有一輛不停下，所有藏人──不管是普通百姓還是政府官員──全都下車對神山頂禮膜拜。

當前，宗教已經成為西藏民間社會的主導力量。借着宗教回歸，達賴喇嘛對整個藏族地區的影響已無所不在。儘管在具體的世俗生活中，大多數老百姓與達賴喇嘛的政治主張不相干，甚至背道而馳，但對他們而言，宗教與世俗是兩個世界，一個形而上，一個形而下，即使有矛盾，也各不相擾。力求二者統一是理性思維的邏輯，低文化的宗教信徒沒那個能力，也沒那種需求。宗教賦予達賴喇嘛神的地位，他的與宗教本無關聯的政治主張就混同為神的旨意，成了宗教命令，大多數藏人就會無條件地服從，或至少是不敢表達異議。

宗教是達賴喇嘛扎在西藏最有生命力的根。西藏宗教被禁絕的時期，他只是一條無水之魚，而西藏宗教一旦復活，他就是根深葉茂的大樹。西藏宗教的一切實體都是他的延伸，西藏宗教掌握的一切資源都可以為他調用。既然西藏的一切都與宗教關聯在一起，達賴喇嘛的靈魂因此就能附着在西藏的每一寸土地上。雖然西藏的政權由中共控制，達賴喇嘛卻控制西藏的人心。政權和人心，哪一個更有決定作用？中共奪取中國的政權，當年不就是靠的人心嗎？

1989年，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決定授予達賴喇嘛當年的諾貝爾和平獎。雖然當時的拉薩還在中共軍隊戒嚴之下，拉薩卻出現了聲勢浩大的群眾自發慶祝狂歡。人們歡呼着向空中揚灑糌粑，向地上倒撒青稞酒，吉祥符和傳單滿天飛舞。那一天八廓街和大昭寺廣場交通完全堵塞，因為買糌粑（揚灑用）的人多，糌粑價格從每斤三角暴漲到每斤兩元。畫有龍、虎、羊等圖案的吉祥符紙片鋪滿了地面，大昭寺門前積存了一厘米厚 。這種場面給中共心裡留下什麼滋味，只有它自己知道了。

中共面對這個怪圈，長時間地找不到應對辦法，使局勢向着矛盾激化方向發展，直到危機爆發，措手不及。1987年9月27日，達賴喇嘛在美國國會發表“五點計劃”的演說六天之後，作為回應，拉薩發生了1959年以後第一次要求西藏獨立的遊行。二十多名西藏僧人手持西藏獨立國旗幟，高喊“中國人滾出西藏”的口號，環繞人群擁擠的八廓街遊行五圈，警方因為沒有接到上級的明確指示而無所行動，直到遊行者向西藏自治區政府所在地進發，才出面進行阻止。

警方的遲鈍和息事寧人鼓舞了僧人進一步表達他們的意志。三天后的中國國慶節，更多的僧人在八廓街舉行遊行。這回已有準備的警方立刻拘捕了他們，但卻非常沒有策略地把他們集中在八廓街的警察派出所進行審問，有些警察（主要是藏人警察）還對不馴服的僧人進行了毆打。八廓街是拉薩藏人最集中的居住區，僧人被打的情況和慘叫之聲可以被周圍的藏人聽聞。這極大地刺激了在傳統中把僧人視為“寶”的藏人群眾，勾起他們對西藏宗教在毛澤東時代所受迫害的痛苦回憶。群眾開始自發地對八廓街派出所呼喊抗議口號並扔石頭。人越聚越多，形成了圍攻局面。而當局對那種情況既無預料也無措施，可想而知，事態如果不是在一開始就受到遏止，很快就會擴大。參加的人越來越多，不久就發展到縱火，燒汽車，毆打街上的漢人，還有人趁亂搗毀和搶劫街面的商店。“西藏獨立”和“把漢人趕出西藏”的口號也立刻傳遍拉薩。

我訪問過一個當年在場的武警士兵，他埋怨那是因為當官的怕丟烏紗帽，誰也不敢做決定，不下令採取措施，事態就制止不住。他們當時被調到現場，但只能被動地挨打，什麼裝備也沒有，沒有盾牌、警棍，更沒有國外警察那些防暴設備，連鋼盔在開始都沒有，後來才從野戰軍調來一批。那位武警士兵所說的“決定”和“採取措施”，說白了就是下令開槍。平時沒有準備，遇到這種突發事件，要麼束手無策，要麼就只有開槍一個選擇。有槍不開，拿在手裡還不如燒火棍好使 ，遠敵不過藏人手裡的石頭。何況群眾人多，軍警人少。這和北京“六•四”時的情況是一樣的。

當八廓街公安派出所被圍攻的群眾點火焚燒時，困在裡面的警察通過對講機向西藏的中共首腦請示，首腦們只回答“要冷靜，千萬不能開槍”，但是對警察們繼續追問怎麼辦，對講機里只有雜音而聽不到回答,氣憤的警察向沒有聲音的對講機大喊“你們TMD是人不是人，還管不管我們死活” 。

警察死活是小事，對西藏的中共首腦來講，沒有北京的明確指示，他們絕對不敢擅自下令開槍。開槍不開槍是分水嶺，性質截然不同。他們既沒有別的手段和辦法，又不能下令開槍，就只有乾等北京的指示。其實誰都明白，所謂的北京指示，別的照舊沒用，等的就是一個開槍的許可。

然而允許開槍對北京又何嘗是輕易之事？八廓街發生騷亂三個多小時之後，西藏黨政首腦終於等到“中央指示”，那不過是公安部辦公廳一位副主任通過西藏自治區公安廳傳達的，內容有五條：

一、 可以出動消防車救火；
二、 一定要保護好群眾；
三、 對搶槍、燒車、砸車採取堅定果斷措施；
四、 現場指揮要沉着冷靜；
五、 不要開槍。

一眼就能看出來，對於制止事態，這實在是等於什麼都沒說的五條。希望能通過北京指示減掉自己壓力的西藏黨政首腦，壓力更為沉重。沒有獲得開槍許可，他們就沒有任何“堅定果斷”的措施。事實上在那幾天，拉薩中心的八廓街一帶基本失控，被有人說成是已經實現了“獨立” 。

當然，警察還是開了槍，並且打死了人。現在無從證實是有了允許開槍的命令，還是警察自發開的槍。不過不難想象，警察手裡有槍，總讓他們處於被動挨打的狀態，即使沒命令，他們最終也一定會開槍。也許那正是西藏黨政首腦所希望的。上面不下開槍許可，自己就不能鬆口，但是一旦被激怒了的警察自行開火，再多發射一些子彈也就沒有本質區別，騷亂的人群可以因此被打散，威懾可以形成，事態就能平息。如果事後上面有追查責任，那是由下面的警察負。

那次事件成了西藏以後一系列抗議活動和騷亂的開端。中共後來也習慣了開槍，並且動輒以開槍解決問題。這方面的情況已經有了很多報道，這裡就不再贅述。對於為什麼偏在西藏社會進入最好狀態時發生如此廣泛的動亂，下面是中共《人民日報》記者採訪的一些拉薩人的言論片段：

政府應該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西藏的政策。笑臉總對着上層人士，老百姓的苦處很少有領導來過問，寒了群眾心。

既然讓信教，又讓批宗教的領袖，感情說不過。

要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又突出宣揚信教，這本身就矛盾。恢復寺廟可以適當一點，現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組織了，有大的宗教節日，自治區領導都要參加，公安人員很多，幹什麼嘛，政權和宗教本身就是分開的嘛。年青人打石頭，跟着騷亂分子跑，為什麼？有些還是小孩子，還不是家庭和社會的不正常影響。

好幾年來八角街不時就有反標，寫“西藏獨立”之類的內容，可是沒有重視，總以為群眾在我們一邊。上邊看來不了解民情，光報喜不報憂。如果真是政府說的形勢那麼好，那麼團結，騷亂根本不會鬧起來嘛。光是喊請示中央，請示中央，自治區是幹什麼吃的？地方政府的作用呢？不過是怕自己烏紗帽掉了，誰也不明確表態。

政府總是翻過去的事情，總想做出寬懷仁厚的樣子，過去的傷疤越揭越痛，當然怨恨之心由此而生。修吧，哪怕是再恢復和平解放前的兩千多座寺廟，再制定哲蚌寺七千七百人、色拉寺五千五百人、甘丹寺三千三百人的喇嘛定額，宗教政策仍然不會讓一些人滿意。因為西藏過去是政教合一社會，總不至於落實到政教再合一，三大寺重新過問西藏政治、宗教人士出任西藏各級政府領導吧？

現在是鬧事的人不孤立，孤立的是我們幹部，在社會上孤立，在家裡也孤立。你們問為什麼？有些群眾說，共產黨變了，五十年代要我們，八十年代要貴族，有個說法，上層人士的石頭和狗都落實了政策，而老百姓呢？退休的工人、幹部？沒有錢，沒有房子住。像我們辦事處，四個居委會，管五千多居民，有六十多個黨員幹部，騷亂以後，只有一個居委會幹部來反映了一下群眾的情況。基層政權基本上是不起作用了。

採訪這些言論的記者還透露了他以“特殊方式”對參加騷亂的一個喇嘛進行的採訪（那“特殊方式”大概是裝成台灣或香港的遊客）：

問：你贊成西藏獨立嗎？為什麼？
答：贊成，西藏本來就是西藏人的嘛，我們有達賴喇嘛，漢人有嗎？漢人吃糌粑喝酥油茶青稞酒嗎？我們不一樣。

問：你願意當喇嘛嗎？
答：當然，藏人最光榮的就是當喇嘛。

問：你對政府的宗教政策怎麼看？你認為西藏人現在的生活不錯嗎？
答：他們漢人把我們的寺廟都毀了，當然應該他們修。我們喇嘛不如以前了，以前我們有很多吃的，老百姓供應，噶廈也專門供應，現在錢很少，寺廟很多值錢的東西他們都拿走了。漢人在拉薩修了很多新房子，但不是我們住的。拉薩城就是修得再好，我們也不需要。我們希望的是到處都有寺廟，人人都可以做喇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