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9月27日和10月1日拉薩的示威及街頭暴亂，直接起因是藏人對達賴喇嘛美國國會演講的回應。雖然那次演講內容被冠以“五點和平計劃”之稱，但演講內容主要還是對中共西藏政策的譴責。五點建議的大意分別為：

一、 把整個西藏轉化為一個和平地區；
二、 中國停止危及藏民族生存的移民政策；
三、 尊重藏族人民的人權和基本權利；
四、 重建和保護西藏的自然環境，中國放棄在西藏製造核子武器及儲存核子廢棄物；
五、 對西藏未來的地位和藏族人民關心的問題進行真正的會談。

演講雖然表達了達賴喇嘛希望與北京談判的願望，也沒有公開宣稱要求西藏獨立，但別的不說，僅要求中國從西藏撤軍（第一條），已經和獨立相去不多。演講沒有對八十年代中共西藏政策的改進做出評價，矛頭仍集中於對北京的譴責。這無疑使西藏境內的藏人反對派與北京的對抗心理得到加強，從1987年9月27日到1989年3月7日十七個月內，拉薩發生了18次示威騷亂，最終導致北京於1989年3月8日開始，對拉薩實行了長達419天的軍事戒嚴。

從心裡，達賴喇嘛肯定願意西藏獨立，但他的理性使他明白，以西藏與中國的力量之懸殊，獨立是沒有希望的。在拉薩出現大規模藏人抗議運動、國際社會紛紛對北京施加壓力之時，手裡有了更多籌碼的達賴喇嘛以政治家的精明，於1988年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向歐洲議會發表的演講中，提出了對中共的妥協──同意西藏留在中國之內，並同意由北京負責西藏的外交和國防。這是達賴喇嘛第一次放棄西藏獨立的正式表態，比起以前的立場，應該說做出了重大讓步。

在以後的歲月里，達賴喇嘛進一步表示他“從未提倡西藏獨立” 。儘管他仍然堅持在歷史上西藏和中國是兩個國家，但那並不意味着他現在贊成西藏獨立。他還批評中共一直破壞他的名譽，“老是認為我要搞獨立” 。雖然有人認為達賴喇嘛的這種言論與他以前說的話並不完全一致 ，但至少可以表明達賴喇嘛的轉變，是一種願意妥協的表示。

然而北京對達賴喇嘛的方案完全不做任何考慮。達賴喇嘛的讓步是建立在“五點和平計劃”基礎上的，有這樣幾條限制性的條件：

一、 與中國結盟的西藏必須是將中國所有藏區統一在一起的大西藏；
二、 西藏將實行與中共統治完全不同的民主政體，由西藏人自己進行高度自治；
三、 北京雖然負責西藏外交，但西藏政府可以保留外交辦事處，在“非政治領域”發展獨立的對外關係並參加國際組織；
四、 國防方面，僅同意“在西藏非軍事化及中立化之前，中國可以在西藏保留有少數的軍事設施”，並限制那些軍事設施只能是“防禦性”的 。

對北京來說，只為換取達賴喇嘛口頭上承認西藏留在中國，它是否值得接受那些限制，使中國在西藏的地位退到比五十年代達賴出走以前還不如的狀況嗎？按照北京的眼光，它看不出達賴喇嘛有什麼資格提出那些要求，憑几百個藏人在拉薩街頭扔石頭，或是西方國家的幾個議員表示抗議，就能讓擁有幾百萬軍隊、且早已牢牢控制西藏全境的中共束手就範，讓出它統治了幾十年、投進了無數人力財力的二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國土，交給被它打出國的西藏流亡者去統治嗎？別說幾百個藏人扔石頭，當年上萬荷槍實彈的叛亂者盤踞拉薩，不也就是幾十個小時就被打垮了嗎？在北京眼裡，達賴喇嘛提出的交易純粹是“空手套白狼”，異想天開。

對比一下中共開給達賴的條件，可以看出二者之間的差距，形容為天壤之別毫不過份。1981年7月，胡耀邦在北京接見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時，提出中共方面的如下五點：

一、我們的國家，已經走上了政治上能夠長期安定，經濟上能夠不斷繁榮，各民族能夠更好地團結互助這樣一個新時期。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都是聰明的，應該相信這一條，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幾年，也可以。

二、達賴喇嘛和他派來同我們接觸的人，應該是開誠布公，不要採取捉迷藏或者是做買賣的辦法。對過去的歷史可以不再糾纏，即一九五九年的那段歷史，大家忘掉它，算了。

三、我們誠心誠意歡迎達賴喇嘛和跟隨他的人回來定居。我們歡迎他回來的目的，是歡迎他能為維護我們國家的統一，增進漢藏民族和各民族的團結，和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做貢獻。

四、達賴喇嘛回來定居後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一九五九年以前的待遇不變。黨中央可以向全國人大建議他還當全國人大常委、副委員長，並經過協商，當全國政協副主席。生活上也維持原來的待遇不變。至於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職務就不要兼了。西藏現在的年輕人已上來，他們工作做得很好嘛！當然也可以經常回西藏去看看。我們對跟隨他的人也會妥為安置。不要擔心工作如何？生活如何？只會比過去更好一些，因為我們國家發展了。

五、達賴喇嘛什麼時候回來，他可以向報界發表一個簡短聲明，聲明怎麼說由他自己定。他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回來，給我們一個通知，如果經香港從陸路到廣州，我們就派一位部長級幹部到邊界去迎接他，也發表一個消息。如果坐飛機回來，我們組織一定規模的歡迎儀式歡迎他，並發表消息。

中共的允諾只是派一個“部長級”的幹部迎接達賴，給達賴一個人大副委員長、政協副主席的虛職，連西藏都不讓他回，怎麼可能跟他去談判斯特拉斯堡方案呢？

當然，達賴喇嘛是不會接受中共那點可憐條件的。對於一個為西藏解放奮鬥了幾十年的民族領袖，那簡直是個侮辱性的施捨。然而，以達賴喇嘛的政治眼光，又豈能想不到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不可能被中共接受的談判基礎呢？

──他實在是再也不能退了。

先不說他的個人信念是否允許他退，他的社會基礎首先就把他限制死了。他名義上是全體藏人的精神領袖，可是他真正能夠接觸的藏人僅僅是跟隨他在海外流亡的那批藏人──數量約為十萬左右。比起西藏境內的四百多萬藏人（西藏流亡政府說是六百萬），那十萬藏人數量雖小，卻是達賴喇嘛立足其上的整個藏人社會。流亡政府從他們中間產生，稅款由他們交納，選舉由他們投票，西藏解放的事業由他們進行，國際上的西藏形象也由他們代表。多少年來，他們一直為西藏自由而鬥爭，那幾乎是他們生活的全部意義。他們的子女從小就在仇恨中國的教育下長大成人，至今在海外出生的藏人已經成為流亡團體的骨幹。對他們，即便是中共絕不可能接受的斯特拉斯堡方案，都被視為喪失了基本原則，因而是應該堅決反對的。

有多少藏人堅持西藏獨立而反對放棄了獨立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呢？“西藏青年大會”的秘書長扎西南傑非常肯定地認為──有百分之九十或者更多。扎西南傑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公開地表示反對達賴喇嘛。

事實上，我們認為那不是解決西藏問題的明智之舉。把外交和國防交給中國，就等於是放棄西藏的主權。我們認為在這一點上不應該有任何的妥協。我們認為我們應該鬥爭到底，一直到實現西藏的獨立為止。這是“西藏青年大會”的想法，也是西藏人的想法。和中國人會談不會有任何的結果的。我們所應該要做的，就是靠鬥爭搶回所有屬於我們的權力。我們應該為此而戰鬥。不能憑嘴皮子！

中國人絕對不會輕易放棄西藏的。不過我們也不會轉易地放棄我們的動機。面對着中國人也許我們是少了一點，可是我們有堅決的意志！自由的精神！我們的目的只是在我們有生之年，重新獲得西藏的獨立，不過鬥爭的精神必須代代薪傳不絕才有這個可能。我們對達賴喇嘛的建議不敢苟同，我們認為我們有強烈表達不同意的義務。

扎西南傑代表的“西藏青年大會”是流亡藏人中勢力最大的一個少壯派組織，在世界各地有五十多個地方分會，上萬名成員，其骨幹分子大多是受過西方高等教育的青年藏人，熟悉西方社會，有民主思想，活動能量遠遠超過流亡藏人中的元老派。

平措旺傑曾是達賴喇嘛駐英國及北歐國家的代表，現任倫敦“西藏基金會”主任。作為流亡藏人的高級官員，他也公開反對斯特拉斯堡方案。他的看法是，不論在形式上還是在實質上，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演說都是個嚴重錯誤。

就我個人而言，我是完全不贊成這個演說的提議。尤其是和中國聯盟並且把國防責任交付給中國這一點。讓中國人有權力在西藏安兵置屯，就表示我們並不要完全獨立。

……我要說如果我們不為爭取完全獨立而戰鬥，人民會逐漸喪失這個希望。這也就是說，我們失去了某些東西卻沒有因而給西藏人帶來一點利益。我不認為支持獨立鬥爭會給西藏局勢帶來任何不良的影響。我不相信接受成為中國的一部分，就可以制止大批的中國人在我們的家鄉落籍。

流亡藏人內部對斯特拉斯堡方案的反對使達賴喇嘛受到極大壓力，他最終在1991年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除了因為沒有得到中共的回應，他在流亡藏人內部遭受的強烈反對大概也不無關係。

達賴喇嘛處於兩難境地，一方面他必須以理性和妥協的姿態才能使處弱勢的西藏在與北京談判中取得進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不顧及流亡者中強烈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兩個方面往往互相矛盾，以致發生難以調和的衝突。尤其後者不僅是信仰和道義的問題，還有很多出於實際利益的考慮。

例如達賴喇嘛在斯特拉斯堡方案中對北京所做的“退步”，是把西藏獨立變為西藏高度自治，但自治的範圍是“所有藏人居住區”──即大西藏。對北京來講，那哪裡是“退步”，即使在五十年代達賴沒有出走以前，《十七條協議》給他的治理範圍也不過是西藏自治區（很長時間還不包括昌都地區）。甚至在清朝和民國，達賴的行政管轄範圍也沒有超出衛藏。現在他一無所有地回來，要的領土竟然比原來還多一倍！北京對這種“妥協”不予理睬是不奇怪的。

從現實出發，比較明智的策略是，達賴喇嘛應該先以他流亡之前的狀況作為談判基礎，或像有人建議的那樣重新回到《十七條協議》作為解決西藏問題的辦法 ，第一步是爭取回到西藏，實現衛藏──即西藏自治區的自治。等到有了立足之地和政治實體後，再根據中國社會的變化，掌握時機，利用國際輿論和國際力量，繼而圖謀大西藏範圍的自治，最後實現西藏獨立的目標，甚至也不是沒有可能。關鍵是要先回西藏，為此就不應該把起點定得太高，否則是不可能取得現實進展的。

這本是常識性的道理，不需要多高的政治智慧，達賴喇嘛肯定非常明白。但限制他不能採取這種現實謀略和靈活手段的，最簡單的原因就是西藏流亡者不光來自衛藏，還有相當比例來自安多和康區。五十年代對中共的武裝反抗首先起自安多和康區，大批反抗戰士和百姓為了躲避中共軍隊的圍剿而逃到衛藏。在達賴喇嘛出走之後，他們也隨之流亡，因此安多人和康巴人構成了流亡藏人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影響，可以從西藏流亡議會的議席比例上得到反映。流亡議會一共45個議席，其中30個議席是根據安多、康和衛藏三大地區分配的，每個地區10個議席 ，那麼任何拋棄安多和康（哪怕是出於暫時策略）的方案都不可能被接受，在議會難以通過，在流亡藏人中更是會遭到激烈反對。無論從公正的角度出發，還是從各方面的利益出發，皆說不過去。僅此一點，就決定了達賴喇嘛與北京的談判，幾乎永遠無法找到共同點。

達賴喇嘛也有一個自己設的“局”。為了增強流亡陣營的戰鬥意志和爭取國際輿論的支持，他必須把中共描繪成徹頭徹尾的魔鬼。那形象對毛澤東時代的中共也許合適，但到鄧小平時代，中共已經大大改善了西藏政策，達蘭薩拉的宣傳口徑卻沒有做出相應調整，反而由於西方國家在國際政治中推行人權政策，為了獲得西方國家對西藏的更多支持，達蘭薩拉的宣傳機器變本加厲地攻擊中共，包括有意進行錯誤導向和胡編亂造地指控，這種宣傳政策無疑受到了達賴喇嘛的寬容，因為在他自己發表的各種言論中，也同樣看不到對中共改善西藏狀況的正面肯定。在雙方宣傳機器互相攻擊的謾罵性氣氛中，是不可能導致建設性談判的，反而使北京產生“好心不得好報”的惱怒，失去與流亡藏人打交道的耐心。既然怎麼都不得好，乾脆我行我素。

西藏問題國際化的趨勢是達賴喇嘛的成功，同時也形成了一種使他陷身其中的“局”──既然全世界都在為西藏說話，他作為西藏的精神領袖與西藏流亡者的政治領袖，只能自覺不自覺地按照國際社會的“好意”和期望去表演。那雖然會博得喝彩，樹立更高的道德形象和取得更多的國際支持，對解決實質問題卻不一定有益，反而會使他越來越無法改變形象和採取現實策略，與中共的距離只能越來越遠。

幾十年來，西藏流亡者一直把西藏獨立作為旗幟，在海外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藏人從小就把獨立的目標視為天經地義和不可改變的，他們所接受的關於西藏歷史的教育一直都把中國描述為殘暴的侵略者，這種強烈的民族主義教育有必要和成功的一面，使海外出生的藏人奮勇接過西藏解放之旗，而沒有因為時間流逝和遠離西藏本土失去對故鄉的關懷。但是在需要與北京進行更為靈活的談判時，妥協和退讓的餘地卻會因此變得很小。受過良好教育和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年輕一代又不像傳統藏人那樣迷信達賴喇嘛的權威，他們會毫不猶豫地對達賴喇嘛提出批評，甚至對他的神聖地位進行質疑。倫敦“西藏基金會”的主任平措旺傑就曾公開對西方記者抱怨藏人對達賴喇嘛過份崇拜，認為應該是覺醒的時候了。

他們相信達賴喇嘛什麼都知道。過去的，現在的，未來的。他是神，所以他不會犯錯。我可不信這一套。我是佛教徒，沒錯。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個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優點，也有他的缺點。我常常對我的同胞說，達賴喇嘛變老了。我們必須要問這個問題：他到底是不是菩薩的化身？……同樣的，當他做錯事的時候，我們也應該問這些問題。當他犯錯的時候，我們有義務提醒他。

年輕一代寧可與中國人戰鬥到底，直到徹底解放西藏，實現西藏獨立。他們反對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不接受達賴喇嘛的非暴力主義。“西藏青年大會”的扎西南傑提到非暴力主義的時候，否定的口氣十分強烈。

達賴喇嘛的建議非常不好。他說他是慈悲佛。我可不是。達賴喇嘛追求幸福，不只是為了西藏人的幸福，更為全體人類謀幸福。他談沒有國界，沒有護照，沒有警察的世界。他相信這種事情。我們可不，我們不能用相同的眼光來看這個世界。我們必須要很真誠。我們不能說：“既然達賴喇嘛不怨恨中國人，我們也不怨恨中國人。”不。相反地，我們非常痛恨中國入。我們痛恨所有的中國人，因為他們是我們禍害的根源。他們侵略了我們的國家，我們絕對不會讓他們安安穩穩地睡覺的。

甚至連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活佛也贊成使用暴力把中國人趕出西藏。

非常難以想象中國人會灑脫地自己離去。除非是我們使用這個（他用右手比了比扣扳機的手勢）。您知道達賴喇嘛提出了他的計劃。他扮演的是慈悲的紅臉。他是個和平主義者，是通情達理的。他在這上面付出了無比的精神心血。他儘可能地和中國人妥協。可是我不認為中國人有這種智慧去了解。因此我們必須要使用某些方法才能給他們施加壓力。他們所認識的唯一壓力就是暴力……我們必須要製造流血事件。

……我們應該做些不讓達賴喇嘛知道的事。他不能夠知道。他是在暴力之外。不過，您知道，我們生存在一個痛苦的世界裡。你打我！我打你，大家都感到痛。只有這樣才能讓他們了解。我想中國人只聽得懂暴力的語言。

之所以越來越多的流亡藏人認可恐怖主義，是因為除此之外，實在沒有別的途徑去想象幾百萬藏人如何可以戰勝十多億漢人和他們的三百萬軍隊。恐怖活動可以用最小成本獲得最大效果。一方面，“這樣可以使中國人心驚肉跳，可以把他們搞得雞飛狗跳” ；另一方面，恐怖活動容易獲得廣泛影響，吸引國際社會對西藏問題的關注。當某些西方人表示，如果流亡藏人聽從達賴喇嘛的主張，放棄使用暴力，會比較容易得到西方各國政府對西藏合法要求的正式支持。流亡藏人的回答是：

當阿拉法特殺人、製造恐怖的時候，各國政府爭相與他會晤。他由此而得到對巴勒斯坦人民的援助和同情……阿富汗的游擊隊也是一樣。當他們到倫敦的時候，他們被邀請上唐寧街十號晚宴。當一直提倡和平、愛與慈悲的達賴喇嘛到倫敦的時候，沒有任何一個人安排接見他。為什麼？並不是因為他不是個值得敬重的人。相反地，全世界的人對他敬仰有加。問題就出在達賴喇嘛沒有攻擊性。他不會製造問題。因此，根本不需要為他的事情操心。

我們不使用暴力的方式被誤解為力量薄弱的表現……如果這些暴力行為可以得到成果，為什麼我們不用這一招？這個世界就吃這一套。

近幾年西藏發生的一系列爆炸事件，就是藏人恐怖主義者在將他們的主張付諸實踐。目前那些恐怖活動還遠沒有達到巴勒斯坦人的水平，但是其發展勢頭不可小視，水平也會逐漸提高。

在內部分歧和激烈爭執中，達賴喇嘛撤消了他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但是如何選擇西藏的前途，是西藏流亡者必須要解決的問題。為此，達賴喇嘛於1995年提出了“人民公決”的設想──即由全體藏人對目前存在的四種主要方案進行投票表決，為西藏確定一條未來道路。四種方案分別為：

一、 西藏獨立；
二、 “中間道路”；
三、 “自治道路”；
四、 “正義事業運動”。

其中的“中間道路”即為達賴喇嘛提出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堅持西藏獨立的人認為，如果同北京對話能夠取得成效的話，走“中間道路”也不是不可以。問題在於爭取同中國談判是沒有希望的，因此“中間道路”沒有實際意義，既然達不到解決問題的目的，那還不如將獨立的要求堅持到底。

“自治道路”比“中間道路”還退一步，只要求藏人的自治權，暫時可以不談其他要求。能爭取到西藏獨立當然很好，但那並沒有實際可能性，連“中間道路”也是不會被北京接受的，所以必須基於現實的基礎，實現充分自治比起現在由中共統治，就是獲得了很大的進步。

另一部分人則認為現在選擇西藏未來道路還太早，不過是口頭選擇一下而已，並不能真正實現，目前的情況是藏民族的生存都面臨危險，因此他們主張首先應該像當年聖雄甘地在印度推行正義事業那樣在西藏開展正義運動，發動藏民族在西藏掀起不承認漢人統治的運動，要不惜犧牲生命為正義事業努力奮鬥。正義運動開展得越深入，西藏問題在國際上的影響就越大，也就可以促使中國轉變思想。只有當正義運動在西藏形成一定規模時，才能真正決定選擇什麼道路的問題。
在公決方法上，達賴喇嘛提出，鑑於西藏境內被中共統治，進行全面投票公決有困難，因此，可以採取在各地區徵求代表性意見的辦法進行，而對境外藏人，則要有組織地全面徵求意見以最終確定結果。近年，中共在西藏的安全機構不斷查出從境外帶進西藏的“公決表”，說明公決活動一直在推動之中。

公決是使達賴喇嘛擺脫兩難境地的一條出路，但也同樣可能把西藏問題進一步推進難以破解的“局”中。即使是達賴喇嘛自己提出的“中間道路”最終能獲得公決的多數同意，他在與北京的談判中，從此也就再沒有了退讓的餘地。因為按照現代世界的民主規則，公決結果意味着最高的法律，任何人都不能違背和修正。對於篤信宗教的藏民族，達賴喇嘛在進行公決的過程中也許可以充當主宰民意的神，而公決一旦完成，他就將淪為公決結果的人質。既然他奉行民主原則，採取民主的公決形式，又把公決結果拿到全世界面前作為自己的行為依據，他的神性就由此而失，他的身份就只剩下執行民意的政治代表。那種時候，如果他的“中間道路”不被中國接受呢？那幾乎是肯定的。除了囿於公決結果，他就只能不越雷池一步地扮演一個道德形象了，再也不能去尋找別的打破僵局的辦法了。

大的歷史轉折和突破性進展往往是在強權威的主持之下才容易實現（包括西方民主制的實現），達賴喇嘛本來有這個條件，但出於他的民主理念，可能也有國際舞台對他的角色確定，他主動放棄對自身權威的利用。然而以民主的手段，把西藏的未來交給並不清楚民主為何物的大多數藏人，前途如何應該是帶着很多問號的。

另外，達賴喇嘛的年齡也是形成“局”的一個因素，生命有限，終點越來越近，而他追求的西藏解放前景渺茫，問題的解決遙遙無期。一生壯志未酬，誰也不會心甘情願。63 歲達賴喇嘛已經沒有多少靜觀待變的時間，他的耐心是否也已被流逝的生命消磨得差不多？他的心情從他與一位流亡中國人的談話可以得到反映。當那位中國民運人士表示中國實現民主後，西藏問題就能得到解決時，達賴喇嘛說：

我給您講一個寓言，佛祖釋加牟尼誕生後，有一個婆羅門會看相，他看出釋加牟尼未來會成為拯救人類的導師，但他自己卻哭了，他說“佛祖會完成他的偉大事業，但那個時候我已經死了。”那麼您看，西藏是否有這種可能性，即在未來民主中國出現時候之前一刻，西藏卻死掉了?

在為西藏自由而鬥爭的事業中，沒有任何人能夠在達賴喇嘛身後接替他的旗幟。這是西藏宗教轉世制度一個由來已久的問題。每位達賴喇嘛去世之後，都至少要等待二十年左右，他的轉世──也即後一位達賴喇嘛才能長大成人，擔當起西藏政教的領導大業。而那二十年時間，往往是脆弱和容易發生問題的階段。如果十四世達賴喇嘛不能在他此生解決西藏問題，他的死亡將使西藏自由事業群龍無首，很可能由此陷入內亂和低潮。即使下一任達賴喇嘛成年後有能力重整旗鼓，時間的浪濤可能已將藏人的戰鬥意志和世人對西藏的同情沖刷掉了大半。這悲哀的情景可能經常在達賴喇嘛的腦海中浮現。他目前身體不錯，加上善於養生，也許還有一二十年的時間，但是在歷史長河中，一二十年不過是彈指一揮間。對他這有佛之大胸懷的人，對此再清楚不過。他之所以要搶在中共前面指認班禪靈童，這樣一個動機肯定起了重要作用：按時間計算，在他去世時，現在的班禪靈童將已長大成人，他希望那班禪能夠在那時代替他，接掌西藏自由事業的旗幟。為了達到這個目的，靈童必須由他指認，才有利於形成這種薪火相傳的關係，而不會像以往歷史那樣，讓漢人把班禪當作對抗達賴的工具。

且不說達賴喇嘛走的這步棋是否會在將來產生他預期的作用，至少在他和中共的互動關係中，他這一次“出擊”的結果是使中共對他徹底敵視，從此再不留有餘地，雙方之間的“局”因此成了無法迴旋的僵局。中共自恃擁有一切──西藏的領土、人民與政權全在它手中，對達賴採取了徹底不理睬的態度，就是準備用時間來耗干他。中共同樣看到這一點，只要達賴喇嘛生命枯竭，西藏獨立勢力就會瓦解，再也難成氣候。

達賴喇嘛怎麼破這個“局”呢？怎麼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有所作為而不是白白被耗干呢？面對中共的不理睬，似乎只有採取更多的主動出擊，中共不談，那就不停地製造事件，打破沉悶，逼着中共做出反應，並且使西藏始終位於世界矚目的中心。因此，流亡藏人是不會容忍西藏社會從此變得安定的──儘管西藏境內的藏人正處於歷史上的最好狀態，儘管安定會使境內西藏人少受犧牲，也會使中共的壓迫緩解，但是中共統治下的西藏發生社會動亂，本身是海外流亡藏人從事西藏解放事業的最大資源。為了獲得這種資源，他們有很多理由去推動和操縱西藏境內對中共的反抗。

可以想象，如果達賴喇嘛一方有所“作為”，北京也一定要還以顏色，拿出更多的“作為”。就像兩個鬥毆的人，如果都不想認輸，又沒有外界力量進行制止，開始的你一拳我一腳，最後一定會發展到你死我活才見分曉──這就成了一個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