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憑几百萬藏人與十數億漢人進行戰爭，西藏永遠沒有取勝的希望。這個冷酷的現實長久地困惑那些為西藏獨立而奮鬥的人們。尤其今天的中國又在不斷變得更加強大，把西藏從中國統治下解放出去的前途似乎更為渺茫。可能正因為如此，達賴喇嘛近年改變了他的路線──西藏不能把中國人當成一個整體的民族來對待，而是需要分化對方，從中尋找自己的同盟。當年毛澤東分化了藏人，結果就把西藏擺布於股掌，鄧小平一不小心讓藏人重新整合為一體，西藏從此就問題多多。以強大民族對付弱小民族，都有如此區別，以弱小民族對付強大民族，就更應該把主要精力放在分化對方，從對方爭取同盟者，而不是不分青紅皂白地對之一概加以仇視和打擊。

1989年的“六•四”事件使中國大批反對派人士流亡國外，形成了中國人在海外的“民主陣營”，正是在他們身上，達賴喇嘛看到了爭取漢人同盟者的可能。

這種轉變對雙方來說都有一個過程。即使是達賴喇嘛，過去也把中國人視為彼此一樣的人。他的講話中經常用“中國人”這樣一個整體性概念。而漢人，即使是中共的反對派，也常常把“領土完整”視為不可討論的原則。拉薩那些在“六•四”期間組織示威遊行的漢人，當西藏大學的藏人學生希望與他們聯合行動時，他們提出的條件是絕對不許喊西藏獨立的口號。一位參加了天安門抗議運動的學生後來說，“六•四”死難者做夢也想不到他們流的血換來的是達賴得到諾貝爾獎，而他們如果活着，都會堅決反對西藏獨立。對此，藏人丹增羅布指責說：“當我與天安門的學生領袖們談起六四屠殺的時候，我們一起譴責北京政權，但當我提起西藏問題時，他們馬上又附和起中國政府。他們這是爭取的哪一門子民主自由……”

歲數較大的中國流亡者比青年學生的眼界寬闊一些，他們在“六•四”事件之後僅一個多月，就提出了“中國聯邦”的構想，開始考慮以聯邦方式解決西藏問題。1989年10月12日，中國流亡者的組織“中國民主聯盟”三個主要人物──嚴家其、萬潤南和林希翎在巴黎的“民聯”總部與西藏流亡政府駐歐洲負責人秘密會面，開始了雙方第一次接觸。同年12月4日，達賴喇嘛在巴黎與嚴家其會晤，雙方將其稱之為“歷史性”的會晤。

其後，流亡前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的嚴家其致力於“中國聯邦”的制度設計，提出了西藏與中國應該結為“邦聯式的聯邦”關係。用他自己的話解釋這個繞口概念的含義：“邦聯式的聯邦實際說了一個意思：歷史上西藏同中國歷代王朝的中央政府的關係最接近的一個模式，今天用科學語言來講就是邦聯式的聯邦。” 也就是說，他的主張就是中國與西藏回到清朝駐藏大臣式的關係。那雖然還是在達賴喇嘛的斯特拉斯堡方案內打轉，卻是由漢人主動提出來的，因此對藏人來講肯定應該視為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

1991年9月第一次中藏關係討論會在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召開；1992年在華盛頓召開了“中藏關係：未來的展望”討論會；1992年7月，中國流亡者首次派代表團訪問達蘭薩拉，會晤達賴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的噶倫。雙方的共識不斷增強。著名的中國持不同政見者方勵之多次表示，西藏獨立的問題應該由藏人自己決定，無論那決定是什麼，中國人都應該給予尊重 。

1994年，嚴家其與西藏流亡者方面的阿沛•晉美有一次會談。阿沛•晉美是中國政協副主席阿沛•阿旺晉美的兒子。他父親因為與中共簽署了《十七條協議》並一直擔任中共高官 ，被西藏獨立戰士視為“藏奸”。阿沛•晉美從小在北京長大，1985年到印度探親，又去美國上學，隨之便投靠達賴喇嘛，參加了西藏流亡運動。由於其具有特殊地位，精通漢語並熟知漢人，他現在已經成為代表西藏流亡團體與中國流亡者進行接觸的主要角色。在那次會談中，阿沛•晉美針對嚴家其的“邦聯式的聯邦”提出進一步設想：

給西藏二十年時間在聯邦里，二十年之後，可以實行公民投票，是繼續留在聯邦里，還是脫離聯邦。

對此設想，嚴家其給予高度評價，讚譽阿沛•晉美是一個非常有政治智慧的人，了不起。嚴家其個人對西藏去留的表態是：“漢藏只要能和平分離，我是贊成的，現在都贊成。”

1996年5月，一本被稱為“中國大陸知名異議人士第一次主張西藏人民自決權”的書在台灣出版。那本書是十一位中國流亡者寫的有關西藏問題的論文集。主編曹長青在前言裡這樣寫：

作為中國人，我們深深地為中國人在西藏的所作所為感到羞愧。因此，我們用此書祭奠在中國殖民統治下被殺害的藏人；也將此書獻給六百萬正在爭取自由獨立的西藏人民，作為中國知識分子遲到的覺醒，對西藏人民遲到的支持，和遲到的懺悔與贖罪……

曹自己的文章，題目就叫“獨立，西藏人民的權利”；三十年代即加入中共的流亡作家王若望表示，“西藏人民有選擇的權利” ；曾任“中國民主團結聯盟”主席、中國留美同學經濟學會會長的於大海表示：“如果西藏的居民大多數希望獨立，中國的民主政權應當同意” ；中國民主基金會的理事會主席沈彤主張以自由主義和個人權利的原則重新審視中國與西藏的關係；學者項小吉希望西藏的“或去或留都應以真實的民意為依歸，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 ……儘管有些作者對西藏獨立的問題仍然持謹慎態度，但是所有文章都譴責了中共的對藏政策，並表示應該給西藏更多自由。

按照民運雜誌《北京之春》的經理薛偉的總結，中國海外民運人士對西藏問題的態度可以歸納為三個原則：

第一是民主的原則，即西藏人民有權利決定自己的命運和生活方式，要承認他們的民族自決權，別的民族不能包辦代替；第二是和平的原則，即反對以武力解決任何統獨的爭端，決不能用軍隊去屠殺、鎮壓手無寸鐵的人民；第三是過渡的原則，如果在統獨問題上出現了很大的分歧，一時解決不了，可以通過長期的談判，在五年、十年之後，在平等和睦相處，互信互利的前提下，先實現西藏的高度自治……如果在這樣長期過渡後，西藏人民仍然希望獨立，認為做好鄰居比做親兄弟更好，西藏人民也可以通過公民投票決定自己的前途，中國的民主政府必須尊重西藏人民的選擇。

1997年3月，日內瓦聯合國人權大會開會期間，西藏流亡人士的示威集會第一次出現漢人的隊伍，雖然人數不多（37人），但是代表中國民運三個組織，在上萬人的集會人群中影響很大。著名的中國政治犯魏京生的妹妹魏珊珊等在集會上發了言，受到熱烈歡迎。這次活動標誌着中國流亡者與西藏流亡者已經跨過初期接觸和思想磨合的階段，開始了共同行動。

中國流亡者逐步產生對西藏獨立和民族自決的認同，一方面是他們在西方環境的薰陶下逐步接受西方視角和西方價值觀的結果。西方社會對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達賴喇嘛的熱情和崇拜，也使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染 ；另一方面是西藏問題無法被中國的民主運動所迴避，未來的民主中國不可能只給漢人民主，而繼續以中共的方式鎮壓少數民族。如民運人士在考慮未來形勢和策略時所認識到的：

如果那時民主政府仍沒有作出允許自決的承諾之思想準備，政府與藏人之間就難免發生衝突乃至流血事件。這對百事待舉的新政府來說，會是道義上的摧毀性打擊，弄不好會影響到政權的生存。

還有一個因素可能也有作用，當中國海外民運陷入低谷、資源出現短缺的時候，與西藏獨立事業合作可以帶來新的資源和新的“統一戰線”，以及西方人的歡迎態度。

對達賴喇嘛來講，這無疑令人鼓舞，是在與中共打交道徹底碰壁之後，漆黑前景中展現的一線希望。未來中國如果能夠由這些贊成給西藏以選擇自由的人上台執政，西藏問題豈不就有了解決的可能？

這些人怎麼才能在中國上台？前提當然只能是中國社會實現民主──西藏的未來就這樣和中國的民主前景聯繫在一起了。

對西藏而言，中國民主化的另外一個意義還在於，中國只要實行了民主，就不能不受世界“民主”秩序的約束和影響。那時，同情西藏獨立的國際心理和輿論就可以產生實質作用，迫使“民主”的中國政府不敢與之杵逆。藏人才會有爭取自由的空間和安全保障。

所以，為了西藏的未來，西藏流亡者就應該幫助中國實現民主，把中國的民主事業當成西藏爭取自由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還需要從現在就開始與中國民運人士聯絡感情、溝通意見、建立聯合，如果他們未來有可能成為民主中國的領導人，今天的投資就會在那時得到豐厚的回報。

1995年6月4日，“六•四”六周年紀念日，達賴喇嘛在達蘭薩拉發布聲明，把1989年的中國民主運動稱為“當代中國歷史上最令人感到鼓舞、感動和產生希望的事件”，堅定地與中國民主派站到了反對北京政權的一邊。這本來是不少流亡藏人出於與北京談判的策略而反對的。這種選擇反映了達賴喇嘛的戰略轉變。在聲明里，達賴喇嘛強烈地呼籲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民主運動和民主力量給予支持，同時表達了他對中國民主運動的祝願：

我強烈地認為，國際社會有義務對中國的民主運動提供道義和政治的支持……說到底，是那些有奉獻精神的，有勇氣的民主運動的成員們才會把中國帶入一個未來的自由和民主的社會。正因為如此，中國的民主運動應該得到一切幫助、鼓舞和支持。

……今天，當我們的中國兄弟姐妹們紀念1989年6月4日的大慘案時，我願藉此機會表達我對那些為這一偉大的國家的自由、人權獻出生命的人們的敬意。我還願為你們的那些勇敢的捍衛這些人類共同的和固有的價值而被監禁的同胞們祈禱，並祝民主運動成功。

1995年9月9日，達賴喇嘛在美國波士頓對四百多名中國學者和留學生發表演講，聲稱不願與中國為敵。

如果我們選擇與中國呆在一起，我們應像兄弟姐妹一樣一起生活。如果我們選擇分手，我們應該作一個好鄰居。無論如何，和中國保持長久的友好關係應該是西藏的一項根本原則。

在解決西藏問題時，我們不僅要考慮西藏和西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要認真考慮中國的利益。中國的戰略利益，經濟利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等都要考慮到。在西藏地區生活和工作的中國人的生命、財產、安全，他們的人權等要得到保護。他們未來的走向應該逐步和平、合理、妥善地協商安排。

在藏人內部，達賴喇嘛敦促他的同胞轉變對待中國人的態度，要求他們把中國人民與中共統治者分開，不要再提“漢人滾出西藏的口號”，而是要和中國人民一道爭取從中共的統治下解放出來，實現共同的民主和自由。

達賴喇嘛對中國民主派人士的重視程度，可以從他去美國參加“現代科學與宗教”會議的日程安排上看出，由於在美國的時間只有兩天，時間非常緊張，他因此拒絕了美國ABC電視“黃金節目”女主播戴安•索耶所要求的採訪，而同時，卻把僅有的一點時間給了中國民主運動的記者。記者後來這樣記述：

他微笑着，上前一把攥住我們的手，那瞬間的莊嚴和神情的交流，將整個空間充溢得鴉雀無聲。

他一直這樣緊緊地攥着我們的手，挽着我們來到隔壁一個小書房。我們的手生平第一次被人這樣長時間地緊緊攥着，而且攥得那樣有力量。在那一瞬間，感到從他那溫暖的手中，傳遞出真誠和信任……

那次達賴喇嘛接見的記者之一就是後來編寫《中國大陸知識分子論西藏》一書的曹長青。他現在已經成為中國流亡者中最堅定的西藏獨立支持者。

正如達賴喇嘛自己所說，他“始終以極大的關注、希望和期待注視着中國政治的演變” ，他把西藏未來的希望寄託於中國將發生蘇聯那樣的變化。如果那時中國民主派上台執政，今天播下的種子就會結出果實。理論上，這種期望符合邏輯。中國作為當今世界最後的共產主義專制堡壘，肯定擋不住席捲世界的民主化大潮，終要變化。然而中國民主化之日，是否就會發生蘇聯解體的情況，成為西藏自由之時呢？

中國與蘇聯有兩處很大的不同。第一處不同在於蘇聯的主體民族──俄羅斯人在蘇聯總人口中只占50%多一點，而中國的主體民族──漢族在中國總人口中占到了93%；第二處不同在於俄羅斯的領土占蘇聯領土的76%，而漢人主要聚居區只占中國領土的40%左右。從這兩處不同可以看出，根據民族劃分的國家解體，對於俄羅斯人和漢人，意義是不同的。50%的人口獲得76%的領土，與93%的人口只剩40%的領土，二者對解體的態度可能完全不一樣。而沒有主體民族的贊同或至少是默許，一個國家的和平解體就不太可能。

固然，問題不會極端到一個西藏的分離將帶動中國55個少數民族全跟着要求自治，但是至少新疆和內蒙古會提出同樣要求。它們和西藏的情況差不多，只給西藏特殊地位是說不過去的。而這三個地區的總面積超過五百萬平方公里，已經是中國領土總面積的一半以上。那麼，面對中國人口爆炸、空間擁擠、資源匱乏的狀態，哪一個中國當權者敢於放棄一半的領土呢？即使那時中國已經是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權，93%的漢人選票對掌權者的作用肯定更大。

有人會說，達賴喇嘛已經宣布了他的“中間道路”，並沒有要求西藏徹底獨立，中國民運人士答應西藏方面的，也只是“邦聯式的聯邦”，而非獨立。未來對新疆和內蒙古，頂多也是實行“邦聯式的聯邦”，那50%的領土，還屬於中國聯邦。
也許以達賴喇嘛的人格，說話是算數的。問題是，人格是不可以寄託國家前途的。法國記者董尼德在採訪達賴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嘉時，專門就達賴喇嘛的“中間道路”有過一段談話。

一點疑問也沒有，丹增曲嘉認為斯特拉斯堡的演說是最能夠說服中國人坐下來一起商談的建議。然後呢？這是不是走向完全獨立的跳扳呢？達賴喇嘛的弟弟搔着頭一言不語地看着我。很明顯地，他是在斟酌他可以說些什麼而不會給西藏的外交帶來困擾。經過一段考慮後，他決定了。他說：“我們先求自治。然後再把中國人趕走！就像馬可仕被趕出菲律賓一樣，就像英國人被趕出印度一樣！我們是為世代着想，為着後代子孫着想。自治將是個起步。”

連達賴喇嘛的弟弟都把“中間道路”當作臨時對付談判的緩兵之計，最終西藏還是要走向完全的獨立，可知其他西藏人更是會這樣想。即使達賴喇嘛本人是真誠的，他能否左右未來的發展，以及在他身後，西藏人將怎樣做，他已經是無法控制的了。

以嚴家其與阿沛•晉美達成的共識——聯邦實行二十年後，由西藏公民投票決定西藏去留──為例，嚴家其對結果這樣預期：“你（中國）做好了，西藏就留在大家庭里。” 這只不過是想象中的願望。所謂的民族自決從來都存在一個被誰主導的問題，主導者只能是其民族精英。前面已經講過，獨立可以使民族精英得到更多的利益，因此精英對獨立的熱衷總是高於普通百姓，而百姓又往往被精英所操縱，那種自決的結果其實不難想見。嚴家其所說的“做好了”是什麼？除非是源源不斷的巨額財政供養，別的好和不好都沒有共同標準。而那時要供養的就不是西藏一家，否則新疆和內蒙古也會認為你沒有做好，鬧着要和你分家。

所謂“屁股決定腦袋”（立場決定觀點）是被屢屢驗證的規律。即使中國民主派未來上台，可能也會改變現在對西藏的態度。就像當年中共也曾許諾給少數民族以聯邦地位一樣。一旦從反對派成為執政者，“道德”就退居次後，國家利益則理所當然上升為第一位。何況還有人給他們描繪了這樣的前景：

假如中國民主政府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允許西藏獨立，那麼中國將爆發一場新的“五四”運動，數億漢人將上街示威指斥民主政府賣國，軍隊則將打着“順應民意”與“維護國家統一與領土完整”的旗號發動政變，立足未穩的民主政府就會頃刻垮台。

而民主派若再食言，結果將使藏人積怨更深，西藏問題從此更難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