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口吃到演说家

这篇文章送给中国所有口吃的孩子。
“家”这个词不像英语随便用，中国人不太敢用，特别是自己称自己为“家”，主要是怕人见笑，名片上更不敢印，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收到过自称为“家”的名片。人去世以后，人们习惯把在某个行业做出特殊贡献的人称为“家”，看到这种称呼，第一个感觉，这个人已经去世。如今我自称为“演说家”，因为太为改掉口吃而自豪了，自豪得眼前不再有困难，自豪得一生只有光荣与梦想。

母亲节快到了，早早挂去越洋电话，再次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电话中我对母亲说，您和爸爸把我这一生安排这么好，特别是文革那一段，给了我最好的选择，十六岁时把我送进部队。如今国家富强，像美国一样建立社会保险养老制度，我将是这个制度的首批受益者。国家明文规定，一九九二年以前在国营企业（包括插队）连续干够十五年者国家代交十年保险，干够二十年者享受免费医疗。这是我奋斗大半生从来没有估计到的事，我把她称为上帝的礼物。我说现在别的什么都不想，只想有钱就花，平平安安多活几年。

作为父母，总想把世上最好的带给自己的子女，总想自己的子女长得聪明漂亮，但很多情况下不如人愿。都说上帝是最公平的，一直不把最好的只给一个人，把最坏的也只给一个人，如果摊上了不好的，千万别责怪父母，这就是命。记得在武汉赵家条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口吃，也想治好，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我问过父亲怎样才能治好结巴，父亲说吃猪尾巴能治好。从此，不论是在饭桌上干部食堂还是在商店，只要看见了猪尾巴，总会冲上去一把抓住塞在嘴里。有次舅舅带我出去，看见我见了猪尾巴就抓，说怎么这个孩子这样，服务员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孩子，他妈会过来结帐的。由这点可见，当时虽还没有自尊心，也知道口吃不好。

最近，我打电话问过空军大院当年的孩子王大黑子，他现在是北京著名训马师，富人圈中显山露水人物，我当年刚到空军大院时结巴吗？他说结巴很厉害。我又问到底结巴多厉害？他说每说一句话都结巴，小脸憋得通红。当时只顾和大孩子玩了，还没有把口吃一事放在心上。

后来上学了，看着班上的小朋友被老师叫起来背课文，一个个背得有快又好，把我叫起来结结巴巴，半天还背不完。开始老师以为我理解能力差，我说不是的，一个人的时候背得很好，一叫我站起来就紧张发慌，越慌就越背不出来。老师发现了我的缺陷，总是最后一个叫我，或干脆不叫我。记得刚上小学的时候，一个人告诉我，练唱歌能改结巴。是这样，唱歌的时候能够唱下来，从来没有结巴过。现在当年的小同学还记得我当年唱歌的声音，实在没个调，该高不高，该低不低。

到了小学高年级，开始有了强烈的自尊心，口吃变成了一块心病，每次上语文课，都像过关一样，最怕老师叫起来对话回答问题。为了改口吃，我在家里每天一个人读报纸，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一直读得很好。但是一发现有人站在旁边，一看到别人的眼神，一下子就紧张一起来，开始语无伦次，后来索性话都说不出来了。父亲看到我这个样子，说嘴里含着一个小石子能治口吃，我没敢试，万一没练好，咽到肚子里怎么吧。父亲还说胡耀邦讲话也结巴，胡耀邦在延安讲党课的时候，嘴巴里喜欢含一个石头子，还喜欢打手势。后来我还真没听说过有人说胡耀邦讲话结巴，看样子口吃能改好。

文革开始了，学校停了课，我也解放了，不是我不爱上学，而是上学课堂发言压力太大，还是自在一点好。重要的是，口吃的人有一种自卑紧张的心理，需要不断地改换环境，慢慢我又发现，同原来认识的人在一起说话聊天，总是格外地紧张，遇到一些新朋友感觉要好得多。那段停课时间，我总会尽可能地认识一些大院外面的新朋友，同新朋友在一起，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过去的老底儿，慢慢地能完整地表达一些句子出来。

我十六岁当兵，那时已经快成年了，同农村来的孩子在一起，每天都有居高临下的感觉，口吃也变得好多了，但是一有领导干部在场就显得特别紧张，结巴也开始了。特别是政治学习发言，有不少干部参加学习，轮到我又开始紧张了。那年头政治学习特别多，每天不是读报纸就是表态。我试了试读报纸还行，因为我从小在家里练过，发言不行，有时一看到快轮到我了，赶紧借口上厕所，回来时政治学习已经结束了。我总想在部队干出个人样来，知道部队培养干部除了其它机遇外，真正的硬功一是会说，二是字要写得好，因为那时部队的文件全部是手工抄写。

一年以后，中队领导安排我当团支部副书记，每月都是我写总结，指导员在全中队战士团员会上宣读总结，开始让我读我不干，指导员只好自己读，我发现他故意读错，把“五月” 读成“王月”。后来的一个月，指导员不在，参加会议全部是农村来的战士，我顿时感觉到是个机会，没有一个干部在，一定要把总结讲好。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而且大家还说讲得很好，都听明白了，我真想偷偷问一声：我讲话还结巴吗？

我发现在农村战士面前侃山是绝好的矫正口吃的机会，我开始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串，这个房间看到，拿到另外一个房间卖。我说自来水说是自来，用完了一定要关上；关灯要拿手关，一定不能拿嘴吹；电灯一定不能用来点烟；坐汽车一定要坐在后面，不能坐在前面的保险杠上；吃药要分一天三次吃，不能一顿把一包药都吃掉。有这些经历的战士脸红得想找个洞转进去，其他战士哈哈大笑。

矫正口吃还需要不断地改换环境。一九七五年我到了空二十九师，领导发现我能说会道，普通话讲得好，安排我当批林批孔理论小组组长，专门上辅导课，不过那时我已经没有恐惧感，我知道如果顺利的话，下一步该当指导员了。那时战士文化水平都不高，我说什么就听什么，有的战士还记着笔记，我不胜荣幸。几十年后听于丹讲《论语》，那才叫精彩，我当时真会糊弄事儿。

为了练习交际，我利用在府山住着的极好机会，尽可能多接触一些当地老百姓，当然少不了每天胡抡乱侃。府山上有个天津来的张医生，后来他做过空军天津医院副院长，那人非常会说，是个典型的“卫嘴子”，我同他成了好朋友，经常在众人的吆喝下，开始嘴战，比谁最能侃。有一次，我俩约好上街，比赛在一百米内，看谁碰到的熟人多，结果他碰到十一个，我碰到四个。那时候的二十九师已经没有人觉得我讲话结巴了，只说有股特殊的味。

有时候碰到的命运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国家恢复高考后，我不得已选择了英语专业，在口才上我实在没有天分。走进安大的教室，我又开始紧张了，我当班长，每次上课要向老师报告，每天还要站起来背课文，开始几天还行，后来一着急又说不出话来。最早教课的是尹老师，他很客气，说我说英语“断句”太多，以后要改进，我知道自己的老毛病又犯了。根据以往的经验，唯一的办法就是换一个班，黄书记十分通情达理，也不问为什么，马上同意把我从六班换到一班。当时换班一事一直在同学中是个悬念，这实在是不得已的选择。果真，换班后效果很好，新班的同学把我当成了优秀学生，紧张劲儿没有了。

大学毕业以后又遇到我国前所未有的改革开放，我在从事航空维修理论研究的同时又要担任许多大型项目的口译工作。能够口译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关系到今后能不能安排出国，不过那时老一辈的领导许多一点英语也不懂，我说什么怎么翻，大多找不到一点感觉。往往一个重大翻译之前，我先暗暗做好两方的工作，对外方，说明自己只学过几年英语，你们发言一定要慢慢讲，对略懂一点英语的中方人员，说你们千万别说我的口语不好，否则，我在你的部长面前说你的英语不好，今后别想出国。这两招还真灵，那几年在空军专业系统都把我当成了难得的专业人才。

到了九十年代，我下了海，上面已没有管我的领导，只剩下天高任鸟飞了。那几年我的心情极为顺畅，想开心就开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语言表达能力逐步走向炉火纯青，我说白的，别人不会说黑，我说什么别人就信什么。那时我参加教委举办的设备订货会，推销自己开发的计算机语言教室，这种能力表现得淋漓尽致。我代表合作的是一个校办小厂，就这个背景常常是满载而归。

来美国前夕，我在南京多年的朋友邀请我两下江南，欣赏江南秋月美景。一天在苏州歌厅，我想起了白居易《琵琶行》里的名句“江州司马青衫湿”，我突然当着老板们和当地包工头的面放出大话，过一会儿，歌厅的女领班进来，我只用十分钟就能把她说哭，有的人信，有的人不信，大家都坐着等着结果。女领班姓王，四川人，一般这种情况来到异地歌厅打工都有不幸的婚姻，还没说话我已经猜到八九不离十了。果真是这样，她的丈夫是个警察，每天不着家，时间长了在外边有了相好。我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我们俩是同病相怜，他乡遇故知啊，我看她呜咽哭泣起来，我立刻大笑，全场男女都笑了起来。

到美国康州纽黑文开酒荘后，我发现不少美国青年小伙子也口吃。因为我有着相同的经历，总是耐心地听他们把话讲完，脸上绝对不显出一点点笑意，他们在开口要酒的时候，也总是看着我的眼神。同在国内一样，我还没有发现美国女子口吃的，这可能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特点，我真想告诉这些美国小伙子，女人不结巴，男人一定可以改好，但最佳年龄应该是二十五六岁之前，说不定还会成为优秀的演说家呢。美国总统林肯一直讲话结巴，但美国人就爱听他的讲演，选他当总统。

美国著名学府耶鲁大学在纽黑文，不少才华横溢的中国人在这里工作和学习。每逢节假日大家喜欢聚在一起，喝酒聊天一解乡愁。开始大家不太了解我，把我当成了大老粗，喜欢在我面前摆弄自己的学历和房子，聚会时也喜欢叫上我。每逢碰到这样的机会，我总是不停地大侃，其他的人很少有插嘴机会，有一次，碰上山东大学英语78级聚会，有一位还是香港中文大学教授，论名分他们应该靠前，我感觉棋逢对手，那天我从中午十二点一直侃到晚上十二点，我发现大家还是听得津津有味。过了几个月，我打电话问召集人，还有没有类似高水平的聚会，那位召集人说，没有了，现在大家都忙，就是有也不敢再叫你去了。

如果说我对大陆人说话还算客气，对台湾来的中国人一点面子也不给了，在我的眼中，他们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早几年来美国吗。有位郑先生，随父母从大陆去了台湾，自己又早早到美国留学，他和夫人喜欢开着名车到纽黑文的教会讲解圣经。在我面前他爱谈神的大爱让他获得了一切，我也特别喜欢通他交流讨论圣经。令他最不满意的是我的问题太多，好像是我在组织学习。一年后，好像给他侃急了，突然心血来潮，两口子把中文查经换成了英语查经。可能他们没有想到，正好撞在我的枪口上，两次英语查经后，两口子借口忙再也不来了。这件事我总觉得对不住郑先生，也四处寻找他，想当面说句对不起，我想郑先生如果知道我原来是个口吃讲不出话的孩子，一定会原谅我的。

今天，我可爱的中国繁荣富强，让我们每个华人都挺起了腰杆，牛皮可劲儿往大了扇。我的小酒荘附近有个美国民众讲坛，一个月聚会一次，那里的美国人特别喜欢听我的讲演看我打的手势。我一个月换一个主题，这个月讲的是美国经济，这是他们最爱听的，因为现在美国经济不好。我说，十年前美国经济已出现不好的先兆，克林顿政府给了像我这样的生意人五千个L签证，我们来美国后，开公司的开公司，买店的买店，我们该干的都干了，美国经济还是这个样子，比以往更糟，现在只有美国兵可以出国了。

美国人听后哈哈大笑，笑声里不免夹着心酸。

05/08/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