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达赖，民族，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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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如果想要从达赖入手解决西藏问题，我们有有两种选择，一是和达赖接触；这个行为我们从来都没有中断过。二是拖着，等达赖挂掉。
这两种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搞定了达赖之后，对于失去了所有力量依靠的藏独势力都是最解决问题的釜底抽薪。即使那个时候依然有国外的反动势力给予残余的藏独分子以支持，但是与国内藏区没有经济，政治和宗教上联系的藏独们无疑就是无根之萍，除了慢慢枯萎之外不会再有别的出路。所以说这两种方案都是源于同一个思路，即是切割达赖和藏独势力的关联，将藏独势力对国内唯一具有影响力的部分去除。只要干好了这个，余下的小鱼小虾不会再有翻盘的希望。
但是不管是和达赖接触招安，还是拖着等到达赖死去，都有着很大的缺陷。招安达赖的缺陷在于：达赖不单单是代表自己一个人，如果达赖只代表达赖的话，或许当初他根本就不会出逃。而现在达赖背后的推手是比59年时期只强不弱，想要招安达赖的可能性实在很渺茫，而且一不小心还会背上一个绥靖卖国的罪名。
而第二种方案尽管更显得强硬，但缺陷在于达赖死后，藏独势力很可能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寻找到一个新的达赖。当然中央也一定会针锋相对的自己册立一个达赖，或者宣布达赖永不转世。但是只要藏独势力自己推选了一个达赖的话，就意味着达赖和藏独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依旧在西藏上空如幽灵一般游荡。而一旦新达赖被藏独势力和西方推手完全控制，那么事态有可能向着激化发展！
四，双方的优劣
综上所述，达赖越是临近死期，就越是西藏问题上各方角力的最重要时期，是一次难得的契机。如果能够把握好这个机会，中国将能够成功的解决西藏问题。但如果在这次洗牌之后没有能够拿到好牌，那么西藏问题不但解决起来将遥遥无期，甚至会在短期内变得激化起来而给中国的西南疆造成长久难以弥合的创伤。须知一旦事态扩大，很难不向新疆问题那样向着族群矛盾发展，而一旦矛盾被我们的敌人成功转移成了族群矛盾的话，那么留给后世的将是几代人的不得安宁和离心力的倍增。
在这波涛汹涌之中，达赖的一席话还是很值得玩味。他就曾经就自己死后的事情发话过：或许我不再转世了。这说明达赖心中还是有为藏人考虑的因素存在，甚至不惜不排除对打着他这面大旗的藏独分子们挥刀自宫的可能性。因为达赖也知道，他身边的这些藏独分子依旧是烂泥扶不上墙，整体素质恐怕还不及当初和他一起叛乱出逃的那些破产奴隶主，这些眼睛只是看着自己私利，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人的所作所为和新中国在西藏所取得的成就，曾经的进步青年达赖的心里，是有自己的一杆秤的！
不过不论达赖个人如何，他现在已经无法代表他自己了，所以对于与达赖谈判，基本上不看好，因为牵制的因素过多了一些，很难得到应有的效果。而且要谈的话，达赖只能够以他的神格来谈，而不能以人格来谈！
但是由于牵涉到民主白人反华势力，所以和达赖谈判是一条很艰难而且不太可能取得任何成就的道路，那么我们是否有别的方法去解决西藏问题呢？当然有。在谈到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我们应该先来分析一下双方的优劣何在。
达赖方面的优势在于两条：一是达赖的神格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都回影响到西藏问题和西藏的居民。二是国外民主白人们为了牵制中国而对脏度分子们的支持。
不过达赖以及脏度分子们的劣势也很明显：除了达赖的神格之外，他们已经失去了在藏区的一切根基。
再来看看我们的劣势在哪里：首先达赖的神格是我们无法用常规手段清除的。然后西方民主白人们人多势众，声势逼人。在国际能量上中国无法和这么多轮番出来唱红白脸的家伙们抗衡。
但是这些劣势和我们的优势相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西藏切实的是在我们的手中，而且予内地的各种联系越来越紧密，不可分割！
所以个人觉得被动的见招拆招，还不如以我为主，自己抓住事件的主导权来行事，要主动出击，不要为了一时的相安无事而将麻烦留给后世。所谓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政治民族事务上再小的麻烦不解决，随着时间推移一定会变成大麻烦。在西藏的土地上，一些小麻烦就一直没有断过，我们的一些幼稚的举动，则加剧了这些小麻烦，让这些小麻烦有逐渐向着大麻烦转变的趋势。而这些麻烦的拐点，就是在藏区进行的予内地无差别的拨乱反正，以及民族工作方针的转变。
拨乱反正在全国来看当然是正确的，但是放在西藏以及新疆这些特殊的民族区域，就显得相当搞笑了。拨乱反正的受益者都是所谓的精英们。在拨乱反正之前，这些精英们所代表的整个精英阶层已经被彻底摧毁，使之只能够依附于政府和人民。可是这个阶层虽然在人民的对立面，但是组成这个阶层的精英们却有着普通人们所没有的知识量和操作社会资源的能力，对国家的意义重大。
所以当初在击溃这个阶层的同时，并没有将他们完全消灭的打算。打倒与拨乱反正就好像是国家机器的一个巴掌加上一颗糖，圆搓扁捏，加以收服。而这些精英们固然失去了自己能够攫取最大利益所依靠的阶层，但是凭借他们自身的能力，在拨乱反正之后，他们依然可以依靠着自己的个人能力活得不错，同时为社会做出贡献。
但是在西藏，这个情况就又不同了。当年西藏的那个所谓精英阶层，其腐朽程度举世少有，而他们很多人的水平基本上略等于无。更为重要的是，内地的那些接受过高等教育，在思想上更加先进的精英们在被反正之后，虽然很难恢复往日荣光，但依旧可以依靠自己的本事活得很好，能够很快的适应这个社会，具有妥协的可能性。
而西藏的那些精英们大部分除了剥削压榨之外，别无所长。即使反正了，也无法再回到以前的生活水平上。再加上他们落后腐朽的思维惯性，所以想要和他们和解，简直是愚蠢之极的事情。因为他们想要的，你不可能给与他们。而且他们除了神格之外，也根本无法适应这个飞速发展的社会。而你想要在剥夺了他们赖以享受的一切腐朽根基之后，再给两个虚衔，就希望他们能够感恩戴德的在面子上给你一个好看，然后混吃等死。这样的想法不知道是在将别人当白痴，还是自己本身就是白痴。
五，西藏问题的解决方法
西藏问题是一个国际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国际社会都是由人组成的，所以说白了西藏问题也就是人的问题。
人有很多特性，有一个很显著的特性是，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只要有几个人，他们之间就会自绝不自觉的分化成一个个的小圈子。在一个多民族的地区，在不自觉的情况下，老百姓划分自己圈子的重要标准就是民族。
是否和自己长相相似，是否和自己习俗相同，是否和自己信仰一致。这其中的原因不是我要在这里研究的，但是很显然，这样的民众自我甄别是人的本性，并非随意的非系统的几句“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的歌唱的好的。
而另外一个特性，人总是不知道满足的，他们永远觉得自己理应获得更多的东西。特别是在浮躁的社会风气之下，特别是在民族区别日益显著的情况下。或许老一辈的藏族同胞们还记得相当清楚，在59年的前后自己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是在新的环境下生长起来的藏族同胞们却完全不同，他们眼里看不到当初中央政府是怎么将自己从暗无天日的农奴制之下解救出来的，他们眼中看到的只有在各方面都领先于自己的汉族人在西藏过的比自己好。
而我们自己对于意识形态方面宣传的削弱，自己对于宣传阵地的丢失，使得明明是政府和各地群众对于西藏的无私援助，变成了汉人抢走了我们的钱财，占领了我们的土地，却施舍一样的给我们残羹剩饭。这怪谁？宣传阵地在那里，你不去占领，别人铁定要去占领。
对于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大家的意见主要有同化，世俗化和实边。可毕竟藏族和汉族都是相当大的民族，想要弥合双方之间的差异几乎是不可能的。所谓同化的策略是好，但根本不太现实。所谓世俗化或许可行，但是世俗化之后的藏族，你不可能不保证他们的注意力不更多的转移到民族区别之上。而像迁移足够多的汉族人去新疆那样的实边西藏，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也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
那么和达赖谈判的前景堪忧，其余的各种动作都受到极大限制。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否就束手无策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办法当然有，那就是要通过宣传，告诉藏族同胞，到底是谁给了他们新的生活，究竟是中央政府对他们更好，还是那些妄图反攻倒算的奴隶主对他们更好，到底是在谁的领导之下，他们能够取得更多的利益，得到更大的实惠。而这种宣传要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毛主席有一句至理名言：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因为社会是在矛盾斗争中不断前进的，一个具体的时间段里，每个社会总是会有这样那样不同的矛盾，并且一定会有一个主要矛盾。而这种矛盾总是客观存在的，并不是可以消弭的了的，只能够通过偏向性的宣传，来将一种矛盾淡化，而突出另一种矛盾。
由于民族分别的显著不同，所以如果我们对于以上的矛盾论认识不足的话，很容易就会让民族矛盾成为西藏地区的主流矛盾。在今年的314事件当中，有一些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得到政府无数好处的年轻藏族同胞们只是因为一句“是藏族人就跟我们来”的话语，立刻就在一分钟内从一个普通公民完成了向暴民的转变。为什么？大家或许一开始不理解，但是在看了我上面的分析之后，希望大家能够对这样的情况有一个相对的了解。
而我们现在是应该在西藏等特殊地区，重新拾起一点阶级斗争的武器来了。如果有些右右们很讨厌这四个字，那么没有关系，我们换一个说法：那就是我们应该转移藏族同胞们的视线，让他们将眼光从“藏汉不同”上，转移到“那些藏独组织与中央的不同”上来。要知道，现在的西藏是在我们的手中，他们的教育方针，也是控制在我们手中，年轻的西藏人怎么思想，怎么看问题，我们应该拥有最大的发言权和先天优势。有如此便利的资源而不知道运用，是极大的失误！
胡思乱想之下，随便说了一些自己对于西藏问题的看法。本来这个作业很早就答应了杀狗和委员大大要交的，但是因为工作上的缘故一直拖堂，写了十来天才告完成，真是不好意思！
一，现在西藏问题的由来
西藏问题由来已久，但要是追根溯源的话，真正埋下祸根，还要从当年全球找殖民地的英国人说起。在一个地区进行挑拨，唆使对抗，英国人，以及英国人的西方同伴们玩的驾轻就熟，印巴，阿以等等，都是它们的杰作。当然这也包括西藏。当时具体的情况在这里就不深入的说了，因为经过百余年的时间，很多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我们只谈现在的状况。
因为西藏的地形所限，在没有进入现代化之前，中央对西藏的控制一直不甚得力，而西藏和内地的交流也受到极大的阻碍，于是西藏就显得独具一格。大小活佛，政教合一，农奴制度……旧社会西藏的情况相信大家都很了解，这里就不废话了。
极少数的农奴主和僧侣过于残酷的统治着绝大多数的平民，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事实。这样的情况即使是在中国的封建时期，在中央政权控制范围内也是不被允许的，更何况是在新中国。但是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性，中央政府还是和西藏上层签订了十七条。注意，此时和中央政府签订十七条的人，所代表的仅仅是西藏的上层人士。这个上层人士的区分和比例是怎么样的呢？占西藏人口不足5％的三大领主，其中包括贵族、地方政府官员、高级僧侣，占有西藏95％以上的土地和生产资料；而占西藏总人口95％以上的人为农奴和奴隶，他们没有人身自由，更谈不上有什么生产资料，任凭被买卖、处置。
也就是说，当初在签订十七条的时候，西藏方面的贵族们根本就没有将自己的属民当作人来看待，对于这个终将剥夺它们特权的条款，它们根本就是一种侥幸的城下之盟的心理。首先它们中的大多数不相信自己的属民们会觉悟，其次，它们以为西藏天险阻隔，中央驻军难以持久，而且也不想和西藏上层翻脸。它们觉得，中央想要统治西藏，最终还是要依靠它们的力量。可以说这些思维还处于奴隶社会末期的衣冠禽兽们，大脑里面根本没有任何契约思想的约束。它们签订十七条的目的只是为了将这次兵临城下敷衍过去！
对于西藏的稳定，中央一直是相当重视的。十七条可以看做是一个缓冲，就是为了避免交接中西藏过于动荡。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看的明白，只要将群众们教育觉醒了，西藏的问题，自然会有西藏的人民自己去解决！至于三种贵人，毛主席的看法很简单：西藏贫瘠，你剥削别人也是这么一点钱。我们中央养你们也一样是这么一点钱。为什么你非要剥削别人才舒服一点呢？
于是到了59年的时候，在中央的扶持下，已经觉醒的西藏底层人民，还有那些受到先进思潮影响的西藏年轻贵族们已经改变了西藏政治力量的对比，已经压过了那些吃人肉，喝人血的衣冠禽兽们。
在十七条里有明确规定：“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事宜，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之。”
可是当占人口绝对优势的西藏人民提出了自己要求平等，要求人权的政治诉求的时候，那些就是脑袋转不过弯子，非要吃人肉心里才好过的奴隶主们，开始了它们自以为是的反扑。就和它们当初签订十七条的时候根本想不到在几年的时间内，温顺如牲口的农奴们居然会翻身提出诉求一样，到了59年的时候它们依然不自量力，于是很傻很天真的它们的结局自然是很惨很落魄。屁滚尿流的逃到了印度并且受到庇护。这就是现在的脏度的主要骨架和大脑的由来。
所以可以这样说：那群脏度分子，其实就是一群妄图反攻倒算，每天不吃人肉就浑身不自在的破产奴隶主而已。
当然，从59年到现在，一直在招降纳叛，藏污纳垢的脏度组织又吸收了很多新血。而同时老一辈的逐渐退出和新一代出生在国外的青壮派的掌权，脏度分子骨干的成员和成分发生了一定的改变。但在根子上它们是改变不了的。同样，西藏问题的主体矛盾的双方也是改变不了的，那就是“妄图反攻倒算的破产奴隶主以及它们的后代、走狗，和取得新生的全体西藏人民，以及绝不允许祖国境内存在着人吃人现象的全国人民的矛盾！”
二，特殊的达赖
前面的第一部分大致的说明了西藏问题的由来，主要矛盾和敌我双方的组成。现在我们再说一下达赖这个特殊人物。
在新中国建国之后，作为一个年轻的，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贵族和宗教领袖，达赖和中央政府是有着很长一段时间的蜜月期的。但是最终他的出走，有人说是因为中央对西藏的文化灭绝，有人说是因为共产党对于藏传佛教的毁灭，有人说是因为汉人回人对藏民的民族压迫，反正种种负面舆论从达赖出走之后就没有停止过。
不过现实总是最好的辩手，从49年以来对西藏文化的保护和发展，班禅在国内和藏区的地位，以及藏族人民生活状况的大改善我们可以看的很清楚，那些歪曲和转移西藏问题主要矛盾的混蛋们的胡言乱语纯属放屁！根本就是在为脏独分子们开脱或者是完全在反党反华。
那么达赖为什么会出逃呢？因为达赖他的地位和身份决定了，他不可能在59年那样的事件中独善其身。达赖从在西藏诞生的那一日起，他就不是一个普通的生物人了，身兼西藏最大贵族和最有权威的宗教活神两种身份的达赖，他所代表的，永远是西藏的上层阶层，就好像内地封建社会的皇帝除了代表皇族之外，更多的还是整个地主阶层的代表一样。
所以在59年的那次斗争之中，达赖可以说一直是有些犹疑不定。一方面作为一个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年轻人，他在之前的某些时间段里面表现出了一定的进步性。任何一个和政治沾边的年轻人总是会有一段时期里希望普天下所有人都过的开心快乐，达赖也不会例外。
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的社会性决定了他不可能像一些年轻的西藏贵族一样直接投入到人民和党的怀抱，因为他再怎么有自己私人的想法，可是他身后的利益集团的能量和对他的影响力，远远要比他自己大。59年的事情，很多资料都有描述，达赖的出走，很有一些裹挟的味道。甚至在就要出逃的前夕，达赖还曾经问天买卦，以及他后来愤怒的宣布雄天是假神，这更说明了达赖的内心是有一定是非分辨能力的。
但是很可惜，有一句十分狗血的话却有着颠扑不破的真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你能够说达赖不是一个悲剧的牺牲品吗？可是他那奴隶主大头目，宗教大领袖，活神仙的身份，以及西方，苏联，印度等先后对中国有极强敌意的势力的插手决定了他只要一踏出国门，就没有办法回头的结局了。
宿命一说，虽然虚无缥缈，但在很多时候都是有迹可循的。这并非是冥冥之中的命运安排，而是两种社会制度的角力的结果。当那些腐朽的势力在即将退出历史舞台的时候不甘心的发起反扑之际，作为它们的大头目，达赖他实际上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历史的巨轮，非是人力可以左右，即使你有再高的地位！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党，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政权，中共从没有将达赖一棍子打死。这不是达赖个人魅力的问题，而是一个成熟政党的格调问题。中共一向认为：消灭一个特定的重要人物意义不大，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彻底消灭它们生存的土壤和基础。在这一点上，中共的手段虽然不至于无人能出其右，但却是世界上做的最好的几个群体之一。
也就是说，想要解决西藏问题，根子其实就在于：我们要如何将ZD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铲除。
三，达赖和藏独
就目前而言，ZD的生存土壤在国内实际上已经基本不存在了，但是根基却依然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群以破产奴隶主及其子女为骨架和大脑的分裂分子，他们当初是为了不失去吃人肉喝人血的特权才叛乱，才出走。不过事到如今，连他们自己也十分清楚，想要再恢复他们一开始的诉求已经是不可能的了。于是他们的口号开始改变，这群当初因为反人权，反自由而自决于西藏人民才被赶出来的丧家之犬，现在居然恬不知耻的喊起来了自由，民主。其诉求之荒谬，举世罕见。
其实这样的事情如果是在一百多年前，达赖等人早已成为历史中的一个名词，不复存在。但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这件事情就参杂上了许多其它的因素。
在59年，直接激发起那次叛乱事件的导火索——也就是对西藏的土地分配和社会形态强行改革的那一次事件中，实际上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达赖以及藏独集团所赖以生存的根基就已经被彻底清除了。
但是这群本应该是秋后蚂蚱的家伙们能够一直像蟑螂一样顽强的生活到现在，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在固有的生存条件消失之后找到了新的生存土壤。这些生存土壤正是49年以来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反华反共势力出于对中国遏制的需求，对于任何能够给中国带来伤害的势力或者个人以支持。正是由于这样的国际气氛，达赖以及藏独分子们今天做这个的儿子，明天舔那个的屁股，得以苟延残喘至今。
而这种情况在今年显得格外突出。从这一系列自由民主白人们夹带私货的行为中我们可以看出了一点端倪。达赖以及藏独依旧是希望以破产奴隶主的身份与全国人民对抗，但在现在他们已经不单单是代表着那个破产的奴隶主阶层，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在被反华的民主白人们当成手中的一件武器！
所以虽说我们一直反对将西藏问题国际化，但是西藏问题却已经国际化，我们不得不改变思维，既要避免被国际上的竞争对手利用西藏问题大做文章，但是又必须换一种思维，在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和框架内去解决这个问题。
西藏的问题即使没有国际背景，也相当的错综复杂。而这个复杂的焦点，其实并不是在藏独势力们的身上。因为不管这些藏独势力叫嚣的多么凶，也无法改变两个事实：一是他们在国内缺乏根基，二是他们的智商和水平实在低劣。
将这些条理理顺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看出当初被雄天忽悠了一把的达赖在整个事件当中作为核心纽带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要解决现在的藏独组织，还是要在达赖的身上着手。其它小喽啰的则只是体肤之痛，不足为患。
在前面我已经分析了，达赖并不是一个正常意义上的人，而是身兼西藏宗教领袖和破产奴隶主领袖的双重身份。后一个破产奴隶主身份不足为虑，没有任何大不了的，可是因为西藏的特殊性，达赖的宗教领袖身份在59年至今的快50年里一直没有遭到根本的动摇。而现在达赖的所有能量也全都来源于此。而达赖的这个根基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是难以被动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