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博树：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显示此图像。您的浏览器可能不支持显示此图像。 2008-05-03 11:39:00 　　来自: 棹.chan

　　 提示语：西藏问题，关乎人权、道义，也关乎中国未来。此言绝非危言耸听。面对严厉新闻管制下的信息缺位和海内外汹涌的“爱国”狂潮，以清醒、理智的态度正本清源，找到西藏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探寻它的解决途径，是吾辈的责任。于是才有此文的草成。
　　
　　
　　
　　3月份以来，西藏与奥运搅在一起，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国内短视的政治家沾沾自喜于煽动民族主义的小伎俩，一方面操控国内舆论，用所谓“主流民意”对抗国际社会的批评，另一方面抓紧对藏区的整肃，以期平安度过奥运。殊不知，今天的西藏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未来的重大的危机因素。解决西藏问题需要大勇气、大智慧，小伎俩则可能葬送西藏，也葬送中国。
　　
　　西藏问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
　　尽管当权者不愿意承认，我还是要直言，这个令中共领导人头疼的问题，究其源，实在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自己一手造成的。
　　我们不用把历史扯得太远。从元至清西藏政府与北京的关系是宗属关系还是平等关系，学界有争议，我们可暂且搁置，不去管它。重要的是1912年以后的西藏确实有相当长一段时间处于事实上的“独立”状态。这种状况直到1951年西藏地方政府与北京中央政府签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条协议，才宣告结束。虽然这个协议也是城下之盟的产物（昌都之役解放军重挫藏军，已经打开进军西藏的大门），但总的讲，协议内容是温和的，也是建设性的。协议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认可西藏的现行制度不变、达赖喇嘛的地位不变，可谓当代中国最早的“一国两制”。1954年，19岁的达赖和16岁的班禅双双进京参加第一次全国人大，成为毛泽东的座上宾，被分别安排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前途似乎一片光明。问题暴露始于1955年。毛泽东的乌托邦社会改造工程从这一年开始加速，并迅速从内地波及昌都和川、滇、青、甘各省的藏区。这些地区不受十七条协议的约束，“民主改革”轰轰烈烈。激进的共产党地方领导人试图将“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一次完成，“一步登天”，强力打击农奴主和他们的“代理人”，没收寺院的土地、财产，大力推行集体化，诋毁藏人的宗教信仰，强迫上层人士和喇嘛僧人“改造思想”，结果引起藏人的不满、反抗。1956～58年，各地藏区武装叛乱从小到大，此伏彼起，但旋即遭到解放军的强力“平叛”、“会剿”。数以万计的康巴和安多藏人西涉金沙江，逃进西藏，这就为1959年的拉萨“叛乱”埋下了种子，也为这样的“叛乱”何以能够发生、乃至何以必然发生提供了最基本的历史线索。
　　后边的事情就不用细说了。拉萨“平叛”胜利标志着中央政府用武力获得了对包括西藏在内的整个藏区的绝对控制权，也标志着西藏快速进入“社会主义”的开始。象我这个年龄的中国人是听着“雪山上升起了红太阳”之类的歌曲、看着《农奴》这样的电影长大的，那时真的相信在党的领导下“翻身农奴”们早已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后来看了大量材料，才知道这些宣传有许多不真实的地方。中国共产党的党专制体制，领导人的无知、狂妄，以及他们在藏区推行的一套极“左”政策，给西藏僧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1962年，位列“国家领导人”的班禅喇嘛致信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痛陈他所看到、听到的藏人经历的种种苦难。由于班禅绝无反对共产党领导之意，而是披肝沥胆向党反映藏区真实情况，所以这份被称为“七万言书”的文件可视为那个年代描述藏民苦难状况的可靠文本。不妨在这里摘引几段：
　　
　　――关于在藏区开展“阶级斗争”：“大部分或者不少地区，干部对运动是否细致和质量好坏不加考虑，一味地追求轰轰烈烈和恐怖尖锐，不看打击是否准确，而把规模和数量作为主要的目标”，打击了很多不该打击的人。往往“被斗者虽然没有特别严重的罪行和过错，也要捏造许多严重的罪行，并予夸大，随心所欲，颠倒是非”。许多无辜的人不得已逃亡国外，留下来的人也生活在恐惧之中。
　　――关于藏区人民生活：“由于农业地区发生了‘五风’和对粮食抓得过紧，以及对群众留粮的标准低，因而造成口粮很紧”，有不少家庭“断了口粮”，在一些地方甚至发生了饿死人的情况。“过去西藏虽是黑暗、野蛮的封建统治的社会，但是粮食并没有那样缺，特别是由于佛教传播极广，不论贵贱任何人，都有济贫施舍的好习惯，讨饭也完全可以维生，不会发生饿死人的情况，我们也从来没听说过饿死人的情况。”
　　――实施“专政”造成大量犯人非正常死亡：“平叛”结束后，“全西藏关押犯的数字达到了总人数的百分之几，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1959年毛主席曾指示，由于西藏人口少，应采取不杀人或只杀极少数人的政策，但事实却与此相反。除关押上层人士的监狱情况稍好外，大部分关押普通犯人的监狱管理极其糟糕，监管人员不关心犯人的生活、健康，恶言恫吓、恣意毒打的事情时有发生。更甚者，监狱管理者“故意把地势高低和寒暖差别很大的南北上下的关押犯迁来迁去，以致水土不服，衣被不能暖体，褥垫不能防潮，帐篷、房屋不遮风雨，食不饱腹等等，生活十分困苦凄惨，还让起早摸黑地劳动，并由于把最重最苦的劳动活交给那些人去干，因而使那些人不可抵御地出现体力日衰，疾病很多，加以休息不充足，医疗不完善，使大量关押犯遭到非正常的死亡。”
　　――关于宗教民族问题：“在所谓‘破除迷信’之下，反对宗教此其一；消灭佛像、佛经和佛塔此其二；千方百计地使僧尼还俗此其三。”在要求僧尼还俗时，“首先在各寺庙以所谓‘学习’和‘发动’的名义，将僧尼集中在大经堂或大房子内，不分昼夜地紧张地学习和强迫动员其互相进行批评，掀起尖锐的斗争浪潮；对公开表示了信仰宗教的人，戴以迷信分子和不喜欢革命等各种帽子，进行无法忍受的没头没脑的斗争和打击”。更有甚者，某些地方“竟有让喇嘛站一边，尼姑和俗女站一边，强迫他（她）们互相挑选成婚”的现象发生。在西藏，原有各类寺庙2500余座，“民主改革”后仅剩70余座；原有僧尼总数约11万人，外逃1万，也还有10万，“民主改革”后仅剩7000人。特别不能容忍的是一些地方“公然无忌地污辱宗教，把《大藏经》用于沤肥的原料，专门把许多画的佛像和经书用于制鞋原料等，毫无任何道理；由于做了许多疯子也难做出的行为，因而使各阶层人民诧异透顶，心绪混乱至极，极度灰心丧气，眼中流泪，口称：我们的地方搞成了黑地方（西藏俗语，指没有宗教的地方）”！
　　
　　呜呼！读着这样的文字，我自己的心也在流血，脸上感到发烧。
　　这些问题中的大部分内地也有，但在西藏却具有更恶劣的性质，以更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加以放大。无论当政者试图用自己的社会理想改造西藏的初始动机含有多少善意乃至崇高的成分，造成这样骇人听闻的结果都是一种罪恶，是一种由于无知、狂妄、狂热和狂暴造成的罪恶！
　　在这种情况下，10数万流亡到印度和海外其他地方的藏人呼吁全世界关注西藏人权、西藏问题成为全球瞩目的标志性问题之一，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更何况，当时还是冷战时期，西藏自然成为东西方意识形态角力和中、苏、印、美等不同国家基于民族国家利益博弈的一个交汇点。美国中央情报局确曾向西藏流亡人员提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支持，这种支持乃是美国遏制“共产主义势力扩张”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人当然可以大骂美国佬妄图“分裂中国”，居心叵测，但话说回来，如果共产党自己不在西藏干了那么多蠢事，搞得那么多藏人四处流亡，别人又怎么可能说三道四，或者愣往里边插一杠子呢？
　　这里还没有说到文革。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一来，因为它更“红”、更“左”、更极端也更暴虐，自然给西藏带来了更大的灾难。本文就不再赘述。
　　开明的中共领导人曾反思“左”祸给西藏带来的灾难
　　
　　客观地讲，中共领导人中不乏开明人士，他们曾在不同时期、不同岗位上抵制西藏工作中的“左”的做法，尽管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下，能够取得的成果有限。
　　西北出身、60年代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的习仲勋，一直负责同班禅联系，对班禅写《七万言书》、向中央反映情况的过程十分清楚，也因此背上“迁就、放任班禅”的罪名。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后习仲勋被免职，除了“利用小说进行反党”这个主要罪名外，“迁就、放任班禅”也是一条罪状。另一名被免职的中共高级官员是老资格的共产党人、从1947年起就出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的李维汉。1962年4月到5月，北京召开民族工作会议，会上一些民族宗教界人士发表了尖锐的意见，李维汉表现得十分冷静、坦诚，他表示欢迎大家的批评，对严厉指出共产党的一些做法“太失人心”的藏传佛教大师喜绕嘉措甚至给予很高的评价，称赞他“光明磊落，心如明镜”，是“民族宗教界一面爱国的旗帜”。但李维汉的做法后来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说“统战部不抓阶级斗争，搞投降主义”。
　　文革结束后，西藏百废待举，民族政策、汉藏关系需要调整，藏民的生活需要改善。1980年5月，刚刚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职务上走马上任不久的胡耀邦和万里一起飞赴西藏考察，在飞机上胡耀邦就对随行的新华社记者讲“我们在民族地区的政策，一定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要充分尊重西藏人民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自主权，这是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5月29日，胡耀邦在西藏自治区干部大会上作报告，强调西藏发展必须解决的“六件大事”：第一是“要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利”，“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发的文件、指示、规定，凡是不适合西藏情况的，你们不要执行。”“你们根据你们自己的特点，制定具体的法令、法规、条例，保护你们自己民族的特殊利益。”第二是“根据当前西藏相当困难的情况，要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要大大减轻群众的负担。”“我们确定在几年之内，免去西藏人民的征购任务。”第三，“西藏要实行特殊的灵活政策，便于促进生产的发展。”第四“要把国家支援你们的大量经费，用到促进发展农牧业和藏族人民日常迫切需要的用品上来。”第五，“要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前提下，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教育事业”。胡耀邦特别强调，“轻视西藏的历史、语文、艺术是完全错误的。……热爱少数民族不是讲空话，要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尊重他们的语言，尊重他们的历史，尊重他们的文化，没有这个就叫空口说白话。”最后一条，要让藏族干部自己管理西藏，争取两年内，藏族干部占到脱产干部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我们跑到这个地方，三十年啦，完成了历史任务嘛！”现在西藏“连部队三十万汉族同志，这怎么行呢！”以上这些，可以简单概括为六个字，那就是“免税、放开、走人”，此即胡耀邦为解决西藏问题力主推行的“非常措施”。
　　这些主张，切中时弊，当时即受到藏区上下的热烈欢迎。当然，由于历史条件所限，包括胡耀邦在内的中共开明领导人还没有能把西藏发生的问题上升到制度层面去检讨、去反思。胡耀邦在5月29日的大会上就强调不要算历史细账，应该“团结起来向前看”。 这反映了胡耀邦作为政治家的老练、机敏，也折射出中共一代改革者的苦衷乃至无奈。毕竟，当代西藏历史中的众多悲剧是和共产党的这个体制、和这个党推行的社会政策直接联系的，是这些政策的后果。不从根本上反思西藏问题产生的根源，就不可能真的解决这些问题。
　　
　　改革年代西藏问题的新症候
　　
　　改革开放、特别是进入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央政府也的确向西藏投入了更多资金，制定了一系列加快西藏发展的特殊优惠政策和措施，形成了国家直接投资西藏建设项目、中央政府实行财政补贴、全国进行对口支援等全方位支援西藏现代化建设的格局，西藏经济发展的总体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政治体制依然如故，党控制藏区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事务的总格局依然如故，名为自治区、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自治的可悲状况依然如故，西藏问题的核心并未真的解决，而且在新的社会条件下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市场经济变成权贵经济，内地如此，藏区同样如此。党专制体制和开放政策的结合造就了新的特权阶层，包括汉人，也包括那些在党政机构和文化机构任职的藏人。面对经商大潮中内地汉人的蜂拥而入，拉萨等地的普通藏民大有被歧视乃至被边缘化的感觉。更可怕的是无孔不入的宗教控制。从外表看，西藏的宗教生活已经恢复，国家花巨资重修、维护那些标志性的佛教建筑，寺庙里香火旺盛，再也不会发生把《大藏经》拿去沤肥的事情。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甚至只是事情的表面，问题还有更真实、更深刻的一面却被这种外在的、具有面具特征的东西隐瞒了、遮蔽了。对西藏问题颇有研究的独立学者王力雄曾多次深入藏区考察，他的结论是：西藏并无真正的宗教自由。一方面，政府对登记在册的寺庙宗教活动严加管理，限定寺庙僧人“编制”，禁止寺庙之间“串联”，规定寺庙之外不许宣传宗教；另一方面，对自发的、政府控制之外的宗教活动则严格取缔，绝不能使之产生影响。在康巴藏区，距离色拉县城不远的喇容山谷有一座五明佛学院，1980年创办时只有30多人，到了90年代末，已有藏汉僧众近万人，招致政府的恐慌。当局严令佛学院减小规模，规定原有的4000多名藏族女僧众只能保留400人，4000多男僧众只准保留1000人，1000多来学佛的汉人则必须全部离开。这个要求遭到院方主持活佛的拒绝，因为对出家人来说，劝僧人还俗属于最严重的破戒行为。政府于是自己动手，派人强拆僧众居住的房屋，2001年7月10日达到拆房高峰，一天之内拆掉房屋1700多座。“我听在场的人描述当时场面，一边是摧毁房屋的声音此起彼伏，尘烟四起，一边是上千尼姑抱头痛哭，震天动地。那一段五明佛学院周围山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流浪女尼，风餐露宿，躲避政府的追捕。”
　　严格控制宗教的一个更致命的结果是造成藏传佛教传承的可怕断裂。传统西藏宗教本来有一套内部制约系统，比如达赖、班禅虽有“转世”制度，但格鲁派的高僧和寺庙主持却实行任期制，由具有真才实学的喇嘛竞争，获胜者才能成为葛丹寺主持，且是达赖、班禅的当然老师。这个制度几百年延续不坠，保证了藏传佛教纯正教义的代际相传和“高僧大德”的不衰。但1959年后这个延续过程被中断。80年代至今，虽然表面上宗教活动得以恢复，宗教的核心――通过高僧虔诚的信仰、深入的佛学钻研和教化活动启迪众生――却已经难觅踪影。执政当局对现存僧团领袖实施“逆淘汰”选拔机制，“凡是坚持宗教原则、拒绝充当当局工具的僧团领袖都会遭到打压整肃，甚至判刑，借以警示其他僧侣；对那些保持沉默、不惹麻烦，传统地位比较高的僧团领袖，则当作‘统战对象’，既给一定甜头，也把大棒始终举在他们头顶；而对个人利益至上，善于投机，放弃宗教原则，甘当政府工具的僧团领袖，则给各种好处，安排人大、政协甚至政府官职，对其活动大开绿灯，提供资源，使其成为吸引其他僧团领袖的样板”。总之，“今日中共虽然标榜宗教自由，但是其宗教政策对佛教的破坏，并不比毛泽东时代更少。毛泽东是要彻底灭佛。历史上西藏也有过灭佛年代，但佛教仍然得以延续，因为宗教是在信徒的心中，不能被外在暴力消灭。而今日中共的宗教政策造成僧侣阶层整体堕落，却是佛教最致命的危险。”
　　
　　正是由于上述一切，尽管西藏过去30年来经济上有了长足的进步，普通藏人的生活也有了改善，有了提高，但藏人还是不满意，藏区还是“事情”不断，西藏问题仍然是一个“问题”，且不断被国际社会所关注。今年3月份以来发生的“事情”，不过是这个没有中断过的演变过程的最新发展而已。
　　
　　
　　妖魔化达赖喇嘛愚蠢至极
　　
　　
　　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立刻宣称这是“达赖集团”指使、操纵的结果。4月份奥运圣火传递中出现的冲突，当局又断言是“达赖集团”唆使“藏独分子”所为，目的在破坏奥运，为“西藏独立”张目。
　　用“分裂问题”代替人权问题，从根本上说，源于当权者的统治需要，这是明眼人一看即知的事儿。但一定要把屎盆子扣到达赖喇嘛头上，却体现了中共传统政治逻辑的荒谬无理，也暴露出执政者缺乏长远的战略识见和政治智慧。
　　达赖喇嘛是藏传佛教的精神领袖，也是当今世界备受关注的政治人物。当年达赖仓皇出逃时才24岁，半个世纪的流亡经历已经使这位藏族智者把佛门的深邃、宽宏和自由民主等当代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融汇在一起。早在1987年，达赖喇嘛就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五点和平建议”，包括“使整个西藏变成一个和平区”、“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权利”、“恢复和保护西藏的自然环境”以及“就西藏未来的地位和西藏人民与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举行诚挚的谈判”。1988年达赖喇嘛又提出“斯特拉斯堡建议”，主张“西藏应当成为一个由它自己支配的民主的政治实体，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联盟’关系”、“由中国政府负责西藏外交事务，但是西藏政府在国外可以设立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外交办事处”等等。 近年来，达赖喇嘛更是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不寻求西藏独立，只要求藏区的真正自治；在方法和实现途径上，力主和平非暴力的“中间道路”，通过与中央政府的真诚对话、谈判解决问题。2002年以来，达赖的特使已经同北京统战部的官员举行过六次会谈，向中共执政当局详细解释达赖喇嘛“中间道路”的立场，但没有获得北京方面的任何回应。
　　中共的僵硬姿态从当政者的传统政治立场看很好理解：西藏制度安排早就“大局已定”，还有什么好谈的？认可达赖所说的“自治”将动摇党国根基，更不可能有任何松口。在这个意义上，“会谈”对中共方面只是敷衍，只是作秀，当然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但这种拖延却给达赖方面带来越来越大的麻烦，因为达赖喇嘛有一个如何向他的海外流亡藏人群体和国内信众交代的问题。
　　海外流亡藏人有各种各样的组织、团体，政治立场也不尽相同。其中激进者如近来引起人们关注的“西藏青年会”（藏青会），其政治主张就与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差异甚大。这个组织成立于1970年，主要由流亡藏人的第二代或第三代构成，目前已有数万人规模，在全世界40多个国家设有分会。藏青会最初赞成非暴力，但这些年态度发生转变。2007年这个组织召开年会时，它的领导人就表示：达赖喇嘛倡导非暴力没有错，但这么长时间没有结果，“很多人不相信了，这条路走不通”。走不通怎么办？藏青会倾向于用暴力解决问题，包括在藏区酝酿“人民起义运动”。据说已有700多藏人自愿报名，要“不惜生命”来捍卫自己的“主张”。 达赖本人则明确表示反对任何诉诸暴力的企图和行动，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他只能以“辞职”以示心迹。就在几天前，达赖接受《亚洲周刊》记者采访时还谈到，他相信放弃追求西藏独立、争取高度自治的中间道路仍然是流亡藏人中的主流民意，也是藏区人民的主流民意。对于藏青会要求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表明，他只能劝告藏青会不要走激进道路，但他无法下命令让藏青会闭嘴。
　　北京可以不完全相信达赖喇嘛的表白，因为消除长期形成的政治敌意需要时间、需要面对面的沟通；但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味把对方妖魔化，把达赖说成是“藏独”的总后台，是“披着袈裟的豺狼”，一定要全国共诛之，天下共讨之，这样做的结果，却只能把达赖置于很尴尬的境地（当他试图给藏人中的激进势力施加影响时），也把中共自己置于政治上的死角（一副生冷、僵硬的专制者面孔），丢弃了政治谈判中应有的回旋余地。这难道不是极其愚蠢的做法么？！
　　当然，归根结底，是中共顽固而僵化的传统政治逻辑在作祟，在这个逻辑关系中，没有平等谈判的对手，只有你死我活的敌人；更是当政者的利益逻辑在作祟，根据这个逻辑，西藏“自治”要不得，它将对党国体制构成根本的威胁，也对一大群这个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构成威胁。在这样两个逻辑面前，达赖喇嘛的被妖魔化，倒也变得容易理解了。但是，天理何在？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根本前途何在？看着近来被精心鼓噪起来的海内外新“拳民”幼稚而又浅薄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狂潮，反观我们这个国家面临的真正深入骨髓的问题，真让人感到五味杂陈，夜不能寐。
　　
　　在宪政框架内寻求西藏问题的真正解决
　　西藏问题首先是人权问题，但又不仅仅是人权问题。人权灾难仅仅是“果”，而不是“因”。不合理的专制政治制度才是造成西藏问题的总根源。
　　共产党当初不是想为西藏人民、为百万“翻身农奴”办好事、带来福祉么？我相信是这样的。但历史上好心办坏事的例子比比皆是。晚清时朝廷曾大力整顿藏务，推行改革，以防止列强势力继续染指西藏。1907年张荫堂向清廷提出“治藏大纲二十四款”，1905～1911年赵尔丰在川、康两省推行“改土归流”，除巩固清廷统治外，本意上也有移风易俗、为藏族百姓“办好事”的一面，但这些“改革”却遭到了藏民的强烈抵制。半个世纪后共产党在藏区重复了同样的事情，且更加系统、更加雄心勃勃，其结果，则是对藏区生灵、藏区宗教文化更大规模的破坏。
　　事实上，20世纪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被历史证明是一个错误，是百年社会转型中一个巨大的方向性扭曲。它不但给汉民族带来不幸，也给其他少数民族带来了不幸。如今，人们正在深入反思这段历史。过去发生了的事情当然不可能推倒重来，但牢记历史教训、用更科学的态度面对今天、面对未来却是当今一代人的责任。
　　对公民基本权利的尊重，对特殊文化传统的尊重，必须落实到宪政制度层面，才能真正获得保证。这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根本出路。
　　最近台湾岛上成功完成的第二轮政党轮替，是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又一次彰显，同时，也再一次反衬出大陆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很明显，大陆的共产党党专制体制容纳不了台海两岸的统一，也容纳不了西藏的真正自治。只有解构这个体制，建立符合现代文明普世价值和原则的宪政民主制度，台湾最终回归祖国和西藏获得高度自治、汉藏人民和谐相处的时代才会到来。
　　从上个世纪60年代始，位于印度达兰萨拉的“西藏流亡政府”已经尝试建立民主的政权建构。达赖喇嘛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也主张“西藏政府应该由通过全民投票选举出的独立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体系组成”。达赖甚至力倡改变西藏的政教合一传统，哪怕自己成为西藏历史上的“末世达赖”。 藏人已经为实施民主制度做了必要的准备，那么北京的中央政府是否应该做同样的准备呢？
　　
　　毫无疑问，对掌权的中共决策人来讲，改变现有制度体系，寻求建立新的制度框架，需要大勇气、大智慧。这不仅仅是为了西藏，为了台湾，也是为了十三亿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说老实话，即便今后在中国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如何找到民族地区自治和大国治理间的合理交汇点，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双轨共和制：关于中国宪政国家结构改革的一种设想”，其中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分权”、“自治”有助于提升公民的权利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民族地区而言，自治还有助于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特殊利益）；但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利益的膨胀本性及其体现的“集体行为的逻辑”，后者势必造成一系列“公用地的困境”，其解决必须依靠超越地方利益的上一级公共权力机构的介入，特别是中央政府的介入。所有这些都提醒我们不能在传统的“单一制”或“联邦制”的单一轨道内考虑问题。如果说国家结构形式的调整、治理的多元化已经成为当今一些中等规模以上国家的现实，那么中国――由于它的巨大的人口规模、极不均衡的地区发展水平、复杂的民族生态状况和历史遗留下来的不同政治实体并存的现实――更有理由、也有足够的必要去考虑设计一种更复杂的、超越“单一制”或“联邦制”单一逻辑的制度体系，这就是我所谓的“双轨共和制”。这个框架还只是个原则；在这个框架内解决西藏的行政区划和具体制度安排，还有大量事项需要研究、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比如“大藏区”概念可行不可行？可行，怎么和大国的统一治理相协调？不可行，又如何说服藏族兄弟做出让步？要讨论。这些都需要大智慧，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构思，也需要宽广的胸怀。当然，要做到这些，建立起宪政民主体制是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上述一切都无从谈起。
　　
　　回到眼下，就中央政府而言，解决西藏问题的机会还是有的。这个机会就是真诚地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最近北京已经表示愿意恢复接触，这就很好。即便是姿态性的，也有积极意义。大家都希望会谈产生货真价实的结果，趁达赖喇嘛健在时，建构起汉、藏民族和睦的桥梁。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则“分裂”有可能成为真的、现实的危险。我作为中国公民的一员，当然不希望西藏真的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但历史究竟向哪个方向走，却不取决于人们的善良愿望，而要看各种政治力量间的博弈。总的说，我们应该相信，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是联合大于分裂，联合有助于解决人类今天面临的许多现实问题。但联合必须是共同利益基础上的自愿联合。强扭的瓜不甜。这个简单道理同样适用于政治。
　　
　　
　　（本文作于2008年4月22～28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