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两位横空出世的人物却如同彗星般划破了这漫漫黑夜。
第一位是文成冯太后，史称其“多智略，猜忍，能行大事，生杀赏罚，决之俄顷”，而她推行汉化的最大助手李冲也是她床上最亲密的爱人。孝文帝太和九年（公元485年）颁布了均田令、太和十年改立了三长制，这时的孝文帝虽然已登基了14年（其实他当时还是个十几岁的少年），但这个国家真正的权力都掌控在冯太后的手中，所以她才是这场改革的总设计师，而冯太后出生于汉人的家庭。
如果没有均田制奠定的良好经济基础，没有三长制实行后形成的和谐基础，孝文帝后来的一切文化改革都是空中楼阁，而崔浩的改革就是只注重文化层面和急功近利而一败涂地的。（和北魏的改革近似，我们的改革开放也是最早先在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在农业上积累一定的财富，然后转向工业改革，发展市场经济，最后才缓缓转向文化和政治体制的改革。历史上成功的改革者无一不是先从奠定经济基础开始。）而我们如果稍懂点历史，那都知道如果没有均田制，还会有隋唐王朝的鼎盛辉煌嘛？ 做好了这两项工作，冯太后安心地离去了，因为她已经给自己的事业选定了最好的接班人。
这位继承者便是孝文帝，深受祖母（冯太后，不是亲生的）影响的他更加痴迷于华夏文明，他的汉化改革几近疯狂。没有了祖母的束缚后，他已经完全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了。他第一件做的事情是搬家（迁都），因为他深知要想让手下这批乡下人过上文明人的生活，最好的办法是把他们都送到城里去。当时北魏的国都是平城（今山西大同附近），是军事要地，易守难攻。但这地方四周的土地却很贫瘠，经常要闹灾荒。一旦遇到荒年，国都里的人都要像蚂蚁搬家般涌到中原讨饭吃。更可怕的一点在于平城的北面已经出现了一个更野蛮的民族――柔然，而慢慢已经适应了定居生活的鲜卑人已不同以前一样能征善战了，北魏的军事威力已逐渐衰落，而避开这个野蛮人的最好办法就是离他远点。可供孝文帝搬家的地方有两处，一是黄河之北的邺城（就是西门豹混过的地方），二是黄河之南的洛阳。邺城对孝文帝的诱惑的确是很大的，因为当时北魏的财政收入大多数来自于河北之地，那里是北魏的粮仓和丝绢产地，而邺城是后赵、前燕的旧都，城市基础非常好。但洛阳这时已经荒凉残破，河南的经济也远远落后于河北。但邺城的繁华没有挽留住孝文帝改革的雄心，他在邺城搞了一次朝拜的彩排后便毅然决然地迁都了洛阳（公元494年）。因为洛阳曾做过汉、魏、西晋的旧都，在孝文帝眼里，唯有如此，北魏的政权才能继承他们的传统，成为真正的华夏正统，才能让那些中原巨族名门死心塌地地跟随自己。
但帝王搬家却不同普通人那么容易，不仅没有“孟母三迁”的自由自在，而且要付出极为惨痛的代价。孝文帝搬家付出的便是亲生儿子的生命。
孝文帝的改革
孝文帝的太子元恂长得非常肥胖，很怕热，而洛阳那地方一到夏天便如同蒸笼一般，简直是胖子的人间地狱。于是在全家搬到洛阳的第三年（公元496年），元恂便开始了自己的离家出走计划，可惜几乎没跑出去就被人逮住了。按理说，儿子想回老家看看，闹了小动静（因为他顺手还杀了个人），一般父亲随便教训几句就算了，但孝文帝却没有如此仁慈。他当时怒不可遏，亲自和自己的兄弟将儿子打得奄奄一息，又将其关到牢里。于是大家都以为等孝文帝过几天气消了，这事就过于了。可是趴在牢里几月不起的元恂的厄运却没有结束，不久他的太子之位被废，丢掉了唾手可得的江山；而一年之后他遭遇了更大的灾祸――孝文帝下令将其毒死。
这简直匪夷所思啊，“虎毒不食子”，深受儒家教化，平时又温文尔雅的孝文帝却为何变得铁石心肠，做出如此狠毒的决定。我想当时的他也是非常痛苦：我这么煞费苦心把这群野蛮人从乡下（平城）连哄带骗拐到城里来（其实孝文帝迁都的过程很好玩，这里就不说了），是多么不容易啊！现正是他们人心浮躁、蠢蠢欲动的时候，而自己的儿子，这位天下的未来之君竟公然与自己对抗，想搬回老家去。要是再不断然采取措施，自己的改革计划必定要付诸东流了。那么就让他们都看看，我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牺牲，那还有什么可以阻挡我改革的坚强意志。但儿子毕竟年幼，通过思想教育应该可以改造好。可还是太危险了，一旦我百年之后，继承者一定要与我一样有坚定的改革意志才行。只有这样，我们大魏的事业才能蒸蒸日上，成为大汉那样的伟大王朝，受这后世万民的敬仰。而且，儿子必须死，因为他还有可能被居心叵测的大臣拥立，而这样我的事业又会毁于一旦。唯有如此，我才能保证我的改革之路没有半点危险。 儿子，为了我们大魏的兴盛，只能牺牲你了。
看来做伟人的儿子是件极为危险的差事，因为对雄伟大略的父亲而言，儿子有时只是一枚棋子，一枚可以随时挪开丢弃的棋子。
既然儿子我都可以消灭，谁还敢阻挡我前进的步伐！？孝文帝更加大刀阔斧地干起来。迁都后他第一件主抓的事是推广普通话（汉语）。以前呆在平城的时候，大家都用鲜卑语交流，跑到平城做官的汉人也得学习鲜卑语，不然上朝时朝廷还得提供个翻译。于是孝文帝下令：今后大家都必须讲普通话（汉语），不能再讲方言（鲜卑语）了。三十岁以上的可以慢慢改，三十岁以下的必须马上改。谁要是不好好学，还故意说方言，那就不要当官了。
这一招比大学生的四级考试和学位考试挂钩还歹毒啊。为了保住乌纱帽，那批鲜卑族的粗人也只好天天躲在角落开始背汉语单词。朝堂上，鲜卑贵族痛苦地用刚刚学会的汉语跟汉族官员争论国家大事；菜场上，鲜卑平民也在艰难地用汉语跟卖菜的大妈讨价还价。就这样，汉语开始扬眉吐气，成为了北魏唯一通行的语言。语言的冲击力是令人难以想象的，华夏文化一下子疾风骤雨般地在鲜卑贵族中流行开来。
既然大家都讲汉语了，那么索性也取个汉人的姓名吧――孝文帝又下了新命令。其实这跟我们去上托福班一个道理，既然大家都说洋语了，再叫小明、小红就显得土老帽了，非得给自己取个什么约翰、汤姆的洋名，然后挂个什么路易、查理之类的姓才行。孝文帝原来姓拓跋，在鲜卑语里，拓是土的意思，跋是后（王）的意思。于是他给自己改姓“元”，因为他认为“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意思是说，他祖上也是炎黄子孙（说明血统纯正高贵）啊，很热爱崇拜这块黄土地（爱国主义很浓），所以才用了这么个土姓――拓跋。那既然“土地”是万物的元首，我们现在就姓“元”算了。
皇帝都改姓了，于是大臣们的姓氏也被改变了，全从复姓改成了单姓，比如独孤氏改成了刘氏，步六孤氏改为陆氏。既然户口本上的姓名都改了，孝文帝又顺手让大家把档案里的籍贯也改了，都改成洛阳，不要再写平城，因为那地方太老土了。英明的孝文帝不仅管生的，死的也要管：鲜卑贵族死了以后只能葬在洛阳，不要再千里迢迢往平城送了。这下房子买好了，名字变了，出生地被篡改了，死后的墓地也被选好了，那还跑回乡下干嘛？于是鲜卑旧族都安心做洛阳城里人了。
现在鲜卑旧族经过努力，已经能说一口地道的汉语了，而且 也习惯了用“张三、李四”这些很洋气的名字作自我介绍，这时他们身上的那件旧马甲（胡服）就显得特别丢份了。其实，孝文帝很早就想在服装事业上做出一份惊人的成就来。可惜由于服装的学问太深，他不敢贸然行事。为此他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小组来商量这事，还特别聘请了一位外籍专家过来指导（刘昶，南朝逃亡过来的王子）。经过六年的潜心研究，北魏官服终于被制造出来（主要还是仿制南朝），当时发布会的场面肯定也是非常地火爆。于是，那些野性十足的鲜卑官员也开始过上了“穿西装、打领带”的绅士生活。紧接着洛阳所有的鲜卑族人也都穿上了汉服。
但孝文帝对服装问题的关注热情超乎常人的想象：比如由于当时服制未定，他没有适当的礼服可以穿，于是就宣布取消了过年的朝贺；有一次在城里他看见个鲜卑小妇人依然还穿着鲜卑服，就勃然大怒，吓得留守的官员都赶紧免冠谢罪。孝文帝之所以如此敏感，因为他知道简单的衣冠里其实深藏着华夏的礼乐文化，只有这样一丝不苟，才能真正地让自己的王朝成为华夏正统。
孝文帝的服装改革让我们想起了中国历史上另一位也特别喜欢标新立异的大王――赵武灵王。从表面上看，赵武灵王玩的是“胡服骑射”，让汉族穿胡族的窄短衣服，与孝文帝提倡大家穿长袍大袖完全背道而驰。但一深究，却发现他们之间却具有殊途同归的妙处。赵武灵王让大家穿胡服，是为了方便作战，为的是保家卫国，强兵富民，在汉人的柔弱的躯壳里注入了勃勃的尚武精神；而孝文帝提倡大家穿汉服，以汉族的温文尔雅改造鲜卑族人狂放不羁的心灵，是为了让鲜卑族尽快融入华夏文明，创造民族融合的伟业。所以看改革，别只注重改革的内容，而更要关注当时的具体情境和它具体的效用，看看它是不是顺应时代的潮流。如此看来，虽然所做的事情截然相反，但赵武灵王和孝文帝都是地地道道的改革英雄。
在语言、服装领域取得重大改革成就的孝文帝并没有停住他前进的步伐，因为他知道语言也好，服装也好，都只是表层的东西，要想让自己这批粗鲁的手下进入上流社会，必须要让他们打入上流社会的内部，而这最好的方法就是提高他们的门第，能让他们与中原巨族平等交往。
于是，北魏王朝第二个门第排行榜出台了（其实崔浩那个排行榜未出台就被有关部门取缔了），这次鲜卑的穆、陆、贺、刘等八姓一下子也上榜了，可以和中原的四族平起平坐了。孝文帝比崔浩可聪明多了，因为这次入榜既重门第，也看官爵、功勋，于是原来那八个最早跟着魏太武帝混的鲜卑族姓首当其冲地入选了――勋著当世，位尽王公。孝文帝非常聪明地用这一招收买了手下的人心，赢来了一片喝彩声。
但孝文帝知道“一夜能出无数个暴发户，但三代也出不了一个贵族”的道理，于是他让这些新兴的贵族与王室、中原巨族联姻，让他们成为儿女亲家。他先从自己的弟弟入手，将他们的原配全降为妾，让他们重新娶了中原四大族和新兴八族的女子为妻。如此一来，中原旧族和鲜卑八族之间也跟着互相嫁娶，北方各大名门的贵族基因开始互相流通，关系变得盘根错节起来，大家一下子就成为一家人了。
这一次门第的改革虽然非常成功，将鲜卑旧族和中原巨族紧紧地融合了起来，但同时也埋下了很大的祸根。因为以后选任官员，只重门第和出身，如果你的族姓上不了这个门第排行榜，那么对不起，你再怎么努力，也只能当过小公务员混一辈子了。这样必然会激起底层官吏和边防军人的反对，因为谁不盼着升官发财和建功立业，而现在这一切的好资源全被“太子党”占去了。
而为改革事业奔波多年的孝文帝终于累了，在处理完自己老婆红杏出墙的事后变得更加心力交瘁，于公元499年离开了人世。可是洛阳的鲜卑贵族已经迷恋上了这种灯红酒绿的生活，而整个中原大地此时完全走上了汉化的康庄大道，没有人再去反思这次改革的成败得失，北魏的一切都显得那么欣欣向荣。
难道蛮族在马上征服了我们的文明，而我们立即用我们的文明征服了他们的定理就这么灵验嘛？不，其实反对改革的潜流一直深藏着，只是它在坚定、强大的孝文帝显得是如此柔弱，可一旦寻到机会，它又会立刻喷涌而出，一泻千里，将改革的成果尽数摧毁。改革，一定要给别人留活路，这条定理马上再次得到了印证。
牝鸡司晨的年代
北魏王朝有一条严酷的宫廷制度：子贵母死。
虽然中国的历代王朝都非常担心君主的大权旁落，为防止出现牝鸡司晨的局面定了很多铁的制度，但如此严酷，又被严格执行的“杀后”制度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条制度的制定者是北魏王朝的开国皇帝道武帝拓跋珪，他提出的理由史书上记载是仿效汉武帝刘彻立汉昭帝刘弗陵而赐死其母钩弋夫人的做法，为的是防止主少母壮，引起乱权。其实道武帝是个粗人，哪想得到这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帮他想出这理由的应是那批刚刚聚集到道武帝身边的汉族士人。而更深一步的缘由在于道武帝以前的百年之中拓跋族是“母强子立”的局面，新君继位往往依靠母舅族的力量，而道武帝自己之所以取得政权便在于取得母族贺兰部落的支持。而为了使日后新君的继立不受外族干扰，维持拓跋族至尊无上的地位，道武帝才不得已立下了如此严酷的制度。
但这样的制度就有效嘛，能防止出现主少母壮和内宫干政的局面嘛？不会的，任何一项完美的制度都有它的漏洞，尽管在设计之初显得是多么地天衣无缝，但终究会被聪明的人利用。而将这制度玩弄在鼓掌之中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文成冯太后。
献文帝于北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公元465年)即位，当时献文帝还非常年幼（献文帝的母亲早由于“子贵母死”被赐死），所以文成帝的皇后冯氏被尊为皇太后。冯太后执政后﹐在孤儿寡母的危难关头诛杀了专权跋扈的丞相乙浑，完全控制了朝政。由于献文帝非冯太后所生，而冯太后又风流成性，玩弄朝政，于是日渐长大的他与冯太后的矛盾与日俱增。冯太后当时将献文帝的太子（孝文帝）收养在身边，即使是献文帝本人都很少有机会接近太子。而孝文帝的母亲李皇后早由于孝文帝被立为太子而被冯太后下令赐死，孤苦无依的孝文帝此时只能依赖祖母，以期获得稳固的地位。
在权力斗争的紧要关键时刻，于是冯太后便逼迫献文帝内禅，将皇位传给孝文帝，而当时的孝文帝才5岁。被架空权力的献文帝与冯太后的矛盾终于到了不可调节的地步，乘机诛杀了冯太后的情夫李弈泄愤。为情所困的冯太后变得极为心狠手辣，寻找机会害死了献文帝。如此一来，所有的权力又重新集中到了冯太后手中。而孝文帝的第一任皇后林氏更惨，刚刚生下皇子拓跋恂（便是在孝文帝迁都后想跑回平城老家的那位太子），便被冯太后赐死。而当时的孝文帝早已想废除这条残酷的宫廷制度，但迫于冯太后的淫威而无可奈何。而冯太后之所以接连赐死孝文帝的母亲、太子拓跋恂的母亲，主要是将这些储君的抚养权抢在手中，以便自己长期控制朝政。冯太后利用子贵母死的制度害死异己，从而专朝达25年之久，是对道武帝这位野蛮人的良苦用心的最大讽刺。
而除了风流成性的冯太后外，北魏还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太后执掌朝政达13年之久，而强大的北魏王朝正是在她的手里几乎走到了尽头，而那时英明神武的孝文帝死了还不到30年。
这女人姓胡，是孝文帝的儿媳妇，是北魏宣武帝的妃子。与冯太后将“子贵母死”的制度玩弄于股掌之中不同的是，她却是向这条血腥制度发起挑战的胜利者，而她登上权力巅峰的过程也是九死一生。
这位胡家少女的姑姑是位精通佛学的尼姑，经常被请入皇宫讲道。于是她趁着讲道，收买了宣武帝的手下，让他们到处吹风自己的侄女胡氏是如何如何地国色天香。好色的宣武帝一听便心动了，将其纳入宫中，这位胡家少女终于迈出了人生最重要的一步。可是如何在后宫如云的佳丽中脱颖而出，登上皇后的宝位呢？英勇无畏的胡家少女此时掷下了人生最大的赌注――自己的生命。
她选择的是怀孕，而我们上文已经说过北魏宫廷里百余年来一直悬挂着“子贵母死”这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而它随时会将任何敢越雷池一步的嫔妃夺去生命。这制度可比我们现在实行的计划生育有效多了，我们就是罚点款，下回岗的事，而当时一旦怀孕就要把命搭上，这谁还敢生啊？当时宫里所有的宫女、妃子都盼着别人早点怀上太子被赐死，而自己再生个王子、公主就安全了。所以北魏皇宫里的流产事件就特别常见，动不动就有妃子流产。这样就算宣武帝的身体再棒，能跟播种机一样到处耕耘，也赶不上妃子的故意而为。而一些倒霉的妃子，主动流产的水平比较差，只能把孩子生下来了。但这些小皇子刚刚生出来，就频频夭折――心狠手辣的母亲为了保命，也只能忍痛将自己的亲生骨肉弄死。因为虽然以后自己能被追封为太后，高高在上，可这“冷猪肉”的香味毕竟没有活着的诱惑大。再加上宣武帝的高皇后又特别强悍，一些妃子进宫后连被临幸的机会都没有。千百年后，我们可以想见那位宣武帝一边得提心吊胆地躲着大老婆（皇后）的监视，一边又得趁机夜夜四处播种的狼狈样。但十几年下来，这位疲于奔命的皇宫农民依然颗粒无收――始终生不出儿子来。
而这位胡家少女的出现这时就如同彗星般撕破了这位农民心头上的黑暗――她怀孕了。她似乎全然不顾周围发生的这一幕幕人间惨剧，她有可能还会挺着肚子在宫里晃来晃去，好像完全把头上悬挂的这把宝剑忘了。于是一些好心的人便开始提醒她，让她尽快流产，保命要紧！可她的回答却是非常地大义凛然：“天子岂可独无儿子，何缘畏一身之死而令皇家不育冢嫡乎（大概意思是说我们怎么能因为自己怕死而让我们皇家绝后呢）？”而且她还暗中经常祈祷：“但使所怀是男，次第当长子，子生身死，所不辞也（大概意思是说一定要生个长子，这样就算我死了，也在所不惜了）。”
胡家少女的儿子出生了，她也由于生育的功劳被进为充华嫔，早已疲惫不堪的宣武帝赶紧将这个宝贝儿子藏了起来，交给专人看养。欣喜若狂的他也暂时将“子贵母死”的祖制忘在了脑后。胡家少女的冒险终于成功了第一步，但转眼第二次杀身之祸又降临了。
北魏宣武帝在儿子出生的第5年就累垮了，于公元515年离开了人世，而他当时的年龄不过33岁，比孔子讲的而立之年才大了3岁（北魏的皇帝一般都短命，不是自己病死，就是被人害死）。当时的几位大臣崔光、于忠、王显、侯刚赶紧将小太子从东宫抱到显阳殿。因为在这种赌命的关键时刻，这小屁孩便是最大的筹码。他们知道自己当时抱着的可不是肉眼凡胎，而是自家的身家性命，是未来的青云直上，是全家人一辈子的荣华富贵。
其中一个叫王显的大臣可能心里还藏着点小算盘，说：“明天吧，今天这么匆匆忙忙地，皇帝登基的仪式会搞不好的。”旁边老谋深算的崔光赶紧打断他：“天子的位置一天也不能缺，等明天干什么？”王显还不愿放弃：“应该先奏明皇后吧。”崔光说：“皇帝死，太子立，这是国家的规矩，干嘛还要皇后批准？”面对知识渊博的崔光，王显丝毫没有办法，只好默认了。而旁边的小皇帝被这群人匆匆忙忙地抱来，此时可能正尿湿了裤子，在一旁大哭不止（这眼泪不大像为他爸爸流的）。大家又赶紧忙着哄这小孩，说别哭别哭了，天下都是你的了，还哭什么。于是这小孩被这群人七手八脚地穿上帝服即位，而大家都跪在下面喊万岁，场面极其地混乱和狼狈。
这时候，宣武帝那位很凶悍的大老婆开始秋后算账，向胡贵嫔举起了屠刀，而一位叫刘腾的太监乘机赶紧将这消息告诉了大臣侯刚。侯刚和崔光、于忠一商量，便把胡贵嫔藏了起来，并派兵严加防守。胡贵嫔又躲过了人生的一大劫，而她对这四人也非常感恩戴德。
几个月，朝政渐稳，胡贵嫔被尊为皇太妃，而宣武帝那位凶悍的老婆高皇后被强迫剃了发，被送到洛阳的瑶光寺当尼姑，伺候佛祖去了。这时的胡贵嫔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十几年也要这样地一身打扮，但那时她的命却保不住了。
又过了几个月后，胡贵嫔的地位终于上升到了至尊无上的一步――皇太后。而从她冒死怀孕到此时登上这帝国的最高宝座，她才仅仅花了短短6年的时间。
皇帝才5岁，今天正是上大班的年龄；大臣们担心他哪天说不定会在自己上奏国事的时候尿湿裤子，这可成何体统；但野心勃勃的群臣之间又没有出现像霍光那样能一言九鼎的大人物，于是大臣们便请胡太后临朝称制。胡太后如此处心积虑，九死一生，等着的就是这一天――北魏王朝的政权第二次又落到了女人的手中。而粗人拓跋珪的担忧终于灵验了，子贵母死的血腥制度被废后，北魏王朝也终于走到了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