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勞動者口述歷史檔案，為審判日到來做見證

作者：劉素珍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640 更新時間：2008-5-1
血淚：煤礦工人王春明口述歷史

作者：穿林海跨雪

原按：六十年代，為了配合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出版了大量普通人家史方面的書籍。這些書的內容不外是憶資本主義舊社會的苦，思社會主義新社會的甜。應該說，這些書籍對當時不了解舊社會的年輕人，是起了很好的作用的。這些書讓年輕人知道，在舊社會，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是非常困苦的，過着牛馬不如的生活。社會主義新中國不是憑空從天上掉下來的，是無數人的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我們現在走上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與毛澤東時代相比，我國的煤炭開採事業取得了巨大的進步。礦工的安全保障、生活狀況，我相信與毛澤東時代比也一定有非常巨大的進步。為了堅定新一代的年輕人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決心，必須抓緊對年輕人的思想教育和引導，讓他們知道，與毛澤東時代相比，如今礦工的生命安全保障和生活是多麼好。只要沿着DXP同志指引道路繼續前進，廣大人民群眾，包括下崗工人、礦工的生活就會一天比一天更好。

意識形態領域的陣地，改革派不去占領，反思改革派就一定會占領。為此，我建議國內出版社組織人力物力，編輯出版一些新時代的工人家譜，特別是礦工家譜，讓新一代的年輕人了解改革開放的偉大成績。要憶毛澤東時代礦工之苦，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時代礦工之甜。通過兩個時代的對比，展示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和給礦工生活、安全保障帶來的翻天覆地的偉大變化。

最近，我找到一本舊書《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工人家譜(家史2 )》，河南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工人家譜》共收錄十二篇文章，記錄了煤礦、機械、紡織、鐵路、郵電、公路運輸等行業中十二個老工人家史。特轉貼其中的第一篇文章----鶴壁礦務局陳家莊煤礦工人王春明的《礦工家譜》，以饗網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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礦工家譜

鶴壁礦務局陳家莊煤礦工人 王春明

我家住在安陽縣善應村，西依太行山，北臨善應河。家鄉的土地，大部分被兩戶地主、六戶富農占去了；窮人沒地種，只好下煤窯。我家人老四輩都下煤窯，現存的一盞破油燈，一頂爛氈帽，還是我老爺(曾祖父)留下來的。

四代下井人

我家四代人下窯，九口人喪命。我老爺下煤窯，被砸死在井下。為了生活，爺爺擦乾眼淚，提起破油燈，戴上爛氈帽，又下井了。幹了幾年，不幸井下冒頂，又被悶死在裡邊。我爹那輩，弟兄四個，我這一輩，二弟和三弟，都死在井下，連我的未婚妻竇玉花，也是被嚇死的。

我大伯王邦印，下了草湖地煤礦。這個礦的資本家，光顧採煤，不願花錢買木頭架棚，頂板齜牙咧嘴，經常往下掉石頭。大伯質問了資本家好幾回，資本家口頭上答應着買，可就是光敲梆子不賣油。大伯明知道有危險，可家裡有幾張嘴等着吃飯，不下井不行啊！還是硬着頭皮下井了。結果大伯被活活地砸死了。

二伯王來柱，生來骨架大，是個地地道道的硬漢子。人家拉一百斤煤上山直喘粗氣，他拉一百五十斤，氣不喘，臉不紅，碰到別人拉不動時，他還幫一把。有一次，看見一塊石頭正要往下掉，他手急眼快，一膀子扛住，說聲"快！"人們一個箭步跳出險境，我二伯鬆開膀子，石頭才落了地。人，再硬的身子也是肉長的，終究是碰不過石頭。那一年，他在安陽水冶下坡煤窯下井，有一次大冒頂，一下子悶死在窯里了。

我爹王金柱，排行老三，一道在煤窯上幹活。我九歲那年，爹下窯，一天干十二個小時，才給二斤米。一天二斤米，爹、媽和我們弟兄四個，實在無法維持生活，萬般無奈，爹把我拉到他跟前說："春明，你是老大，家裡實在沒辦法啊！爹給你找個吃飯的地方吧！"說着就把我送到地主申萬富家。

申萬富是個有名的"笑面虎"。我剛到他家，他就把一頭大鍵牛、一頭母牛和一頭小牛犢交給我放。這三頭牛老的老，小的小；有的走得快，有的走得慢；有的性子躁，有的性子拗。我這個九歲的孩子，真是放不好。、有一天，走到半路上，牛一歪脖，吃了申天寶地里的穀子。這申天寶是村裡有名的"惹不起"。真是冤家路窄，他正好在路邊看見了，拿着棍子沒頭沒腦地打了我一頓。打一頓還不算完，硬要叫申萬富賠二斤穀子。申萬富本是個抱着元寶跳井-捨命不舍財的傢伙，他不但不賠，反而在我身上出氣，提着棍子在門口又打了我一頓。最後逼得我媽沒辦法，到地里費了很大勁，拾了二斤豆子賠給他，才算了結這場災難。

我每天放牛早出晚歸，一到天黑，累得渾身酸疼，又渴又餓。到吃飯的時候，地主婆看見牛肚子鼓着，就給我兩個紅面饃，要是牛肚子不鼓，我連飯也吃不上。就這，申萬富的小老婆還叫我刷鍋、洗碗、倒尿盆。有一次，我失手打了一個碗，她就打了我個半死。我想，任憑拉棍要飯，也比受這窩囊氣強。我就離開了申家。

到我十一歲，爹的身體越發壞了，才四十三歲的人，面黃肌瘦，咳嗽不止，不能經常下井；就是下井，掙的米也不夠吃。實在沒辦法了，爹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說："孩子，跟爹下窯吧，不然，就要餓死。"我經常看到從井下往上邊抬死人，又看到爹累得那個樣子，一聽叫下窯，就說："爹，我害怕！"我這一說，爹掉淚了，媽也哭了。爹緊緊地摟住我說："孩子，不是爹娘不疼你，你是老大，累點總比餓死強啊。"

我跟爹下井了。從這以後，我在井下整整熬過了二十八個年頭。

第一天下井，我坐在爹懷裡，爹坐在繩套上，轉悠轉悠地下到井底。幾十丈深的井下，到處往外滲水，巷道里有壠溝，隔不遠有一個小坑。把頭給我一個柳斗，叫我從坑裡往老巷掏水。一個柳斗，能盛十五六斤水，把頭叫我保證這一個水坑流不滿。好容易幹了十二個小時，升了井，身上的關節好像散了一樣，咋着也不好受。見了媽，我哭，媽也哭，爹含着淚說："好孩子，別哭了，爹也是十一歲就開始下窯，過幾天就好啦。"第二天，增加到兩個水坑，第三天增加到三個，一直增加到五個。我兩隻手提着兩個柳斗，另外擠出一個指頭提着燈，我馬不停蹄地跑着，提了這個坑的水，那個坑的水往外流，汗流到眼裡也顧不得去擦。就這樣，總是有三個坑往外流水，眼看着巷道里的水有腳面深了。

我正忙得不可開交，把頭王黑雷來了，他乘我低頭打水的時候，照准屁股冷不防打了一悶棍，我一頭栽到坑裡，沒等我起來，乒乓又是幾棍子，立時打得皮開肉爛，我卻哭不出聲來。王黑雷還瓮着嗓子說："別人都能提完，偏你提不完，耽誤幾十車煤拉不出來。今天念你初犯，扣你一天工資。"就這樣，我累死累活幹了一天，只落了幾棍子。

慘死的夥伴

過了一年，我到水泉溝礦拖筐拉煤，一個小車拉五十斤，我拉不動，就跟我們村裡的王林貴、王輪海三個孩子合起來，包了兩個煤車。在井下拉車，一個班拉三十車煤，三個人得四斤米，拉不夠不能升井。拉上山煤時，我拉一個小車，輪海拉一個小車，林貴輪流給我們推。有一天，輪海拉完了十車煤，找了個黑地方，剛坐下休息，因棚子年久失修，唿嚨一聲，煤牆片幫了，掉下一塊大石頭，正好壓住輪海。我和林貴聞聲急忙趕去搬石頭，輪海的腰己被壓斷，空張嘴哭不出聲來。我們架着輪海升了井，去找資本家張好林。張好林是這一帶的偽區長，起初把門的門警不叫進，我說："出事了，非找張掌柜不行。"張好林出門來不耐煩地說："找我幹啥？"我說："砸傷了人你管不管？"張好林根本就沒把我們這幾個童工看在眼裡，開口就說："下井是你們自己來的，不是我拿八抬大轎請來的，我不管，到哪個衙門口告我都行！"我們年齡小沒辦法，只好把輪海送回家。輪海的奶奶、媽媽兩輩守寡，就這麼一條根，因為沒錢治，十幾天輪海就死了。

我和林貴埋了小夥伴，心裡很難過，拖着沉重的步子，又回到礦上，俺倆合夥拉一個小車。有一天，我們從下山往上山拉煤，這個坡很陡，空手走還得兩手着地往上爬，我們兩個十二歲的小孩子拉着五十斤重的煤筐，實在夠嗆。我在前邊拉，林貴在後邊推，我一失腳，嘩啦一聲，連筐帶人一齊往下滾，林貴冷不防受到衝激，猛一下撞到煤牆上，失去了知覺。我滾了幾丈遠停下了，腳呲了一個大口子，我也顧不得疼了，勉強爬到上邊，只見林貴歪着頭躺在煤壁邊，上氣不接下氣地喘着，我急忙大聲喊叫，可是不見林貴應聲，我心裡咚咚直跳，速忙背起林貴就走。在大巷裡正碰上王黑雷。王黑雷用燈一照說："啊！你們兩個小鬼不幹活，還在這裡背着玩，勁頭可不小啊！"我怕王黑雷不問青紅皂白就打，趕忙說："王先生，林貴出事了！"王黑雷提高嗓門說："什麼事，值得慌張！""你看看就知道了。"我一邊說一邊把林貴放下。王黑雷用燈照了一下，小臉蠟黃，頭上出血，腳也破了，可王黑雷仍毫不在意地說："不要緊，劃破了一層皮，一會兒就好啦。"說着用手抓了一把煤沫子，往林貴頭上一揉，對我一擺手，"走，把他背上去！"到了井上，資本家照樣不管，不幾天林貴因得破傷風也死了。我又失去了第二個夥伴。

爹爹之死

在井下熬過了四年，我十五歲了，不光會挖煤，也學會了打井。爹是個下煤窯的全把式，採煤、砌鏇，樣樣都中，打井筒更是在行。爹打井，我也跟着做二手活。在舊社會打井可不容易，沒鑽機，全憑經驗。有一年，資本家看好一個地方，問我爹能不能保險打出煤來。我爹說，不十分保險。資本家眼珠一轉，陰毒地說："我現在錢還沒到，干一個班先抬半個班的錢，其餘的等打出來煤再說。"這個井筒打了二十來丈深還不見煤，資本家宣布不打了，其餘的一半工錢耍賴不給，他說："沒打出一點煤，我自己的幾十石糧食都賠在裡邊了，還有錢發工資？"

爹是個老實人，受了這次騙後，總是悶悶不樂，到西山看了幾天，找好一塊地方，和更西叔他們十二個人合夥，自己打了一個小窯，挖五丈深，就出煤了。煤層雖只八寸厚，可人心齊，幹勁大，每天還能挖一千二百斤煤，每人每天分一百來斤，換點糧食，接點菜，日子還可以勉強過去。大夥都說，寧可日子苦一點，也比給資本家賣命強。約摸有半個多月，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爹乾瘦的臉上，第一次現出了笑容。誰知這件事很快被偽隊長劉玉生知道了，他帶了兩個護兵，背着槍拿着鐵杴，到我們開的井旁邊打新井。這明明是欺負人，但又惹不起人家。我們不願意叫他打井，他非打不可，還說："和你們合夥干也行，我自己一股，你們十二個人一股。"他既不出錢，又不出人，每天挖出一千二百斤煤，劉玉生白白訛去一半，我們十二家每家只能得五十斤煤，生活顧不住呀！只好對劉玉生說："把這口井送給你吧，我們不幹了。"劉玉生沒勞力當然幹不成，我們不干，他也不幹了。

被劉玉生趕走後，我爹領我到拐頭地煤礦，給資本家杜成齋打井筒，我爹下頭班，我接爹的班。打井用的井繩，一般都是用皮做的，可這個資本家用的卻是麻繩，並且磨得起了毛。工人們說："東家，換根繩吧！"提了幾次，資本家理也不理。我爹是個犟性子，幾天不說一句話，說出話來能頂倒人，這次他真氣極了，照着資本家的臉說："買起馬就備起鞍，井筒都打了，還買不起一根繩了"資本家說："你說大話不腰疼，我又沒開銀行，哪來那麼多錢。"這一天，我買了兩碗面，自己吃了一碗，留一碗準備給爹吃。該交班了，井繩絞到中間，嘣地一聲斷了。我爹被活活地摔死在井下。

我把爹背到井上，己是深夜十二點了。我撲在爹的屍體上，總想着他老人家沒有死，他不能死啊！他死了，我倆一家人可怎麼過呀！深更半夜，守着爹的屍體，我這個十五歲的孩子，真是哭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

第二天，天剛蒙蒙亮，媽領着幾個弟弟從二十里外的老家趕來了，我們全家抬着爹的屍體，到杜成齋家去說理。杜成齋家門口把着兩個崗，不叫我們進，我在門口吵，媽在門口哭，周圍圍了一大群人。杜成齋看着躲不過去，只得出來了。他一出門就毫無人性地說："我花錢，你出人，死了怨自己不小心。"我說："你要花錢買根繩，也不會這樣。""井繩不好你不會不下！"我當時年輕，缺乏鬥爭經驗，一時不知說什麼好，杜成齋這個老滑頭，叫門崗拿了幾個饃給我，叫我回家。我想，爹的一條命，只值這幾個饃？我氣得抬手把饃朝杜成齋身上扔去，杜成齋扭頭溜回家了。在那個時候，哪有窮人說理的地方啊！

七十條人命

爹死後，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燈，爛氈帽，全家人發誓不下煤窯了。可是五口人的生活怎麼辦呢？在舊社會，大小道路千萬條，哪有窮人走的路！正在這時候，我四叔王銀山從三桿槍煤礦回來了，他看着我說："還是下窯吧！到三桿槍，你下一個班給二斤米，煤山下一個班給一斤米，先湊合着顧住嘴再說。"實在沒辦法啊！媽合計着，四叔說的也對，於是我帶着十一歲的弟弟煤山，與四叔一道，下了三桿槍煤礦。

三桿槍煤礦是鶴壁一帶的大礦，每個班下井七十多人。幹了幾個月，井下水漸漸的多起來了，我雙手捧了一些淋幫水，放在嘴裡嘗嘗，味道很苦，根據以往的經驗，我想：地下水是甜的，現在水是苦的，離這不遠一定有老窯存水了。我又走到掘進頭，裡邊森涼森涼的，我用手貼向煤壁，整個胳膊都冰涼，好像觸電一樣。我覺得危險，很快就要出事了。

我勉強幹完這一班，升井的時候，已是半夜。我四叔和煤山來接班，我把井下出水的現象向四叔說了說，叫他這幾天不下井，四叔有些猶疑。這時候，把頭催我四叔趕快下井，四叔想了想說："先下這一班，看看再說。"他一面說着，一面拉着煤山下井了。

我回到住處，吃罷飯正想睡覺，聽到外面亂嚷嚷的，說是井下出事了。原來這一班人下井，放第一茬炮的時候，一炮崩透了煤牆，老窯存的水順巷道往下直灌。工人們齊往井口跑，有的抓井繩，有的跳上起重筐，都想逃出井口。正在這千鈞一髮的緊要關頭，起重井繩嘣地一聲斷了。後來才知道，這井繩是資本家李貴砍斷的。那李貴本是個偽軍官，平時殺人不眨眼，他站在井口，聽着井下的吵嚷聲，他估計井下這七十個人，若是設法搶救，能救出一半；但他又想，這些人一出來，可不是好惹的，一定要鬧事。想到這兒，他手拿斧子，對準起重井繩，三斧兩斧把井繩砍斷了。然後他朝着兩個絞車工說："這事要透出風聲，我要你們的腦袋！"

井下漸漸沒有動靜了，七十條人命完全死於井底，死在資本家李貴的手裡。工人家屬聞風趕到，齊哭亂哄地找李貴要人。我到井口看了看，只見二十多丈深的井筒，水漲得離地面只有三丈深了。黑黑的井水，吞噬了七十個階級弟兄，吞噬了我四叔和二弟，悲傷、仇恨一齊湧向心頭，我真想抓住李貴狠狠地咬他幾口。可刀把一子在人家手裡，有什麼辦法呢？那天，我無可奈何地離開了三桿槍煤礦。

圈窯----人間地獄

四叔和二弟死後，我又一次發誓不下煤窯。真是像俗話所說的，屋漏又遭連陰雨，船破偏遇頂頭風。緊接着，一間破房子也被保長王合訛去了。一家人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了。故土難捨，但為了生活，全家人忍受着剜心的疼痛，離鄉背井，流浪到太原。在太原人地兩生，舉目無親，哪裡是個安身之處，實在沒法，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個土窯洞住下了。有一天，我到城裡想找個出力的地方，剛進南門碰見一個穿洋服的人，他見我就問："苦力的，想幹活嗎？"我說"想干。"心裡想，真是時來運轉，找不着碰着了。那人接着說："干一天給一元二角錢，跟我走吧！"我說："還沒有吃飯。"他就順手給我四個白饃。拿着白饃，我把兩個放起來，準備給媽和弟弟吃，剩下兩個，我一邊吃一邊等着。不一會，那人帶着十來個人來了，說一同到北門外去幹活。誰知把我們弄到鐵悶子火車上後，門一鎖，火車一個勁地開起來了，從正晌午一直開到天黑，車才停下來。

一打開車門，兩個日本兵端着槍把我們叫了出來，押到一個土屋裡又把門鎖上，門口還站了崗，不准出入。該吃飯了，提來一桶水，每人分兩個紅面饃。夜裡，北風呼呼地刮着，我們都穿着單薄的衣服，凍得睡不着覺，背對背地坐着。一夜之間，腳都凍腫了。

第二天，日本鬼子拿着槍，把我們押出來，只見四周崗亭林立，周圍是一層一層的鐵絲網，外加一層電網，活像個大監獄。

日本兵把我們押進一個斜煤井，井口是個鐵柵門，鐵門上拴着一個大鐵鏈，鐵鏈上邊有個很大的鎖，我們進去後，門又鎖得緊緊的，門口還站着一個日本兵。我們走到井裡，裡邊又悶又熱，又腥又臭，工人們都光着身子，連個破氈帽也沒有，有的挖煤，有的抬煤，動作很慢，都好像喝醉了似的，走起路來搖搖晃晃，有的倒下去就起不來。他們看到我們這些新來的人，都露出同情和驚奇的眼光，問我們從哪裡來的，我們回答是從太原被騙來的。後來才知道這就是大同的圈窯。

圈窯真稱得起人間地獄，二十個人有一個工頭跟着。這工頭不是一般的工頭，他們腰裡掖着槍，左手拿棍，右手拿皮鞭，輕者打皮鞭，重者一棍打個半死，如有半點反抗就地槍殺。

在陰森森的礦井裡，誰也不說一句話。一天送兩次飯，每人兩個紅面饃，提去一桶涼水。後來每頓飯給一碗黑豆，黑豆配涼水，井下工人沒有一個不拉肚子的。每四個小時工頭換一班，工人稍稍喘口氣，就又接着干。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夜，一連干七天七夜不能睡覺。有時干着干着手一拄钁頭就睡着了，工頭見誰站着不動，過來就是一悶棍。我親眼看見每天總得打死一兩個人，人死了往老塘里一扔就完了。干夠七天，才被工頭押着走出井口鐵門曬曬太陽晾晾風，曬夠三個小時，又被押着走進斜井的鐵門，再干七天七夜的活。

什麼時候才能逃出這個吃人的牢籠？這念頭一直在我腦子裡迴旋着。

我第二次出來晾風的時候，由於在井下缺少營養、不見陽光，一出井口，覺得天旋地轉，陽光好像萬道銀絲，刺進眼睛，刺進腦髓，看不清什麼東西，我閉了閉眼睛，還是一樣。在井下想見陽光，這時又怕見陽光了。

下了井雖然好一點，可是眼睛總是看不清，頭也發脹。和我在一起挖煤的人，沒多天就死去五十多個。我雖說沒死，頭上身上也挨了不少棍子，到現在還留着傷疤。

有一次，工頭派我和董其貴上井拿筐，在半路上，我問董其貴："咱們想個辦法跑吧！"他說："要是跑不脫的話，不是電死就是被打死。"我稅："反正是死，死在井上比死在井下強，碰巧了還能逃條活命。""對，咱們看機會。"董其貴答應着。兩個人來到井口，正是午夜，把門的日本鬼子，抱着槍正打瞌睡，我輕輕地拉了下鐵門，一個鐵鏈子連着兩扇門，不是那麼緊，我又把鐵鏈子鬆了松，鐵門出現了一條縫兒，我在董其貴耳邊輕聲說："拉！"董其貴使勁往兩邊掰着兩個鐵門扇，我扁着身子擠出了門；接着，我掰着門，董其貴也擠出來了。我們輕輕地走出去，把門的日本鬼子並未發覺。俺倆出了井口，在院子裡的黑暗處轉了一圈，都是電網，便發起愁來；又轉了一圈，看見一個水溝，溝里有一團亂鐵絲網，我用大棍一挑，把鐵絲網弄到一旁，我們鑽出來了。兩個人鑽出電網，好像出籠的鳥兒，猛跑起來。跑了約五六里地，看看後面沒有人追，才停下來休息。我問董其貴："你是哪兒人？去什麼地方？""我是東北人，要回東北。"我說："我媽和弟弟在太原，我要回太原。"兩個患難弟兄，也沒有什麼作個紀念，互相磕了一個頭，兩個人交換了地址，說了聲"後會有期"，一個往南一個往北各自走了。

死裡逃生

剛剛逃出來，心裡總是害怕，再加上眼睛怕見陽光，我就白天找個麥秸窩睡覺，晚上走路，走了幾天才到太原北門。那天天已經亮了，眼睛也漸漸的適應了陽光，我多麼想見媽媽和弟弟啊！我的腳步越來越急了，心裡也越來越緊張了，家裡是什麼樣子呢？

我正走着，身旁一輛卡車猛地停住了，從車上跳下來幾個穿綠衣服的人，嘴裡喊着："苦力的幹活！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我架上汽車，嗡地一聲汽車又開走了。開到一個有電網圍着的平場子裡停下來，把我推下車，給了一個鐵杴就叫幹活。

隆冬寒天，北風呼呼哄，我穿着不能遮體的破單衣，戴着一頂爛氈帽，光着腳，身上像刀子割一樣。該吃飯了，吃的是紅面饃，喝的是半溫水。工人們個個餓得面黃肌瘦。日本鬼子卻吃大米飯、豬肉，他們吃不完就倒在豬槽里。

這是給日本鬼子修飛機場。場內住着很多鬼子，他們訓練狗，專門對付勞苦工人。日本鬼子先扎一個抵人，穿上破爛衣服，裡邊裹着一塊肉，鬼子一指，狗就撲向紙人，三撲兩撲把肉抓出來吃了。慢慢地狗就抓工人了。日本鬼子訓練了四五條大狗，他們在工地帶着來回亂竄，用來代替監工的。鬼子常牽着狗，站在高崗上向周圍看着，見誰不抬着筐跑，就用手一指，狗一搖尾巴撲上前去，先一口咬住腿，然後再用爪子扒肚子。有一個老頭走得慢了，日本鬼子一指，狼狗撲過來，一下抓瞎了他的眼，又是兩下把腸子扒出來，血淋淋的腸子弄得滿地，日本鬼子還特意叫工人們看，企圖殺一警百。我親眼看見狗吃了幾個人。有一次，我正在幹活，日本鬼子牽着狗瞅着我笑，我真想趕緊躲開，可是已經來不及了。日本人一指，狗撲向我，一口咬住了腳脖，把我扯倒，我怕狗扒肚子，馬上一翻身趴下，雙腳亂蹬，打了幾個滾，才算沒有叫狗咬死。我的腳脖被狗咬掉一塊肉，立時，鮮血直流，一個叫王海的工友馬上扶起我，找了一塊洋灰袋紙，給我包紮起來。

每天掙扎在死亡線上，我自己也害怕起來，狗咬了以後，更為傷心，決心冒險逃跑。

這天夜裡，我沿着電網看了一圈，見有一個水溝，就順着水溝鑽出電網，拄着一個棍子，一瘸一瘸地離開了這個殺人的刑場。

老虎礦上血淚多

走了半夜才到家，媽見我又瘦又瘸，頭髮半尺長，摸着我的頭說："孩子，你這幾個月到哪兒去了？"我把被騙下圈窯、被抓修飛機場的事說了一遍，全家哭起來了。哭有什麼用，沉重的生活擔子，逼着我又東奔西跑去找活干。沒找到活，碰到了兩個老鄉，一個叫王富貴，一個叫王良，他倆對我說："太原西三百五十里遠，有個老虎鬚煤礦，有採煤技術的，下一個班給一斤十二兩米。"我在無路可走的時候，聽到這消息，又高興又害怕。回家和媽商量，媽也只好同意了。沒路費，媽把唯一的囫圇褂子賣了兩塊半錢，我拿着一塊買了一張火車票，搭車走了。到煤礦後，很快就上工了。上了兩個班，都是先一天領第二天的米。我估摸着，全家都到礦上，還比在太原強些。於是，我把媽和弟弟接到老虎鬚煤礦了。

老虎鬚煤礦，的確比老虎還厲害，這個地方的群眾編了這樣一首打油詩：到了老虎礦，老虎撲綿羊，僥倖死不了，也得身受傷。這裡用鐵絲網圍着，通了電。圈裡除了日本鬼子住的是瓦房外，工人們住的是個大棚子，有家屬的吊一張蓆子隔起來。夜裡天氣冷，棚子裡四面透風，好像睡在露天地一樣。工人們偷點煤烤火，日本鬼子怕燒了棚，強逼着工人用水潑滅。晚上，孩子們凍得直哭叫。

在井下，誰行動慢了，工頭掄起棍子就打。在井下累個半死，到井上凍個半死。原來說明給米，後來給成棉籽餅。工人們先是面黃肌瘦，慢慢地就浮腫起來，臉腫腿腫，走起路來搖搖晃晃，一頭摔在地下，口吐白沫，躺一兩天就死了。

工人們一躺倒，工頭就不發口糧，每天只給兩個胡蘿蔔。工棚里每天總得抬三五個死人出去。死了人，工頭叫工人把屍首抬到萬人溝邊，一扔，就算完了。這裡大白天成群的狗，夜裡成群的狼，到處亂竄着吃死人，胳膊腿叼得滿地皆是。這溝里究竟扔了多少死人，誰也不知道。

每到晚上，帶家屬的更是倒霉。夜裡，日本人拿着手電筒，滿棚子亂竄，看見青年婦女就拉走。我住的工棚里有個青年工人，帶着妻子和一個不滿周歲的小孩，日本鬼子要搶他妻子，這個青年人剛要去阻攔，當場被殺死了，妻子被污辱後上吊自殺了，小孩也餓死了。工人們氣不過，就紛紛逃跑。日本鬼子怕跑人，就加強崗哨。上班時，日本鬼子端槍押着工人到井口，看管得很嚴。

我媽生病了，弟弟也生病了，我的腿直發軟，也要生病，全家人眼看着活不成了。一天，媽對我說："春明，趁咱有口氣，趕快回家吧，死也把骨頭埋在家門口。"我聽了媽媽的話，於是，在一個漆黑的夜裡，全家人逃走了。

鬥爭才能勝利

從太原坐火車回到安陽，踏上了家鄉的土地，雖然還是一貧如洗，我們總算活着回來了。想到這一點，心裡也稍愉快些。下了火車往西走，到了楊家疙瘩，正往前走着，看見路旁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在那裡痛哭。我媽是個軟心腸人，就上前去問那姑娘為啥哭，那個姑娘叫竇玉花，她哭着說："俺爹被地主逼債逼死了，俺娘也被逼得上吊了，無依無靠，只剩下我一個人......"聽到這，我媽也跟着姑娘哭起來。

窮人和窮人心連心，哭了一會兒，又說了一會兒家常，我媽就對那個姑娘說："俺家就在那邊南善應村，也是窮得地沒一分，椽沒一根，你若是不嫌氣，就跟我們一塊兒過吧；你要是不願意，咱們以後當門親戚走也行。"竇玉花聽了我媽的話，抬起頭來看了看我們一家人，點了點頭。就這樣，我們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口人。

回到家，沒有了房子，全家人無處安身，只好在村頭破廟裡住下來。

生活還是沒有一點辦法，只不過多了一張嘴。為了吃飯，我又干起了老行當，下了沙石灣煤窯。

沙石灣煤窯的資本家，名叫王三全，是皇協軍的頭子，手下有一批反動武裝。

王三全開這座煤窯，賺了不少找，可就是拖拖延延的不給工人開工資，工人們都是沒有隔夜糧的窮人，哪能等得及？於是就成群結隊地找他要工資，每找他一次，他總是推託說："唉！我也是難啊，你們看，有煤賣不出去，等兩天吧。"過兩天，又去找他，王三全還是哭窮不給發工資。工人實在沒辦法，我們就串連十來個人，想着非得設法治他一下不可。大家說，假若工人都一齊不幹活，井下煤采不出來，水排不出去，給他來個淹井，看他發不發工資？我們商量好以後，第二天一齊不上班了。這一來，果然靈驗，王三全有點着慌，他派人叫工人上班，工人說："肚子沒吃飽不能下井！"他知道這裡有文章，就打聽串連不叫工人上班的領頭人。有個小把頭給王三全透了氣。王三全一聽是我領的頭，可把他氣壞了。

王三全派了三個皇協軍，拿繩背槍，到破廟裡找我，見了面不問青紅皂白，把我捆起來吊在樹上就打。打了一頓又帶到皇協軍隊部，王三全親自"審問"："是你不叫他們上班？""一人一姓，誰也擋不住誰，他們能聽我指揮？"王三全說："我就奇怪，為什麼一齊不上班了"我說："吃不飽咋能上班？"他說："叫他們上班，馬上給他們開工資。"王三全把欠下的十三天工資都開了，唯獨給我少開了三天的工資。我找把頭一問，他說："捆你那天，掌柜派了三個皇協軍，費了三個工，所以扣你三天工資，這叫'繩錢'。"我挨了打還得扣繩錢，天底下竟有這樣不公平的事。

在苦難的共同生活里，我和玉花逐漸產生了愛情，媽也為我倆安排了終身大事。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我被捆走挨打的那天，我的未婚妻玉花也被嚇得有了病，沒到三天就死去了。

血債要用血來還

一九四八年，我的老家南善應村解放了。我從煤礦回到家，參加了反霸和土地改革的偉大運動。我高興得睡不着覺。在黨的領導下，我和俺村的窮哥兒們，跟土改工作隊一起，和地主惡霸接連鬥爭了一二十天。罪大惡極的地主王清平、楊樓子、王銀國，經上級批准，在本村槍決了。但地主王老貴等隨着偽軍逃跑了。

鬥倒了地主以後，就開始分地。我家分了三間房子十畝地，還分了一頭大牛。我在資本家鞭打之下，沒掉過淚；被惡狗咬傷，沒掉過淚；就是父親被摔死，叔父、二弟被淹死，我也很少流淚，都把淚水往肚裡咽。這次，當我牽着牛回家的時候，我的眼淚卻像泉水一樣涌了出來。我感激黨，我這個九死一生的人，終於活過來了！在黨的溫暖的懷抱里，生活有指望了。

一九四八年，這一帶正是拉鋸形勢，國民黨匪軍和還鄉團經常騷擾這個地方，我知道必須要用戰鬥來保衛這勝利的果實，在解放湯陰的時候，我們組織了擔架隊，大家選我當隊長，幾次戰鬥我都上了前線。

過了三個月，國民黨的新五軍反攻過來了，地主王老貴和偽保長王合，也跟着回來了。當時我們農會幹部還缺乏鬥爭經驗，有些就不幸被捕了。王老貴把他們一個一個地捆起來，拉到村東的老廢井邊，每人脖子上拴上一塊石頭，往井裡一推，十二個幹部和一些群眾都被殺害了。我們暗暗地記下了這筆血債。

殺死幹部以後，地主們開始倒算了，誰分了他們的地，不管收成咋樣，每畝地要四百斤穀子。牲口、衣服也都倒算去了。可惡的地主階級，比過去更兇惡地壓在人民的頭上。

又過了三個月，解放軍全面反攻，我也跟着回到了家鄉。經受了這次鍛煉，使我更加熱愛黨熱愛毛主席。我和其他幹部領導群眾重新分配土地，大家一致選我當了副村長。我這個在舊社會當了半輩子煤黑子的人，也管理起村裡的事情來了。

今日礦工甜

隨着國家建設的需要，黨號召煤礦工人回礦工作，我也想回煤礦了。有一天，我找正村長楊克文同志說："夥計，我想回礦啊！"我這麼一提，他說："那一年你爹死了，你不是發誓賭咒不下窯了嗎？為什麼現在又想回礦啦？"是啊，我是不止一次地發過誓，賭過咒不下窯，但那是舊社會，那是給資本家賣命，當時為了生活，想脫離也脫離不了，現在搞社會主義建設，我干煤礦是內行，我應該發揮這一技之長。

就這樣，他們同意我仍然回礦當工人。到小西天煤礦，見了很多老朋友，這裡一切都變了，下井有工作服，上井有澡塘，下一班八小時，工作時間比過去減少三分之一。

不久，我和張桃榮結了婚，生了兩個小孩，現在都已經十來歲了。

鶴壁建礦的時候，我從小西天被調到鶴壁陳家莊煤礦。我的眼睛因為在山西大同下圈窯遺留下不少病症，看不清東西，頭腦還發脹，領導上很關心我，把我送到邯鄲眼科醫院治療，用了幾個月的時間，把眼睛治好了。

現在我是六級工，一家四口人，生活過得很好。飲水思源，要不是共產黨、毛主席，我哪有今天呀！

我祖傳的那個破油燈和爛氈帽，一直保留到現在。我不但給青年工人們講，還給我的兩個孩子講，讓我們的後代，記住好日子來得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