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6月4日——一場鮮為人知的血戰

五十年前的1958年6月4日，在今青海省玉樹州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戰鬥，六百多名公安部隊和黨政幹部在幾個小時內陣亡。由於種種原因，這場戰鬥至今仍然鮮為人知。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隨着在藏區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各藏族地區“叛亂”和“平叛”的戰鬥層出不窮。那時候中共在西藏的車輛和運輸隊等頻頻受到襲擊，損失了很多人員和物資。其中最大的災難發生在1958年6月4日，四十多輛汽車和六百多人在青海省玉樹州的龐智溝被殲滅。

這場戰鬥中伏擊中共車隊的是西藏康區囊謙二十五族的白日麥瑪、稱多和旺波三個部落。白日麥瑪部落好勇鬥狠，素稱強悍。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該部落曾與軍閥馬步芳的部隊交戰，雖殺敵頗眾但最後還是被打敗，人口損失慘重。後來白日麥瑪的人口有所恢復，到五十年代中後期，白日麥瑪擁有近一千戶人家。

1958年青海和甘南開始推行人民公社和牧業社、場，隨即引起“叛亂”。四月份，白日麥瑪部落（酋長為扎巴南嘉）開始徵集軍隊，反抗社會主義道路。當時共徵集了一千零十三人。晚些時候稱多部落酋長南喀多傑和旺波部落酋長洛珠堅贊率少數隨從潛逃至貢薩寺，然後從寺院向部民發出徵集軍隊的命令，兩個部落共有一百三十餘人響應酋長的命令，自帶槍彈、糧食前來。五月份左右稱多、旺波部落的兩位酋長率部前往白日麥瑪扎巴南嘉處。稱多、旺波和白日麥瑪的軍隊住在白日麥瑪的一個叫做冬格日宗的地方。

三個部落合併一處後約十五日，有一個稱多的中國人朋友寫信告訴扎巴南嘉說，從西寧來了許多汽車，你們要小心，這車裡面的人都是保安的軍隊，如進入稱多，你們就麻煩了等。得到這一情報後，三部立即集結軍隊並進行出征前的煨桑等儀式，然後連夜出發前往公路沿線設伏，當時酋長在東廓岡支帳，從那裡往南翻一山即至公路旁。

1958年6月4日，藏軍在冬格日宗的山腳的雜曲河旁公路邊埋伏，公路緊挨著冬格日宗山腳呈東西向沿雜曲河北岸延伸，因此除了少部分人被布置在雜曲河以南之外，絕大部分藏軍官兵都是在山腳距公路不遠處一字排開地埋伏。負責指揮的除了各部酋長，主要還有稱多軍官木秀桑噶、旺波軍官達隆旺加、白日麥瑪的軍官噶日倉•更秋巴桑。三個部落共有兵力千餘人，其中稱多、旺波部有百餘人，雖然兩部人數較少，但他們的勇敢在幾十年後仍為白日麥瑪部落的人所稱道。

有關這場伏擊戰的情況根據藏人的回憶敘述如下。那天早上十點左右，藏軍已經完全進入陣地，扎巴南嘉三兄弟向當時正在白日麥瑪部的拉卜寺喇嘛拉隆仁波齊就戰事問卜求卦，拉隆仁波齊根據卦示表示酋長沒有問題，軍官噶日倉•更秋巴桑要小心等。就在這時，一騎疾馳而來，報稱中國人已至當達，約四十餘輛汽車，車無蓬，不久將至此地。扎巴南嘉三兄弟聞報後急忙向喇嘛告辭並策馬奔向伏擊地點。

大約午飯前後，中共車隊進入伏擊圈。藏軍首先猛烈掃射，由於雙方距離很近，中共軍方面遭到突然襲擊後馬上四散奔逃哭嚎或趴在坑內盲目向外射擊。藏軍在掃射半個多小時後，三名軍官率先衝出伏擊陣地，藏軍隨即吶喊著衝出來與對方肉搏。肉搏戰中，由於中共軍拿的多是中正式步槍，沒有上刺刀，因此肉搏時非常吃虧，只有少數帶刺刀的在對付藏軍的圍攻。有幾十名戰鬥力強的中共軍官兵從戰鬥一開始就拼死抵抗，他們大都在大約半個小時的對射中被打死，剩餘的也在肉搏中被砍死。有的人甚至在搏鬥時用槍托將藏軍打翻。但大部分中共軍並沒有這樣勇敢，他們到處亂跑，許多人跳河自殺，這些人似乎是剛剛走出學校的學生，並沒有多少戰鬥力，只會盲目開槍並哭叫亂跑。但由於中共軍人數很多，雙方肉搏了好幾個小時藏軍才將對方殲滅完盡。到晚上六時三十分左右仍可聽到槍聲，不久便歸於寂靜。

藏軍此戰大獲全勝，據說僅傷亡十餘人，其中最先沖入敵陣的軍官噶日倉•更秋巴桑和達隆旺嘉身負重傷。噶日倉•更秋巴桑在被擊傷時，用腰帶扎住流出的腸子，仍高叫衝鋒，次日凌晨死去。其弟多瓦在衝鋒時左臂中了好幾槍，連骨頭都從傷口中露出，但他仍未停止，還砍死了擊傷他的人。而達隆旺嘉身中七顆子彈，其中最擊中要害的一顆子彈是從左胸下側打進，從後背打出。達隆旺嘉在戰鬥中卻絲毫沒有發覺自己已經負傷，戰鬥結束後就躺下爬不起來了。後來達隆旺嘉的傷被治癒。

噶日倉•更秋巴桑死後，藏人請了一位叫東確仁波齊的活佛，是噶日倉•更秋巴桑的親戚，他和安確兩人為噶日倉•更秋巴桑和其他陣亡人員舉行了超度儀式。據藏人稱這次伏擊戰的計劃是噶日倉•更秋巴桑一手制定的。他的陣亡對藏軍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關於藏軍的戰果，安確回憶道：“我和東確仁波齊分頭去計算敵陣亡者的人數，我算了624人，仁波齊算了640人，他堅持是我算錯了。總之，遍地是屍體，一些士兵還在屍體中亂翻以取手錶等物，一些屍體的旁邊有被剁的整齊的十指等，顯然是在刀砍下時以手護頭，結果連手指一塊被砍下的。一共有四十二輛車停在路上，聽說有輛車倒退後掉轉車頭逃走了，死者大部分都是二十歲左右的年輕人，還有少數幾個女人也一起被殺死，他們都穿著藍衣服，褲子上有紅褲縫；有些汽車是裝人的，上面除了背包等而外什麼也沒有，有些裝貨物，其中一輛裝著藥品，另有四車的玻璃（上面坐人，因鋪蓋等尚在車上鋪著，表明上面也坐著人），一車的綢緞，還有一車裝的是酒，另一車則裝有大量的白的、花的老鼠，也不知是幹什麼用的。那些藏人士兵在議論說：中國人連老鼠都吃呀！另外還得到大量的子彈，其中有許多小顆粒的子彈，沒有一枝槍能使用。官兵們將酒、藥灑的滿地都是。”

參加此次戰鬥的藏軍一致稱消滅對方六、七百人。參加了該戰鬥的稱多酋長之子回憶消滅七百人左右，當地民間也傳說消滅了幾百乃至近千人等。戰鬥結束後，扎巴南嘉三兄弟騎馬趕回營地，心急如焚、翹首盼望消息的婦幼蜂擁而至，急問情況如何，但他們剛剛經歷了撕殺，口乾耳鳴，根本說不出話來，只是大叫拿奶子來，拿奶子來。給他們拿來了奶子，他們大口地喝了幾杯後才緩了一口氣，說道：“稱多的人打的非常兇猛，死了一些，我們也有四、五人陣亡，可惜的是軍官受傷，可能活不了啦，敵不多，全是年輕人，約七百人左右”等。

中共方面也有資料提到這場戰鬥，稱打死黨政幹部和民警四十多人，毀壞汽車八輛，搶走大批物資。實際上一般的資料基本不記載這場戰鬥。《揚州晚報》2008年3月25日刊登了一篇特稿，題為《1958年，他犧牲在雪域高原》。文中介紹了一名在這場戰鬥中陣亡的公安幹部杭椿餘。文中寫道：

“杭椿餘烈士是揚州建國初期援青藏公安幹部，也是1958年在青藏平叛戰場上第一位光榮犧牲的揚州籍戰士。

杭椿餘於1927年7月4日出生，市郊城北鄉杭莊人，中共黨員，1949年1月參加革命工作，歷任鄉助理員、中隊長、鄉長、青海省西寧公安幹校政治指導員等職。

……

1958年6月4日，青海省政府派遣到玉樹地區工作的武裝工作團，在途經寧玉公路清水河至竹節寺之間的龐智溝時，遭到達賴集團西藏分裂勢力數百名反叛分子的伏擊。杭椿餘帶領西寧公安幹校學員同其他黨政幹部一道奮起反擊，一直激戰至黃昏。除少數黨政幹部在戰友掩護下突圍外，41名公安幹警和黨政人員在英勇作戰、重創叛匪後全部壯烈犧牲。這是青海省反動派發動武裝叛亂的第一場殘酷的戰鬥，揭開了青藏平叛戰役的序幕（此說不確，並非第一場戰鬥）。

杭椿餘等烈士的壯烈犧牲，充分展示了共產黨員和人民公安幹警為捍衛祖國主權、保衛祖國西南邊陲疆土完整、維護漢藏民族兄弟般團結，血染高原的英勇獻身精神。

……”

從該文的介紹來看，杭椿餘陣亡時應該是西寧公安幹校政治指導員。所謂的“公安幹警”應主要為西寧公安幹校學員，這證實了藏人所猜測的大部分敵軍似乎是剛剛走出校門的學生這一點是很準確的。至於所謂的41名公安幹警和黨政人員壯烈犧牲一說顯然是將死亡人數大大縮小了。注意文中所說的是一個“武裝工作團”被伏擊，而不是普通的工作組之類，似乎暗示其規模不小，護衛人員當然也會有很多，還要加上幾十輛汽車的司機（當時在藏區的中共幹部和汽車司機都配發武器）。參戰藏軍一致稱殲滅對方六七百人，這個數字是比較可信的，何況還有人一具一具地數過了屍體。在戰爭中藏人當然有過誇大戰果的事情，但是這場發生在龐智溝的伏擊戰由於藏軍最後控制了戰場並數過了屍體，所以殲敵數並非憑空想像。藏人再粗心，也不至於把八輛汽車數成四十二輛、把四十一具屍體數成六百多具。（當然了，如果報紙上報道說這場戰鬥損失了六七百人，恐怕這家報紙的前途會是非常的不妙，因為這樣的慘敗實在太不光彩了，會在讀者中造成“惡劣影響”。可以想像一下某家報紙膽敢向讀者介紹朝鮮戰場上180師慘遭覆滅這樣的事情會有什麼後果……）

那幾年公安人員和幹部經常有人在藏區的戰鬥中喪生，這本不足為奇，但一次戰鬥中就死亡這麼多人還是令人難以置信的。然而類似這樣的戰鬥竟然發生了不止一次。在一部描寫西藏“平叛”的長篇回憶錄《西出陽關》（作者：王南軒）中，寫到1957年作者所在部隊到達甘孜城東一五四團駐地後，作者參觀了甘孜城東郊烈士陵園：

“路經甘孜城東郊烈士陵園的時候，我們聯想到未來的歸宿，沈福安對我說：

“走，到烈士陵園看看，我們未來的安息之地。”

甘孜烈士陵園規模宏大，我們早有耳聞。今日親眼看見，真是名不虛傳，大小烈士墓五六百座。

最令人痛心的是同一天，同一個地址犧牲的公安內衛團的四百多名官兵的陵墓，讓人感慨萬千！

一九五六年康巴武裝叛亂暴發後，公安內衛團一個營的官兵由甘孜出發，沿着雅礱江東岸山腰羊腸小道南下，指揮員麻痹大意，沒派小股兵力控制東山制高點山梁，以掩護大部隊，全營官兵就在羊腸小道上大搖大擺行進。

部隊前鋒到達石門坎，突然響起槍聲。叛匪從石門坎上面的掩體和雅礱江西岸的山梁上，密集機槍、步槍、衝鋒鎗、卡賓槍，一齊傾射過來。前進道路被堵死，後退的小道被隔河敵人火力封鎖。抵抗又無掩體依託，全營官兵如西瓜一樣滾落雅礱江或橫屍山谷。

四百多名熱血中華男兒，被指揮員的麻痹輕敵，白白葬送了性命。看着他們長眠的陵園，即將出征的我們，內心久久不能平靜。”

也就是說，根據這部作品的披露，在龐智溝戰鬥之前的1956年，在今四川省甘孜州就有一個營的公安部隊遭伏擊被全殲。

值得一提的是，在甘孜州陣亡的“平叛”部隊被葬在各處，甘孜城東郊烈士陵園裡埋葬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在理塘縣就埋葬着數百名在理塘寺戰鬥中陣亡的解放軍。1956年3月30日，解放軍在進攻理塘寺的第一天的戰鬥中遭到慘敗，至少死了二百多人，三個連只活了幾個人。（可參考紀實文學《雪原篝火》，作者劍鈞）

認為龐智溝戰鬥中中共一方陣亡四十一人的數字有縮水嫌疑，這也是考慮到“我軍”素有縮小己方損失的傳統。這類事情所如牛毛，舉不勝舉。如在1937年平型關伏擊戰中，八路軍參戰部隊上報的傷亡數字合起來約有七百人，其中八路軍685團傷亡223人，686團傷亡286人，687團傷亡200多人。但是也有八路軍傷亡800－900人的說法。聶榮臻則認為傷亡“不下千人”。

又如1947年孟良崮戰役中解放軍的損失，以往公開的資料中都說傷亡1.2萬多人，其中傷9300多，亡2000多，其他減員800多。但是從戰鬥的實際情形來看，解放軍的傷亡遠不止這些。解放軍華野“蒙陰東南戰役戰鬥詳報”就記載主力部隊傷亡失蹤2萬5千多人（地方部隊和支前民工傷亡未記載）。根據後來了解到的情況，孟良崮烈士陵園裡安葬的有姓名記載的烈士2865名，無名烈士2600餘名。加起來竟有五千多烈士。而且並非所有在孟良崮陣亡的解放軍都葬在這個烈士陵園裡，如有網友指出在另一個地方就埋葬了70多名死在孟良崮的烈士。

再如1952年朝鮮戰場的上甘嶺戰役，大陸的資料中原來稱“志願軍”傷亡1.1萬人，但這僅是15軍的傷亡，後來又改成了傷亡1.56萬人。然而通過對戰鬥詳細情形的考察，“志願軍”的傷亡還要大的多。《出兵朝鮮紀實》（葉雨蒙著）第五十六章寫道：

“上甘嶺之戰傷亡人數有多少？這恐怕很難得到準確的統計數字。在《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中，志願軍一方在上甘嶺戰役中的死傷人數被統計為11500餘人。這個統計數字是以參戰各部隊上報的死傷人數為基礎的，而各部隊上報的死傷人數並不很可靠。譬如九十一團向上報的傷亡人數為700餘人，但該團參謀長趙金來說：“打上甘嶺，我們團實際傷亡1000多人，但上報700多人，少報了300多。”又譬如一零六團上報傷亡人數為1100餘人，其中該團一營上報傷亡人數為400餘人。但該團一營參謀長李治說：“我營進入戰鬥時有700多人，但邊打邊補，實際參戰人員達到2100多人。””

從大陸有關西藏“平叛”戰鬥的資料來看，戰鬥中“我軍”的損失越大、失敗越慘，則該戰鬥出現在資料中的可能性越低。如這場龐智溝戰鬥就鮮有記載。前述甘孜州石門坎的慘敗我也只在《西出陽關》中看到有記載。還有前面提到的1956年甘孜州理塘寺戰鬥中的失利，我所看到的只有紀實文學《雪原篝火》中有記錄。類似的例子還有一些。如1958年九月二十日，解放軍在尼木宗以優勢兵力試圖圍殲“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結果被打得大敗，一五五團參謀長張敬福大尉等許多官兵戰死。但是這場戰鬥在大陸的資料中幾乎不見蹤影，好像從沒發生過一樣，連《西藏平叛紀實》都沒有記載。倒是2008年出版的新著《解放西藏史》中提到了這場戰鬥：“9月20日，第一五五團一、三營、第一五九團三營在尼木宗阻擊該股叛亂武裝，斃、傷和俘虜一部，其主力折向東北逃竄。”該書關於這場戰鬥只有一句話而已，而且完全掩蓋了失利的事實，把敗仗寫成了勝仗，實在讓人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在此之前西塞羅所寫的《西藏平叛中的“四水六崗衛教軍”》一文就已經介紹了這場戰鬥，許多人都已經在網上讀過此文。而08年新出版的著作居然還如此寫其可信度可想而知。

1960年在康北與昌都接壤一帶的戰役中，解放軍將四十多名藏軍包圍在5149高地，解放軍向藏軍發起了許多次的進攻並有炮兵支援，卻屢戰屢敗，最後解放軍兩個連傷亡過半，陣亡五十多人、傷四十多人，竟然讓藏軍突圍而去，還被奪走輕機槍兩挺、步槍十八支。一五四團團長周宗山因這次失利差點被撤職。《西藏平叛紀實》中對這場戰鬥有生動的描寫。這本書也是我所見到的大陸各種資料中唯一記錄了這場戰鬥的文獻。

1959年四月進軍山南的解放軍部隊在向多宗的藏軍陣地進攻時遭到慘重損失，被打得狼狽不堪。《西藏平叛紀實》中披露了這場戰鬥的部分慘狀：“四零二團部隊到達後還未向叛匪發起攻擊，叛匪先突然向其開火，當場傷亡十幾人，團指立即組織力量……展開強攻，……所以第一次強攻失敗，四零二團陣亡三十人。團長眼紅了，立即又組織強攻，但仍未改變戰術，所以第二次強攻又受挫，傷亡三十餘人。團長又組織進攻，仍是同樣的戰術，傷亡十幾人未攻下陣地。……”解放軍在此戰中至少傷亡數百人。記錄了這場血戰的大陸方面的資料也只有《西藏平叛紀實》一書。（《西藏平叛紀實》的作者吉柚權因為在書中披露了“不該披露”的東西而遭審查和處分，被降職降銜留黨察看，據說還差點坐了牢，後來回到老家）

總之，這些在西藏“平叛”中發生的嚴重失敗的戰鬥在大陸的資料中絕難見到，充其量在個別史料中偶爾提到。若不是一名參加過“平叛”戰鬥的老戰士向《雪原篝火》的作者劍鈞講述了理塘寺戰鬥的故事，那麼這場戰鬥的慘狀恐怕要永遠在大陸湮沒無聞了。人們受到出版物和媒體的影響，以為西藏“平叛”中“我軍”百勝不敗、神勇無比，“叛匪”不堪一擊、一觸即潰。問題是如果戰爭真的如宣傳中所說的那樣輕鬆，只需派幾個小兵張噶、放牛郎王二小就可以了，還要大炮飛機幹什麼？

有了以上事跡做背景，也就不難理解本文認為龐智溝戰鬥中車隊被殲滅六百多人之事並非誇大其詞，而中共方面記載的陣亡四十一人之數字則有縮水的嫌疑。

龐智溝戰鬥的損失如此慘重，不能不說與這種掩蓋失敗的做法有關。在1956年甘孜州已有公安部隊一個營遭伏擊被全殲，而公安部隊卻未充分吸取教訓，疏於戒備，導致58年公安部隊在玉樹州龐智溝再次蒙受重大損失。如果戰前能派出人員進行偵察、控制路旁高地等，這場慘敗應該不會發生。當時這樣的伏擊戰發生了很多，類似的悲劇一再重演，只不過損失的人員數量不一定有這麼多而已。龐智溝戰鬥發生半年後，解放軍在公路上又遭遇了類似的劫難。1958年12月，一五五團三營營長杜效模率一個連護送山南分工委幹部返澤當和為澤當分隊運送給養，分乘二十七輛汽車從拉薩出發前往澤當。十二月十八日車隊到達貢嘎時遭到“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六十多人五十多條槍的伏擊，營長杜效模和山南分工委副部長沈鳳樓等三十七人陣亡、二十二人受傷，“只擊斃叛匪六名”（以上為中共方面的統計，藏軍方面則稱己方僅有一死二傷，車隊不止二十七輛汽車）。十二月十九日，一五五團副團長殷春和率兩個連從澤當出發分乘四輛運輸車前往增援貢嘎途中在扎朗遭到“四水六嶺護教志願軍”的伏擊，陣亡副團長殷春和等五十六人、傷十三人，“只擊斃叛匪二十人”（以上為中共方面的統計，藏軍的回憶則稱陣亡了大約十幾個人）。西藏軍區在貢嘎、扎朗連遭伏擊，至少陣亡九十三人、傷三十五人，不僅西藏軍區感到震驚，連中央軍委接報後也受到很大的震動。在貢嘎、扎朗被伏擊之前，解放軍指揮官都犯了麻痹大意的錯誤，戰前杜效模曾對團政委喬學亭說：“嘿，幾個破叛匪就把人嚇成那樣，如果要叫打，我杜效模帶一個連保證把西藏打平。”其輕敵心理可見一斑。如果杜效模、殷春和對於甘孜州石門坎和玉樹州龐智溝等災難有所了解，應當不會這樣麻痹大意，也就不會有這麼多人稀里糊塗地死掉了。揚勝諱敗的做法雖然可以提高士氣，卻使人們不能正確認識敵軍的戰鬥力，對戰爭的艱苦性估計不足，由此導致了很多悲劇，這在“我軍”的戰史上有很多例子。然而時至今日我們在媒體上所看到的仍然只是對“我軍”的一邊倒的讚揚，什麼飛奪瀘定橋、大戰上甘嶺等等。從這次汶川大地震的救災情況來看，解放軍暴露了很多缺陷，與之前有關軍隊實力的吹捧完全不相稱。然而媒體仍然充斥着肉麻的讚美，甚少反省檢討。救災都表現的如此差強人意，要是打起仗來又會變成啥樣？總不能真的犧牲西安以東吧！

五十年過去了，龐智溝之戰仍然鮮為人知，眾多“烈士”中也僅有一個人的名字被知曉。中國大陸在這五十年中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人民公社已然成為歷史，但是戰爭的創傷仍在。那些戰死在龐智溝的數百名年輕人是否得到了安息？若他們目睹這幾十年的風雨滄桑會有何感觸？他們是否認為自己死的無怨無悔、抑或留下萬般遺憾？……

願兩個民族不再互相廝殺，願歷史不再被埋沒。謹以此文紀念五十年前的戰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