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知無畏之極令人髮指。長城抗戰，綏遠抗戰都是蔣公領導下進行的。中央軍部隊直接參加了長城抗戰，如果不是蔣公的命令，他們能參戰嗎？綏遠抗戰也是蔣公一手參與指揮的，下面轉貼一篇楊奎松的文章，具體指出了蔣公在綏遠抗戰中的作用。goon黨一貫歪曲事實，惡意中傷，和落goon一樣無恥。

蔣介石與1936年綏遠抗戰

楊奎松

1936年的綏遠抗戰，轟動一時。此役起也快，落也快，從11月中旬打響，到12月中旬驟停，前後僅不足一個月的時間。但由於過去有關檔案披露得比較零散，因此關於此役如何發生及經過情形，何人主導，何方參與，乃至結束的原因，也就有了種種不同的說法。有認為傅作義受中共宣傳影響而揭旗抗日者，也有認為戰役乃由蔣指揮，並有中央軍直接參戰者。[1]由於綏遠戰役打響後蔣急匆匆趕赴西安，結果遭遇事變，綏遠抗戰亦停止於同時，於是也就有了關於西安事變是否影響了綏遠抗戰進行的猜測。而隨着台灣蔣中正檔案和閻錫山檔案相繼開放，綏遠戰役為蔣介石幕後主導一事已經證實，台灣學者在這個問題上的研究貢獻頗大，惟已有的研究對於蔣介石意圖的說明尚嫌粗放，解釋上亦有不盡周延之處，對史料的把握和理解也頗多分歧。[2]基於上述原因，筆者特再綜合徐永昌日記，以及閻錫山和蔣介石個人檔案，做另一種詮釋和解讀。希望筆者的解讀能夠更貼近歷史的原貌，對解釋和澄清綏遠抗戰發生的原因，特別是對蔣介石發起和中止此次戰役的目的的說明，能夠更為準確。

綏遠抗戰之醞釀

1935年，日本接連製造察東事件、河北事件、張北事件和豐臺兵變、香河事件，逼迫南京政府先後與其達成“大灘口約”、“何梅協定”和“秦土協定”，繼占據中國東北三省與熱河省之後，不僅進一步取得了對中國河北、察哈爾以及平津等部分地區的實際控制權，而且極力推動華北各省脫離南京中央，實行自治，為製造第二個“滿洲國”創造條件。此即所謂華北事變。

華北事變清楚地顯示了日本軍方試圖製造“華北國”，逐漸蠶食和分裂中國北方各省的強烈野心，而日本官方這時公開堅持的日“滿”華三國提攜共助、共同防共的所謂“廣田三原則”，更是使正在致力於完成國家統一的南京政府受到空前嚴重的挑戰。因此，面對日本步步進逼，要求南京迅速承認華北自治的強硬態度，一向堅持“攘外必先安內”，對改善中日關係抱有期待的蔣介石，已不得不借國民黨五全大會之機，委婉地表示中國不會總做無限制讓步與妥協，同時暗中開始加緊對蘇接洽，準備萬一了。[3]

進入1936年以後，此前曾在日本華北駐屯軍策動下，一度風聲鶴唳、高度緊張的平津地區一時歸於平靜。而屬於日本關東軍目標範疇之內的察綏地區，卻再度陷入危機之中。深受“滿蒙計劃”影響，以控制經營整個滿蒙為目標的日本關東軍，在實際控制了察哈爾東部地區之後，又利用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簡稱蒙政會）委員長德王要求高度自治的心理，秘密策動德王在內蒙古造成獨立局面，進而統一內外蒙古，建立蒙古國。[4]為此，日本不僅加緊向察哈爾全境，乃至向綏遠地區實行滲透，而且接連運用偽軍李守信等部製造事變，逼迫中國方面撤出了察哈爾省長城以北地區。到1936年初，李守信偽蒙軍已經侵占了察東的張北、寶昌、康保、尚義、沽源、商都、化德、崇禮等8縣，並控制了察東的正蘭、鑲白、正白、鑲黃、太僕寺等8旗，在張北設立了偽司令部。德王隨即與李守信公開合流，在察東成立了“察哈爾盟公署”和“蒙古軍總司令部”，德王自任總司令，李守信任副總司令。4月間，在日本的推動和幫助下，德王在錫盟烏珠沁右旗索王府召開了名為“內蒙古王公全體大會”，實為“蒙古建國會議”的分裂會議，公開提出了建立蒙古國的政治目標。5月12日，德王與李守信等更公開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了所謂“蒙古軍政府”，德王親任總裁，掌軍政大權，李守信兼參謀部長，並聘日本人村谷彥治郎、山內、稻茨、山本信親、崛井德五郎等分任主席顧問及軍事、財政、外交、教育等顧問。[5]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日本關東軍和偽蒙軍自然要把奪取內含西部內蒙古的烏蘭察布盟和伊克昭盟的中國綏遠省，視為完成“蒙古建國”的下一階段戰略目標。察綏一帶局勢，自然漸趨緊張。

蔣介石還在華北事變之際，就已經注意到日本有西進之勢。但他當時估計，日軍西進的主要目的，在造成對蘇聯合圍的態勢，以應對蘇作戰之需。因此，最初蔣對綏遠防禦問題尚未給予足夠的重視。[6]他相信，以綏遠的地理條件和軍隊的布防，守難攻易，如果真有日軍來攻，幾乎沒有全面堅守之可能。因而他明確告訴對晉綏負有守土之責的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說：“綏遠守棄方針，弟意小敵來擾，則迎頭殲滅之；若其大敵正式來攻，則扼要據守，並擇最重要幾個據點固守之，如能固守三個月之時間，則事無不成。故綏遠不可全部放棄，亦不宜處處設防”。[7]蔣所以相信只要扼要固守三個月“則事無不成”，就是估計日軍西進的目的，絕不是因為這塊土地具有怎樣重要的價值，日軍的主要目標其實還是為了奪取外蒙，並對付蘇聯。所以，蔣深信蘇聯對此也心知肚明，絕不會眼見日本的陰謀得逞而無動於衷。在蔣看來，“倭勢西進愈力，則俄取攻勢亦愈速”。3月29日蘇聯與外蒙簽訂互助條約，更印證了他的觀察。他因此甚至開始考慮如何設法從日蘇衝突中獲取實際利益，即就勢向日本要回東北主權的問題了。蔣的計劃是：“俄蒙協議宣布之日，實即倭俄戰局完成之時。俄之狡詐疑忌，倭之狹隘橫暴，決不能長此隱忍而不破裂也。”一旦日蘇關係破裂，“如倭能還我滿洲之權，則先與商談對俄協議，此為最大之希望；其次，則取消塘沽協議，與冀東察北戰區，則允其資源之接濟，不然概作為懸案。”[8]

但是，蔣介石對日偽西侵意圖和日蘇戰爭前景之估計，始終未能得到事實的印證。相反，注意到日蘇形勢“始急終緩”，德王竟公然召集“蒙古建國會議”，以後又受到6月初爆發的兩廣事變的刺激，發現深處日本威逼之下的冀魯守將宋哲元、韓復渠等也或明或暗地在與兩廣反蔣派相應和，蔣不能不擔心華北諸省有脫離中央的嚴重危險。其對綏遠的方針明顯地開始強硬起來。

5月26日，蔣介石公開任命陳誠為晉陝甘綏邊區剿匪總指揮，意在加強中央對整個西北地區的控制。蔣同時明確要求閻錫山調遣兵力對整個包綏地區增兵布防。他為此親自致電閻錫山，說明此舉對山西安危之利害。電稱：“弟意於此省府改組以及四省邊區名義發表時，一面應對包綏從速增兵布防，以示決心，則彼必不敢輕窺綏遠，至少亦有交涉之地位。否則，彼必待我布置未完，即向綏急進。萬一包綏動搖，則晉失屏蔽，雖有天險，亦無以為計。預請當機立斷，迅即增防”。[9]

蔣此番布置，都是基於這樣一種考慮：“內蒙德王獨立，為時間問題，果不能設法消弭乎？冀魯叛變，圖謀脫離中央，將成事實，或可及時消弭乎？”[10]顯然，對日蘇戰爭的期待，漸漸不再置於其對綏遠守棄策略的中心了。他清楚地意識到，綏遠與冀魯，兩者其實是互為作用，同等重要。德王若盤踞綏察，宣告獨立，冀魯之地位以及整個軍心民心，亦必徹底動搖。問題是，山西剛剛在中央軍的協助下，才將由陝北渡河東進的紅軍擊退，不僅餘悸未了，而且相當兵力不能不向西防禦。受此實際情況的影響，閻錫山深感兵力不足。與眾將領反覆商量的結果，仍“以為如此增兵綏遠，使山西空虛，非固根本計也。”[11]故雖獲蔣電，閻錫山方面卻遲遲不能有所決定。

至7月間，因偽蒙軍進犯的規模越來越大，中央許諾之防務撥款遲遲不見蹤影，原增援山西的中央軍關征麟等部也因兩廣事變南調離境，晉綏兩省頓感兵力捉襟露肘，故閻錫山和綏遠省主席傅作義這時頻頻向蔣告急，擔心“偽蒙圖綏”，“恐短期間內有卒然發動之可能”。[12]但蔣這時因應付兩廣事變，分兵無術，難以馳援晉綏，不得不密電閻錫山，要其克服困難，火速增援傅作義。他在電報中苦口婆心，反覆說明要避戰必先迎戰的道理。稱：“對綏部署，弟以為必須速在第一線多置兵力，一以示我決心，一以使其不敢輕犯，萬不可作勢防禦，錯視對方犯綏之戰略也。”“此時應敵必須深測其惟一心理，即彼不敢犧牲一語是也。如要有犧牲代價，則彼必不為。故我要避免犧牲，當先示其犧牲之決心”。“若前方只用稀小兵力示弱於人，則此非避戰之道，實為引倭來犯，無異釁由我啟也。”況且，“如我有備，萬一彼果來犯，只要我前方能沉着應戰，吾料其不到數日，彼必知難而退，藉口於偽軍無理衝突而非其倭軍之本意。此乃必然之結果。萬望吾兄從速決心增加綏防五師之兵力，則戰可必免”。蔣為此甚至告訴閻錫山說，如山西再不從速大量增兵綏遠，“下月中綏遠必非我有，而晉亦不保矣。”[13]

當然，身為軍人的蔣介石，亦深知即使有此部署，亦未必真的就能夠消彌戰禍。8月初，南京方面得到消息，稱日人準備乘兩廣事變，桂系進軍廣州之際，推動察北偽軍攻綏，然後宣告冀察自治。[14]察綏這時的情報也顯示，偽蒙軍正蠢蠢欲動，有內外響應進占綏東之計劃。[15]這說明，綏遠的形勢不僅相當危險，而且其影響將直接威脅整個華北的安危。但隨後外交部報告的消息卻說明，日本駐華大使川越明確表示，綏蒙問題全由日本關東軍負責，關東軍過去敵視綏遠守將傅作義，近已改變態度，“有意與之妥洽”，故綏遠衝突，“日本軍隊不會加入”。這對蔣介石無疑是一個利好的消息。注意到英國這時恰好與蘇聯達成借款協議，蔣介石頓生聯想，不僅要閻增兵防敵進攻，而且主張應主動出擊，乘機予敵以一大打擊。

蔣介石在給閻錫山的電報解釋說：“英俄借款簽約，此實為國際外交形勢劃一新時期。近來日更現恐慌之象，誠有岌岌戰慄之勢。料其對我國之外交當必漸轉，彼本外強中乾，於此再加一當頭棒，則鬼態畢露矣。對綏增兵實不可猶豫，華北得失與存亡全在此舉，務懇增足五師兵力於綏遠前方，以挽危局。”之所以不應猶豫，是因為“川越由間接懇切表示綏遠即使發生衝突，但彼中央軍部意旨，決無令其日軍參加作戰或侵入綏遠之意，以弟所見，其言頗有價值，足供參考也。”換言之，蔣深信目前很可能是平息綏遠敵擾的千載一時之機。過去之所以對察綏叛亂之武裝不能徹底興師剿滅，除重視不夠以外，最主要的還是基於華北事變的經驗，擔心引起日軍的干涉。如果關東軍真的有此態度，加強綏遠兵力，乘機採取攻勢防禦，要沉重打擊德王等偽軍，自然不成問題。只要一舉將其擊痛，必能使其短期內不敢進犯，綏遠就可以保持一長時間的安寧。他因此告訴閻錫山稱：“弟意欲使匪偽不敢再來擾亂綏遠，則我軍僅主守御，不能達我目的，必須於其擊潰之時，或偵知其後方司令部與結集所在地，我軍出其不意猛力襲擊，與其一大打擊後，實時退回原防固守，則匪偽以後必不敢輕來矣。此兄必操勝算與一勞永逸之計。”[16]

在蔣介石再三催促之下，閻錫山等反覆會商後，終於決定向綏遠增兵了。據閻電稱：“此間自前次接奉鈞電後即在雁北綏遠布置三十五軍傅作義之六團、七十師王靖國之六團、六十八師李服膺之七團、獨立第七旅馬延守之三團、又補充團兩團、騎兵六團、炮兵兩團，共三十二團，內除王靖國之四團暫在雁門關上擔任工事，綏境一有事故，三兩日內即可加入外，其餘均到綏同一帶。有此兵力，似可作當頭之棒。而晉綏軍兵力亦只能如此布置也。”[17]但實際上，晉軍這時很大部分兵力仍舊集中於晉西與陝北，在做兩面防禦的準備，故其對綏遠用兵實難做到全力以赴。特別是注意到張國燾、徐向前所指揮的紅四方面軍由川康北上甘肅之後，閻錫山更加擔心紅軍匯合陝甘後會重演2月東征山西的戰略，因此他堅持要求蔣介石調中央軍援綏。其電稱：“陝甘匪氛近復日熾，朱（德）徐（向前）既侵入甘境，毛（澤東）彭（德懷）等部又日漸恢復。一旦合股，勢更猖獗。將來在陝北晉西之中央軍及晉軍各部，能否如期轉用，尚難預定。前蒙允為晉綏軍後盾之關（麟征）胡（宗南）等師又均開往豫湘，晉東及太原附近更不能不稍加布置以有限兵力，深難期周到。擬懇鈞座早為統籌之計，或命關胡等部逐漸北開，或另指派他部擔任援助。總期適時接應，方有勝算可操。”[18]

相對而言，這個時候傅作義對蔣介石主動出擊的建議，倒要比閻錫山積極一些。根據偵察後的情況，他知道察北偽蒙軍並不具有很強的實力。李守信在張北有騎兵四個師，炮兵一個團；偽軍包桂亭有六個團駐化德和尚義；偽軍王英部亦有三個師並兩個旅駐商都。除此之外，於志謙、馬子禎、胡貝勒、李子靜、呂存義、金甲三，以及卓世海的偽保安隊，都只是些土匪而已。所有這些兵力，全部加起來也不過12000餘人。而且，他“判斷敵之發動，日方仍不露面，先驅使匪部分路進犯，不攻我堅陣，亦不與我大部拼戰，取擇隙竄擾，有空即入之手段，以分我兵力，疲我應付。成則將匪西推，日偽占地；否則所損為匪與彼無傷。”唯一的問題是，綏遠的地理條件有利於敵偽竄擾，卻不利於大軍圍擊。若尊蔣意“取攻勢直搗察北，掃其巢穴，比較易作，又恐時機未至，有直接對日之慮。”因此，傅作義這時的計劃是，組織有經驗之無職軍官老兵參加境內各縣村圍堡之守備，另組乘汽車的機動部隊準備在敵偽來襲時“迎頭痛剿”。[19]

面對晉綏將領對自己建議的猶豫態度，蔣介石表現出相當的不滿。他一面向閻錫山保證“俟桂事解決即可抽兵北上協防”，一面在內心裡批評他們“無定識與定力”，進而甚至要求外交部在對日交涉中不得退讓，必須堅持他7月在五屆二中全會上所宣布的最大讓步限度不動搖，稱“如逾此限度，當不惜決戰。”[20]他相信：“對倭方針，在現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旋轉之途徑矣。”因為他注意到，倭寇現在純粹是外強中乾。“蓋彼用其全力，持久三年，決不能亡我中華，我之危險，已較前減少過半矣。況彼內在之矛盾，與其國際環境之孤立，而樹敵太多，決不允許其如五年前之荒偽放浪。”[21]

由於不能得到晉綏將領的贊同，再加上隨着8月24日和9月3日先後發生日人被殺的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政府的態度頓趨強硬，軍事上乘機出着的條件已失，蔣亦只好決定“暫緩”他的“察綏進攻計劃”，轉而指示外交部長張群加緊與日本駐華大使川越談判，以成都、北海兩地日人被毆殺事件為由，說明目前國人對日本情緒之激憤，強調中日兩國緩和關係之緊要，試圖再次嘗試與日本達成全面解決中日關係問題的方案。[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