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遠抗戰實行之幕後

中日南京談判從9月15日開始，接連幾次交涉之後，雙方之分歧就已經顯露無遺。19日，日方以最後通牒方式要求中方承認共同防共、協定關稅、聘用日本顧問、開通福岡至上海航空線以及引渡不法朝鮮人等。23日，中方則答以五條希望事項：甲、取消上海停戰協定；乙、取消塘沽停戰協定；丙、取消冀東偽組織；丁、取締走私；戊、取締日機之自由飛行。[23]結果可想而知。鑑於雙方條件明顯沒有接近之可能，蔣相信事態可能趨於嚴重。為此，他一方面分電各方軍政長官何應欽、吳鐵城、韓復渠、沈鴻烈、閻錫山、劉峙、周至柔等，要求他們務必做好應變準備，說：“據昨今形勢，對方已具一逞之決心，務令京滬漢各地立即準備一切，嚴密警戒，俾隨時抗戰為要。”[24]另一方面，則決定趕回南京，親自接見日本大使，做最後之努力。他在25日當天的日記中寫道：“對倭方針，在現時非萬不得已不可放棄忍痛一時之策略。但應抱定犧牲抗戰之決心，所謂忍痛，非屈辱之謂也。蓋余始終認定倭寇不敢與我正式戰爭，不久彼必覓得旋轉之途徑矣。今川越與張群談判，形勢已等於決裂，且彼只有片面要求，不許我提條件，是則不可忍者。余決回京，親與川越周旋。”[25]

但隨後的情況似乎不如想象中之嚴重。10月5日，蔣回到南京，接外交部報告稱：彼要求華北特殊地位、共同防俄及根絕反倭行動與思想，但又“謂不能實行者不必強允，可暫作懸案”。日本政府如此表示，是否顯示其已從原有強硬態度上退縮？至少“此其意或不敢再以軍事威脅乎？”[26]蔣因此重又樂觀起來，不僅繼續堅持“華北之行政必須及早恢復完整”[27]，而且馬上電告閻錫山：“外交形勢轉變甚快，綏東等事或可和平解決，對於全般外交及與綏遠有關者亟待妥商，請派重要同志來京商決一切”。[28]

實際上，這時有關中日關係的各種消息和情報頗為矛盾，並非多為好消息。就在蔣回南京前夕，軍情部門以及綏遠前線就有大量有關日本關東軍要在綏遠展開更大規模軍事進擾行動的報告送來。

戴笠接連報告說：“化德日特務機關於養日（九月二十二日）召開軍事會議，到有特務機關長田中久、關東軍田中隆吉少將、偽蒙總顧問田川及德王、卓世海、李守信、王英等。決議：一、王英部編為五千人，所屬騎兵六團，即由王英率領經百靈廟向五原推進。二、李守信部擔任沽源經萬全尚義一帶之防務；德王部擔任由尚義至商都一帶之防務；又王英部步兵六團擔任由商都至百靈廟之防務，並限令相機隨騎兵向綏西推進。”“德王顧問西崎，於十月三日由張北經張垣赴綏。德王即召集李守信、王英及旅長以上軍官討論進攻綏遠問題。”[29]

傅作義也報稱：日本關東軍作戰科長田中隆吉貞到化德每日開會，“指導偽軍積極動作”，日軍不僅向多倫和豐寧集中了三個聯隊，且送了五輛裝甲車和若干野炮到張北給偽軍，李守信部也已向尚義集中，綏垣、包頭兩處日人也分批離開，眷屬皆送平津。“總上情況，已甚緊張，有旦夕發動之樣。”傅為此不僅要求晉軍“準備在綏作戰之部隊請早日集結”，儘速開綏，而且建議，應對來犯之敵迎頭痛擊，並乘勢直搗敵穴。他的具體意見是：“敵方發動初期，兵力未必雄厚，且日軍參加者必少，而偽軍心理亦未必真欲拼戰。職意我應趁此機會，本鈞座預定之計劃，以優厚之兵力予敵以猛烈之打擊，並乘機襲擊察北，先將初期之敵殲滅，以振我軍威，揚我聲譽，而喚國人之注意。”[30]

然而，注意到外交部的報告，蔣介石顯然傾向於相信這些只是日本關東軍的越軌行動，因而更樂於相信關於日本政府態度的情報，相信還有與日本政府取得妥協的可能。只要談判取得成功，日本政府自會約束關東軍。基於這樣一種考慮，蔣對紛至沓來的有關綏遠形勢緊張的情報明顯不如7月時的反應積極。他雖然也督令軍事委員會研究援綏方案，同時卻電告閻錫山：“可先依傅主席之意見飭屬準備一切，待此次京中交涉之變化如何再定行動時期。”[31]

10月8日，蔣介石親自出面找川越會談。他沒有想到，川越根據日本政府的訓令，絲毫沒有做出緩和的姿態，明確提出了共同防共、華北特殊化和限時降低關稅等各項要求。蔣對此顯然頗感意外。他除聲明“華北之行政必須及早恢復完整”外，並不與其直接討論日方的各項條件，堅持其他問題仍由張群外長與川越大使繼續商討。[32]會談結束之後，蔣明顯地開始改變方針，決心重提其“察綏進攻計劃”，準備在綏遠採取行動。

8日，他通知閻錫山說：日方攻綏在即，王英部騎兵三千人十日內將竄擾綏西，察北偽蒙各軍俟王部到達綏西後即會合襲擊綏東，要閻務必“嚴密注意，並切實防範”。[33]幾天后，鑑於張群與川越的交涉仍舊完全不得要領，蔣介石更進一步加緊策劃對綏遠的軍事行動。12日，蔣介石決定抽調湯恩伯部三個師應援綏遠，並電湯恩伯立即與閻、傅聯繫部隊行進問題。由於有消息稱關東軍調兵兩團加入攻綏偽蒙軍，因此蔣甚至還想增厚援綏兵力。只是他對日本關東軍會否加入攻綏仍感懷疑，同時何應欽也“恐日人偵知為慮不主急辦”，故未付注行動。[34]

然而，10月18日傅作義的報告似乎顯示日本關東軍真有介入綏遠戰事之可能。傅電稱：日本關東軍田中隆吉少將轉託關東軍軍官西峙及前東北軍師長郭殿屏前來綏遠見傅，稱：“日本國策對綏遠內蒙必須取得絕對自由，北以防俄，南以切斷中蘇聯絡。惟綏省對此種種作梗，日本為貫徹國策計，不惜以正式國軍占領綏遠，但傅之環境困難，日人素所同情，在未用兵前，傅如毅然與日合作，日可補助大批款項、軍械，一掃陰霾疑忌之空氣。再者，日人扶植德王，原為其有所成就，惟德王才能不夠，年來已彌有感覺。傅如肯合作，則內蒙及西北，均可由傅掌握，且不致釀成戰爭。惟時機迫不及待，此時傅之決心如何，實關係綏遠之存亡，切盼注意。”據此，傅作義斷言：“綏遠地位特殊，情形複雜，日決不放棄。默察大勢，短時或將發動”。而傅作義的估計是必須增加兵力準備對日。他聲稱：“我之向日以蒙偽為對象之準備，似有速研改變，另作有力布置必要。”最好能夠改以日軍為對象，“多準備有力部隊及飛機、戰車”，以應大戰之需。[35]

關東軍真的會捲入攻綏行動？蔣對此不能不深感擔憂。他特地於20日要張群轉告川越：日方應約束關東軍，切不可擾亂中國政府在綏遠的行動，否則必將會影響南京外交之進行。[36]當天，他還急電西北剿總代總司令張學良，要其速調關麟征之第二十五師至咸陽候命，“準備增援綏遠”。[37]

在日本關東軍已經接連占領了東北與熱河，並部分侵占察哈爾之後，已經很少有人能夠輕率斷言日本不會進一步尋找藉口直接侵占綏遠了。但蔣介石始終估計，日本政府並沒有做好與中國開戰的準備，關東軍在綏遠的行動，不會是大規模的戰爭行為，更多的還是關東軍少數將領的越軌行動。要阻止其“弄假成真”，中國方面就必須迅速表現出強硬態度，使日方不能不三思而行。鑑於此，蔣介石再度決定要先發制人。

21日，蔣致電閻錫山，重提在綏遠採取攻勢，先發制人，以顯示中國方面保衛綏遠決心的建議。其電稱：“本日岳軍（即張群－引者注）與川越談判仍無進步，默察情勢，綏遠敵在必得，預料其攻綏時期當不出下月初旬，我軍不如乘敵準備未完以前，決以優勢兵力由平地泉附近向東取積極攻勢，並以有力部隊由豐鎮進至興和，遮斷匪偽南北二路之聯絡，迅速撲滅匪軍，以絕其占領綏遠之企圖。若此時徘徊莫定，坐令匪勢龐大，交通完成，則我處被動地位，終陷不利也。但擊破匪軍之後，追擊不必過遠，至綏察邊境即可停止，或追擊到察邊後即行退回綏境原防。並望於一星期內出擊，則不致失機。再遲恐反被攻矣。”[38]蔣介石斷言，此役若能一舉擊潰其匪偽，使倭軍增援不及，則其侵綏企圖，受此打擊，一入冬季，至少半年內不能再侵西北也。

閻錫山等人的看問題方式明顯與蔣介石不同。蔣是越注意到日軍有捲入的可能，就越是相信必須用強硬的態度使日本人知難而退；閻錫山等人卻越是注意到日軍有捲入的可能，就越是擔心太過強硬反而會惹惱日本人，為其大規模軍事介入提供口實。從這樣一種考慮出發，他們當然會懷疑蔣介石的方案。前山西省主席徐永昌的觀點反映了山西多數領導人的想法，他說：“蓋我工事不夠，準備未周，共匪又近在側背，能再延宕敵人一年，於我最利”。目前惟一可行的戰法，就是乘偽軍王英部進至百靈廟之際，“一舉滅之，並將白靈廟附近之能資軍用等地毀燒之，祗表示不容匪部之入綏境，而表面上不使日人過於難堪”。即便是對這種戰法，眾人也認為應當十分審慎小心。[39]結果是閻錫山的增援行動與作戰計劃遲遲不能出爐，蔣介石不得不接連去電詢問閻錫山：“對匪偽軍之進攻計劃未知能否實行”？並決定親去太原見閻“面商一切”。[40]

自10月21日起，中央軍湯恩伯部第四師、第八十九師以及所轄第七十二師已開始由陝北清澗、延川一帶向府谷、神木方向移動，高桂滋第八十四師各部亦奉命向吳堡、綏德、安定地區轉進。蔣並調門炳岳師集結咸陽，隨時準備開赴綏遠。南京政府援綏部署業已展開。負責援綏計劃實施的晉陝甘綏邊區剿匪總指揮陳誠根據蔣令飛往太原，與閻錫山等會商，勸說晉軍將領實行出擊。陳誠到後，提出可由湯恩伯部中央軍化裝成晉軍模樣襲取張北，另由傅作義部攻取商都，閻錫山等仍表示懷疑。閻錫山等人甚至認為：目前“綏境內並無偽匪軍，我軍現已在綏邊之興和、陶林等縣駐有重兵，並做國防工事，其沿邊之紅毛營、玫瑰營、大六號、高家地等處亦並分扎軍隊”，綏遠暫時看不出有太大危險。而主動向察北出擊，一來已經集結甘北的中共紅軍會不會重演2月東征山西之局，乘機打着增援綏遠抗戰的旗號堂而皇之地進入晉綏地區，令人憂慮。二來大戰一起，晉綏工事、部署準備不周，萬一關東軍大舉介入，紅軍又近在肘腋，實難料想最後結局。故他們的意見是：“非萬不得已不可尋敵。”[41]

10月底，閻錫山、傅作義等均齊集西安和洛陽為蔣介石祝壽，蔣乘機又反覆勸說閻、傅等加緊準備攻勢。他具體與傅作義討論了在綏遠實施軍事防禦的方案問題，說明我不攻敵，敵必攻我，屆時我將更加被動的道理。對閻錫山所擔心的中共紅軍背後威脅之事，蔣也詳細介紹剿共軍事形勢，保證他有十足把握能將紅軍圍困消滅，斷不致給綏遠抗戰帶來麻煩。但是，閻錫山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他在回到太原後，對於蔣建議“精研”進兵德王在綏之據點百靈廟一事，復電蔣稱：我發動對偽蒙軍進攻，難免會成為德王宣布獨立之藉口。屆時德王以獨立為由，要求日軍協助抵抗，我“不免有挑動對日真面目戰爭之慮”。考慮到此舉利害關係，他的意見是，既然蔣估計偽蒙軍必會來攻，不如“俟其發動再由政府下令（進攻），較為有詞（可藉）。”[42]

11月上旬，偽蒙軍陸續開始由察北向綏遠境內之百靈廟、商都、南壕塹大舉調動，意在進攻陶林、興和和集寧，綏遠軍事形勢頓形緊張。5日，德王又發歌電致傅作義，聲稱：“自蒙疆設省置縣以來，盟旗之政權日蹙，蒙人之生計日窘。上年迫不獲已，始有要求自治之舉。當時中央以扶植為懷，特准設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綜理自治事宜。”“惟貴省始終猜忌，屢加破壞。”為維持蒙人生計，不能不向貴省提出五項要求。[43]電報強硬要求：“以上五項係為蒙古生存必不得已之要求，貴省以前種種壓迫蒙古之錯誤即應一一承諾，如期實行，否則蒙古雖弱，亦不能不作最後之掙扎。設由此而演成事變，其責任均當由貴省負之也。”[44]14日，王英也打出大漢義軍司令的名義，發表所謂《告全國同胞書》，公開號召打倒國民政府和蔣介石。[45]

偽蒙軍的大舉調動和德王歌電，清楚地顯示日偽進攻迫在眉睫。傅作義除當即復電一一反駁以外，特告閻錫山：“彼方於最近其內向我進擾已無疑義，擬請鈞座當機立斷，迅將部隊集結於適當地點，準備使用。彼一發動，即迎頭予以最大打擊，以壯我軍威，寒彼賊膽。”他的看法與蔣相同，即：“倘出以迅捷手段，則日方或不及參加。”[46]

眼見德王已擲下戰書，閻錫山也不能不同意此乃偽蒙軍“開釁之先聲”，因而同意迅速集結部隊準備應付。[47]但他依然堅持要後發制人。傅作義11月7日與趙承綬聯名電閻，主張：“綏東必出一戰已無疑義，推敵襲我之期約為真日，我與其被動應付，不如機先襲擊，打破其種種企圖，或可戢敵之正式侵犯，似屬一主動制勝之策。可否，祈速示遵，以便積極準備。”[48]閻錫山卻不為所動。其復電稱：“匪在必動，我宜立於主動地位，俾制機先，所慮甚是。惟主動必要先下手，要在有計劃之下，適時機動便可常站在有利主動地位。現下我軍尚未集中完了，動後即不能自止。目前縱能得一部便宜，恐以後對他方面應付又陷於被動。再我軍處在內線，故應努力在內外線利害轉換上特別活動，目前似不宜遠出，致失有利之形勢。動後即將我計劃暴露，若對一部之敵暴露我整個計劃，以屬不宜。希仍積極準備，俟其正式侵犯時，再依我原定計劃相機應付可也。”[49]

就在蔣、閻、傅還在就先發制人，還是後發制人爭論不休之際，商都偽蒙軍已經在13日開始向興和傅作義守軍發炮襲擊，並用飛機向傅部防地投彈。15日，偽蒙軍更正式開始對紅根爾圖傅作義部守軍發動了地面進攻。據傅作義15日報告稱：“日已向我紅根爾圖開始進攻，並用飛機大砲轟擊。”他建議：“戰端既開，我應換得主動或機先制勝之勢，對白（百）靈廟似應奇襲解決，以除後患，且必要時對商都亦應相機攻下，打破敵之企圖。惟此單就作戰有利而言，至對整個外交有否顧慮，須加審慎。如蒙准行，職當相機而行。”[50]

鑑於敵偽已先發制人，“正式侵犯”，閻錫山亦再難猶豫。他隨即電告傅作義稱：“敵已進擾，我應以機先制勝甚是。已轉電介公請示。”但他仍主慎重，強調：“我意此事應熟為計慮。希對百靈廟之兵力布置及工事程度詳為探查，俟湯軍門師全部集中，並得介公復電後，再相機辦理可也。”[51]

在得到傅作義電當天，閻錫山即緊急召集各方領導人討論應對辦法。會上仍有爭論。徐永昌堅持不可急於做進攻的決定。他提出：一、我攻百靈廟，德王是否仍不令偽匪由廟方出擾，畢竟德王尚未公開向中央挑戰；二、攻百靈廟是否將雲王府攻在內，因雲王府即在百靈廟左近，而攻雲是否即是攻達爾罕旗；三、能否以三幾團人一攻即下，百靈廟日來布置虛實如何亦未偵察清楚，況此時綏遠左近兵力能用於襲擊百靈廟者不及一團，故應先請傅作義切實調查清楚，並告以上項顧慮，得其回電後再為決定。但面對偽蒙軍大舉進犯，與會多數亦不敢掉以輕心，閻錫山猶豫再三，還是主張轉請蔣介石來做裁決。[52]

蔣介石得到報告，其態度一如既往。他當即回電，毫不含糊地表示：“應即令傅主席向百靈廟積極占領，對商都亦可相機進取，對外交決無顧慮，不必猶豫。以弟之意，非於此時乘機占領百靈廟與商都，則綏遠不能安定也。”[53]蔣既有令，閻錫山雖心存猶豫，但亦照轉給傅作義，只是提出：“我意襲擊百靈廟，須以三倍以上之兵力，出其不意，當日完全占領。否則，必多顧慮。希仍詳偵熟計，俟湯、門兩部集中完備後再相機進行可也。”[54]

17日，為堅定閻錫山等抗戰決心，蔣介石決定親自飛往太原。臨去太原之前，他又得到正在與川越大使談判中的外交部長張群的來電，內中提到，日本有田外相及上海大使館外交官員都明白表示，對察綏事日軍並未介入，亦未援助，中國盡可迎擊。此一消息自然更加堅定了蔣的信心。他特地要張群叮囑日方，中國政府將對綏東事件做具體調查，並將給偽匪部隊以痛擊。電稱：“對於綏東發生之案，我方態度似宜先須查明蒙偽軍攻綏之真相後，方能再定與川越續會之時期示之。並非正式聲明或間接宣傳，察省蒙偽匪部如一日不肅清，則綏遠與西北一日不能安定。我軍以保護主權與領土之職責所在，決不容蒙偽匪部存在察省之內，自當不顧一切對蒙偽匪部抱定徹底消滅之決心等意示之。”[55]

17日傍晚，蔣介石飛抵太原。次日上午即出席閻錫山主持的會議，詳談日方態度和舉行綏遠作戰之必要，最終說服了與會者，並確定了徹底解決百靈廟、商都和張北三地之敵的方針。蔣隨即電令南京航空委員會主任周至柔使空軍做好參戰準備，派轟炸機和驅逐機各一大隊，以洛陽機場為出發地，在太原或大同加油後參加百靈廟、商都、張北三地之進攻作戰。稱“張北與商都百靈廟各敵皆無空防，我軍若能出其不意，則必可與其一最大打擊。”[56]

18日午後，蔣介石返回洛陽，仍繼續不斷去電閻錫山和傅作義，強調“我軍出擊日期愈快愈好”。鑑於傅作義要求出動空軍支持，蔣亦承諾“空軍三日內即可在洛準備完畢，隨時可以候令飛綏作戰。”[57]

不意，傅作義於19日電告蔣稱，進攻紅根爾圖之匪被我擊潰後，商都目前已到大部增援部隊，故襲擊商都時機已失，目前只能先攻百靈廟，再行酌情奪取商都。[58]傅作義進而加緊制定奪取百靈廟的作戰計劃。兩天后即通知閻錫山並報蔣稱：“職已完成襲取百靈廟之計劃，預定敬（24）日襲奪”。[59]蔣對此甚感欣慰，他除詳詢部隊行動情況與具體步驟外，仍然提議同時奪取百靈廟和商都為好。他在給閻錫山的復電中說：“對商都與百靈廟二地無論為正攻或佯攻，皆以同時並攻為宜，並須準備充分兵力，而炮兵陣地應預防敵之唐克車在我側背抄襲，故炮兵掩護陣地與掩護部隊又應充實。若能利用夜襲出其不意，則成功之勝算更大，務嚴令前進部隊之行動特別秘密與迅速也。”[60]

這時，中央軍尚未到達綏遠前線。以晉綏部隊已有兵力，攻一百靈廟尚可，同時進攻商都幾乎沒有可能。不僅如此，即使進攻百靈廟，當傅作義要求蔣為部隊提供空中掩護和攻擊幫助時，蔣的態度也與前大不相同。因為他發現不僅空軍準備尚未就緒，最早也要到26日才能飛抵戰場上空，而且在何時及如何使用空軍上，也遠不如早先預想的那樣簡單。閻錫山、傅作義堅持空軍必須給予支援，而空軍毛邦初等則強調若現在就暴露我空軍實力，以後對付敵人空軍反會不利。結果蔣亦只能勸說閻、傅暫時不必堅持空中掩護與支援。在蔣看來，只要日本關東軍不會馬上介入，晉綏軍對付偽蒙軍實已有餘。為此，蔣介石再三向二人通報日方不會介入戰爭的消息。稱：“據許大使來電略稱，外務省無決裂意，海軍亦然。中央軍部如無新刺激，尚無全面決絕痕跡。綏事日方朝野輿論皆稱系我國內政。我方宜向綏遠以討伐內政名義，嚴厲痛剿。一面搜集鐵證留為交涉之資料，一面勿為過於挑動刺激之言論”。[61]蔣同時通報說，日本外務省已公開表示：“綏東戰事純系中國在其本國領土內之國內事件，不致影響滿洲之安全。中國政府處此種情勢，有充分自由，即宋哲元參加防擊內蒙軍，日政府亦覺無反對之理由”雲。“綏東戰事純系中國國內件，與日本無關，縱使有日本人民參加蒙軍作戰，亦應認為個人行動，與日本政府及日本軍隊渺不相涉”。蔣據此判斷稱：“無論熱河川岸旅團有否西移，敢否加入戰線，皆為將來問題。然以中判斷，彼必不敢加入，以其一個旅團參加無濟於事也。此時我軍應即照既定計劃邁進，方得化險為夷也。”[62]

閻錫山對蔣的通報卻不以為然。剛得到蔣介石的通報，他就電告蔣介石，說：“昨得密報，日以飛機唐克車毒瓦斯等助偽匪軍作戰，如不得逞即以其正式軍隊加入作戰，必得綏遠雁北為旨，此事似只好信其有，不可必其無，為防備萬一計，應懇鈞座再備五萬人駐紮相當地點，以備應戰”。[63]不僅如此，在晉綏開戰，原非計劃中事，各項開拔、糧草、補給和槍彈消耗的費用都需要大量款項。而以晉綏兩省之力應付起來，不免會有相當困難。故閻錫山還明確要求中央提供600萬經費的補助，以滿足此次作戰行動之初步需要。反覆勸說之後，仍無法使閻錫山痛快出擊，這不能不讓蔣大為不快。

不過，無論如何，在蔣介石的反覆督促之下，傅作義所部騎兵孫長勝師、步兵孫蘭峰旅還是在11月24日上午按照預定計劃，一舉襲取了百靈廟。當天，閻錫山即分報各方，稱：“連日匪偽軍大部集結百靈廟，謀犯綏北，昨晚開始向我守軍進攻，我一面派兵迎頭痛擊，一面派出奇兵繞襲百靈廟。雙方夾擊，激戰徹夜，卒將敵擊潰，於今晨九時我軍完全占領百靈廟。”[64]綏遠抗戰因此乃得以寫入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