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岌岌，外猘内讧。”靖康年间，北宋王朝内外交困，不仅金军兵临开封城下，而且徽、钦父子反目成仇。某些士大夫甚至以为，“内讧”之害大于“外猘”。有人惊呼：“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有人认定:“靖康之世，大病有一”，即徽、钦“两宫之间不能无间言也”。金军攻灭北宋后，徽宗对钦宗报怨之语颇多,诸如“汝若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之类，即是徽、钦当年几乎成为仇敌的明证。 赵宋王朝行将国破家亡，徽、钦父子之间的矛盾居然愈演愈烈，实在是对统治者所提倡的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传统伦理道德的莫大讽刺。这对高宗来说是家丑，对大臣来说则是国耻。多数大臣面对徽、钦内讧，在尽力调解之余，与高宗一样，力图予以掩盖，乃至矢口否认，说什么“两宫未尝不和”；[7]“上皇之于陛下，陛下之于上皇，天性至爱，本无纤毫之间。”[8]因而在史籍中有关靖康内讧的记载较少，内中又颇多抵牾之处与掩饰之词，加之靖康内讧始终处于明争暗斗状态，虽然几度剑拔弩张，毕竟尚未演变为公开的武装冲突，以致此事长期以来若明若暗,至今仍有加以解析的必要。[9] 上篇 兄弟阋墙 徽、钦矛盾由来已久，靖康内讧渊源有自。早在政和、宣和年间，围绕皇位继承问题，赵桓、赵楷兄弟阋墙，徽宗厚此薄彼，权要卷入其中。靖康内讧在很大程度上无非是这场皇位继承权之争的继续和发展而已。 一、徽宗偏爱赵楷 如所周知，预立储君的制度确立于西汉时期，其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可是这条原则弹性极大，此后舍嫡立庶的事情屡见不鲜，废立太子的现象不时出现，甚至还发生了唐玄宗“一日杀三子”一类的极端事件。政和、宣和年间的问题在于：赵桓即后来的宋钦宗虽然是宋徽宗赵佶的嫡长子，但其爱子恰恰不是赵桓，而是三子赵楷。[10]换言之，即徽宗个人的特殊感情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发生冲突。 徽宗的皇子达31名之多,其中长大成人者25名。在这25名皇子当中，只有赵桓即后来的钦宗一人系嫡出。他生于元符三年（1100）四月,其生母王氏是徽宗的东宫原配夫人和第一位皇后。哲宗“以无子致纷纭”，而徽宗即位仅三月即得子，“中外闻而大喜”。徽宗对此子起初“甚爱之”。[11]然而其生母王皇后不久即失宠，宦官“妄意迎合，诬以暗昧。”徽宗“命刑部侍郎周鼎即秘狱参验，略无一迹。”虽然“狱止”，据说徽宗“幡然怜之”，[12]但王皇后从此长门冷落，幷于大观二年（1108）九月含恨去世，死时年仅25岁。赵桓这时尽管只有8岁，但此后每忆及此，心中难免隐隐作痛，乃至愤愤不平。可是赵桓毕竟是嫡长子，政和五年（1115）二月,年届十六,徽宗依然按照常规，将他立为皇太子。此后，徽宗究竟有无废立储君之意？当时人的答案截然相反。一说：徽宗“仁慈，本无移易太子之意。”[13]但其根据不足，显系掩饰之词。尽管有记载称，大观二年九月，赵桓的生母王皇后死后,徽宗“欲再立后,前数人有宠者当次立。”他“一日尽召语之曰：‘汝辈当立,然皆有子,立之,恐东宫不安。’遂立郑后,郑无子。”照此说来，徽宗似乎竭力维护赵桓的太子地位。然而郑氏早在大观四年十月已正位中宫，赵桓立为太子已是四年之后的事。此说之不可信，显而易见。另一说：“道君（即徽宗）尝喜嘉王（即赵楷）,王黼辈尝摇东宫”，[14]则颇有依据。 赵楷生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十一月，大观二年正月进封嘉王，政和八年闰九月改封郓王。他之所以最受徽宗钟爱，据说是由于其“母王妃方有宠”。[15]其实，这幷不是事实，至多只是极其次要的原因。赵楷的生母王贵妃[16]与郑皇后原本都是宋神宗向皇后近前的宫女。徽宗即位后，向太后“以二人赐之”。起初，“郑、王二妃方亢宠”，但郑氏“有异宠”。从进美人到封淑妃、迁贵妃，王氏均晚于郑氏。郑氏此后被立为皇后，而王氏在大观元年四月以后始终是个贵妃。何况大观末年、政和初年徽宗宠爱的嫔妃不再是王贵妃乃至郑皇后，而是郑皇后的养女、死后被追封为皇后、谥号为明达的刘贵妃。政和三年七月刘贵妃死后，徽宗最宠爱的嫔妃则是刘贵妃的养女、生前被目为九华玉真安妃、死后被追册为明节皇后的又一刘贵妃。她“朝夕得侍上，擅爱颛席，嫔御为之稀进。”[17]事情很清楚，赵楷的生母王贵妃虽然幷非如《宋史·后妃传下》所说，已于政和七年九月死去，[18]但早已失宠。可见，赵楷10岁以前，其生母已不再是其父皇的宠妃。 然而赵楷本人确属徽宗最钟爱的儿子。其原因在于他的性情和爱好与其父皇相近，琴棋书画，无所不能，才华较为出众。词臣在亲王进拜制书中，秉承徽宗旨意，一再夸奖赵楷，诸如“二仪毓粹，四序禀和，学造渊深，贯群经而自得，文摛赡丽，该众体以兼全”[19]云云。这类充满阿谀奉承之语的官样文章虽然不足为凭，但南宋人邓椿同样称赞他“禀资秀拔，为学精到”，“多士推服，性极嗜画,颇多储积。凡得珍图，即日上进，而御府所赐亦为不少,复皆绝品。故王府画目，至数千计。又复时作小笔花鸟便面，克肖圣艺。乃知父尧子舜,趣尚一同也。”[20]所谓“父尧子舜”虽属令人作呕的吹捧之词，但其父子“趣尚一同”则近乎事实。赵楷是清人厉鹗《宋诗纪事》所着录的唯一的一名宋朝亲王。其传世诗作虽然极少,但从中也可以看出，其水平不算低。如果说徽宗称：“桂子三秋七里香”,他对道：“菱云九夏两歧秀”，[21]此对比较一般,那么徽宗称：“方当月白清风夜”，他对道：“正是霜高木落时”[22],则相当佳妙。诚然，赵楷的才华不及其父皇。元人夏文彦指出，其花鸟画的缺陷在于“用墨粗，欠生动。”[23]但他在其兄弟当中，实属鹤立鶏群。徽宗于政和八年三月,诏“嘉王楷令赴集英殿试”，[24]其目的无非是让他到大庭广众之中去显示才华。考官极尽奉迎之能事，果不出徽宗所料，赵楷唱名第一。赵楷中省元[25]与梁师成中进士一样，均属史无前例的稀罕事。当时人指出：“内臣及第，始于梁师成；亲王及第，始于嘉王楷。”[26]徽宗一面降诏，表示谦让：“嘉王楷有司考在第一，不欲令魁多士，以第二人王昂为榜首。”[27]一面又指使词臣，趁机大肆吹捧赵楷：“殖学贯三才之奥，摛词搴六艺之华。顷偕射策之儒，入奉临轩之问。条万言之对，挥笔阵以当千；发内经之微，收贤科而第一。”[28]这些过分夸张的言词，实有为赵楷取太子赵桓而代之，制造舆论之嫌。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表现在各个方面。赐宴大臣总是让他作陪,如在保和殿曲宴蔡京、王黼等大臣,皇子之中仅有赵楷一人在座；蔡京奏其庭院之中喜生芝草,徽宗“幸其第赐宴”，仍由赵楷作陪,而“太子却不在”，以致人们不免揣测徽宗“已有废立之意”。[29]政和六年二月，赵楷官拜太傅，即使太子赵桓也无出任此职的经历，实属破例。按照惯例，“皇子不兼师傅官，以子不可为父师。其后失于捡点，乃有兼者。”但英宗治平年间早已改正。陆游后来指出：“皇子乃复兼师傅，自嘉王楷始。”[30]赵楷虽然按照惯例，已于政和八年（1118）闰九月，１８岁时，迁就外第，但徽宗特许其“出入禁省，不复限朝暮”，幷“于外第作飞桥复道，以通往来。”[31]徽宗还不时亲临其府第,皇九子康王赵构便曾跟随其父皇，“习射于郓王府”，且号称能“挽弓至一石五斗”。[32]宣和五年（1123）七月，王黼等大臣上表，为徽宗上尊号。“自是内外群臣,皇子郓王楷以下，太学诸生耆老等上书以请者甚众。”[33]在皇子当中，领头的居然不是太子赵桓,而是郓王赵楷。足见，徽宗与赵楷的父子关系异乎寻常。 徽宗尤其钟爱赵楷，其主要表现还在于破例令其担任实职。按照宋朝的制度，在通常情况下,“宗室不领职事”。[34]徽宗在政和七年二月“诏以王子嘉王楷为夏祭都大提举行宫使”，[35]只不过是无关紧要的礼仪性临时差使。赵楷长期兼任神霄玉清万寿宫使，地位尽管崇高，无非是宫观官而已。可是，提举皇城司则是相当重要的实职差遣。赵楷何时出任提举皇城司?《东都事略·徽宗子郓王楷世家》称，始于政和八年三月中第之后，显然有误。政和六年十一月十九日，徽宗降诏：“（喜）[嘉]王楷差提举皇城司，整肃随驾禁卫所,兼提内东门、崇政殿等门。”[36]从这时开始,终徽宗一朝，他均提举此司，任期达10年之久。皇城司的主要职责是拱卫皇城幷侦察臣民动静,率领数千名被称为亲从官、亲事官、内等子等不同名目的禁卫与侦探。值得注意的是，这支特种部队不受殿前司节制。[37]宋人认为：“皇城司在内中最为繁剧,祖宗任为耳目之司”；[38]“皇城一司，总率亲从，严护周庐，参错禁旅，权亚殿岩。”[39]赵楷提举皇城司前夕,皇城司亲从官的编制由四指挥增加到五指挥,员额由2270名增加到2970名。这或许幷非为赵楷出任此职铺路,而是出于对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的时局。然而赵楷上任后,皇城司的权势明显增大。此司从此不隶台察，即是一例。所谓台察，是始置于元丰二年（1079）的御史台六察司的省称。此前,“上自诸部、寺监，下至仓场、库务,皆分隶焉。”皇城司同绝大多数在京机构一样,接受台察的监督。当时人指出：“崇宁以后，因人废法。故皇城司以郓王提举，……申请不隶台察”，以致成为成例，南宋初年仍然“因之”。[40]赵楷出任此职不久，徽宗即在政和七年元月“降诏奖谕”。[41]次年八月，徽宗大享明堂，赵楷“以提举皇城司职事当宿卫”。[42]宣和元年十二月，徽宗降旨为赵楷加官晋爵时，再次褒奖其拱卫皇城、保卫父皇的功绩：“自董宫城之政，益崇宸极之尊，虑每及于未然，事必形于有备。重轩载肃，克宁莞蕈之安；交戟无哗，爰整爪牙之利。属就郊而蒇事，乃前跸以启行。”[43]可见，赵楷所任幷非虚衔，而是实职。岂止如此而已，宋朝“无亲王将兵在外故事”，[44]而徽宗有意命令赵楷统率大军，北伐燕山，建功立业。据《宋史·郓王楷传》记载，“北伐之役,且将以为元帅，会白沟失利而止。”徽宗对此子格外关爱与赏识，实属有目共睹。 二、权要动摇东宫 徽宗如此赏识赵楷，人们难免认为他有废立太子之意。某些好事者甚至在林灵素的所谓“神霄府”中，将赵楷尊奉为“长生帝君”。[45]林灵素虽然一度深受尊重，但毕竟只是个方技之士。他居然敢于诬蔑“京师大水临城”，“水自太子而得”，[46]甚而至于“冲太子节，不避。”[47]宣和年间，翰林学士赵野在春贴子中，更是公然吹捧赵楷： 复道密通蕃衍宅，诸王谁似郓王贤。[48] 如果说好事者的尊奉乃至赵野的吹捧，均可视为区区小事，那么对政局颇具影响力的权要几乎无不偏向赵楷，则十分引人注目。如王黼因赵桓“在东宫，恶其所为”，他见“郓王楷有宠，遂有夺适之意。”[49]杨戬“谋撼东宫”。[50]童贯“数摇东宫，力主郓邸，与蔡攸俱奉诏，结郓邸为兄弟。”[51]他负责修建诸王邸宅，特意将郓王邸“视诸王所居，侈大为最。”据说诸王邸宅赐名“蕃衍宅”，出于童贯之意，取自《诗·唐风·椒聊》序：“知其蕃衍盛大，子孙将有晋国焉。”人们由此“知其旨意之属郓王而已”。[52]后来钦宗惩处童贯，列举其十大罪状，其中之一便是“朕在东宫，屡为动摇。”[53]问题在于：梁师成与蔡京是否偏向赵楷？ 《宋史·梁师成传》载：“郓王楷宠盛，有动摇东宫意，师成能力保护。钦宗立，嬖臣多从上皇东下，师成以旧恩留京师。”梁师成曾保护东宫之说虽然在其时便较为流行，然而陈东当即予以驳斥。他指责梁师成长期以来热衷于为赵楷取太子而代之制造舆论：“比年，都城妇女首饰、衣服之上，多以‘韵’字为饰。甚至男女衣着、币帛往往织成此字。皆是梁师成唱为谶语，以撼国本。群贼和之，更加夸尚，以动天下之心。”只是由于梁师成“阴险祸贼，最为可畏”，钦宗刚即位，他一反常态，“欲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居然大言不惭地说：“定策之功，我实有之。”[54]至于他留居开封，无非是充当童贯等人的内应而已。陈东的上书难免有取材于道听涂说之处与出自个人揣测之语，但此说则在某些记载中得到印证。如《清波杂志》卷六《冷茶》对此还有所补充：“宣和间，衣着曰‘韵缬’，果实曰‘韵梅’，词曲曰‘韵令’，乃梁师成为郓邸倡为此谶。”所谓“韵”，取其与郓同音。照此看来，《宋史》所载不确，梁师成实有支持赵楷之举。 至于蔡京与王黼等人态度相反，出自他最宠爱的季子蔡※之口：“政和间，东宫颇不安，其后日益甚。鲁公（即蔡京）朝夕危惧，保持甚至。”[55]朱熹或许是受蔡※之说的影响，幷从蔡京后来未被钦宗明令处死一事加以推测：“蔡京不见杀，渊圣（即钦宗）以尝保佑东宫之故。”[56]其实，所谓“保持甚至”幷无实证，蔡京与赵桓在政和五年秋天曾发生冲突倒是事实。当时事态尚不明朗，蔡京拟讨好赵桓，“献太子以大食国琉璃器，罗列宫庭。”赵桓大怒：“天子大臣不闻道义相训，乃持玩好之器，荡吾志邪！”幷“命左右击碎之”。蔡京这个饱经风霜、几起几落的三朝元老，毕竟老奸臣猾。他对赵桓“含怒未发”，而将怨气转而指向太子詹事陈邦光，“因是遂斥邦光”。[57]陈邦光被赶出朝廷，提举洞霄宫，池州（治今安徽贵池）居住。赵桓当时虽然无可奈何，但对蔡京不免怀恨在心。难怪“钦宗即位，边遽日急，（蔡）京尽室南下，为自全计。”[58]他即刻逃跑，与其说是躲避战乱，不如说是逃避与他早有宿怨的新皇帝。可见，蔡※之说很成问题。陈东在上书中所说：“蔡京自谓有建立储贰之功，此语尤为悖逆”；“蔡京、王黼、童贯，盖尝阴怀异意，摇憾国本。顷年，杨戬亦有是心。”[59]幷非信口开河。 王黼比蔡京年龄小30多岁、中进士晚30多年，入仕之后又平步青云。其政治手腕当然不能同蔡京相比。他锋芒毕露，企图推倒太子。政和七年十月，嫡长皇孙赵谌降生，这是有宋以来从未有过的喜事，徽宗十分高兴。政和八年正月，刚出生仅数月的赵谌即被封为崇国公、崇德军节度使，幷未违背宋朝的制度：“本朝皇太子生子为嫡皇孙，封秩比皇子。”[60]可是，王黼在宣和元年正月刚拜相，立即依据“家无二主，亦无二副”，“有适子无适孙”[61]的古礼，向徽宗进谏：“以皇子之礼封东宫子，则是便以东宫为人主矣。”徽宗“不悦”。[62]王黼“召宫臣耿南仲至第，令代东宫奏，辞谌官。盖（王）黼欲以是撼东宫也。”[63]赵谌于次年六月，降封高州防御使。岂止如此而已，王黼处处同赵桓对着干。赵桓对太子舍人程振很赏识，“荐之甚力，遂擢给事中。”王黼却说程振“资浅，且雅长书命，请以为中书舍人。”不久又“使言者，劾为党，罢，提举冲佑观”，[64]以致程振居此闲职达３年之久。王黼甚至将其矛头直接指向赵楷。他“与童贯力谋，数以诗进，显结郓邸和焉。尝密语上曰：‘臣屡令术者推东宫，命不久矣。’”[65]他不惜恶意断言赵桓即将废命，其潜台词分明是请求徽宗另立赵楷为皇太子。可见，朱熹所说：“道君尝喜嘉王，王黼辈欲摇东宫”，实属言而有据。 三、赵桓谨小慎微 如果说徽宗、赵楷父子“趣尚一同”，那么徽宗、赵桓二父子的性情与爱好则大异其趣。徽宗风流倜傥，赵桓举止拘谨；徽宗多才多艺，赵楷“声技音乐一无所好”；[66]徽宗以“好色”闻名，赵桓“不迩声色”。[67]徽宗不爱赵桓，赵桓对徽宗的所作所为也看法颇多。徽宗宠信宦官与佞幸，赵桓“每不平诸幸臣之恣横”。[68]徽宗崇道抑佛，“将佛刹改为宫观，释迦改为天尊，菩萨改为大士”等等，赵桓很不赞同，“上殿争之”，[69]其结果固然只能是煞费苦心。徽宗穷奢侈极欲，赵桓在东宫则号称“恭俭之德，闻于天下”；[70]“服御器皿与夫府库之积，闻兼辎重，共不及百担，而图书居其半，纬帐无文绣之丽，几榻无丹漆之饰。”[71]他下令击碎琉璃器，固然直接针对蔡京，其矛头分明间接指向其父皇。徽宗热衷于制礼作乐，赵桓作为太子，父皇“有事明堂”，居然“不预”。太子舍人程振提醒赵桓：“非所以尊宗庙、重社稷也。”赵桓才惊诧地说：“初无人及此。”[72]徽宗大兴土木，赵桓不以为然：“今不固根本，于无事之时，而徒事目前之功。”据说徽宗打算接受其建议，宦官杨戬立即另生事端。他“因肆谗说，家令杨冯将辅太子幸非常。”徽宗即刻“震怒，执杨冯而诛之。渊圣（即赵桓）之言亦废。”[73]徽宗居然相信其太子会抢班篡位，幷采取极端措施，将太子家令处死。足见，其父子之间的矛盾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时，赵桓仅仅是个储君而已，面对位居九五之尊的父皇，只能忍气吞声。如宣和元年六月，开封大水，正是向徽宗直言极谏的绝好机会。“而在位者乃寂，不闻有发愤纳忠之人。”[74]起居郎李纲趁机请求徽宗广开言路：“特诏在庭之臣，各具所见以闻。择其可采者，非时赐对，特加驱策，施行其说。”[75]徽宗不仅拒谏，幷且下诏：“都城外积水，缘有司失职，堤防不修，即非灾异。李纲所论不当，罢起居郎。”[76]李纲因而被贬为承务郎、监南剑州沙县（今属福建）税务。赵桓对此颇为不满，幷赋诗一首，其中有“秋来一凤向南飞”之句，但敢怒不敢言。直到即位后，才对李纲说：“卿顷论水灾疏，朕在东宫见之，至今犹能诵忆。”[77] 诚然，赵桓位居太子期间，幷非完全无人支持。从政和二年开始任太子宫僚达１４年之久的耿南仲，就是其坚定的支持者。[78]有记载称：赵桓“在东宫，当宣和季年，王黼欲摇动者屡矣。（耿）南仲为东宫官，计无所出，则归依右丞李邦彦。邦彦其时方被宠眷，又阴为他日计，每因王黼谗谮，颇为解纷。”[79]照此看来，宣和三年出任尚书右丞幷步步高升的李邦彦明里暗里多方袒护赵桓。李邦彦“与王黼不协”，[80]似乎是其支持赵桓的一个重要原因。宣和六年秋冬之交，李邦彦斗倒王黼，于当年九月升任少宰即次相，王黼随即于同年十一月罢相，或许是赵桓的太子地位得以保持的因素之一。赵桓后来即位，李邦彦即刻升任太宰即首相，绝非偶然。 然而在当时的权要之中，支持赵桓者较少，支持赵楷者居多，他们对赵桓事事横加挑剔。赵桓处处谨小慎微，心境长期抑郁。史称：赵桓“自以地逼而望崇，每怀兢畏，讲读之暇，唯以髹器贮鱼而观之。他事一不关怀，人莫能测也。”[81]从上述史实看，所谓“事一不关怀”，只不过是伪装而已。由于善于伪装，以致把柄较少，这是赵桓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的更为重要的因素。“每怀兢畏”则是迫于外界压力的结果，久而久之，势必养成懦弱的个性。赵桓即位后，“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82]遇事优柔寡断，诏令朝令夕改，或许与此有关。 四、钦宗侥幸继位 宣和七年十二月，生于元丰五年（1082）、时年不到44岁的徽宗突然宣布退位，做了10年太子、现年26岁的赵桓总算继位，史称钦宗。徽宗退位出于被迫，原因在于发生了金军进逼开封这一突发事件。在退位过程中，积累已久的矛盾顿时激化。 徽宗得知金军大举南下，连忙决定南逃淮、浙。他在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将赵桓任命为开封牧，无非是让他留守开封，至多不过是以太子的身份监国而已。徽宗如此行事，太常少卿李纲万分焦急。他认为：“巨敌猖獗如此，非传以位号，不足以招徕天下豪杰。”李纲即刻与好友吴敏商议。次日，由当时担任给事中、权直学士院兼侍讲的吴敏出面，直言极谏。同时，李纲又刺臂血上疏：“皇太子监国，典礼之常也。今大敌入攻，安危存亡在乎呼吸间，犹守常礼可乎？名份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期其成功于万一哉？”于是，“内禅之议乃决”。[83]当月二十三日，徽宗在上诏罪己之后，宣布内禅。[84] 关于徽宗决定退位的经过，另有一说：徽宗已有内禅之意，太宰白时中“久执不可”，[85]蔡京的长子蔡攸探听到这一重大情报，李纲与吴敏敢于恳请徽宗退位，出自蔡攸的指使。有关记载称：“逮上皇将有内禅之意，（蔡）攸先刺探，引（李）纲为援，使冒策立功”；[86]“徽宗欲逊位皇太子，（蔡）攸探知上意，密以告（吴）敏，（吴）敏以力赞其事。”[87]这类大同小异的记载，追究其根源，均出自李纲与吴敏的政敌之口，很难令人信以为真。太学生陈东当时就指出：“上皇传位陛下，……此数贼实尝挠之。而蔡攸者，阻遏尤力。”[88]“蔡攸”，一作“蔡※”。[89]从前面所前引蔡攸“结郓邸为兄弟”的记载来看，当以“蔡攸”为是。何况徽宗如果不退位，蔡攸后来决不会赐死，他怎么可能促使徽宗内禅？退一步说，蔡攸即便果真“探知上意，密以告敏”，吴敏也确有“力赞”之功。难怪御史中丞许翰上疏钦宗，盛赞吴敏“首建内禅之策，以坚外御之心”，“眇然冒雷霆之威，忘家族之祸而建明之。此天下之奇节。”[90] 鉴于吴敏首建内禅之策的说法流传极广，徽宗不得不一再辩解。他曾向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制置使宋焕解释：“内禅出自我意，虽皇后亦不与知。况群臣皆欲保家族，敢与此耶？”[91]又对主管龙德宫谭世绩、李熙靖表白：“去年内禅之事，外人以为吴敏功。殊不知出我至诚，不由人言。建牧之事可见矣。我无此意，人言且灭族，谁敢哉？或谓吾传位与唐睿宗上畏天戒，乃为之。吾有此意者数年矣。”[92]于是，吴敏的政敌大肆宣扬：“道君太上去冬锐然以大位内禅于陛下，不谋闱阃，不问阉官，不询群臣”，[93]“（吴）敏未尝建言”。[94]吴敏是否建言，这里姑且不论。徽宗所说“吾有此意者数年矣”，肯定是假话。如果没有金军的南下，“方富于春秋”[95]的徽宗绝不会退位。很清楚，罪已、内禅、南逃乃至于稍前让赵楷出任开封牧，都是“平日性刚”、死不认错的徽宗在非常情况下临时采取的应急措施。当时，金军已经越过中山府（治今河北定县），预计十日即将兵临开封城下。从前不可一世的徽宗，这时“涕下，无语，但曰‘休休’”，“忽气塞不省”，苏醒之后，右手不能握笔，只能左手写字，幷感叹：“我已无半边也，如何了得大事！”只有在此一发千钧之际，他才可能下诏罪己，表示：“今日不吝改过。”[96]也才可能放弃最高权力，传位太子赵桓。 十分危急的时局使徽宗无法考虑更易储君的问题，何况不仅赵楷的最为坚定的有力支持者王黼已罢相，而且老谋深算的蔡京已于这年四月再度致仕。然而由于矛盾由来已久，在内禅过程中，冲突仍然必不可免。当钦宗一再拒绝登基之际，[97]殿内殿外都发生了图谋拥立郓王赵楷的事件。 殿外，赵楷凭借着父皇平日的偏爱和长期积蓄的力量，由数十名宦官簇拥，企图闯入殿中，争夺皇位。奉命把守殿门的步军都虞候何灌“仗剑拒之”，赵楷说：“太尉岂不识楷耶？”何灌指着宝剑回答道：“灌虽识大王，但此物不识耳！”[98]幷质问赵楷：“大事已定，王何所受命而来？”[99]赵楷无言可对，只得惶恐而退。此事不仅见于野史，而且见于正史，不可视为小说家言。何况陈东在上书中早已确认：“陛下谦逊之际，闻数贼密请郓王，皆来至殿上。”[100] 殿内，童贯“有易置语”；梁师成劝告徽宗:“皇帝之上，岂容更有他称，乃幷称嗣君。”岂止童、梁二人而已，神志不甚清醒的徽宗告诉群臣，宦官大多反对内禅：“内侍皆来言，此举错。浮议可畏！”吴敏立即询问：“言错者谁？”幷建议：“愿斩一人，以厉其众！”徽宗假装胡涂：“众杂至，不可记也。”徽宗还单独告诉少宰李邦彦：“人情颇摇，称嗣君者，可见。”情况如此复杂，外间人们忧心忡忡，直到听说钦宗“御崇政殿，宰执立廷中”，幷“闻卫士迎驾起居声，始相庆。”[101] 拥立郓王赵楷，“师成实为谋始”。[102]其主谋不是从太原临阵脱逃，刚回到开封的童贯，而是始终盘据宫中的梁师成。徽宗“尝谕大臣，始内禅时，师成独沮异。”[103]梁、童二人“比至事定，自知失计。”[104]童贯转而同李邦彦一道，为钦宗穿御衣。但他的“易置语”，不仅“李邦彦等皆闻之”，而且钦宗在推托之时也略有所闻，是很难掩盖的。因而钦宗后来惩处童贯，“策立之时有异语”[105]是其十大罪状之一。梁师成眼看图谋失败，立即摇身一变，“争言”：“太上之志，我实成之；吴敏之策，我实授之；定策之功，我实有之。”[106]何况他反对传位赵桓仅为徽宗一人所知，徽宗又仅转告李邦彦一人，以致钦宗竟误认为梁师成有“旧恩”。 徽宗退位时，或许出自钦宗授意，某些宰执向徽宗提出三项请求。其要害是逼迫徽宗彻底交出权力。徽宗急于南逃，无暇他顾，一一依奏照准幷亲降御笔。这三项决定意味着钦宗在权力斗争中初步获得胜利，不致成为听凭太上皇帝任意摆布的傀儡皇帝。 其一，“以郓王楷管皇城司岁久，听免职事。”[107]赵楷原来的地位虽然得以保持，甚至在表面上还略有上升。钦宗在靖康元年（1126）三月二十八日，将他改封为凤翔彰德军节度使、凤翔牧兼相州牧。但实权完全丧失，钦宗当政的一大障碍得以扫除。如果说后来钦宗的五弟肃王赵枢、六弟景王赵杞、七弟济王赵栩、九弟康王赵构还曾奉命出使金营，那么曾经与钦宗争夺皇位的三弟郓王赵楷则从此退出政坛，一年以后已变为“性懦体弱”[108]之人，再无当年的勇气。 其二，以王宗氵楚管干殿前司公事。这一职务系“矧提禁旅之严，中护皇居之重”[109]的要职。王宗氵楚“素骄贵，不能任事”，[110]绝非将帅之才，但他是钦宗的舅父。由他取代徽宗的亲信高俅，以便钦宗把兵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钦宗责成王宗氵楚“总齐禁旅，祗护殿岩，守卫京师，作固王室。”[111] 其三，徽宗立即迁出禁中。换言之，即从此不让徽宗操纵乃至干预朝政。徽宗对此颇为不满：“某人密奏事，予此中不许留身。大臣岂可如此？”但他仍然不得不出居龙德宫，而其皇后郑氏则出居撷景园。徽宗迁离禁中，其宠臣“皆恸哭”，他本人“亦出涕”。[112]足见，徽宗对最高统治权何等眷恋！为了掩其对权力的眷恋之情，徽宗自我表白：“朕平生慕道，天下知之。今倦于万几”，“欲高居养道，抱子弄孙，优游自乐，不复以事物撄怀。”[113]当月二十九日，徽宗被尊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徽宗皇后郑氏被尊为道君太上皇后。 由上所述可知，钦宗的太子地位未能动摇幷最终即位，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深入人心的储君理当立嫡立贵的传统，有力地支持着钦宗；他本人一贯低调，乃至善于伪装；竭力拥立赵楷的王黼罢相，暗中支持钦宗的李邦彦拜相；特别是金军大举南下，徽宗惊惶失措，急于南逃。一言以蔽之，钦宗继位实属侥幸。然而皇位继承权之争只不过是徽、钦内讧的前奏而已，钦宗即位幷不标志着问题的化解，反倒意味着矛盾的深化。如果此前徽宗尚处于较为超脱的地位，表面上还只是赵桓、赵楷兄弟之争，那么此后则是徽宗、钦宗父子之间的直接碰撞。 下篇 父子反目 徽宗退位后，成为两宋历史上第一位太上皇帝。在皇帝独裁专制制度下，皇帝是天下的唯一的绝对统治者。然而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条件下，皇帝的终极权力如何维护，太上皇帝的权力如何定位，向来是个难于解决、易于惹出事端的问题。太上皇之称始于汉高祖刘邦之父太公，他幷非“父有天下，传之于子”，而是“子有天下，归尊于父”，因而“不预治国”。[114]唐高祖、唐玄宗退位后，虽称太上皇帝，但亦不预治国，那是由于子逼其父，父不得已。徽宗既不同于唐高祖、唐玄宗，更不同于太公，他系父有天下，传之于子，幷且毕竟还算主动退位。他在退位时，于宣和七年十月二十四日，通过三省、枢密院发布指挥，表示：“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15]钦宗固然期盼这一允诺成为事实，然而徽宗退位后，果真能不管朝政，甘于寂寞吗？钦宗对此不免持怀疑态度。于是，此后如何处理皇帝与太上皇帝之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成为徽、钦父子争斗的焦点。 一、百官麇集淮浙 “唐睿宗始立为皇帝，复为皇嗣居东宫”，[116]当时人谈及这件历史往事。其实不用别人提醒，钦宗作为当事人，他即位后忧虑的头等大事，除了如何对付金军而外，便是如何避免重蹈覆辙，成为立了之后又被废掉的“唐睿宗第二”。徽宗南逃淮、浙，百官麇集于此，势必引起钦宗警惕。 徽宗退位后，迅疾逃往淮、浙。此前，他通过钦宗发布玉音，将择日前往亳州（治今安徽亳县）太清宫烧香。靖康元年正月初三，金军渡过黄河。当晚夜漏二鼓，徽宗连忙乘船逃走，钦宗“诏令范讷统胜捷军护从”。[117]随行人员除太上皇后、皇子、帝姬而外，还有蔡京的长子、领枢密院事、恭谢行宫使蔡攸以及宦官邓善询等。蔡京的甥婿、尚书左丞、恭谢行宫副使宇文粹中也随后赶到。而范讷原本是童贯的门客，后来仰仗童贯的权势，官至节度使。胜捷军是童贯的亲军，由西兵组成，军饷丰厚，装备精良，战斗力极强。范讷这时所统领的胜捷军，只是其小部份。可见，徽宗的左右之人仍然是标准的“六贼”党羽。 不知事前是否通报钦宗，徽宗幷不驻足亳州，而以镇江为目的地，幷且早有预谋。此前，蔡京的儿子蔡※被任命为知镇江府（治今江苏镇江），蔡攸的嫡堂妻弟宋焕添差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由于走势太急，准备毕竟不足，徽宗南下之初，隐姓瞒名，微服而行，自称：“姓赵，居东京，已致仕，举长子自代。”[118]其旅途相当艰辛：“乘舟以行”，“以舟行为缓，则乘肩舆。又以为缓，则于岸侧得般运砖瓦船乘载。饥甚，于舟人处得炊饼一枚，分食之。”[119]其心境颇为悲凉，有前往亳州途中所写《临江仙》一词可证： 过水穿山前去也，吟诗约句千余。淮波寒重雨疏疏。烟笼滩上鹭，人买就船鱼。 古寺幽房权且住，夜深宿在僧居。梦魂惊起转嗟吁。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120] 经符离（即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到达泗州（治今江苏泗洪东南）之后，童贯、高俅带领胜捷兵、禁卫兵各三千名赶到。[121]徽宗一行声威顿盛，于当月十五日，经扬州到达镇江，驻跸府治。 钦宗已将童贯任命为东京留守，童贯“闻之，心不自安”，乃率领其胜捷军，倾巢出动，“追从龙德之驾”，[122]以致后来童贯的十大罪状中有：“不俟敕命，擅去东南；差留守，不受命。”[123]然而童贯敢于藐视钦宗，如此胆大妄为，显然得到徽宗默许。王黼在钦宗即位后，“惶骇入贺，※门以上旨不纳。”他也“不俟命，载其孥以东。”只是由于他与钦宗积怨太深，钦宗一面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籍没其家，衡州（治今湖南衡阳）安置，一面采纳吴敏、李纲的建议，由开封尹聂山暗中派遣武士，将王黼追斩于雍丘（即河南杞县）辅固村[124]。钦宗“以初即位，难于诛大臣，托言为盗所杀。”[125]高俅的东南之行，也未必报告朝廷。[126] 像童贯这样不经朝廷批准，擅自前往东南的官员为数甚多。据记载，“上皇东幸亳州，大臣权贵不闻恤国家难者，皆乞扈驾，将家属从。其余百官家属去者，侍从自尚书而下逃遁者，如张权、卫仲达、何大圭等五十六人。”[127]如工部尚书张劝“身为八座，乃求淮南干当公事而去。”于是，出现了“去朝廷者，十已三四，班缀空然，众目骇视”[128]的局面。相反，徽宗的行宫以及江南地区则百官麇集。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逃遁者中有蔡京与朱勔。蔡京一家的东南之行，比徽宗安排得更周密。宋焕“首除发运使，其实护送蔡京、蔡攸家属尽往东南。故京、攸一门与焕之家，中外千余人，无一在京师者。至于京、攸门下之士，弃官而逃者甚众。”蔡京甚至可以视为南逃淮、浙的带头人，“其后公卿士夫遣家出京者，十家九空。”[129]南逃途中，八十高龄的蔡京独自留居拱州（治今河南睢县），或许是由于身体健康方面的缘故。他“欲归于浙中”，[130]其目的地仍然是东南。靖康元年正月三日，钦宗降旨将朱勔放归田里，他趁机逃离开封，返回平江府（治今江苏苏州）。史称，“朱勔（欲）邀上皇幸其里第，朝廷忧之。”[131] 二、徽宗号令东南 岂止百官麇集淮、浙而已，种种迹象表明，徽宗确有在东南另立朝廷的嫌疑。于是，由来已久的徽、钦矛盾顿时激化，大有剑拔弩张之势。 徽宗及其宠臣选择东南地区作为逃窜方向，本身就值得怀疑。这固然是由于“东南之地，沃野千里，郡县千百，中都百需，悉取给焉”，是当时全国经济最发达、财富最丰厚的地区，同时也因为“（蔡）京、（朱）勔父子及童贯等党羽布满诸路”，[132]东南诸路是他们经营最久、根基最深的地区。如所周知，朱勔是其老家平江府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地头蛇，“平江府幷二浙诸州县，自通判以上，往往尽出勔门，气焰熏灼，无所不至”，“勔家收养亡命逃军至数千人”，[133]有“东南小朝廷”之称。蔡京虽是仙游（今属福建）人，但早已以杭州为老巢。他在熙宁三年（1070）中进士后，一入仕为官，即出任钱塘（即今浙江杭州）尉。元符三年，又贬往杭州，提举洞霄宫。大观三年六月罢相后，出居杭州整整三年。宣和年间，又将其父亲蔡准安葬于杭州附近的临平山。方腊攻占杭州，“遣人发掘蔡氏父、祖坟墓，露其骇骨，加以唾骂。”[134]杭州不仅是蔡京先人坟茔所在之地，而且是其家财储藏之处。蔡京“少年鼎贵，建第钱塘，极为雄丽，全占山林江湖之绝胜。”知杭州徐铸居然公开出面“修盖蔡京私第”，幷动用公款，“出纳违法”。[135]宣和末年，蔡京又“以平日之所积，用巨舰泛汴而下，置其宅中。”[136]童贯不仅在元符末年曾主管杭州明金局，幷且在宣和二年十二月出任江、淮、荆、浙宣抚使，全权处置东南事务，负责围剿方腊。他“受富民献遗，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幷补官。”[137]据统计，在短短几个月之内，即封官达4700多人。出于剿抚结合、分化瓦解的战略需要，童贯曾命令其部属董耘“作手诏，称为御笔，四散”，宣布：“自今花石更不取人”，以致“人情大悦”。据说，他得知花石纲旋罢旋复，还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东南人家饭锅子未稳在，复作此邪？”[138]童贯有“着脚赦书”[139]之称，这不失为一个原因。所谓“人情大悦”与“着脚赦书”，实属渲染之词，但他在东南或许也多少收买到了一些人心。 更可疑的是，徽宗刚到东南不久，便通过行营使司和发运使司向东南各地接连发布了三道“圣旨”。其一，截递角：“淮南、两浙州[140]军等处传报发入京递角，幷令截住，不得放行，听侯指挥。”即不许东南各地官府向都城开封传递任何公文。其二，止勤王：“杭、越两将将兵，江东路将兵，及逐州不系将兵，及土兵、弓手等，未得团结起发，听候指挥使唤，先具兵帐申奏”，“如已差发过人数，幷截留具奏。”[141]即不许东南各地驻军开赴开封勤王，徽宗截留路过镇江的三千两浙勤王兵作为卫队。其三，留粮纲：“以纲运于所在卸纳”。[142]即不许东南各地向开封运送包括粮食在内的任何物资，甚而至于“江津非给符，不渡。”[143]这三道“圣旨”都事关重大，将使朝廷不能号令东南，都城处于既缺兵又缺粮的绝境，开封政权难以维持，而东南将由朱勔的“小朝廷”跃升为徽宗的“大朝廷”。 徽宗在东南发号司令，岂止三道“圣旨”而已。他还按照其自定标准，论功行赏，“增秩赐金”，以致“行宫如市，有再任者，有进三官者，有召赴都堂审察者。恩赏僭滥，非散官之比也。”[144]“墨制纷然，专易守令，迁官赐报，略无虚日”，官员“惑于诰命幷行，而莫知有朝廷矣。”[145]徽宗江山虽改，禀性难移，依然重用宦官，让他们担负到开封刺探情报等重任。“其往来京城，踪迹诡秘，如邓珙者；传播诏书，以惑众听，如刘※者；妄议朝政，不循本分，如徐霁者；朋附道流，凶恶稔着，如董舜贤者。”[146]如果说徽宗的下诏罪己、钦宗的临危继位，曾经给人们带来一线希望，那么这时至少是“自江以南，已绝惟新之望矣。”[147] 徽宗搞情报，钦宗的情报也很灵通，他对其父亲在东南的所作所为了如指掌。如泗州刚得到行宫及发运司的前两道指挥，立即违背徽宗“圣旨”，如实上奏钦宗，幷告诫朝廷：“童贯且为变”。[148]于是，都城之中，“物议汹汹，莫不惊骇。”[149]“东南之地恐非朝廷”[150]，徽宗“将复辟于镇江”[151]之类的传说流播甚广，况且不能视为不根之语。不少士大夫忧心如焚，纷纷上书钦宗，惊呼：“自江以南，诏令将壅不行”；[152]“今日事势之急，殆有甚于北敌者”，“江浙之变，萧墙之祸，不可不虑！”[153]其实，忧虑最深者莫过于钦宗。他“自上皇东幸暴露，日夜忧思，至避殿减膳，不遑宁处，群臣士庶，莫不知之。”[154]对此，钦宗公认不讳：“朕自道君在外，我食不安！”[155] 钦宗虽然生性素来懦弱，但在权力问题上态度相当坚决，对其父亲寸步不让，。如刚得到泗州上奏，他即刻与徽宗针锋相对，果断降旨，“令依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指挥”。这道指挥的内容，前面已经讲到，即徽宗“除教门事外，余幷不管。”[156]泗州立即依旨。徽宗“每见（此类）台札名敕”，分明“实及予躬”，因而“不觉流涕”。[157]徽宗既然退位，即“非天下之君”，而是“萧然休老之人。”[158]钦宗诏令全国，名正言顺。很清楚，在这场权力争夺中，徽宗今非昔比，处于被动地位。 三、东南怨声载道 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的处境，幷不像他们最初想象的那样佳妙，相反倒是愈来愈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人所称：“上皇北归，乃其本志”，[159]幷无大错。 众所周知，东南地区是徽宗黑暗统治的重灾区。徽宗及其宠臣在东南虽然根基深厚，但民愤极大。童贯征方腊，“每战多杀平民”，[160]“纵为贪暴，悉斩平民，以效首级，于是平民之死于天兵者，十有五六”[161]；朱勔荼毒东南，“两浙之民畏之如虎”，[162]“东南之人欲食其肉。”[163]徽宗在扬州拟游石塔院，遭到僧人奚落：“何不取充花石纲！”他“闻之，遂罢幸。”[164]徽宗此行沿途骚扰百姓，“所至，藩篱、鶏犬，为之一空。”到达镇江之后，“缮营宫室，移植花竹，购买园池，科须百出。”镇江府上报钦宗：行宫“官兵日给六千余缗”。“以镇江行宫日给计之，月当用二十万缗。二浙之民，将见涂炭。”“民既愁怨”，两浙极有可能再度酿成民变，徽宗在东南“岂得高枕而卧耶”？[165] 徽宗的宠臣素来彼此勾心斗角，南逃之后恶习不改，仍旧相互倾轧。早在到达泗州之初，童贯便于高俅发生冲突。他“诈传上皇御笔札，付高俅，令只在本州守御浮桥，不得南来。”高俅对这道御笔深表怀疑，拟面见徽宗，“亦复艰难”。高俅所带禁卫兵欲跟随徽宗南下，“童贯遂令胜捷亲兵，挽弓射之,卫士中矢而踣，自桥坠淮者凡百余人。”“道路之人，莫不扼腕流涕。”[166]高俅只得留守泗州，控扼淮河，“于南山把隘”。[167]难怪他不久即“以疾为解，辞归京师”，[168]从此断绝了与徽宗的联系。像高俅这样回到开封的官员为数不少，特别是在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之后。为徽宗保驾的胜捷兵大多数是西北人，他们在东南，“皆口语籍籍，以南幸为非，有不悦之言”，“人人思土，其势必乱。”[169]徽宗在东南，众叛亲离，阵脚大乱，危机四伏，兵变、民变一触即发。 当时的官员大多是些善于看风使舵的变色龙。京城四壁都弹压使范琼公然宣称：“东也是吃饭，西也是吃饭。”“姓张的来管着，是张司空；姓李的来管着，是李司空。”[170]真可谓不知人间有羞耻事，但倒也一语道破了官员们的普遍心理。徽宗在镇江，钦宗在开封，诰命幷行，监司莫知所从，州县观望风旨。尽管徽宗竭力拉拢东南地方官员，如他将江南东路转运副使曾纡“引至深邃之所，问劳勤渥。”[171]除破例让其贵妃乔氏出面接待而外，还赏赐曾纡七宝杯一只。然而徽宗毕竟已经退位，地方官员大多按照常规，遵从在位皇帝钦宗的诏令。徽宗所谓“圣旨”不时遭到抵制，这类事例太多。他本人曾“条举数十事，每及一事即泣下。”其中之一是：宿州（治今安徽宿县）原有“御前竹石钱十万缗”，徽宗“亲笔付（林）篪，取其半。”[172]知宿州林篪或许是由于在宣和三年、四年接连两次被各“降一官”，[173]对徽宗心存不满。他仅向徽宗“输二十之一”，同时又“以其事上尚书省，”尚书省立即命令林篪“以钱上京，毋擅用”，即不得交付徽宗。由于类似事件不断发生，徽宗财源断绝，根本无法在东南立脚。正如徽宗所说，他不得不离开东南，“只为无裹粮住得耳”。[174] 四、宋焕出使东南 靖康元年二月十日，金军撤离开封以后，钦宗急于采取强硬措施，从速解决东南问题。徽宗留在开封城内的宠臣王黼、李彦、梁师成因恶贯满盈，幷有与童贯等人遥相呼应之嫌，已于当年正月先后被赐死或秘密处死。这时，钦宗命令宋焕卸任还朝，任命领开封府聂山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权主管马军司公事薛安为副使，前往东南，置童贯等人于死地。聂山“请诏书及开封府使臣数十人以行”。[175]史称，聂山“附耿南仲取位”。[176]用聂山、诛童贯，这一主意或许出自钦宗的从龙旧臣、尚书左丞耿南仲。 眼看徽、钦公开冲突即将爆发，知枢密院事李纲认为“投鼠不可不忌器”。[177]他赓即面奏钦宗：“此数人者，罪恶固不容恕。然聂山之行，恐朝廷不当如此措置。”李纲接着指出：“使（聂）山之所图果成，惊动道君，此忧在陛下。所图不成，为数人所觉，万一挟道君于东南，求剑南一道。陛下何以处之？”钦宗优柔寡断，空自叹息：“奈何？”李纲进谏：“不若罢聂山之行，显谪童贯等，乞道君去此数人，早回銮舆，可以不劳而事定。”[178]钦宗接受李纲建议，收回成命，幷于二月中旬降旨，贬蔡京为秘书监、分司南京，贬童贯为左卫上将军致仕、池州居住，贬蔡攸为太中大夫、提举亳州明道宫、任便居住。处罚如此轻微，显然是考虑到徽宗接受的可能性，虽不足以平民愤，但从策略上讲实属高招。 处罚蔡、童等人的圣旨下达不久，适逢宋焕奉命返回开封。钦宗当初本拟待其还朝，再行惩处。他这时才意识到宋焕极具使用价值，是促使徽宗回朝的最佳人选。钦宗接连两天与宋焕面谈，幷于三月四日再度将其任命为江、淮、荆、浙等路制置发运使，责成他从速再往东南，奉书行宫。宋焕顿时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解者。由于钦宗极盼徽宗还朝，而徽宗又急于离开东南，宋焕此行成功的可能性无疑很大。 宋焕深知肩负重任，他“疾驰，不三日，至符离。”徽宗这时已经离开镇江，北上虹县（即今江苏泗县）。宋焕作为钦宗的信使，面见徽宗于淮河之中的船舟之上。徽宗列举知宿州林篪拒不执行其“圣旨”等数十事，边流泪边质问。宋焕解释道：“方都城昼闭，中外隔绝，虽御前号令，州县或不奉承，非独行宫也。守令之罪，盖不容诛，朝廷何预焉？”徽宗“意乃解”。宋焕秉承钦宗旨意，询问：“臣出京师时，闻童贯贬池州，今犹未行，何也？”徽宗的答复是：“胜捷兵隶（童）贯，未知所付。”宋焕建议：“付宇文粹中，以范讷为副。”徽宗表示赞同，但次日又说：“童贯得胜捷军情，骤罢，且生变。奈何？”宋焕回答道：“（童）贯平日败坏军政，西北之人怨入骨髓。今斥去，乃所以安众。生变之语，殆（童）贯自解耳！”[179]徽宗无言可对，只得勉强让童贯离去。 宋焕总算说服徽宗，幷陪同他走上了返回开封之路。到达南京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南），宋焕将先回开封，向钦宗报告，徽宗即将还朝。临行时，徽宗赐宋焕手诏一通：“通父子之情，话言委曲，坦然明白，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180]徽宗还将他盛赞“为孝子，为忠臣”，[181]真可谓好话说尽。照此看来，徽宗还朝似乎已成定局，只是个时间问题了。由于宋焕确属蔡京、蔡攸的姻亲与党羽，他回到开封不久，“以言者论其联亲奸邪，冒居华近，妄造语言，以肆欺妄”，[182]先落职，与在外宫观，后责授单州（治今山东单县）团练副使，永州（治今湖南零陵）安置。然而仅就他居中调停徽、钦父子关系而言，无疑有功于赵宋皇室。事隔30多年以后，其功绩终于得到高宗肯定。 五、徽宗终究还朝 所谓“由是两宫释然，胸中无有芥蒂”，不是实话实说。钦宗尽管已将门下侍郎赵野任命为太上皇行宫迎奉使，幷派徽猷阁待制谭世绩、中书舍人李熙靖“副执政迎奉”，[183]而且“所差奉迎使副幷至行宫”。[184]可是，徽宗突然改变主意。当时有人提及所谓西内之事，即唐玄宗从四川返回长安之后，作为太上皇，入居兴庆宫即南内，他的儿子唐肃宗“恶其与外人交通，劫徙之西内（即太极宫），不复定省，竟以怏怏而终。”[185]稍前，黄庭坚曾吟诗一首，声讨唐肃宗： …… 抚国监军太子事，何乃趋取大物为？ 事有至难天幸耳，上皇局蹐还京师。 内间张后色可否，外间李父颐指挥。 南内凄凉几苟活，高将军去事尤危。 ……[186] 唐玄宗身边的高力士等人回长安后才被清除，而徽宗的宠臣此时已受到惩处。他当时虽未明言，但对此无疑颇为不满。北宋亡国后，徽宗在被俘北上途中，命其旧臣曹勋返回中原时，让他转告康王即后来的高宗：“艺祖（即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详。故七祖相袭，未尝辄易。每念靖康中，诛罚为甚。今日之祸，虽不止此。”幷叮嘱高宗：“当知而戒焉”。[187]所谓“诛罚为甚”云云，显然是指钦宗惩办六贼，幷且徽宗将它与靖康之祸混为一谈。如果说钦宗这时唯恐成为“唐睿宗第二”，那么徽宗则畏惧步唐玄宗后尘。他预感到返回开封幷非上策，便在应天府“徘徊不进”。仅让太上皇后郑氏返回开封，他本人则“欲诣亳州上清宫烧香，及取便道如西都。”[188]徽宗另有打算，据说出自“随行内侍，其间颇有谗邪之人，造饰奸言”，“而进西幸之策”。[189]宦官石如岗便“畏罪，不敢从道君还京。”[190]这类记载实有替徽宗开脱辩解之嫌。即使确有宦官进“奸言”，听“奸言”者终究是徽宗。 徽宗不回开封，而拟去西京河南府（治今河南洛阳），已使钦宗深感忧虑。更令钦宗大伤脑筋的是：徽宗“书至，必及朝廷改革政事。又批：道君太上皇后当居禁中，出入正阳门。”他“每得御批诘问，辄忧惧，不进膳。”朝野更是“喧传有垂帘之事”，“皆言事且不测”。[191] 钦宗“廷见群臣，忧形于色。”君臣经过反复商议，决定采取三条对策。其一，改撷景园为宁德宫。朝廷尽管拒绝了太上皇后入居禁中的无理要求：“大内者，天子之居，神器之所在也。”但“戒敕有司缮治撷景园，易名宁德宫，务极闳丽，以称崇奉之意。”其二，以太宰徐处仁为礼仪使。为隆重其事，徐处仁率领大臣上表徽宗，在恭请徽宗还朝之余，明确表示：“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治生于一，乱生于二。”指出太上皇后入居禁中不妥：“若非垂帘听政，于国当无此仪。”[192]其三，派遣李纲前往南京。徽宗刚刚传来御批：“吴敏、李纲，令一人来。”[193]李纲此行可谓符合徽宗旨意，但其目的在于迎接徽宗还朝。于是，李纲继宋焕之后，成为徽、钦父子之间的传书带信人与居中调停者。 李纲三月十七日从开封出发，次日便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南）与返回开封的太上皇后郑氏相遇。郑氏一开口便询问：“朝廷欲令于何处居止？”李纲回答道：“稽之三从之义，道君太上皇帝居龙德宫，而殿下居禁中，于典礼有所未安。”“朝廷见以撷景园为宁德宫，奉道君太上皇后。”郑氏考虑再三，最终表示赞同：“相公所论甚有理！”[194] 十九日，郑氏即将还朝，开封谣传太上皇后“欲从端门入禁中”，宦官则劝钦宗“严备以待”。这时已升任少宰的吴敏赓即进谏：“陛下但推诚尽孝。”[195]三月十九日，钦宗接受昊敏建议，出郊迎奉，郑氏顺利入居宁德宫。当天，出于稳定徽宗情绪与分化徽宗阵营的需要，钦宗下诏：“扈从行宫官吏，候还京日，优加赏典。除有罪之人迫于公议，已行遣外，余令台谏勿复用前事纠言。”[196]莫说别人，就连虽声名狼藉但先期返回开封的高俅此前已于三月五日,进封简国公。其理由是：“扈从上皇，宣劳既久。”[197]于是，出现了“罪同罚异”，有的“除名勒停”，有的“置而不问”，甚至分明有罪反而加官进爵的混乱现象。某些官员如侍御史李光对此很不理解，上疏指责“陛下有失刑之讥，大臣负党奸之谤”，请求“一等科罪”。[198]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不懂策略。 徽宗让太上皇后郑氏先回开封，其主要用意之一在于试探。郑氏顺利还朝的消息传到应天府，徽宗“闻之，乃罢如洛之议。”[199]因此，当李纲于三月二十日到达应天府后，只不过还要费些唇舌而已。李纲“乞道君早回銮，不须诣亳社、西都，以慰天下之望”，幷秉承钦宗旨,询问止递角、阻粮纲、留浙兵三事。徽宗回答道:“只缘都城已受围，恐为人得知行宫所在，非有他也。”这话漏洞颇多，李纲不予深究，反而安慰徽宗：“方艰难中，两宫隔绝，彼此不相知。虽朝廷应付行宫事，亦不容无不至者。”徽宗询问“朝廷近事，如追赠司马光及毁拆夹墙等，凡三十余事。”李纲一一解释：“追赠司马光，正欲得民心；毁拆夹墙，止欲防奸细。”幷称：“适当大敌入寇，为宗社计，政事不得不小有变革。”徽宗也不予深究：“公言极是。朕只缘性快，问后即便无事。”经过三天的交谈，徽宗明确表示：“本欲往亳州太清宫，以道路阻水，不果。又欲居西洛，以皇帝恳请之勤，已更指挥，更不戒行。”他吩咐李纲：“公先归，达此意。”[200]其实，徽宗心中有数，洛阳与镇江一样，均非告老失势之人可留之地。即便是圈套，他也只有按照钦宗的安排，返回开封。李纲临行时，徽宗勉励道：“若能调和父子间，使无疑阻，当书名青史，垂之万世。”[201] 李纲此行，仅剩下一个遗留问题。徽宗拿出尚书省札子：“朝廷有指挥，行宫内侍十人，皆与在外宫观，不得入京城。”他解释道：“此辈皆是日在左右梳头系裹，不可缺之人。”李纲事前不知此事，或许又是当时刚出任尚书左丞的耿南仲所为。他只得承诺：“如圣意欲留，容臣携此札子归，奏知皇帝取旨。”徽宗在赞同之余，又让了一步：“数内两人，系童贯亲戚，不须留。”李纲回朝，立刻上奏，钦宗当即降旨：“听留龙德宫祗应。”[202]幷且对李纲此行予以肯定：“卿奏对之语，忠义焕然，朕甚嘉之”。[203] 徽宗即将返回开封，开封流言颇多。其根源在于徽宗的宠臣从前作恶多端,如今尚未严惩。蔡攸将“以扈卫行宫为名，侥幸入都”，即是传播甚广的流言之一。人们担心蔡“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204]不久前所发生的数万民众围攻“浪子宰相”李邦彦的事件势必重演。台谏官员纷纷上奏：“（蔡）攸依上皇，废格责命，必随车驾至都。”“彼得罪于天下，人人皆欲鱼肉之。”“万一有小变，上皇宁免惊忧，如邦人欲击李邦彦之类。”[205]对于蔡攸的近况，钦宗最知情。他采纳吴敏建议，“令蔡攸劝上皇北归以赎罪”。[206]此前，钦宗一面将蔡攸贬为提举亳州明道宫，一面亲自降诏蔡攸，令其“专一扈从太上还阙”。蔡攸陪同徽宗到达符离以后，蔡京再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德安府(治今湖北安陆)居住。鉴于“前去京阙不远”，[207]蔡攸上书钦宗，请求前去陪伴父亲。钦宗已降旨照准，“令前去侍省”。[208]他不大相信蔡攸竟会跟随徽宗返回开封。难怪钦宗读过台谏官员上奏，一反常态，幷不惊慌，仅闪烁其词，批了一句：“候（蔡）攸到京，三省取旨施行。”[209] 钦宗与大臣们商议如何迎接徽宗还朝，大臣之中发生分歧。耿南仲首先提出两项建议，一是“尽屏道君左右内侍，出榜行宫，有敢入者斩”；二是“先遣人搜索，然后车驾进见。”李纲坚决反对，主张“止依常法，不必如此，示之以疑。”[210]他当面指责耿南仲：“其人暗而多疑，所言不可深采。”耿南仲“怫然，怒甚。”[211]二人在钦宗近前接连舌战两日，钦宗始终笑而视之。他幷不反对从龙旧臣耿南仲的建议，只是感到不合时宜。双方争执不休，太宰徐处仁终于表态：“陛下仁孝，宜郊迎称贺，何谓城守乎？”[212]钦宗顺水推舟，姑且按照徐处仁的主张行事。 四月三日，钦宗亲自出郊奉迎，徽宗终于还朝，幷安然入居龙德宫。当天，“都人皆夹道观之，无不欣喜”；[213]“两宫甚欢，无一间言。”[214]其实，这只是人们的愿望而已。徽、钦父子怎能相安无事，从此亲密无间？ 六、钦宗软禁徽宗 徽宗回到开封，果然落入钦宗圈套。他从此在其长子的严密监控之下，完全失去人身自由，实际上已被软禁。 徽宗还朝前夕，秘书省校书郎陈公辅建议：上皇“还宫之后，一切供奉之物，陛下过为俭约，上皇务加隆厚，着为令式，风示四方，以劝天下之孝。”[215]据说，钦宗读过札子，很是感动，将陈公辅任命为左司谏。徽宗返回开封后，无疑仍然过着豪华奢侈的生活。钦宗有道亲书御笔，保存到南宋中期：“内藏库支钱一万贯，付李彀，充应副道君皇后修造使用。”据此，岳珂称赞钦宗“宁亲之孝”。[216]岂止如此而已，钦宗还多次前往龙德宫，拜望徽宗。然而所有这些都是表面现象，钦宗这时最关心的是如何防范徽宗干预朝政。 耿南仲“尽屏道君左右内侍”的建议，徽宗刚入居龙德宫，立即变为事实。钦宗将徽宗身边的陈思恭、萧道、李琮等10名宦官“幷行贬黜，不许入门，敢留者斩。”[217]因此，后来高宗断言：耿南仲“离间两宫，其罪甚大。”[218]直到南宋中期，岳珂仍然指责：“靖康之初，耿南仲等执事，两宫不能谨于调娱。”[219]对徽宗身边人员的清洗和惩处，绝非仅此一次。有官员上奏揭发宦官王仍、张见道、邓文诰“辄怀诡计，图欲离间两宫，边防动静，妄意传播，转相耸动，将以遂起其奸志。”所谓“妄意传播”云云，很可能是指为徽宗通风报信。钦宗“有旨，令三省觉察。”起居郎胡安国认为：“图欲离间两宫，则罪不可赦”，建议：“及时裁处”。[220]结果，王仍等“三人遂黜”。[221]此外，钦宗还亲自下诏，“鞠龙德近侍梁忻之类”。开封尹程振虽遵旨审理，但为照顾徽宗颜面，“特宽其文”。他因而日后受到称赞：“靖康中，公尹天府，言利者颇欲离间两宫。公心独鄙之，每调娱父子之间，甚有恩意。”[222]其实，程振与耿南仲方法虽然有别，实质幷无二致。 与此同时，钦宗在徽宗身边安插所谓“明忠孝大节者”。如任命谭世绩、李熙靖同主管龙德宫，责成他们“请见上皇，日备顾问，开谕圣意，庶几究性命之至理，以适其优游无事之乐。”[223]即彻底退出政坛，绝不干预朝政。钦宗于当年四月八日，“诏龙德宫日具道君皇帝起居平安以闻”；[224]五月一日，又“令提举官日具太上皇帝起居平安以闻”。[225]即将徽宗每天的活动及时上报钦宗。很清楚，徽宗身边的官员乃至内侍，其职责名为照料太上，实则监视徽宗。徽宗仍不知趣，“犹时取财物，颁赐左右”，以便收买人心。钦宗当即采取相应措施，“令开封尹籍其所入龙德宫物目，有得赐者出，即纳之于宫。”[226]足见，钦宗对其父亲警觉性之高。 徽宗处境竟然如此，心中固然愤愤不平。他每有手笔付钦宗，必“自称老拙，谓上为陛下”，[227]即是其不满情绪的流露。徽宗这时又想前往洛阳，他断言“金人必再犯京阙”，请求钦宗准许他“自往西京治兵”。这时已升任太宰的吴敏认为“不可”，其理由有三。一是：“上皇向在南方，已有截留诸路兵之意。”奉劝钦宗切莫忘记徽宗在东南试图另立的往事。二是：上皇“今幸归京师，陛下问安视膳，全孝道足矣。”提醒钦宗毋忘劝说徽宗还朝之艰难！三是：“岂可以军旅之事累之乎？”[228]话虽说得比较隐晦，意思相当明白：朝政尚不许其过问，岂可让其干预军政？其实，毋须吴敏劝诫,钦宗自有决断：徽宗休想离开开封半步，更不用说外出“治兵”。此后，徽宗又提出“与帝出幸”[229]即父子同时撤离开封的建议，同样遭到钦宗拒绝。 徽、钦父子一触即发的紧张关系，在当年十月十日天宁节时再度激化。这天是徽宗的44岁生日，钦宗前往龙德宫为徽宗祝寿。徽宗“满饮，乃复斟一杯以劝上。而大臣有蹑上之足者。”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以毒酒谋害政敌是较为常见的手法之一。16年前，知枢密院事张康国因与蔡京发生矛盾，以致中毒而死的旧事，至今人们仍记忆犹新。大臣“蹑足”，分明是劝告钦宗勿饮毒酒。于是，钦宗“坚辞，不敢饮而退。”徽宗“号哭入宫”。他如此伤心，是否是惋惜其阴谋未能得逞，则未可知。次日，钦宗颁布黄榜：“捕间谍两宫语言者，赏钱三千贯，白身补承信郎。”这道黄榜仅张贴于龙德宫前，明明是针对徽宗。史称，“自是两宫之情不通矣。”[230] 金军在靖康元年十一月下旬再度兵临开封城下，钦宗严密封锁消息，徽宗一无所知。同年闰十一月下旬，金军攻破开封外城四璧，徽宗所畏惧的“西内之事”果然发生。钦宗采取断然措施，逼迫徽宗及其皇后郑氏迁入延福宫。“太上皇帝为卫兵拥入禁城。上皇犹豫间，卫兵欲杀内侍官郑详以下，遂由金水门以入。”徽宗从前想入居禁中而不可得，如今又非入居不可。或许是由于很不理解，他“踌躇雪中，不知所向。”钦宗“闻之，遣带御器械王球领殿内带甲亲从官一百人，迎奉太上皇帝入居延福宫。”而“宁德皇后（即徽宗郑后）早已入禁中”。[231]如此一再动用武力，哪里是什么“迎奉”。徽宗从此受到更为严密的监控。金军提出要求，以徽宗为人质。这时，钦宗对待金军，几乎唯命是从，但对此则断难从命。他婉言拒绝：“朕为人子，岂可以父为质？”金军又以议和为名，“坚欲上皇出郊”。钦宗竭力推托：“上皇惊忧已病，不可出”，幷且当即表示：“必欲坚要，朕当亲往。”[232]他果然于次日，慷慨前往金营。钦宗如此自告奋勇，显然是唯恐徽宗串通金军，金军另立徽宗为帝。 靖康二年正月十日，钦宗被迫再次前往金营，他临行前降旨：“以皇子监国，以孙傅为留守，尚书梅执礼副之。”[233]对此，钦宗真可谓未雨绸缪。早在靖康元年正月十六日，徽宗到达镇江次日，金军首次围攻开封之时，钦宗连忙将生于政和七年十月，不到10岁的儿子赵谌封为大宁郡王。秘书省校书郎余应求实在难以理解，上奏提出异议：“艰危之时，宗社未保，城门闭拒，中外不通，未宜急者。”[234]而钦宗则置若罔闻，又在四月七日，徽宗返回开封的第四天，举行册立赵谌为皇太子的典礼。于是，“咸谓深中时病”的民谣《十不管》在开封广为流传，其中之一便是：“不管二太子，却管立太子。”[235]。所谓“二太子”，指率军兵临开封城下的金东路军统帅、金太祖阿骨打的第二子斡离不。钦宗此时立太子，在别人看来实属不急之务，在他看来则是当务之急。钦宗的目的十分清楚，即使在非常时刻，宁肯让黄毛未脱、乳臭未脱的儿子监国，也决不允许年富力强、经验丰富的父亲复辟。于是，这个１０岁孩童居然在开封城内发号施令，诸如“皇太子令添置粜米场济民”[236]之类。 钦宗在再次前往金营前夕，秘密吩咐孙傅：“我至敌寨，虑有不测，当以后事付卿。可置力士司，召募勇敢必死之士，得二三百余人，拥上皇及太子溃围南奔。”然而金军已将开封团团围困，突围为时晚矣。不久，徽宗、赵谌以及几乎所有赵宋宗室先后落入金军之手。徽宗在前往金营之前，对其身边官员述说：“朝廷既不令南去，又围城时，聋瞽我，不令知，以至于此。今日之事，妄举足则不可。”无非是些责怪钦宗之语。徽宗到达金营之后，又上札子与金西路军统帅粘罕：“大兵踵来，……某即逊位，避罪南下，归后块处道宫，恬养魂魄，未尝干预朝政”；“虽大兵南来，亦不相关报”；“某亦失义方之训，事遽至此，咎将谁执？”[237]不过是些摇尾乞怜之词。从中也可看出，徽宗返回开封后，的确处于无权地位，境遇相当狼狈。 靖康内讧以徽、钦父子双双成为亡国被俘之君而告终。父子相见于金营，“号泣久之”，徽宗开口便斥责钦宗：“汝听老父之言，不遭今日之祸。”[238]他在北上途中，写下七言绝句一首： 九叶鸿基一旦休，猖狂不听直臣谋。 甘心万里为降虏，故国悲凉玉殿秋。[239] 所谓“猖狂”绝非自责之词，徽宗显然是埋怨钦宗拒不接受臣僚乃至他本人的劝告，及时撤离开封，创建抗金基地。或许直到八年后，徽宗死于五国城（即今黑龙江依兰）时，仍对此耿耿于怀。 结语 在本文行将结束之际，还有以下三点需要指出。 一、靖康内讧的根源在于皇权的绝对性与排他性。“天无二日，国无二王。”所谓皇权政治即皇帝一人独裁专制，皇权绝不允许他人染指，即使是父亲、儿子、兄弟也概莫能外。徽宗后期，赵桓、赵楷兄弟是为将来获得一人独裁专制的权力而争斗；靖康年间，徽宗、钦宗父子之争则属于分割与独揽皇权之争。如果说选择太子在中国古代毕竟还有立嫡立贵的原则，那么皇帝与太上皇帝的权力是否应当分割，应当如何分割，则无一定之规。在皇帝与太上皇帝幷存的特殊状况下，其权力分配大致有三种模式：皇帝独揽皇权，太上皇帝不预政事，如前面说到的唐高祖等；太上皇帝虽退位但不交权，如北齐武成帝退位后，“军国大事，仍以奏闻”，“凡除拜生杀，仍自主之。”[240]皇帝与太上皇帝分权，如唐睿宗在先天元年（712）八月，“立皇太子为皇帝，以听小事，自尊为太上皇，以听大事”。但这只不过是暂时过渡，唐睿宗于次年七月，即“归政于皇帝”。[241]徽宗在急于退位之时，虽然表示将采用第一种模式，但他事后所竭力争取的却是第二或第三种模式。而钦宗所尽力维护的恰恰是第一种模式。然而由于徽宗曾经表态不预政事，更因为钦宗虽然外战外行，抗御金军束手无策，可是内战内行，对付父亲颇有办法，幷且依靠其业已到手的皇权，终于战胜其父亲。 二、靖康内讧的影响不可小视。平心而论，从总体上说，徽宗作为北宋亡国的第一责任人，岂能责怪钦宗，北宋江山无疑主要葬送在他自己手里。但具体而言，“天子在外可以号召四方。”[242]如果徽、钦二人乃至其中一人在金军再度兵临城下之前，事先撤离开封，组织军民抗金，不仅可以避免父子双双被俘的厄运，甚而至于不会导致北宋的覆灭与南宋的建立，北宋王朝或许尚可苟延残喘若干年。正如南宋人吕中所说：钦宗“早从上皇治兵两京之训，集天下勤王之师乘京城，或可以守。”[243]然而由于徽、钦父子长期明争暗斗，直至钦宗一定要把父亲与自己死死地捆绑在一起，自己拒不撤离，更不允许其父亲撤离开封。这的确是一大历史性的失误。从这个意义上，当时人将徽、钦父子不和视为靖康之世的“大病”，确实不无一定道理。 三、靖康之世的“大病”绝不止于内讧。靖康年间问题成堆，如徽宗时期的弊政远未革除；钦宗本人优柔寡断，朝令夕改；他忙于不急之务，疏于防御金军；等等。凡此种种，其危害之大均不在徽、钦父子不和之下。何况北宋危亡之局在徽宗末年早已铸成。总之，北宋王朝覆灭的原因很多，关键在于极度腐败。[244]徽、钦内讧只是其中较为次要的因素之一，无非是极度腐败的多种表现当中的一种而已。本文绝无将内讧视为靖康年间的唯一“大病”，夸大为北宋亡国的主要原因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