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新時期的創作與“不懺悔” 現在對浩然的評價基本上還是圍繞着《艷陽天》和《金光大道》，80年代以後的作品基本上沒有受到太多的重視。比如說《蒼生》，還有“自傳體三部曲”，基本上還沒有受到太大的重視，但是我覺得它們總體上對浩然來說應該是很重要的，如果要深入研究的話，這兩方面不應該忽略。 《蒼生》是浩然“新時期”的代表作品，主要描寫了80年代的農村改革，及其對農村各個家庭的影響。這部小說在新時期並未得到充分重視，但在今天看來，它卻處於當代中國農村敘事的轉折點上，即農村題材的小說從“社會主義現實主義”到“改革文學”的轉折，小說既對農村改革充滿嚮往，也對“合作化”道路滿懷眷戀，這不同於50—70年代的《三里灣》、《創業史》、《艷陽天》、《金光大道》等作品對“合作化”的熱情謳歌，也不同於《芙蓉鎮》、《許茂和他的兒女們》、《古船》、《浮躁》對“新時期”的認同與讚揚，在這部作品裡，作者的態度是矛盾的，但也是認真的，正因為如此，它為我們呈現出了一個更為豐富、複雜、真實的世界。 浩然的《樂土》、《活泉》、《圓夢》等“自傳體三部曲”，描寫的是浩然從一個孤苦無依的兒童，成長為一個作家的過程。浩然的成長，也是與“歷史”一起成長的，在小說中，我們可以看到這裡的“成長”，包括幾個方面的內容，首先是他作為一個“個人”從童年到青年的歷程；其次是他作為革命的一分子在鬥爭中逐漸成熟的過程；再次是他作為一個作家，是怎樣由一個只上過三年小學的孤兒，經過刻苦的學習與磨鍊，逐漸開始發表作品，直到最後加入中國作家協會，成為一個作家的；在這樣的過程中，也包括他在思想修養上是怎樣逐漸提高自己的。這三部作品不僅具有社會意義，而且在藝術上也具有較高的價值，我們甚至可以說它是浩然最好的作品之一。 關於浩然，80年代以來議論較多的是他“不懺悔”，不少人都對他這一點提出批評，這也是可以討論的一個問題。“懺悔”與否是個人的事，與個人的信仰、觀念及認識相關，別人似不應強求，而且正如有研究所指出的，無論是盧梭還是托爾斯泰的《懺悔錄》，都是通過“懺悔”來確認自己道德上的正確性與優越感，所有的懺悔歸結到最後不過是“我錯了，但我是個好人”，這在盧梭《懺悔錄》那著名的引言中就可以看出，從“懺悔”的基督教原義來說，也不過是以“懺悔”來換取靈魂得救，是人與上帝的一種交換或者默契。 比如我們可以以巴金先生來對比，很多人對巴金《隨想錄》評價很高，認為它是代表了“世紀良心”的作品，但對於巴金來說，自我否定與反思是從30年代就開始的，1940—70年代，他也在不斷“懺悔”，而《隨想錄》不過是一系列“懺悔”的延續與最高峰，如果時代主潮發生變化，他會不會再“懺悔”也是件難說的事；其次，從《隨想錄》中兩篇關於胡風的文章來看，他懺悔的力度與深度是與政策的變化密切相關的，並不像一些人說得那麼“獨立”；再次，正是從“懺悔”中，他得到了文化界的高度讚揚，也確立了他在新時期以來文壇上“文化英雄”的地位。從一個“犯了錯誤的人”到“文化英雄”或“世紀良心”，這一戲劇性的變化是通過“懺悔”來完成的，其中充滿悖論，當然這裡我們並不是對巴金先生不敬，而是對“懺悔”本身也應該有一定的反省性認識。 與巴金的“懺悔”相比，浩然的“不懺悔”正顯示出了他的“信仰”和內心的堅持，對這一“信仰”的看法可以有所不同，但在號稱“多元化”的時代，如果連這樣一個“異端”都不能寬容，就很難說是“多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