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刘少奇的矛盾 在共和国短短几十年的历史上，刘少奇的形象始终有些扑溯迷离。共产党的有些重大错误算在他头上，不过那很可能是给毛做了替罪羊。比如庐山会议上打倒彭德怀时，刘少奇并没有站在彭的一边。现在叙述这段历史，就有人说庐山会议之所以搞成这样，都是因为刘少奇等人煽风点火，好像毛整彭是给刘逼迫的。 即便刘少奇在庐山会议上的确表现左倾，他也很快就向右转了。张著中说，1961年灾荒最严重时，刘少奇对饿死人的事已有所知，随后下乡视察又亲眼目睹了乡亲们的苦难，感受到很多人对共产党的痛恨。他受到极大震撼，决心制止毛泽东的做法。1961年8月，毛、刘等人又上庐山，在决定当年的征粮数字时，两人就闹僵了。 张戎说，1961年毛发现他的那些目标实在达不到了，不得不同意降温。粮油征购数量减少了，不过仍然饿死人，只不过没有饿死那么多。一些工业项目由于缺乏能源也不得不下马了。而因为工业规模收缩，前三年从农村招到城里的大批劳动力只好再发法回去，“两千六百万人就这样被简单地扔回饥饿的乡下”。毛赞叹中国的干部群众好，招之即来挥之即去，说除了共产党哪个能办到？毛为了达到他的目标是不怕死人的。接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毛说他自己也随时准备灭亡，“毛担心会有人对他采取激烈手段，他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式发出警告”。 张著中称，那时毛深知身边的人都反对他，连农村出身的警卫员都心怀不满。而中共“九大”即将召开，毛怕在九大上被选下去，因此尽一切努力拖延九大的召开。毛也尽力想办法补救自己的形象。他把饥荒的责任推给自然灾害，推给基层干部中的坏分子，后来还推给苏修。至于党史上一直宣传的“毛主席困难时期不吃肉”的事迹，张戎揭发说，他是不吃肉了，他吃鱼！ 就这样熬到1962年，著名的“七千人大会”召开了。按张戎的说法，这是毛的一个策略：本来是该召开“九大”的，但是毛决定不开了，代之以不存在选举问题的七千人大会，让大小地方官都上北京聚一聚。七千人大会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不但因为它是中共党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而且正是它给疯狂的大跃进划上了句号。张戎把这一成就归功于刘少奇在会上对毛搞的突然袭击。 七千人大会 张戎说，毛召开七千人大会的本意根本不是想改变政策，只不过是走走过场。会议开始阶段仍然是小组讨论，尖锐一些的发言都会被打回去，而毛呢，“每天毛躺在大床上，由女伴陪着翻看大会简报，看各组人都说了些什么”。毛的打算是在1月27日召开全体大会，通过一个书面报告，就等于大家都认可了他的政策，就可以宣布散会了。 结果在1月27日的全体会议上，做书面报告的刘少奇没照稿子念，而是搞突然袭击，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他不但承认情况非常糟糕，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还说目前的困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有刘少奇带头，下面的干部也敢讲话了，接下来的小组讨论上反对大跃进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 张戎说，毛被刘少奇打得措手不及，但是知道刘少奇有地方干部的支持，于是只好采取补救措施。他又把林彪搬来保驾。两天后的全体会议上，林彪讲话给会议定了调，说错误只有一些，是交学费，是因为没有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才把事情搞遭了。随后毛也做了让步，在会上进行了自我批评。 七千人大会以后，毛又经历了一次低谷时期，于是跑到上海找柯庆施去了。在全国，征粮指标降下来了，饥荒局面自然得到扭转。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人又开始调整政策，核潜艇先不造了，军工投资减少了，外援给砍调了，民生工业投资增加了。对农业不但增加了投入，而起放开政策，不少地方搞起了包产到户和责任田。 1962年对全国人民来说是一次难得而短暂的政治假期。好多右派被摘了帽，文艺控制放松了，香港边境上开了个口子允许人们往外跑，班禅喇嘛也是在这年上了他的七万言书。 继续搞军工 张著中说，62年到64年，毛扔把很大一部分注意力放在原子弹上面。为了确保第一颗原子弹顺利试爆，毛一手对付苏联一手对付美国。对付苏联的办法是软化对赫鲁晓夫的态度，对美国则是想法子把美拖进越战泥潭。当时美国对中国搞原子弹很不满，几次出言威胁，毛也害怕美国会摧毁中国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军工设施，于是就想法子加剧东南亚的局势。张戎说毛这是想把驻东南亚的美军变成“人质”。 1964年，又开始建设“三线”，把一些重要的工厂和科研机构转移到西部山区。毛把三线建设看成是原子弹时代的战略转移。张戎说，三线建设并不能保护中国的军工，同时又造成巨大浪费。不过，“三线虽然在经济上是荒唐的，但不涉及政治迫害。这就已经是谢天谢地了。” 到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终于试爆成功。张戎说，消息被公布后举国欢庆，可是中国老百姓这才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国家在搞原子弹。这次成功让中国人感到自豪，而苏联的巨大功劳却被隐瞒了下来。至于代价呢？“据专家估算，事实上花的钱是四十一亿美元(按一九五七年的价)。这些钱要是用在国际市场上买小麦，可以给全国人民在两年中每人每天增加三百热卡，可以使大饥荒中饿死的三千八百万人一个都不会死。也就是说，为了毛的第一颗原子弹而死的中国人，是美国在日本扔下的两颗原子弹合起来炸死的人的一百倍。” 毛的反攻 从实行调整的1962年到文革前的1965年，毛都做了些什么呢？张戎称：“一朝经济好转，毛就一步步走向大复仇、大清洗。” 首先是停止了包产到户，停止了政治平反。随后在全国进一步加强了对毛的个人崇拜。雷锋就是这几年内树立起来的典型。文艺界在经过很短一段时间的放松后又开始收紧，很多艺术家受到批判。古建筑也遭到破坏。张戎说毛特别反感中国古典建筑，北京的古城墙在他的命令下被拆除，新造的建筑也不得再研习传统。毛甚至连花花草草都难以接纳，斥之为封建士大夫、资产阶级公子哥的玩意儿。 张戎说，毛对文化的扼杀，比希特勒、斯大林走得更极端，“希特勒尚且允许一些非政治性的艺术存在，斯大林保存了俄国的古典文化”。 马利诺夫斯基事件 1964年在莫斯科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挑衅事件，对毛后来的一些决策有着深刻影响。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张戎是这样说的：先是64年10月14日苏联发生了“宫廷政变”，赫鲁晓夫被赶下台。当时毛仍然需要苏联的技术，因此极力想与新任领导人勃列日涅夫搞好关系。苏联的新领导人也希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可是毛要求苏联的新领导不但要打到赫鲁晓夫，而且要否定对斯大林的批判，这让苏联人难以接受。苏联人开始把毛视作一个障碍，觉得只要毛在台上就难以改善关系。于是苏联人就另打主意，“看中共能否搞掉毛”？ 恰好不久后苏联搞十月革命庆祝会，周恩来、贺龙率领一个代表团前往莫斯科，苏联人便利用那次机会试探了一下。11月7日莫斯科举行招待会，周恩来等人去向苏联的老相识们敬酒。这时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就借着酒劲过来对周恩来说：“俄国人民要幸福，中国人民也要幸福，我们不要任何毛泽东，不要任何赫鲁晓夫来妨碍我们的关系。”周恩来勃然变色。马利诺夫斯基又跑去对贺龙说：“我们现在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也应该效仿我们的榜样，把毛泽东也搞下台去。这样我们就能和好。” 这件事被中共视为严重挑衅。周恩来立刻如实向毛做了汇报。勃列日涅夫后来也道了歉，说马利诺夫斯基是酒后失言。不过此事对毛的刺激很大。张戎说，彭德怀在59年、刘少奇在62年，都挑战过他的权威，但没能动摇他的地位，但是如果有苏联撑腰来个里应外合，事情就很难说了。 从此毛对苏联开始严加防范。他企图在通向外蒙古的平原上建造人造山，以阻挡苏联的坦克，不过因为工程太过巨大而不了了之。中共又终止了对苏联的访问，即使在第三国与苏联人的接触也要尽量避免。张戎说，1969年胡志明逝世，周恩来为了避免在正式葬礼上见到苏联人，干脆提前到河内进行了遗体告别，以后的正式追悼会上中共只派了低级别的代表团参加。文革中贺龙和他的部下也因为苏联问题被整得很惨。贺龙在69年被整死。 张戎还说，由于苏联人的试探给毛带来巨大压力，让刘少奇趁机巩固了自己的地位，结果把毛搞得更加难受。几个月前毛首次提到中国也存在赫鲁晓夫，让刘少奇感觉到毛要开始报复他了，于是刘也着手进行抵抗，步骤之一是搞了“四清”运动，惩罚了一批有民愤的干部，以此来笼络人心。现在利用这次机会，刘又进行了更大胆的举动。他坚决要求召开全国人大（毛已经把人大拖了一年），毛没法反对，只能骂娘。结果人大顺利召开，刘当选为国家主席。这时刘也为自己搞了点个人崇拜，一时间“毛主席”“刘主席”已经有并驾齐驱之势。显然中共高层中很多人站在刘这一边。 外交战场处处失利 张著中称，刘少奇当选国家主席后让毛难以忍受，但一时又无可奈何。这时毛迫不及待想做出一两件成功的事情，于是把眼光盯上了外交。1955年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开得很成功。现在又准备在阿尔及利亚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毛就想在这次会议上当老大，于是四下进行活动。中国方面说服东道主不邀请苏联参加，又答应修建坦赞铁路。不过，由于在原定会期的前十几天阿尔及利亚忽然发生了政变，最终使会议泡了汤。 亚非会议没开成，印度和巴基斯坦忽然爆发了战争，让毛又看到扩大影响的机会。中国对印度发出了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印度在某个限期内拆除其在中国境内的“侵略工事”。实际上毛是想趁印巴战争的机会再打印度。结果巴基斯坦在联合国调停下及时选择和解，毛也只好暂停了打印度的念头。 毛在东南亚到处输出革命，均以失败告终。张著中说，中共扶植起来的泰国共产党从65年起开始武装斗争，但最终失败。而最大的惨败发生在印尼。印尼属于中共的“势力范围”，可印尼共产党在65年搞政变却没有成功，反而被苏哈托一网打尽。苏哈托随即建立起一个既反共又反华的军事独裁政权。 张戎说，到65年底，在外交上处处失败的毛泽东，又把精力转移到对付国内的政敌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