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年底毛泽东主持两次省委书记会议，商议定出了《农业四十条发展纲要》，要求在1956-1967年十二年内，依靠农业集体组织，兴修水利和采取各种增产措施，把粮食亩产提高到“四五八”目标——黄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达到500斤，长江以南达到800斤。 有的省委书记为了表示自己能干，有作为，就谋划着提前实现，其中最突出的是广东省委书记陶铸和主管农业的书记处书记赵紫阳，他们在1957年就上报中央说广东辖区内部的潮汕某县已经平均亩产过了1000斤，叫做“千斤县”，这个假典型材料经过书记处某责任人（陶铸的哥们）未加任何稽核而认可，并作为已经核实的材料上报毛泽东（可能是为自己的哥们争取政绩），在1957年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表扬了陶铸赵紫阳诸人的能干：“有规划比没有好。只有十年了，再不抓紧，‘四、五、八’就有危险，抓紧即可完成，要靠精耕细作吃饭，我国将来要是世界上最高产国家，现在已拥有潮汕千斤县。‘四、五、八’是否可以再提高到‘八百、一千、一千二’，我看可以，还有二、三十年就行。”（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八届三中全会总结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六八年汉版《毛泽东思想万岁》49-57卷，第238页）本来毛泽东组织拟定的《四十条纲要》只要求在1967年之前，实现四五八目标，但是陶铸和赵紫阳一年就搞出来一个千斤县，可见他们是多么的能干，毛泽东是多么的保守啊！ 千斤县这样的政绩工程，不是那么容易让人信服的，毕竟共产党高官中间职业农民出身的一大堆，估计跟毛泽东不相上下的保守分子不少，所以需要额外做些说服教育工作。陶铸自己就亲自出马在《红旗》杂志第五期发表文章《驳“粮食增产有限论”》，可能陶铸的观点在广东省委内部还有异议，很快，赵紫阳就给予有力的支持和及时的回应，并在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六期上发表署名文章《从化四日——给广东省委的一封信》，说“密植一定能够增产，密植不会带来倒伏危险，密植后出现的突出问题是劳动力不足和肥料不足。”（第13页）还在文中推广他所总结的广东先进农业经验——复式插秧法，每一个坐在书斋里的人都很容易想到，如果要让水稻产量短期内提高十倍，高产又不能让一粒稻谷长成十粒那么大（这个方面造假有困难），那么剩下来的方法就是让水稻植株多出十倍来（这个可以通过辍秧来人为地实现）。可以说，赵紫阳不仅通过书记处里头的哥们，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个政绩工程样板的认定，而且从理论上解决了高产的难题，从而设计了1958年各地高产卫星都一体遵循的制造原理。 这个通过书记处稽核的“千斤县”假典型，给各个省委书记以强烈的刺激，各省争先恐后搞“千斤县”典型，四川的李井泉是在新昌县搞“千斤县”典型，湖北王任重是在孝感县搞千斤县典型。为了把自己的典型做得比陶赵的典型更有说服力和可信性，王任重理性地考虑到不可能每一块田每一个公社的产量完全同步和一致，曾任《孝感报》编辑的老魏，亲身经历了王任重的千斤县试验：“王任重说‘千斤县里必定有某产几千斤的公社，亩产几千斤的公社里头必定有万斤田’。”（对老魏的访问，2005年10月）所以，一个千斤县要有说服力，必须经过“高产卫星”的检验。王任重自己亲自担任孝感千斤县的指挥长，地委书记、县委书记都是副指挥长，还邀请华中农学院的白教授作为顾问，在孝感北门立了一块千斤县的大牌子。这样，到了水稻收割季节各种各样的高产卫星就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