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起源：，“56天”是最恐怖的 我進了大學後，一位教授一個學者告訴我，“56天”是最恐怖的，自殺的人最多。他最恨的是“56天”。 我認識的這些挨整的人，有個共同特點，都是有思想的工人、農民和小幹部。看看這些挨整的對象，《十六條》規定：“這次運動的重點主要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真是“工人、貧下中農最需要”了，因為它解除了高懸在工人、農民和小幹部頭上的劍。沒有《十六條》，十個魯麗華也保不了父親，而且把她也搭進去，朱三公公的故事告訴我們，人是從猴子進化來的。畢竟進化了。父親保住了，這是毛澤東思想在我們家的偉大勝利。 我想就此對文化革命的起源討論幾句，限於知識，我只能從管理學角度看問題： 1949年的革命成功後，毛與劉就面臨怎樣建設這個國家的問題。建設這個國家，需要組織這個國家，這是一個管理學問題。事實上，太平天國以後，這個國家開始了分崩離析。西太后借“楊乃武與小白菜”的案子打擊了地方勢力，想挽回敗局，不過面對帝國主義帶來的新思想、新道德、新工具和新經濟形態，全國精英都在探討發展道路，統一是不可能了。光緒皇帝選擇變法來重新組織國家，可惜威脅到“堅持滿洲人的領導”，戊戌維新被西太后鎮壓了，這時清王朝失去了團結的思想基礎。接着八國聯軍侵華最終使得這個國家的國家軍事力量所剩無幾，國家分裂成為軍閥割據了。1949年後怎樣對待剛剛從飢餓中恢復的人民，怎樣使經濟振興，這是中國領導人面臨基本問題。毛要回答，劉也要回答。從根本上看，毛和劉都是想建立現代國家的愛國者，這是從龔自珍開始的中國知識分子的夢。毛與劉的共同點是把國家有序地組織起來。在延安整風中劉表現出這種組織天才，所以他成為了毛的親密戰友。1949年後，毛與劉在重大問題上是一致的。由劉主持的疾風暴雨的土地改革，毛支持了劉。出兵朝鮮，周恩來、林彪反對，毛調虎離山，讓他們到蘇聯與斯大林“解釋”，第二天政治局就通過了出兵決議，應該是劉支持了毛。出兵朝鮮對內政的重大優勢是加強了國家對軍隊的統一。科學地看，高崗、饒漱石優先發展工業化地區的經濟政策按說是合理的，但是挑戰了中央集權，毛選擇了劉。1957年整風，在毛感到威脅國家的一元化領導後，毛轉而支持劉。不過，1957年，毛澤東的思想是發動全國一起對黨整風，毛希望一種帶有民主主義的體制來保障他的理想。劉的整風模式是黨內整風，劉的思想是實行分層控制的組織有序化實現自己的理想。1957年他們的分歧被“右派分子的進攻”掩蓋了。接着的大躍進運動中，毛與劉親密合作，試圖以勞動力資本代替物質資本“趕英超美”，結果失敗了。我在《看大躍進》中提過，如果沒有人民公社化，也許大躍進會達到一個輝煌的成就，但是經濟形態的落後藉助組織形態的效率摧毀了那次經濟努力。 在一個物質貧乏的國家，以勞動力資本代替物質資本的大躍進失敗了，怎樣建設現代國家？1957年的“反右”已經完成了這個國家的“一元化領導”建設，他們的共同目標已經達到了，面對新的問題，毛與劉不可避免地要分裂。1960年後，毛澤東的一個思想就是依靠工人、農民和小幹部制約社會上層浮華，鞏固政權，依託中國社會的文化傳統，勤儉節約，發展經濟。毛澤東根據自己人民戰爭的經驗，強調把“工人、農民和小幹部”作為“創造歷史的動力”的，毛是不相信精英的，“高貴者最愚蠢”，中國農民有很多這樣的民間故事。讀《劉少奇選集》你會發現，劉的思想是依靠黨內精英建設社會主義國家的。為此，他要確定精英。四清實際上是繼續分化社會階層，保障精英利益，鞏固政權，發展經濟，因為俄羅斯這個方法成功了。他那個推薦上大學的方案、兩種教育制度政策，就是保證當時的貴族子女的入學優先權的，他的人民公社化提倡供給制也是有利於貴族的。當時最受推崇的話劇，我那個理想的英雄故事載體——《年輕的一代》，有個落後份子林育生，文化革命中的版本，林是受思想修正主義思潮影響，忘記了父母的理想，追求享樂。“四清”運動的版本林是忘記了自己是革命後代，愛上小資產階級的女兒並且受她的影響。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兩個人實際上都認為中國要階級鬥爭，作為列寧主義者，他們都認為要無產階級專政。不過他們的行動方式不一樣。劉是海龜，所以選擇的是斯大林主義，理想模式是蘇維埃制度，這個制度是保障貴族利益條件下逐步增加農奴利益的，它要的是鞏固專政；毛是土鱉，選擇的孫逸仙主義的，理想模式是孫中山的混合有君主權威的民主制度，為此他需要“專政下的繼續革命”，專政保障君主權威，繼續革命保障民主精神和讓“奴隸們創造歷史”。由於1958-1960年經濟使得毛澤東焦頭爛額，毛和周都退出了經濟領域，劉少奇在恢復經濟方面勝利了，毛的專政下繼續革命思想被凍結了。1990年代拍的電影《焦裕祿》反映了當時的政策，焦裕祿面對大躍進導致的大饑荒的政策是先買一部分糧食，讓幹部吃飽，然後樹立幾杆旗幟。這更像“劉主席的好學生。”1960-1962年劉的政策是“下放”，把許多城市人口送到農村去，他親自接見了回鄉當農民的中學畢業生，告訴他們“第一批將來會有好處的。”戶口制度嚴格了起來，這樣製造了城市精英，斯大林用這個辦法成功過，而且在自己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中做了總結，提出了諸如“剪刀差”等機會主義策略。毛是不信斯大林的，或者不服氣斯大林。到了經濟恢復後的1964年，劉乘勝追擊，在新的政治運動中實現自己的斯大林主義理想，一種行之有效的強國策略，毛澤東卻要從思想上動員民眾。對於新的政治運動運動，毛澤東叫做“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劉少奇叫做“四清”。縱觀沒有劉以後的毛的運動，文化大革命毛這種沒有給走資派帶上類似“右派”的帽子，批林批孔也僅僅限制在思想領域。毛注重思想，劉注重組織。“四清”和文革初期毛的形式是在農村、工廠開展思想教育，只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的形式是“個個上樓”，“重新組織階級隊伍”，說白了就是遴選貴族，同時也製造賤民。富裕中農這個名詞就是“四清”運動分化社會階層的產物。組織整頓必然傷害人員，我前面提到的閻同學的爸爸，那個理髮匠，“四清”就把他推到了劉路線的對立面。“反右”與“四清”，劉製造了太多的對立面。若干年後，有個清華大學畢業的物理學家對我說：“劉比毛還左”，這是那個時代人的感覺。如果從斯大林式的正統講，劉搞的是真正的社會主義，毛才是修正主義。劉的模式有蘇聯的榜樣和經驗，所以建成老大哥的觀念富強國家的可能性大；毛的模式是“破字當頭”，他不知道自己的船會駛向何方。後來小平同志說“摸着石頭過河”，有劉的現實主義成分也有毛的創新精神。在這兩種思想路線情況下，西方的議會民主制度，會形成兩種政治力量，如控制系統來尋找最優控制路線。可是列寧-托洛茨基-斯大林建立的民主集中制沒有這個功能。 1964年的上海農家，大食堂沒有了，農家的餐桌有了幾個菜。不過從小孩子搶菜的樣子我們可以推測在不是記者來拍攝的日子裡，菜餚是沒有這樣豐富的 1966年中期，人們看到，清華大學那個工作組，把所有幹部靠邊站了，這個榜樣使劉失去了基層權力結構的支持，接着工作組又認定高級知識分子是“氟氯溴碘砹，毒性很大”，使得他失去了社會最有影響力的知識分子支持，在中國這個儒學文化的國家，儘管斯文在掃地，但是人們的精神還是認定知識的。通常工作組整人有一定比例，所以他們被提拔為“學術權威”，好整。1984年，我採訪著名學者胡煥庸先生，在他家有本本《十六條》，在上面密密麻麻批了些字，在這條下面，胡先生有個批：“我不是裡通外國的”。我問胡先生，文化革命時，你怎麼沒有自殺，他說：“我想人生就像唱戲，生旦淨丑都得唱，我唱了多年的小生、鬚生，現在該我唱丑角了，我的學生輪到唱鬚生、武生。”我不知道誰唱的是武生。可是鬚生、武生們是跑龍套的，他們不知道導演。 劉這個代理導演除了上面的管理學錯誤，起源於一個文化地理錯誤。俄羅斯是個農奴文化社會，農奴社會的特點是階級不可以躍遷，貴族就是貴族，農奴就是農奴，他們文化心理上接受分階層統治。奧斯特洛夫斯基，即我們一代心裡的英雄保爾柯察金，回憶說，他小時候讀小說給媽媽聽，讀到伯爵打了農奴，他很氣憤，自己加了一句，農奴反過去給了伯爵一嘴巴，她媽媽說：“怎麼，怎麼可能？農奴怎麼可以打伯爵老爺”。中國的農奴文化被隋文帝就改變了，科舉制度一舉打破了階級制度，農村小伙子陳世美可以與皇帝的女兒結婚，這是平等文化。中國的農民就有許多反抗官老爺的故事，別的不說，我們洪武皇帝就有許多這樣的故事。俄羅斯剛剛解放了農奴就進入了社會主義，實現了“跨越式發展”，有接受等級社會的文化基礎，所以斯大林成功了，但是這種的模式在中國註定要失敗。中國士大夫，脫離不了“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脫離不了“民貴王輕”的精神視野，這就是我認識的周恩來選擇毛澤東的原因，我想這也是毛澤東認為鄧小平與劉少奇不同的地方，因為鄧是有“治國平天下”的精神視野的。對中國人民的儒學感情，使得決策階層比例最大的也是最優秀留法-黃埔體系的人跟隨周最終站在毛一邊，他們必然這麼作，因為他們脫離不了中國文化。其實劉的隊伍也要這樣的文化遵循者。我猜測，這個連章怡和都承認保護過馬連良使他不當右派的人，顯然在理念上與劉有衝突，因為他想限制文化大革命在學術問題方面，他努力去保護吳晗，與劉的理念不結合。所以劉在關鍵時候放棄這個人，這個他真正的諸葛亮。沒有這個人，劉在斯大林模式上走的太遠。後來看了當時的省委書記回憶錄，我才知道早一兩年省委書記們就提心弔膽過日子了，安徽省委書記給江蘇省委書記打電話話：你小心點，少奇同志這次帶着夫人來，火氣很大。實際上一年多前貴州省委書記就出事了。這些出事的省委書記有個特點，“復辟資本主義”，包括縮小生產隊，推行自留地，一句話，挑戰斯大林的經濟組織模式。在胡耀邦女兒的寫的胡的傳記里，我們看到，胡走“資本主義”道路，劉的追隨者批判胡耀邦，連毛都顯得沒有辦法，是賀龍、葉劍英救了胡。劉的擴張結果使得賀龍、葉劍英這些非法國留學生也站到了他們的對立面，劉犯了不與“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錯誤。 中國的發展出現了供應與需求的矛盾，引發了兩種文化的衝突，而兩個中國偉大的革命者和試圖振興中國的愛國者，在管理模式、文化理念上衝突太大，終於決裂了。文化大革命不可避免地爆發了。 《十六條》發表了，從學術上看《十六條》是創新，它開始了空間擴散。擴散一定要藉助基底，這個基底會表現自己的文化形式。雖然《十六條》規定了重點，可是運動首先還是按照四清運動的慣性，把這個文化精神變形，橫掃着工人、農民和小幹部中的“牛鬼蛇神。”不過現在當了權的派也挨了。姑媽廠里業務廠長趙忠富，不知道什麼原因被揪出，他曾經是我們縣上著名的勞動模範，一個有瘦高個子，他生孩子也是勞動模範，他生了八個孩子。爸爸廠里的業務廠長王，被揪出了，他作為縫紉工人，有一次做一面五星紅旗，結果四顆小五星，成了六星紅旗。接着有人揭發，他說：“大躍進就是大吹牛”。因此，他成為了走資本主義當權派。 王廠長是那個時代反潮流的英雄嗎？算不上。由於飢餓，儘管有種種控制，儘管有彭德懷事件，民口難防。毛澤東說人生個嘴巴，就是要吃飯，要說話。你不讓嘴吃飯，嘴就說話。那時候，民間對大躍進、人民公社的厭倦實際很深。我小時候聽到大孩子唱個歌，是改《社會主義好》的： 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好，社會主義太好就人民吃不飽。說得到，做不到，全心全意向着人民放空炮。 還有一個是用民歌唱得，可惜郭沫若、周揚編撰的大躍進歌謠《紅旗歌謠》沒有收錄： 砧板上切臘肉又甜又香，你吃一塊，我吃一塊，明天就啃骨頭。 這些歌肯定了早期社會主義的成績，否定了人民公社大食堂的太好形式。誰發明的人民公社，陸定一回憶錄說是劉主席，這個人民公社其實就是集體農莊，可是它進一步發展了大食堂，結果回到了早年俄羅斯的經濟組織結構，我不知道農奴解放前，俄國的莊院是不是吃大食堂的。民眾對大食堂恨透了。劉在民眾心目中有個致命弱點，他發明了大食堂，雖然他後來領導恢復了經濟。但是人有個弱點，容易記住仇恨忘記恩惠。 我還是回到孩提時代吧，爸爸媽媽是工人，他們需要《十六條》。不過叔叔這樣的知識分子最需要，因為按照“資產階級學術權威只要不是裡通外國的，一律不整。”他就不應該挨整。其實我們縣上那些中小學老師，怎麼能夠算學術權威呢？ “你說那個《十六條》為啥定得好？工人、貧下中農最需要。”中國的知識分子更需要，首先是青年知識分子，他們要造反了。 《十六條》來了，毛澤東按照自己當年民粹主義的理想模式開展了運動，從延安 “整風”開始的斯大林模式在變，斯大林的模式就是“個個上樓，層層下樓”，現在毛澤東說要有“重點”，有重點，人人自危的運動變形了，雖然留了個“運動”後期的緊箍咒。誰看到這個變化，陳毅元帥是看到的，所以幾個月後他發展到批評延安整風。陳元帥走過頭了，因為否定延安整風就是“要把王明請回了”，至少精神上請回來，陳毅元帥是個軍人、詩人，不是政治家，他不懂皇帝是只能改錯不能認錯的。再說少奇同志在延安整風建立的有等級的組織體系是很有戰鬥力的，毛需要這個體系，中國也需要這個體系。八國聯軍侵華後，中國的政府組織體系就崩潰了，有了延安整風，才有了共產黨的有序組織，有了黨有序組織，才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個有序國家。結果詩人陳毅只能落得個“二月逆流”黑幹將的罪名。這是後話了。1966年8-10月，毛澤東用他的《十六條》團結了自己的隊伍，他成了全國人民最敬愛的人，人們希望着他，雖然他也帶來了恐怖，這就是翦伯贊、容國團為什麼在自殺前要“敬祝偉大領袖毛主席萬壽無疆”的原因之一。這兩個一直生活在榮譽中的人，以士大夫的“士可殺，不可辱”原則選擇了自殺，而且按照士大夫原則，要向真龍天子表忠心。可惜他們有點不懂辯證法，列寧早就教導他們退一步進兩步。他們沒有等到文化大革命發生的第一個轉折點，沒有退。 這些當然不是一個孩子所理解的，是我後來悟出來的。但是孩子的記憶往往是不帶偏見的，所以有了曹雪芹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品——《紅樓夢》。 1957年前，至少毛澤東、周恩來是願意聽取知識分子意見了。他們曾經在孫中山領導下與中國各種各樣的人物一起努力去建立新中國。有人會議，毛澤東在成為中國國民黨候補中央委員後熱衷孫中山的事業，以至於他沒有成為中共三大代表。從歷史看，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基本態度是尊重，利用，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