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和真实动机 拥毛派总是竭力美化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说什么是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为了“追求公平、理想、完美的社会主义”，等等。剥去这些美丽的外衣，探讨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动机，对于还原历史真相、避免文革式悲剧重演，具有重要的意义。为此，下面摘要列出几位学者有关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和真实动机的分析，以供参考。 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指出： 一九五九年毛泽东经济路线的彻底失败是文革爆发的直接历史原因。这一年的经济灾难是世界经济史上极罕见的。当时饿死的两千万人数超过了中国近代史上每次战乱中的死亡人数。一九六一年，刘少奇、陶铸、周恩来这些在一九五九年积极支持毛泽东路线的人，都一致向右转，支持彭德怀的观点。一九六二年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史称七千人大会）不敢违抗潮流，不得不承认五八年以来“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以力挽狂澜的态势，全面否定了一九五九年的路线，并公开声称“彭德怀同志很多意见是正确的”。毛泽东对此怀恨在心，开始筹划反扑，从强调阶级斗争、阶级路线的八届十中全会，到社教运动，接着又是全国学习解放军、革命化运动、突出政治等一系列运动，毛泽东企图扭转局势的急切心情使他显得越来越没有理智。到后来，毛泽东在五八年所犯的错误越来越明显，党内外有识之士都心怀不满，甚至私下嘲笑他在一九五九年所吹的那些大牛皮。到了文革前夕，毛泽东理亏和脑羞成怒的心情发展到不能自控的状态，他于一九六五年注意到“三家村”对其路线的讽刺和挖苦，而且难于忍受。他当时的心理已完全失去了平衡。毛泽东自知理亏又难于忍受，发动文革是他反扑和扭转局势的一种努力。毛发动文革的心态是很不理智的，这包括因为刘少奇为彭德怀翻案而怀恨在心，因为有人嘲笑、讽刺、挖苦他的政策而恼羞成怒。这种恨、羞、怒的心理发展到失去平衡和控制，成为毛发动文革的心理因素。 中共党史学者、《晚年周恩来》作者高文谦指出： 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与其说是出于对政治理想的追求，为了捍卫社会主义的纯洁性，毋宁说是出于内心恐惧感的驱使，唯恐自己落得和斯大林一样死后被人鞭尸的下场，从而对“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采取先发制人之举。这里所说的毛泽东的“恐惧感”就是斯大林之死大大刺激了毛泽东内心深处渴望充当社会主义阵营新霸主的欲望，使得他决意独辟蹊径，在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向苏联模式挑战，企图再一次创造奇迹，与苏联一争高低。然而“大跃进”惹出乱子，毛只得退居幕后，而把刘少奇推到第一线收拾烂摊子。而毛泽东的恐惧感也由此而生，因为刘少奇采取的紧急调整举措为自己赢得了声望，受到了普遍的拥戴。而且刘本人也有针对毛泽东及其失败的“三面红旗”冒犯的言论，如逢会便讲“形势严峻”，“国民经济要崩溃”，自称是“非常时期大总统”。甚至说“活人不揭，死后下一代揭”，使毛泽东觉得刘就是将在自己身后像赫鲁晓夫一样作秘密报告的人。毛泽东在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以后，已经在认真考虑解决刘少奇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不堪这种梦魇的缠绕，决心孤注一掷而采取的非常之举。 著名理论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王若水指出： 毛泽东手里其实并没有什么过硬的材料给刘少奇定罪“叛徒、内奸、工贼”，他就是蓄意罗织罪状。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都不能成立。毛泽东如此仇恨刘少奇，通过发动‘文革’打倒刘，有其隐秘的动机。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所用的手段是官方的说辞最难以解释的问题之一。既然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纯正而无可指责的，那他为什么要如此蓄意地罗织罪状？这要追溯到１９５３年３月斯大林死后，毛泽东产生当世界共运领袖的野心。但是，毛要充当国际共运领袖的条件，只有一点不够：苏联是超级大国，而中国只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为了使中国赶上苏联，毛泽东需要创造奇迹，需要做一番震惊世界的事业，这样才能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这就是毛泽东发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原因。不料，大跃进搞糟了。毛泽东从此有块心病，那就是：闯了这样一场大祸，将来会不会有人像赫鲁晓夫揭露斯大林一样来算这一笔帐？果然，在１９５９年７月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触痛了毛泽东的敏感神经。毛泽东立即将会议从“纠左”转为“反右倾”，把他们打为“右倾机会主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进一步蓄意诬蔑他们“里通外国”、组织“军事俱乐部”。由于庐山会议的转向，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一套政策没有得到纠正，使得中国的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导致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在饥荒中饿死。这样严重的后果，使得原来在庐山会议上站在毛一边的刘少奇等人开始同毛拉开距离。在１９６２年１月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对大会所做的口头说明中说了一些毛泽东不能容忍的话，例如“有的同志说，人民公社办早了。不办公社，是不是更好一点？”“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等等。最使毛心惊肉跳的是刘少奇这样的话：“关于‘三面红旗’，我们现在都继续为‘三面红旗’而奋斗。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经过五年、十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就可以更进一步作出结论。” 这些话使得毛认定刘少奇会像赫鲁晓夫等斯大林死后清算其错误一样，等到自己死后来算帐。与此同时，林彪抓住机会说了一番迎合毛泽东心思的话，替毛解了围。毛泽东是在这时下定决心用林彪换掉刘少奇，作为自己的接班人。他为此作了四年的准备，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发动了文革来实现他的计划。 作家、《北京之春》主编胡平指出： 毛泽东的大跃进、“三面红旗”遭到惨败，导致三年大饥荒，饿死三、四千万人，犯下滔天大罪。从此他在党内上层的地位严重削弱，被迫退居二线。毛很心虚，唯恐大权旁落被别人篡党夺权，唯恐死后象斯大林一样被清算。所以毛要发动一场大清洗，以维护自己生前的权力与死后的地位。毛发动文革是为了权力，理想和理念祇是藉口，是手段。所谓刘少奇走资本主义路线是欲加之罪。毛在文革中提出的不少主张或理念，有的祇是掩饰错误的将错就错，有的则不过是权谋或权宜之计。说党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首的司令部是没有根据的，不过在党内确有不少干部比较认同刘少奇。刘主持工作以来，颇有成效，势力大增，毛泽东对开展党内斗争并无把握，八大之后迟迟不敢开九大就是明证。毛的行事风格是一不做，二不休。他要一举铲除刘的体系，并借此给其他大大小小的干部一次震慑。由于要打倒的干部和陪绑的干部都太多，沿用1949年以来党内斗争的惯例，很难把刘少奇置于死地，因而也就很难防止刘东山再起，这就是毛要摆脱党内斗争的成规而假借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的原因。另一方面，毛还要大力提拔亲信和新人，而这些亲信和新人原来的职位太低，循常规不可能使他们坐直升飞机占据要津，这也是毛要采取文革这种非常手段的一个原因。还在1965年毛就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下面的人就该起来造中央的反。毛发动文革， 号召群众造反，深知共产党体制是高度中央集权的，上层一变，全党全国就都变了。他希望造成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凭着多年来造成的对自己的个人崇拜，使得“下面”能够制约“上面”。这样，在他死后，就算是“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上了台，控制了党中央，因为怕地方大员和革命群众造反，想搞“修正主义”也不敢。所以毛要搞文革，要支持小人物造大人物的反。这就是林彪说的：毛百年之后依然是我们的最高领袖，谁要在毛的身后做赫鲁晓夫式的秘密报告，就“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