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瑞 许多人谈起唐代来几乎神往，恨不得到大唐长安去过两天舒心日子才好。实际上，唐代长安的老百姓也不好过。那繁荣的市场和令人赞叹的都市生活，并没有给下层社会带来多少好处。 就拿学界津津乐道的唐长安城来说，你不要以为你是城内的市民就能沾上多少光。那个庞大的城垣，只是皇权物化的极致而已，在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并不重要。它的规模巨大、宫阙辉煌、布局规整、市场繁荣，恰恰反映出中国古代国家与社会、特别是皇权与社会的对立。在唐代长安，规模巨大的城垣和辉煌耀眼的宫阙，毫无疑问是为了体现并象征皇权的神圣与帝国的伟大，而不是其他。这种皇权的神圣和帝国的辉煌，不是建立在与民众、与社会的一致上，而是建立在二者的对立上。因此，都城之“大”，正是为了压榨出编户齐民之“小”；高耸入云的宫阙，正是为了比照出芸芸众生的低下。今天，我们在地面建筑保存完好的北京故宫参观，就会得到这种感受。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过：站在午门外，你所感到的不仅是辉煌，而且还会感到深深的压抑，感到自身的渺小(见拙作《中国城市布局的历史轨迹与现代走向》，载《街道》1994年第6～7期合刊)。不但平民百姓要匍匐在都城的脚下，而且整个城市还要匍匐在皇宫的脚下。即使在皇宫内部，无不直线多而曲线少，金碧辉煌多而玲珑秀丽少，既嵯峨又呆板，既宏伟又僵滞，威严有余而活泼不足，象征性强而实用性差。在这种辉煌面前，你除了诚惶诚恐、俯首称臣以外，你还能感到什么呢？ 在长安城中，最威严的莫过于宫城，其次就是皇城。宫城是皇帝所在，皇城是中央衙门所在，普通百姓看着就会发抖。后人对它的自豪，不过是现在的你可以支配它的一种“主人”式虚幻错觉，当初的平民在那里可丝毫不会感到自豪，你只能在外郭城那低矮的住宅里，接受那种“天子脚下”所必须的特殊约束。从唐代起，把普通民居所在的郭城也纳入了皇权至上的都城布局之中。表面上，郭城与宫城、皇城构成了一个整体。实际上，郭城的自由度和发展空间由此丧失殆尽。隋唐以前，都城建设一般只考虑宫城，即小城，居民区则顺其自然，无规则状，没有与宫殿形成布局上的配合。这种居民区的杂乱无章不足以衬托君主的伟大，但却使其具备了相应的发展空间和社会自由度。而隋唐长安则把民居和市场均纳入了都城整体，使其成为宫城和皇城的陪衬。最明显的，就是坊里的设计，基本不考虑居民生活的方便，只考虑服从于皇帝的权威。 外郭城南北排列十三坊，据说就是象征“一年有闰”；皇城正南的坊里东西四列，据说是“以象四时”；从皇城起向南排列九坊，据说是“取则《周礼》王城九逵之制”(参见《长安志·唐京城》和《唐两京城坊考·外郭城》)。每坊环筑坊墙，形成城中之城，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坊有墉，墉有门，逋亡奸伪，无所容足”(《长安志图》卷上)。而且皇城正南的四列三十六坊，因为向北正对皇城和宫城，建筑者认为“北出即损断地脉”，“不欲开北街泄气，以冲城阙”(《长安志·唐京城》)，所以只开东西二门，不像其他坊四面开四门。少开两门两街，必然会对坊内居民造成不便。所有坊里，除三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勋戚权贵住宅可由坊中临街开门外，其余人等一律向坊内开门，不得直通街衢，更是使坊内居民生活受到诸多障碍。但是，无论你在生活上有多么大的不便，你只能对有幸住在首都感恩戴德，而绝不能对绕着圈儿走路有所怨言。那些“盲流”之类，更不可能随便“流窜”到这一“首善之区”。辉煌给普通百姓带来的，除了不便以外，还有什么呢？ 由于坊里布局目的在于体现皇权的伟大，所以，尽管靠南坊里居民稀少，却仍照设不误。正南距郭城南门明德门尚有两坊的开明坊，“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兴庆宫正南第五坊升道坊，“尽是墟墓，绝无人住”(见《长安志》开明坊、升道坊条)。由此推测，郭城南侧的各坊，居民不多，本无设坊的必要。之所以设坊，显然只是一种政治需要，是“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古代版本。这种“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诗》)的呆板整齐，宋人赞誉为“畦分棋布，闾巷皆中绳墨”(吕大防《长安志图》语)的“一代精制”，究竟是适应居民生活生产的需要还是束缚其需要，一眼即明，无需多辩。 作为都城，长安的街衢极为宽广，而且方向笔直。“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长安志·唐京城》注)据考古实测，除横街外，其他街道，包括郭城街道，最宽者达176.4米，通城门的大街多宽100米以上，最窄的顺城街也宽20至25米(《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考古》1963年第11期)。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这么宽广笔直的街道，显然不是为实用性的交通而设，而是为统治需要而设。空旷的街道，高耸的坊墙，封闭的闾巷，使居民无处不在专制帝国的庞大身影之下，造就了国家强暴社会的文化氛围。 许多人都对长安的市场繁荣深信不疑，然而仔细考察，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长安的市场，以东西两市为代表。而规模如此巨大的都市，把商业区限定在两市，这种“集中统一”的管理模式，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经济活动的实际是高度不适应的。如果说长安市场贸易有过繁荣的话，那也是一种专制集权帝国的畸形繁荣。 东西两市各方六百步，考古实测要大一些，但是均不超过1平方公里，相对于百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说，商业区实在是太小了，仅仅占城市总面积的百分之二。加之高宗武周时还在东西两市设立了常平仓，修建了放生池，又占用了相当一区地盘。常平仓的储粟大约在二三十万石之间(据《唐会要·常平仓》载：元和六年宪宗赈济京畿饥荒时的诏文有“宜以常平义仓粟二十四万石，贷借百姓”之语)，其面积不会太小。常平仓加放生池以及市署管理机构占地之后，真正的贸易区域实在寥寥无几。在这样一个面积和空间十分有限的市场中，到底能容纳多少大商小贾，有多少普通居民能够受惠其间，是大有疑问的。仅仅从规模来看，也可以断定东西两市不是为一般居民服务的市场。 同整个城市布局相适应，东西两市的建筑规整划一，由井字形街道把市场划分为九个区域，市中央设置市署和平准局进行管理。各种店铺集中设置，形成不同的“行”。为了求得店铺的整齐，中宗时曾专门下诏称：“两京市诸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唐会要·市》)这种禁置偏铺的做法，显然不同于今日的禁止占道经营，因为唐代两市的道路两侧有两米多深、近一米宽的水沟，偏铺不可能伸展到水沟之外的街道上。各行的集中设置、显然不是经济规律的反映，而是官方控制的表现。所谓的“行”，并不是由贸易活动自然形成的行业，而是古代在行政干预下形成的“某某一条街”。这种集中设置的行，不是商贸活动的发展需要，而是一种“供给”制的需要。如果从东西两市主要是为政府服务的角度来考察，从政府的“方便”来考虑，不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东西两市的位置，都临近皇城和宫城，这只能说明其贸易活动主要是为皇室贵族和官僚集团服务的。而西市的繁荣，又以“胡商”最为著名。胡商所经营者，多为珠宝珍贵，非寻常百姓可问津。因此，东西两市，从设计思想到实际效果，主要是为宫城和皇城以及周围的官邸豪宅服务的，“公款消费”有可能占主要地位。许多文章引吴凑任京兆尹时请客一事为例来说明两市饮食业的繁荣。“两市日有礼席，举铛釜而取之，故三五百人之馔，常可立办也”(《唐国史补》卷中)。其实，这同现今某些贫困地区的餐饮业和娱乐业畸形发达没有什么两样。以东西两市某些豪华奢侈消费说明长安城已经成为全国的经济中心，论据不足。另外，最为文人称道的平康里(坊)，即青楼，恰好就紧挨着皇城。看来，即使在古代中国，色情业只有紧紧傍上权贵才能昌盛，早已成为铁定的法则。 东西两市的店铺规模都不大，1961年发掘的西市房址遗迹，最长的不过十米，最短的只有四米，进深均为三米多。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店铺乃是官贵修造，租赁收利。从店铺的租金来看，其商业的繁荣程度颇有疑问。众所周知，租金的高低反映着铺面商业利润的高低。而在唐朝最为繁盛的时期，官定租金限价月不过五百文。玄宗曾为此颁发诏书称：“自今已后，其所赁店铺，每间月估不得过五百文”(《全唐文》卷32)。显然，显然，由租金之低可以推测出一间铺面的每月利润是十分有限的。至于唐朝中期以后，朝廷对两市商贾的“借钱”盘剥，增加商税，括僦柜质，间架除陌，特别是宫市白望，已经有多种文章述及，对商贸活动的打击摧残累累见诸史篇，这里不再赘述【注】。值得注意的是，德宗在建中三年“借京城富商钱”，“大率每商留万贯，余并入官”，“大索京畿富商，刑法严峻”，“人不胜鞭笞，乃至自缢，京师嚣然，如被盗贼”，才搜刮得八十万贯。经京兆少尹韦祺建议，又按僦柜质库法，四取其一，再搜刮得二百万贯(《旧唐书·德宗纪》)。这样一场声势浩大、动用国家暴力、激起了罢市抗议的行动，几乎扫荡了长安市场，所得不过如此，仅够帝国两个月的开销。即使考虑到富商的抵制和隐匿，也反映出长安商贾的资本和流动资金十分有限。长安市场的所谓繁荣，由此可见一斑。 唐都长安在中国都城史上具有代表性。长安城的设计建设，就其本质来说，是皇权的物化，它给予人们的观感，是天子的威严和王朝的神圣，是和当时的皇帝制度紧密结合为一体的。它充分反映了其作为政治中心的威严，而远远没有经济中心的风采。 史学研究中，往往会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下意识的偏差。同样是大兴土木，秦造阿房宫就是暴政的罪证，汉修建章宫就是强盛的象征。对待唐长安城的研究，如果不囿于“盛世”的先入之见，我们则可以从中看到一些被我们有意无意遮蔽起来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这些东西，至今还在我们的城市规划与建设中改头换面反复再现。如市民望而生畏的某些政府大楼，如只有长官意志而没有经济效益的某些市场商厦，如一窝蜂上马的某某开发区或某某一条街等等。尽管时代变了，形式变了，但文化传统的延续，历史基因的遗传，至今仍在影响着我们。所以，有必要对此进行一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注】“括僦柜质”为政府强行借贷；“僦柜”本为民间典当质钱，其时唐朝政府将商业钱粮强制借用四分之一，称“括僦柜质”。“间架”为商业用房税，上等每间二千贯，中等一千贯，下等五百贯。“除陌”为商业交易税，每成交一贯纳税五十文。以上均在建中三年(782年)实施。“宫市白望”为太监宫人以皇宫需要为名强索货物。《唐会要》载：“京都多中官市物于廛肆，谓之宫市，不持文牒，口含敕命，皆以监估不中衣服绢帛，杂红紫之物，倍高其估，尺寸裂以酬价。……市后又强驱于禁中，倾车乘，罄辇驴，已而酬以丈尺帛绢。”《资治通鉴》注称：“白望者，言使人于市中左右望，白取其物，不还本价也。”白居易的《卖炭翁》：“两骑翩翩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就是宫市白望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