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与近世文化政治 实事求是一词，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平实易解，平淡无奇。近世以来，这个词之所以在学界政坛屡次掀起波澜，在于它能够以朴实无华的字面，包裹具有特殊涵义的政治思想，使受众容易认同，而对手难于反击。回顾“实事求是”的历史，我发现此词既可以作为瓦解体系的利器，又可以被体系派收编，既可以作为尊重固有文化的号召，又可以作为轻慢传统的借口，其真实含义，不能仅仅从字面上理解。 一 实事求是与清代朴学对理学的颠覆 “实事求是”出自《汉书 景十三王传》记河间献王刘德一节。在此之前，孔子的那句“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太史公自序》)，包含实事“载”是之意。汉景帝的儿子刘德爱好儒学，收集保存了秦火之后民间孑遗的不少儒家经典，他自己也努力地学习这些典籍，因此班固称赞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也就是说，刘德有意在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实际事迹中寻找儒学的道理。清代朴学家对此词的用法，最接近《汉书》原意。 清朝立国以后，以程朱理学为儒学正统，开科取士。理学是对原始儒学的哲学化、形而上学化、体系化，在思想史上算是个了不起的成就。理学的那套理论体系，虽然仍然以孔子和六经为旗帜，实际上更多地融合了佛老学说以及程朱自己的创意。理学对宋以后文化政治的最大影响有二。一曰权威转移。在理学之前，经传是权威，之后则朱熹的注解、程朱的语录才是权威。之前孔子是权威，之后则程朱挟孔子以令天下。理学之孝子，以程朱为新圣；其末流则自我作圣，心即理也，人人皆可以为尧舜，满街都是圣人。于是经典被架空，宪章失范，人心解纽。二曰思想僵化。孔子重行事，不尚空言，故六经皆史。因为是历史，所以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的理论体系，而是一系列开放的、蕴涵着特殊精神的历史经验。因为是开放的，所以常读长新，曹操有曹操的读法，李白有李白的读法，民族文化因此保持其质朴雄健。而理学的理论体系无论怎样圆融，总透着一股局促的小家子气，在几个形而上的概念中兜来兜去。“自我作圣”与“思想僵化”似乎矛盾：都做了圣人了，思想尽可以天马行空大解放，怎么会僵化呢？很简单，放着文化经典不读的人即使想破脑袋，其思想还是僵化的，不学则浅，浅则陋，陋则僵，如无本之木。所以孔子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论语》）这样理学就给知识界带来了两个看似矛盾的结果：一方面是束书不观、典型荡然导致思想混乱；另一方面是唯知空言、动辙理欲义利，导致思维能力降低、思想僵化。乱在轻视典范，僵在缺少学问。 由明入清的士大夫阶层中的有识之士，惩于亡国巨痛，反思其原因，往往归罪于理学、心学。对于王阳明的心学，他们可以恣意攻击，不冒风险。对于程朱理学，就不能那么直接了。于是他们提出“实事求是”，也就是以考据的方法，通过对儒家原典的版本、字义、音韵的研究，寻找经典的原始意义，了解真正的“圣人之道”。这个治学潮流看似平淡无奇，在政治上没有什么锋芒，清朝的统治者一开始还予以鼓励资助，而世人至今也常把考据学者当作逃避政治的“饾饤小儒”。其实，实事求是的朴学是程朱理学的致命威胁。程朱用他们的理论体系垄断了经典的解释权，而朴学则另辟蹊径，用考据训诂夺回了解释权。程朱强调用理、气、心、性、命等抽象概念去把握圣人之道，而朴学则强调通过“实事”，通过历史，去体会圣人之道。 因为重视汉代经注，朴学有时被称为汉学。朴学家以江南地区为主要基地，依托书院、藏书楼、出版社等机构，通过师弟、姻戚、同僚等社会关系，组成一个学术交流与利益交通的网络，形成一套新的学术话语，一时声光煊赫。朴学家之间有很多争论，对待义理的态度也不相同，流派纷呈。如果摆脱门户、家法的纠缠，朴学家不妨分为三类：历史派、义理派、微言大义派。历史派强调经典的历史性，以突破理学形而上学的樊篱，恢复儒家传统的开放性，这是朴学正途，钱大昕、章学诚、章太炎等人践履之。义理派掌握了考据工具以后，习惯性地用以建设一个新的形而上学体系，戴震、阮元为代表，《孟子字义疏证》直接批判了程朱的天理人欲观。微言大义派从《春秋公羊传》发现一种革新的政治学说，欲以兴利除弊，庄存与、魏源、龚自珍、康有为等属之。而所有这些流派的共同点，在于用考据的方法恢复了孔子和六经的权威，废除了程朱理学作为“必要的中介”的地位。实事求是，是他们共同的口号。 二 曾国藩对实事求是的新解 朴学在乾嘉年间鼎盛，其后声光少歇。道光年间，危机四起，舆论渐渐归罪朴学，以为支离破碎，道德沦丧，而道光帝也偏爱理学。1841年，理学家唐鉴讲学京师，曾国藩师事之，相与交往砥厉者尚有倭仁、吴廷栋等，形成一个理学圈子。其后曾、倭官运亨通，尤其到了同治年间，曾国藩权倾天下，理学亦随之声势壮大，论者称之为晚清理学复兴。我总怀疑这段复兴故事，因曾国藩一人而设。唐鉴名为复兴先驱，实乃附曾国藩骥尾而传。晚清理学之兴，非学之兴，权势之兴耳。 唐鉴编《国朝学案小识》，为清代理学家建立道统，排斥朴学诸儒。曾国藩为之校字付梓，并写了一篇《书学案小识后》，附于书后。此文在批评乾嘉之学的时候，提出了对实事求是的新解：“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名目自高，低毁日月，亦变而蔽者也。”本来，在《汉书》和乾嘉诸儒那里，实事求是特指回到儒家经典所记载的实事中寻找圣人之道，与朱熹所谓即物穷理者正相反对。曾氏将此词从其特定语境中剥离出来，勉强地将历时性的“事”解释为不带时间向度的“物”，将汉宋两种不同的方法论混为一谈，大捣其浆糊，所用的正是程朱学派惯用的以己意强加于人的治学法。若仅以字面论，即物穷理亦何尝不是美名，然而理学家动辙将自以为是的理强加于物，就不那么美妙了。经曾国藩的新解，实事求是这一朴学的口号就被理学窃取过去了。他攮夺这个口号的目的也十分清楚，就是要维护他视为“日月”的“宋贤”。湖南岳麓书院，曾为朱熹讲学之所，向为理学重镇，如今挂着“实事求是”的匾额，据说是民国初年所为，可见当时“实事求是”的本意，已经被人遗忘了。 曾氏晚年，欲调和汉宋，服膺桐城派义理、考据、辞章之说，其实还是出于程朱理学好立体系的积习，欲囊括一切，融会贯通，殊不知朴学的价值，正在于其反体系的开放性。 三 实事求是与延安政治 毛泽东与部分留苏“国际派”的矛盾，在延安初期仍然没有解决。尽管共产国际于1938年承认了毛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但是毛在思想上的领导地位仍未确立。王明掌《新华日报》，不愿意发表《论持久战》；张闻天管宣传，把《新民主主义论》当作一般政策文件。国际派自以为对马列著作了解较多，忽视毛泽东将马列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就。而一般的干部群众，对于国际派理论家引经据典的文章即使不理解，也难免敬畏。为了批判国际派的教条作风和傲慢态度，毛泽东于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提出党内有两种不同的学习态度。“第一种：主观主义的态度。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对周围环境不作系统的周密的研究，单凭主观热情去工作，对于中国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这种态度下，就是割断历史，只懂得希腊，不懂得中国，对于中国昨天和前天的面目漆黑一团。在这种态度下，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不是为了要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策略问题而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那里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而是为了单纯地学理论而去学理论”。“第二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据胡乔木回忆，毛在报告中用语之辛辣（如那个著名的“山间竹笋”对联）、情绪之激动，使与会者深感震惊。足见毛对国际派的“主观主义”非常厌恶。而他用“实事求是”来反击，也十分简截有力。 岳麓书院是毛泽东的旧游之地，曾国藩文集是他的少年功课，前者的匾额和后者的文章应该加深了他对“实事求是”的印象。1943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央党校题写“实事求是”四字，字形清健雄奇，镌刻上石后，被镶嵌在党校礼堂正门上方。如今北京中央党校的石壁上，有当年题词的翻刻。 实事求是问题，其实是对待经典的态度问题。在字面上，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对“实事求是”做了新解释。乍一看，这个解释跟曾国藩“即物穷理”的意思接近，与〈汉书〉、朴学回归古典的意思隔膜。但是，如果我们不把那句话孤立起来，而是联系上下文、联系毛泽东对经典的一惯态度来看，他在三个方面与理学相比更接近朴学。一是反体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博大精深，不易掌握，因此许多追随者努力地加以简单化、体系化。为了体系的需要，有时就会歪曲原意，以至马克思抱怨说，他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为了体系的需要，现实可以忽视。苏联的理论工作者作了许多将马克思主义通俗化、体系化的工作，留苏的学生可能也染上了同样的爱好。毛泽东不是这样，他从没有试图去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体系。他只关注能够运用于实践的理论。二是重历史。毛泽东爱读历史是众所周知的，二十五史看了不只一遍。他把马列著作看作是经典作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对干部提了三个要求：研究周围环境；研究中国近百年史；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三个要求中倒有两个是有关历史的。三是重视学习原著。从延安时期开始，毛泽东就经常给干部推荐马列著作。全国解放前夕，他推荐了《共产党宣言》等十二本“干部必读”，并且说：“关于十二本干部必读的书，过去我们读书没有一定的范围，翻译了很多书，也都发了，现在积二十多年之经验，深知要读这十二本书，规定在三年之内看一遍到两遍。……如果在今后三年之内，有三万人读完这十二本书，有三千人读通这十二本书，那就很好。”可见其对马列原著的重视。 因此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真正含义，远远超出“找规律”的字面意思，要求人们从实践的、历史的角度去看待经典，认真地学习原著，反对把经典简化为僵硬的体系，提倡把经典当作一个开放的传统。但是毛泽东也没有把实事求是思想拔高到理论核心的地位，他主要还是把它当做一个对待学习、对待经典理论的态度问题。 四 实事求是与邓小平新政 文革结束后，叶剑英等老干部积极推动邓小平复出。华国锋于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欲阻止邓的复出，未果。1977年7月，十届三中全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为了开创新局，邓小平相继提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等口号，以摆脱前人的思想束缚，克服党内的阻力。在后来的提法中，实事求是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毛泽东思想精髓（邓《一心一意搞建设》）。1988年，《红旗》改为《求是》。 然而思想一旦从这边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就很容易被那边的意识形态吸引。就象宇宙中孤独的小行星，脱离了一颗大星的引力，很快就会被别的大星捕获。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提出不到一年，问题出现了： “有个所谓‘中国人权小组’，居然贴出大字报，要求美国总统‘关怀’中国的人权。这种公然要求外国人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是我们能够允许的吗？有个所谓 ‘解冻社’，发表了一个宣言，公开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说这是分裂人类的。我们能够允许这种公开反对宪法原则的‘言论自由’吗？上海有个所谓‘民主讨论会’，其中有些人诽谤毛泽东同志，打出大幅反革命标语，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因此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当实行他们的所谓‘社会改革’，也就是搞资本主义那一套。”（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邓小平行事果决，立即于1979年3月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激荡的改革年代，中国能幸免于苏东之变，未尝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功。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如何才能一边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边突破经典作家的原话？以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为例，毛泽东的哪些话符合毛泽东思想，哪些话不符合？怎么判定？想要在思想理论上突破经典作家原话的束缚，且不违背他们的主义、思想，就只有借鉴“宋贤”的方法，另立标准，建构体系。宋人以“心”为标准，程颐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二程集 遗书》卷二），又说“古之学者，先由经以识义理；...后之学者，却先须识义理，方始看得经”（同上，卷十五）。义理不再从经里得来，可以直接从心上得来了。如果真的让各人去反省自己的心，其结果必然是各有各的义理。于是程朱就只有把他们自己的心贡献出来，当作大家的心，天地的心。也就是让大家带着他们概括出来的义理，去理解古代经典。然而义理既得，何必一定要经典呢？所以经典的地位必然降低。邓小平深知建构思想体系的重要性。早在复出前，1977年4月10日，邓在给中央的信中提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稍后又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反对“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邓《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也就是说，要把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和其他不准确的、零碎的毛语区别开来，把基本原则和无关紧要的原话区别开来。而建构这样一个“准确的”的思想体系的方法就是实事求是，标准就是实践。然而正如各人有各人的“心”一样，各人有各人的实践（此处可以引入阶级分析）。昔人为了得到义理，不得不以程朱之心为心，今人为了得到“准确的”、“基本原则”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以邓小平的实践为实践。邓小平固然志不在此，但是到后来就身不由己了。于是一个坦承“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邓《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的卓越的实干家，不得不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理论家。 正如阅读文学名著的缩写本不无裨益一样，学习准确化、基本原则化、体系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如果整个教育系统、科研系统、党政系统都满足于学习这种高度简化的理论体系的话，就会产生一些很不好的后果。首先是全国理论水平的贫弱。现在我们国家可有一个象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全国干部的平均理论水平如何？有多少干部经常阅读经典作家的原著？中央多少年没有推荐没有要求学习原著了？一个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载入宪法的民族，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马克思主义一向是西方学术界重要的理论资源，带有明显马克思主义印记的理论大家，代不乏人。在思想交锋随时随地的信息时代，我们不迅速提高理论水平，很难赢得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其次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被人厌倦。经典作家个个文采斐然、见解高超，其著作又都是回应人类历史上惊心动魄的经历，如果提倡学习原著，不大会有被人厌倦的情况。但是高度简化的理论体系，只剩下一些干巴巴的教条，也难怪学生一上政治课就昏昏欲睡。再次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存在被虚无化的危险。一些人实际上已经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失去了真正的信心，一开始还能经常在口头上表示支持，西人所谓“嘴唇服务”（LIP-SERVICE），后来连嘴唇服务也逐渐稀少了。 五 结论 有历史、有传统、有经典，才能有民族国家，才能有自己的文明。民族文化建设中最重要的任务，不是解放思想，而是以历史、传统、经典为依据，反复肯定自身的价值观，营造民族的共识，确立其在当代世界中的身份地位。近世“实事求是”问题，一直是怎样对待经典的问题。本文认为，“实事求是”的口号，因使用者的背景、目的和见解不同，至少包涵两种对待经典的不同态度。一种态度是把经典当作值得高度尊重的历史文献，虚心地学习其文本，努力领会其精神，避免将其抽象为教条，反对任何人垄断其解释权，克制体系化的冲动，把经典当作一个开放的传统的源头，反复回归以汲取养分，在实践中弘扬其传统。另一种态度是强调时代的变迁，重视自身的经验体会，相信经典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一系列基本原则，相信经典的价值就在于这些普适的、正确的、成系统的基本原则，其他部分不仅可有可无，还有可能变成发展的障碍。目前盛行的“实事求是”，接近于后一种态度，已经造成贫弱、厌倦、虚无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