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肃反运动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共同起因分析 zt 前苏联的肃反运动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 ，是在两个主要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由两国最高领导人发动的，以本国革命同志为迫害对象的内部政治灾难，给两个国家都造成了惨重的损失。它们为什么都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它们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它们给人类社会带来哪些重要的启示呢？这些都是有重要价值的社会科学课题。 一、苏联肃反运动的起因及其危害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握了苏共的最高领导权，不久他就终止了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按照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理解，展开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农业方面的政策是建立集体农庄，从1929到1935年，斯大林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使全国大多数农民加入农庄。农庄实行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集体所有，集体生产，集中管理，统一分配，农庄产品按规定价格出售（后来是按比例义务上交）给国家。这意味着农民失去所有财产，成为集体农庄里的“农奴”。农民们不愿加入集体农庄，他们屠宰牲畜，毁坏农具，砍掉果树，在农庄里干活时消极怠工，还进行叛乱。农业集体化给苏联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破坏，1932－1933年在全苏出现了大饥荒，很多地方发生了饿死人的现象，有资料称：乌克兰官方根据KGB系统的档案统计，在1932－1933年的大饥荒期间，有“欧洲粮仓”之称的乌克兰竟然有接近1000万人被饿死，占乌克兰人口的1/3。大饥荒造成了人们对斯大林的普遍不满，这成为苏联肃反运动的起源。 在1933年1月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斯大林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斯大林被迫承认政策上出现了错误。1934年1月召开的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选举结果，作为总书记的斯大林竟然得票最低，反对票高达270张，而苏共第2号领导人基洛夫只有3票反对，得票高居首位。在基洛夫上台发言时，掌声持续时间直逼斯大林。 1934年12月1日，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被刺杀。现在比较普遍的分析认为，苏共十七大的选举结果使斯大林感到自身地位受到了来自基洛夫的威胁，是斯大林策划了对基洛夫的暗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也公开暗示斯大林是暗杀事件的主谋。 从1936到1938年，以基洛夫被刺案件为导火线，斯大林在苏联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在斯大林的指使下，先后有众多苏联党、政、军官员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或反革命罪，遭到内务部的逮捕和审判，很多人被枪毙。历史证明这些案件绝大多数都是冤案，这些被迫害的人大多数是斯大林认为的反对派，他们基本上都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被指控的，判决的依据主要是他们的口供。他们受到了非法刑讯和精神恐吓，很多人是因为顾及妻儿的生命才被迫“认罪”的。在法庭上出现了异常奇怪的现象，被告们不仅不为自己辩护，反而主动控诉自己的罪行，要求枪毙自己，最后，他们都用最美好的词汇赞美斯大林。 据俄联邦安全部公布，在“大清洗”中被判刑的大约为130—150万人，约占苏共产党员的一半。据估计，有30—40万人被处决。出席苏共第十七次党代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人被捕，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98名（即70％）被处决。17名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中，除基洛夫外，有5人被杀。十一大选举的26名中央委员中有17名被处决或流放。苏联红军有3.5万名军官被清洗，第一批被授予元帅军衔的5人中， 3人被处死；15名集团司令中，有13名被杀；85名军长中， 57人被处决；159名师长，110名被处决。由于苏军指挥系统受到严重破坏，使苏军在苏德战争初期不能组织有效抵抗，遭受巨大损失。苏联的肃反运动还波及到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使这些国家的党员干部受到迫害。 苏联肃反运动“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先例：一个政党将自己一半的成员逮捕，一个政权将自己多数的上层成员处决，一支军队的军官团在和平时期几乎被全部消灭，一个国家的公民看到门外有汽车停下就怀疑自己将被逮捕”；肃反“制造了大量冤假错案，一大批无辜者受迫害，致使相当一个时期内，苏联政治生活处于极不正常的状态，民主法制遭到严重破坏和践踏，给苏联社会主义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肃反 “给苏联社会造成了严重创伤，各个领域的社会精华均受到摧残，人们在生命安全和行动自由得不到法律保护的环境中精神受到极大压抑，而且，在保安机构滥用非法刑讯手段和特务手段的情况下，诬告、假供盛行，人格被扭曲，社会道德水平严重滑坡，其消极影响祸及几代人”；“这场运动最终确立了斯大林个人专制，斯大林得以不受任何制约，完全将个人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在党和国家的名义下实行个人专制统治” 。 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因及其危害 为了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状况，1958年，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提出了“超英赶美”的目标，在工农业生产上确定了非常高的增长指标：钢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翻一番， 1959年要比1958年再翻番；在农业上提出粮食产量1958年要比1957年增产80％，1959年要比1958年增产50％。 大跃进在工业上提出“以钢为纲”的口号，号召全民大炼钢铁。全国各地，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到处修建土高炉，进行土法炼铁，由于缺乏生产技术，炼出的只是大量的废铁，造成了极大的浪费。由于大量劳动力被抽去大炼钢铁和兴修水利，有的地方造成土地大面积抛荒，还有的地方粮食成熟了烂在地里。 大跃进在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为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从1958年8月到10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被合并成2.6万多个人民公社，参加公社的农户有1.2亿多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以上。人民公社实行“一大二公”，“一大”指规模大，“二公”指把社员自留地、家禽家畜、家庭副业收归公社所有，消除所谓生产资料私有制残余，这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农村出现杀、卖牲口，砍树杀猪，吃光喝光等现象。人民公社实行统一核算，集体劳动，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平均分配），劳动所得与收入不挂钩，挫伤了农民的劳动积极性，社员普遍存在参加劳动出工不出力的现象，粮食连续三年大幅减产（其中也有大炼钢铁的原因）， 1958年我国粮食产量4000亿斤，1959年下降到3400亿斤，1960年下降到2870亿斤，1961年则又减少到2710亿斤。 粮食大幅减产，造成全国粮食严重短缺，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出现了连续三年的严重困难。由于浮夸风盛行，公社上报的粮食产量却越来越高，国家按照上报的产量征购粮食后，留给农民的就很少，广大农村普遍发生饿死人的现象。三年大跃进到底饿死多少人，国家没有进行过统计，从各方面的研究结果看，比较集中的意见是在3000万到4000万人之间，超过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死亡人数。这样大的饥荒，饿死人口之多，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并且是人为的政策原因造成的。 大跃进对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破坏，在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如何认识当时的经济形势、如何分析造成困难的原因以及应当采取何种对策等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不同意见。毛泽东不能正确处理和对待党内出现的不同意见，认为必须将走资本主义的错误路线打倒，导致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对于大跃进功过关系的评价，在1959年庐山会议时，认为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直到一九六一年，大跃进造成严重危害，毛泽东的观点也未发生根本改变。面对粮食紧张和饿死人现象，毛泽东的态度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 1961年庐山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错误就那么一点，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召开前夕，毛泽东仍然坚持：“国内形势总的是不错的。” 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他坚信：实行人民公社化，搞一大二公，是社会主义的，路线没有错误。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虽然承认“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但他对错误原因的反省，仅限于“对于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还缺乏经验”。他一直坚持大跃进的路线是正确的。 刘少奇身处中央工作的第一线，对国民经济的困难比毛泽东有更深刻的了解。在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在作报告时说：“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对于造成困难的原因，刘少奇说：“有些地方，减产的主要原因不是天灾，而是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即‘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刘少奇对于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也表示出了怀疑，他说：“现在有些问题还看得不那么清楚，但是再经过5年、10年以后，我们再来总结经验，那时候就可以更进一步地做出结论。”对于刘少奇的发言，毛泽东没有表态，但内心是不能接受的。思想认识上的分歧，为日后刘少奇的被打倒埋下了祸根。1966年8月毛泽东写的“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将刘少奇的观点批评为“1962年的右倾”。 以此分歧为起点儿，毛泽东与刘少奇的矛盾逐渐扩大和明朗化。1962年9月，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对刘少奇进行了严厉的指责，他批评刘少奇“形势比我们想象的还要严重”的观点，是在刮“黑暗风”，在毛泽东看来，说形势黑暗是在否定大跃进路线的正确性;在“包产到户”问题上，毛泽东指责刘少奇没有顶住，“包产到户”与毛泽东主张的集体化道路是背道而驰的，被毛泽东定性为走资本主义；毛泽东还指责刘少奇对彭德怀要求平反的 “翻案风”注意不够，甚至是“麻木不仁”， 在毛泽东心底里，如果给彭德怀平了反，就证明是他毛泽东错了，这是毛泽东所忌讳的，毛泽东最担心党内出赫鲁晓夫，最怕别人将来否定他。毛泽东将这些情况与“1962年的右倾”联系起来，判断“党内要出修正主义”，开始将矛头指向刘少奇。1965年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就是要 “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态度进一步明朗。毛泽东在“四清运动”的性质和工作方法问题上，对刘少奇进行指责，是他心中蓄积的对刘少奇的不满的故意暴发，接下来就要把打倒刘少奇的目标一步步付诸实施了。1966年8月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公开批判刘少奇。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上 ,刘少奇被定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党籍，之后被关押在监狱中迫害至死。文化大革命不只是针对刘少奇的，而是针对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所以在刘少奇被打倒后，毛泽东号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发动造反派起来造反，使运动继续漫延开来。毛泽东在极左主义思想下发动的大跃进，是文化大革命发生的起源。 “文化大革命的长期动乱使国家和人民遭到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民主和法制被肆意践踏，全国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社会危机。十年间国民收入损失约5000亿元，科学文化教育事业遭到严重摧残，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改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优良传统和道德风尚在相当程度上被毁弃，形而上学猖獗，唯心主义盛行，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派性严重泛滥”，给社会风气造成严重毒害。 三、苏联肃反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共同起因 苏联肃反和中国文化大革命都起因于农业集体化。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以实行农业集体化为主要内容的，都实行土地等生产资料公有，集体生产，平均分配，都造成了粮食产量严重下降，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导致人们对执政者及其政策的不满，斯大林和毛泽东坚信他们的理想是正确的，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是会改善人民生活的，他们没有想到过他们信仰的理论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也没有准备根据实践的结果去修正他们的认识。面对实践中遇到的挫折，他们不能反省自己的错误，不能正确对待人们的意见，而是采取违背民主和法制的手段，对持不同意见者进行政治和身体上的残酷迫害，制造了两国的政治灾难。也许即使没有集体农庄引起人们的不满，以斯大林的残暴性格，也难免会发生悲剧事件，但是如果没有人们普遍的不满，斯大林也许不会采取大面积杀戮政策，而只针对主要反对派骨干举起屠刀。 为什么苏联和中国都搞农业集体化呢？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里面既有人们自发认识上的误区，也有深刻的理论上的根源。从“人们自发认识上的误区”方面讲，从空想社会主义出现以来，否定私有制、实行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者的共同倾向，在他们看来，资本家私人占有生产资料是资产阶级压迫剥削无产阶级的经济基础，是资本主义社会罪恶的根源，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才能削除资本主义的罪恶，所以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必须废除私有制。从“深刻的理论上的根源”方面讲，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马克思、恩格斯作为理论大师，同样继承了空想社会主义对公有制的主张，马克思以其多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揭露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论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取代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述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道理”，赢得了全世界共产主义者的拥戴，他被尊奉为革命导师，他的理论被共产党人奉为经典。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可能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在共产党人的思想中，实行公有制就是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 在如何实现公有制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没有做具体的论述。在《资本论》等著作里，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一些概略性的设想：“全部生产集中在联合起来的个人手里”，“在协作和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这些表述不仅十分简略，而且如何在“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给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实践马克思的理论带来了困难。但是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有一条原则是明确的，那就是废除私有制。由于国家是全体人民共同所有的，因此将私人占有的生产资料收归国家所有，便成为实现公有制的一种既易于理解又便于实施的方法，所以从列宁开始，就把国有制作为实现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关于农业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马克思在《巴枯宁〈国家制度与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提出：不能强迫废除农民所有权，应当把农民吸引到革命方面来，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 恩格斯提出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共同原则是实行合作制，合作社必须坚持自主自愿、平等互利的原则，对待小农不能像对待大土地所有者采取剥夺的办法。恩格斯在致倍倍尔的信中，把合作社看作是向集体所有制过渡的中间环节。在社会主义者的意识里，在农业上应当先建立集体所有制，再改造成全民所有制，最终的理想是建立全民所有制。 随着俄国、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共产党人开始将他们对未来社会的设想付诸实践。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布尔什维克党把土地平分给农民，并按照恩格斯关于自愿的原则，采取措施积极支持农民向集体经济过渡，但实践的结果是：自愿参加集体组织的农民很少，而且集体组织的效益极差，主要原因是生产资料归集体所有，否定了农民的个人利益，无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 列宁对此及时进行了反思，1921年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农民可以合法拥有自己的劳动成果，生产积极性提高， 使农业生产得到很快的恢复和发展。这使列宁的思想发生了转变， 1923年列宁在《论合作制》一文中，提出通过自愿结合的合作社，达到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结合，从而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主张。《论合作制》没有明确说明这种合作社实行何种土地所有制，当时的土地主要归农民个体私有，列宁没有说应改变这种土地所有权关系，将其改造成集体所有。因此列宁《论合作制》是主张保留农民的个体土地所有制的。关于这种合作社的性质，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曾认为“合作社是国家资本主义的一种形式”，在《论合作制》中，列宁认为在苏维埃政权下的合作社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一是因为合作社成分改变了:过去合作社的成员是富农和中农，而现在贫农也参加了合作社；原先合作社的领导权基本上是由资产阶级合作分子所把持，而今合作社的各级领导权基本上掌握在布尔什维克手里了。列宁把这种合作社看作是联合农民的社会主义经济组织，“合作社的发展就等于……社会主义的发展”，“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制度。”《论合作制》强调要尊重农民的意愿，实现农民私人利益与共同利益的结合。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列宁的早逝，列宁《论合作制》的思想没有被坚持下去。斯大林没有认真体察列宁的思想转变过程，也没有认真研究列宁新的思想，就想当然地把他对农业社会主义的一般认识付诸实践，使苏联踏上了一条原本可以避免的错误道路，并且苏联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所走的路对其他国家形成了很强的示范效应，使其他国家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实行农业集体化的结果，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利益。虽然在实践中遇到了严重挫折，但斯大林还是坚信农业集体化符合社会主义理想，不会有错，没有像列宁那样根据实践的结果及时修正自己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刚从建国初期的困难中恢复过来，毛泽东就积极推行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急于求成，一再加快改造速度，原定15年实现的目标，只用了3年就完成了。之后又在大跃进中实行小社并大社，实现了他追求的“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理想。 斯大林在苏联建立集体农庄，毛泽东在中国实行人民公社化，其共同的指导思想是：公有制符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推行农业集体化有利于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受列宁曾经说过的“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这句话的影响，他们认为个体农业与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需要，必须通过农业集体化使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实行的结果，农业集体化不仅没有促进农业生产力的发展，还带来了很大破坏，不仅没有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反而损害了社会主义制度。尤其令人遗憾的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坚信他们的公有制理想是正确的，没有能够像列宁那样根据实践的结果去修正他们的观念，最后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四、苏联肃反运动和中国文化大革命带给人类的启示 （一）任何理论，不论主观上多么肯定，不论多么想当然，都有可能是不正确的，只有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东西，才能当作真理去对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对经过实践检验，结果与预想不符的理论，必须根据实践对认识进行修正，否则固执地坚持不正确的东西，必将受到实践的惩罚。 （二）苏联集体农庄和中国人民公社运动的失败，充分证明了一个关于人性的真理：人性是自私的。农业集体化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忽视了人类自私的本性，否定了农民的个人利益。如果人性不不是自私的，人们不计较自己的得失，在集体农庄或人民公社里也能无私地、忘我地工作，那么集体农庄或人民公社就不会出现生产的大幅下降。人的自私性是人的天然属性，不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治领导人都概莫能外。斯大林和毛泽东发动肃反和文化大革命也充分反映了这一点儿，他们不允许别人反对他们，不允许别人有不同意见，谁反对就打倒谁，他们的行为也充分证明了“人性自私”这一基本判断。农业集体化因为违反人性而失败，工商业领域的公有制企业与私有制企业相比，也普遍暴露出管理粗放、效益低下等弊端。公有制要求人们大公无私，一心为公，这与人的本性是背道而驰的，因而注定会失败。自私是人性的基本属性，人类在设计社会制度时，就必须尊重它，而不能违反它，否则必将结出苦果，社会主义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儿。 转自《中国学术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