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120餘種刑罰的酷刑歷史:1930年反AB團事件與富田事變 1930年5月，贛西南蘇區反AB團的鬥爭在中共黨群機關中普遍開展，大行刑訊逼供，9月嚴刑拷問進入高潮，11月由地方發展到軍隊，12月初地方和軍隊同時並進，於是爆發了紅二十軍反抗濫捕、濫殺AB團的富田事變。之後，"左"傾臨時中央認定"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因此，又進一步掀起捕殺AB團的高潮。 在實際上“壽命僅三個月”的AB團解體3年之後，贛西南中共蘇區卻把AB團說成南京有總部各地有分部並已大量打入共產黨內的龐大的特務組織。因此，從中共隊伍內部一批又一批肅出那麼多AB團，造成數以萬計的冤假錯案。是怎樣肅出那麼多AB團來的呢？最主要最根本的辦法，就是多種多樣的嚴刑拷問，受刑不過就亂供，供了又抓，抓了再用刑，惡性循環，AB團越肅越多。 當時刑訊逼供不是哪一個機關哪一個人違法亂紀的行為，而是領導機關提倡而普遍採用的手段。 1930年9月24日，贛西南特委印發的第20號《緊急通告，在"最近破獲贛西南AB團的經過"一題中說："團特委發行科朱家誥，因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萬安縣委破獲，AB團告朱是團員，寫信告知特委，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在初堅決不肯承認，我們採取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織，組織贛西南AB團的總團長是謝兆元，當即把謝兆元及總團部的一切人員全部捉拿，嚴加審問，所有混入黨團特委和贛西南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並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這裡敘述了逼供信的經過，也是逼供信的歷史證據。緊急通告還在"徹底肅清AB團的具體方法"一題中強調說："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供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注:以上引文均見《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下）第646－649頁，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我們可以想一想："最殘酷的拷打"、"繼續不斷的嚴刑審問"，不招行嗎？事實上AB團就是這樣肅出來的。 江西蘇區中共省委給中央的報告說："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並沒有耐心去考查犯人的口供和搜查旁證，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還有"所謂軟硬並施辦法，軟要誠懇，硬要莊嚴。所謂誠懇者，就是用言語編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方法，通常捆着雙手吊起，人身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僅勝利一縣就有120餘種刑罰，"不招供，不停刑"【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第478頁。】。 不僅要招認自己是AB團，而且還要招出AB團的組織系統；不僅要招認誰發展了他，而且要招認他發展了誰；不僅要招認誰領導他，而且要招認他領導誰；不僅要招認準備殺誰，而且要招認派誰去殺；不僅要招認何時暴動，而且要招認誰組織和誰指揮。就這樣，不僅覺得AB團到處皆是，而且是無孔不入的兇惡敵人，於是捕殺AB團之風，越刮越烈。隨後導致了富田事變。 富田是江西省吉安縣的一個大村莊，土地革命時期一度是江西省委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1930年12月12日，由於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派李韶九前去抓AB團，引起了令人震驚的富田事變。 贛西南地區反AB團的鬥爭，隨着多種刑訊方法的普遍施用，被肅出的AB團與日俱增，僅在四萬紅軍中就肅出4400人之多。12月初，總前委從軍隊和地方AB團口供當中，發現富田的江西省行委內有一個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倡為其首要分子，立即派肅反委員會主任李韶九前往捉拿。 李韶九帶紅十二軍一個連隊和總前委給省行委曾山、陳正人親收的信，於12月7日下午3時來到富田。他把隊伍擺在省行委大門口，自帶10餘人荷槍實彈，闖入行委辦公室內，先後將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馬銘等8人全部捆起。然後即關押刑訊，邊審邊抓。從7日下午開始到12日晚，共抓120餘人，據說其中有幾十個"骨幹"，11日還處決了24人。 12月9日李韶九把省行委肅AB團的任務交給古柏和曾山，他帶紅十二軍一排人，捆綁着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倡，前往軍部所在地東固，幫助紅二十軍肅AB團。 因為12月7日晚刑審時，謝漢倡胡亂招出紅二十軍一七四團政治委員劉敵是AB團，於是立即通知劉返東固。劉敵9日接到通知，率一七四團第一營11日抵達東固。李韶九同劉敵談話時，開口便說："劉敵！你很危險嘚？"劉問："我什麼危險？"李說："哼，很多人供了你咧！"劉問："供什麼？"李答："AB團哪。"劉笑着說："你看咧，我像不像一個AB團？"李說："是呀！我也不信哪，但是現在有人供你呀！"劉問李說："你相信不相信AB團有亂咬共產黨員的陰謀？"李說："那也不會，為什麼單報你呢？"劉敵知道強硬的不承認會受酷刑，於是裝出誠懇的態度說："AB團要亂咬也是沒有辦法，只要求黨放理智點去詳細考查，死是不要緊，刑法是受不得的。"李也裝着誠懇的樣子說："絕對不會，這絕不是簡單的AB團的問題，完全是政治問題，只要承認錯誤接受教育，絕不是殺和打的問題。"劉知道"李韶九素來觀念不正確，無產階級意識很少的一個慣用卑鄙手腕製造糾紛"的人，因而，認定李抓AB團是殺害贛西南幹部的陰謀。但為了不被抓起來用刑，故意軟化李韶九，向他表示，我相信毛澤東、劉軍長和你總不是AB團，"我總為你們三位是追是隨"【注:以上引文均見《劉敵給中央信》（1931年1月11日）。】。李韶九被軟化了，又加之同鄉關係，談話後放劉回一營營部。劉敵越想越認為李韶九是借抓AB團之名搞陰謀。於是在12日晨立即和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緊急商議，決定扣留李韶九，抓起劉鐵超，讓他們講出陰謀。他們發動一營包圍軍部，捆起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倡等所謂AB團犯，李韶九聞風逃走，為救出省行委那些被誣為AB團的同志，劉敵同謝漢倡率部於當日晚由東固衝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繳了紅十二軍一排人的槍械，誤捕了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釋放了12月7日至12日被捕的近百名同志，古柏、曾山聞槍聲逃走。這就是富田事變。 12日當晚，富田事變領導人召開了緊急會議，認定這次抓AB團有陰謀，"非刑拷問是一個完成陰謀的辦法"【注:《江西省委關於十二月七日事變報告》（1931年1月12日）。】，13日上午召開士兵大會揭發控訴李韶九刑訊逼供的罪行，同時放出誤捕之易爾士，14日下午把隊伍拉到河西的永陽市，15日召開省行委第一次擴大會，決定派叢允中隨易爾士到總前委，段良弼到黨中央報告事變經過，請求處理。紅二十軍在永陽住到春節後，由富田事變領導人帶到永新一帶堅持和敵人作鬥爭。 富田事變發生後，總前委認為"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將其定性為"AB團取消派合作的叛變"【注:《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1930年12月20日）。】，要決心消滅"叛逆"。 將富田事變的領導人一網打盡，先後處決。對於7月間回到于都縣平頭寨的紅二十軍副排長以上幹部，也一律作為AB團骨幹加以槍斃，甚至連為教育紅二十軍作出重要貢獻的曾炳春及後任軍長肖大鵬，也未能倖免。紅二十軍戰士，被編入紅七軍。這就是富田事變的經過和結局。 附：真實的AB團的歷史 AB團的名字來自英文“反布爾什維克”（Anti-Bolshevik）的縮寫，全稱為“AB反赤團”，是北伐戰爭時期在江西建立的國民黨右派組織，成立於1927 年1月，其目的是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AB團的宗旨，是反對聯俄、聯共、扶助工農，取消民主主義。 江西歷史上確實存在過AB團。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江西的國民黨組織是共產黨幫助建立起來的，因此，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國民黨省黨部占優勢。1926年11月8日，蔣介石率部分北伐軍攻克南昌後，發現江西國民黨的省、市黨部，完全由共產黨人"把持黨務"，這是他要把南昌變成反革命基地的極大障礙。於是，蔣介石指示國民黨中央特派員段錫朋組織國民黨右派組織--反共反人民的AB團。 AB團產生後的首要目標，就是篡奪省黨部的領導權。1927年1月1日至15日，國民黨江西省第三次代表大會召開。大會選舉結果，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在17名執行委員中竟占了14名。一些AB團分子吵吵鬧鬧，說共產黨包辦選舉不算數。段錫朋藉機玩弄陰謀詭計，提出把選出來的17名執委再加一倍上報，由蔣介石轉國民黨中央圈定的辦法解決，圈定誰，誰就當執行委員。蔣介石圈定的結果，得票多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大都被圈掉了，得票少的AB團分子，反而被圈進了省黨部，於是AB團從此篡奪了省黨部的領導權。 AB團篡奪了省黨部後，很快把一些地主豪紳組織起來，以省黨部"特派員"的身份派往各縣、市。他們每到一地便糾集同夥，拉攏流氓打手，無惡不作，為所欲為，遭到了人民群眾的強烈反對。 在江西中共黨組織的領導下，廣大工農群眾同AB團把持的省黨部進行了堅決的鬥爭。3月中旬，南昌市的黨組織召開市民大會，公開揭露AB團反共反人民的種種罪行。同時宣布被封閉的市黨部恢復辦公，它的機關報--《貫徹日報》繼續出版。 3月17日，共產黨員鄧鶴鳴率10餘人赴武漢，向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匯報和揭露江西AB團把持的省黨部反共反人民的大量罪行，得到了國民黨中央的大力支持。漢口《民國日報》於3月19日至25日，連續把AB團的罪行公諸於眾。這給AB團分子以極大打擊，大大鼓舞了江西人民的革命鬥志。 3月30日，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作出了改造江西省政府的決定，由朱培德代替李烈鈞任省主席，一些共產黨人和左派人士任委員和廳長。消息傳來，江西人民奔走相告，興奮異常，趁勢於4月2日組織了大暴動，一舉打垮了AB團把持的省黨部。 4月3日，南昌各群眾團體3萬餘人在皇天側公安體育場舉行揭發控訴AB團罪行大會，並組織了裁判委員會，除了少數逃到京滬的AB團分子外，被捉到的30餘名AB團骨幹，批鬥後被進行了處置。從此，AB團的組織徹底崩潰，其"壽命僅三個月"。 二、AB團既未恢復也未重建 1931年4月，曾經是AB團頭子的段錫朋說：AB團在四二暴動後，"一般忠實同志，紛紛逃避京滬，此時適奉中央開始清黨，是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非但按諸黨紀，黨內不得再有組織，即環境之變遷，人事之移易，亦萬無可以存在之形勢，AB反赤團因以無形解散，並將其經過情形呈報中央，即在中央黨務刊物，亦曾正式備載其事實。"段錫朋這段話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第一，"AB反赤團之目的已達"，沒有恢復之必要。AB團被衝垮之後不久，蔣介石即在上海發動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政變，4月18日，在南京建立了反革命政權，接着進行了屠殺共產黨人的全面"清黨"活動。蔣介石的反赤比段錫朋AB團的反赤更堅決更徹底，所以AB團沒有再恢復之必要。 第二，蔣介石為鞏固其反革命統治，在其上台清黨之後，立即宣布不許任何人在黨內有任何派別組織，否則予以黨紀制裁。按照蔣介石"整黨"的要求，也不允許重新恢復AB團。 第三，環境之變遷，人事之移易，AB團失去了存在的條件。AB團在四二暴動中被摧垮，當時支持武漢政府的朱培德，按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的要求，把被捉的30餘名AB團分子禁閉起來，準備處理，沒有被捉到的AB團分子不敢留贛，逃之夭夭。5月，以方志敏為首的共產黨人，又重新召開江西省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重新組建了以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為領導的國民黨省黨部，各縣、市也隨之變化。 在這一段時間裡AB團沒有活動的餘地，更沒有重建和恢復之可能。6月，形勢朝着不利於革命而有利於反革命的方向急劇變化。武漢政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寧漢合作、蔣汪合流正在醞釀之中。在這種形勢下，善於投機鑽營、望風使舵的朱培德投靠了蔣介石。他在6月5日"禮送共產黨人出境"後，立即公開倒向了蔣介石一邊。他雖然釋放了AB團分子，但一手操縱了"黨務"、"政務"、"民運"大權，使AB團分子失去了重建或者恢復的條件。 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裡，存有一份時間為1928年9月6日的《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等致國民政府的呈文》，並《鈔呈AB團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第四次會議議決案》原文。有的同志據此認為AB團在四二暴動後因蔣介石得勢又恢復了組織活動，這完全是誤解。 詳細研究一下兩個材料，可以看出，所謂AB團的決議案，純是朱培德呈文給強加的。其理由是： 第一，根本不是AB團的議決案。呈文中所說"搜獲AB團重要決議案印刷品多張"是朱培德的話，"此次呈送AB團第四次會議議決案"也是朱培德的話，"鈔呈AB團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第四次會議議決案"，還是朱培德的話。兩個材料所有AB團字樣，無一例外都是朱培德強加的。老奸巨猾的朱培德，從1927年9月以後就支持以汪精衛為後台的改組派，但又不敢得罪蔣介石。因此，他明明知道議決案是蔣介石派來江西的黨務指導委員所為，可他惹不起蔣介石，就硬給那些黨務指導委員加上AB團的罪名，這樣就把黨務委員的合法地位，變成了AB團的非法地位。有的黨務指導委員，也就這樣被趕出了江西。 第二，清楚地說明是江西黨務指導委員會的議決案。朱培德的呈文中說："惟查該會主席劉抱一暨曾華英鄒曾侯三人均系本省黨務指導委員"。議決案開頭即說："本會於七月二十六日舉行第四次會議"，是AB團的議決案，怎麼開始不稱"本團"而稱"本會"呢？"本會"顯然是指黨務指導委員會。議決案中說："主席劉抱一記錄鄒曾侯"，AB團根本沒有"主席"的稱號，劉、曾二人均是黨務指導委員，無疑"主席"也就是黨務指導委員會主席。議決案中第一項議案說："省府屢次摧殘黨務侮辱同志應如何反抗案--決議向中央控告"。"摧殘黨務"表明了改組派與指導委員會的對立和矛盾，證明所謂AB團的議決案，就是黨務指導委員會的決議案。 第三，不能把黨務指導委員中的AB團分子說成是AB團組織的存在。蔣介石派到江西的黨務指導委員中的確有AB團分子，如周利生、王禮錫、劉抱一、曾華英等都有老AB團的印記，但他們都是以黨務指導委員的身份被派到江西的。不僅黨務指導委員中有AB團分子，在朱培德呈文中簽名的楊賡生、熊育錫也是老AB團分子。這種狀況不僅不能說明AB團組織的存在，相反說明了AB團組織垮台後AB團分子各投其主的情況。如果把AB團分子各投其主後參與的國民黨內部的派系鬥爭，看成是AB團組織的存在，那是歷史的誤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