舆论阴谋：谁故意给毛主席戴了脏帽？——有人在过去运动中搞斗争扩大化、转移目标和栽赃 作者：屈原问天 引 子　　 　 　 近三十年来，有一个阴影在许多人心中徘徊：毛主席是否真的七分功劳三分错误？是谁造成历次运动的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真是全民浩劫，伤害了大多数人？还是正相反，是少数人为了自己集团利益，故意制造舆论，进行欺骗栽赃误导呢？　　 近有作者“天父”在乌有之乡发表《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及决裂》一文。它从毛主席和刘少奇在文革前夕发生分歧谈起，列举了一些刘少奇违背毛主席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意，阳奉阴违，将运动斗争焦点改变为所谓“四清”与“四不清”，转移了运动斗争目标，使斗争范围扩大化的历史事实。　　 该篇文章，虽然只把焦点落在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反腐败问题的分歧上，却为我们对本文开头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导引。　　 　 　 一、从“四清”史实看毛主席反对斗争“扩大化”　　 　 　 在《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及决裂》一文中，作者用真实的资料客观地证实了，毛主席在文革前夕，提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本来是要整顿和教育党内少数的当权派，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运动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大多数群众和极少数党内当权派的关系问题。但是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一派领导人，却蓄意将它转移为清查所有干部群众 “四清”与“四不清”的问题，并重新对地富反坏右进行打死老虎的二次斗争，故意扩大打击面，转移了目标，掩护了自己。他们的行为，露出了耍弄阴谋的实际面目。 　 　 为了真实地揭示问题，让我们先引用该文的一些翔实资料： 　 　 　12月15日　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一些地方提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叫贪污犯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接着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可以看出，刘少奇想把“社教运动”的主题定在斗争“新兴的富裕阶层”、“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认为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但毛主席不同意，提出“也没有那么多”。　　 此时是关于斗争是否扩大化的问题，矛盾实际已经出现了。　　 　 　 　12月20日　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讨论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刘少奇一开始就提出：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究竟是富裕农民阶层同广大贫下中农的矛盾，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同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农村的问题是这一批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他又说：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显然，毛泽东认为这一次要解决的是这些“当权派”的问题。 　　 　　刘少奇似乎没有跟上毛泽东的认识，继续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刘少奇又提出主要矛盾问题，毛泽东说：还是讲当权派，他要多记工分，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派？ 　　 　　毛泽东又说：不要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五大领袖和跟当权派走的。不管你过去是国民党共产党，反正你现在是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有一亿四，那恐怕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他还说：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决，我们的群众就多了。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刘少奇始终放不下主要矛盾问题，又将这个问题提了出来，并认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毛泽东答非所问地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时，彭真插话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整个矛盾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这个整个的提法和这次运动的提法要分一下。这也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矛盾的一种形式。 　　 　　 　　毛泽东说：一个新生，一个漏划，一个坏掉，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几句话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 　　 　　刘少奇又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这时，参加会议的一位省委书记问：矛盾的性质是什么？刘少奇脱口而说：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立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说：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说：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刘少奇解释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这里，已经可以较为明白地看出毛主席是要坚持将运动定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心问题是整党”，要“解放了百分之八十”，斗争只针对变质了的党内少数当权派；但刘少奇却坚持要继续将运动定为“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并得到了彭真等人的支持。他们提出运动应该“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斗争的目标范围扩大化，与毛主席的意见有着明显的性质差别。　　 为了更好地指导“社教运动”的开展，后来中央工作会议制定了“十七条”，后来在刘少奇不停的蓄意转移目标中，最后被改为“二十三条”，但所包含的刘少奇等人的意见并没有改变。　　 　 　 28日的会议仍是围绕“十七条”的内容进行讨论。　　 　 　 这天的会议通过了修改后的“十七条”，“十七条”规定，今后城市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一律简称“四清”，即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前，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邓小平考虑到这是一般性质的工作会议，曾向毛泽东提出，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在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刘少奇讲话时插话，刘少奇没有意识到毛泽东准备的讲话比较长，只讲了一个开头就将其打断了。　　 　 　 （在后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　　 毛泽东一开始说：有的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1万5千人，搞一个小县，28万人口，搞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40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可以去学嘛。 　　 毛泽东讲到的“一个小县”，是指河北新城县。毛泽东认为，集中这么多工作队员在一起搞运动，人太多了，既没有必要也不需要这么多。运动不应该只依靠工作队，应该依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他说：扎根串联，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　　 他又说：(应该)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的，有少的，也有没有的。贪污几十块、百把块、两百块的，他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毛泽东还表示，运动中发动群众，要做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不要读文件，不要人多，也不要像以往那样扎根串联，“四清”只清干部，只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 　　 　 　 过了一天，即　1月5日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再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对刘少奇进行不点名的批评。　　 毛泽东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漆黑一片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 　　 　　毛泽东还讲到了矛盾的性质问题。他说：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那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按：即“前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交叉？哪里的那么多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的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1965年元旦之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修改“十七条”，这项工作主要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经过一个星期的讨论、修改，原来的“十七条”变成了“二十三条”，文件仍定名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　　 在“二十三条”的修改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对文件作了多处修改，并加了一段措辞很严厉的批语，如：“不是说什么社会里‘四清’‘四不清’矛盾，也不是说什么党的内外矛盾交叉。从字面看来，所谓‘四清’‘四不清’过去历史上什么社会里也能用；所谓党内外矛盾交叉，什么党派也能用；都没有说明今天矛盾的性质，因此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二十三条”去掉了原“十七条”中关于“扎根串联”的相关内容，代之以“在整个运动中，省、地、县级党委和工作队，必须逐步做到，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等规定。 　　 　　此外，“二十三条”规定，城市和乡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简称“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城市中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过去称为“五反”运动，以后通称“四清”运动，取消“五反”的名称。 　　 　 　 　1月14日　，此次历时一个月的中央工作会议终于结束了。　　 　 　 通过以上资料引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整个过程毛主席始终是坚持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提出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斗争与教育目标只针对极少数的党内当权派；但刘少奇却始终坚持要搞“四清”、“四不清”，斗争目标扩大化为党内外的干部群众，而不是党内极少数的当权派。　　 正因为如此，文章又说：　　 　 　 到了从1965年下半年起，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已不大感兴趣，认为“四清”也好，与“四清”同时进行的文化领域的大批判也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反修防修”问题，转而酝酿发动一场新的自下而上的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　　 　 　 从以上引用资料，我们已经完全可以看出，毛主席所关心的是如何使社会主义不变质的问题。在“社教运动”中，他始终是反对对普通干部群众高所谓“四清”、“四不清”的，是坚定反对搞斗争扩大化的。　　 　 　 二、历次运动的事实说明毛主席一贯都反对运动斗争扩大化　　 　 　 事实上，无论是从毛主席的革命经历去看，还是从毛主席的著作言论去看，他贯彻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路线，从来都是坚定的。可以理解，毛主席领导中国共产党牺牲了千千万万的烈士，才在全国取得了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右倾、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无疑也是坚决的。但在他所经历的社会运动斗争中，他对斗争扩大化也是一贯反对的。　　 这从他在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政权之前，所经历的党内历次路线斗争的表现中可以看出来。甚至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他始终坚定推行成功而有效的统一战线政策，对战犯实行改造，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效，也可以看出来。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开始想通过邀请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意见，实际是要他们帮助，对党内少数当权派中已经出现的官僚主义、特权腐化，进行一场整风。当年反右的中央的内部文件，至今仍较难看到。但可知的是，当年一些反对势力借机向共产党发起进攻，使运动转向反右斗争时，具体斗争方式却是在掌握了中央实际执行权力的刘、邓领导之下进行的。所以连邓小平后来也自己承认，对反右斗争的扩大化他是“负有责任的”。据说，他们当时还下发过所谓要抓5%右派指标的文件，致使反右斗争走向了扩大化之路，全国共有55万名知识分子被打成了右派。而毛主席当时反对斗争扩大化的做法，一是强调不能在科技界知识分子中抓右派分子；二是他后来发现了斗争中扩大化的问题，马上亲自出面要求纠正。所以，最早对被错误定性的右派分子进行平反，实际是从毛主席开始的。　　 即使是在“反右”斗争之后，继而开展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毛主席也同样反对斗争扩大化。毛主席1961年5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一反右，就造成一种假象，可好了，生产大发展呀，其实不是那样。彭、黄、张、周的问题，在十几万人的小范围内传达就行了，军队不搞到连队，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许多‘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现在看是犯了错误，把好人、讲老实话的整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又说：“1960年春看出‘共产风’又来了。” （以上见《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1961年6月12日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文，273页）。　　 再以大家争论最多，被当成是毛主席最大错误的文化大革命来说。运动的斗争目标扩大化，也正是在刘少奇派出中央文革工作组，开始转移斗争目标，要抓所谓“右派学生”，指示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和发出“中小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教师中的问题”的指示后就开始了的。　　 　 　 作者“江寒”有一篇《红卫兵运动始末》的文章，是这样揭露的：　　 　　 工作组整“右派教师”和“右派学生”　　 　 　 从1966年的6月上旬起到7月中旬止，从北京到地方各城市的大、中学校中，出现了大量被工作组及派出工作组的上级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按照习惯，这些事件通常依据其发生的日期而被命名为“六·×事件”或“七·×事件”。每当一个学校“抓出”这类“反革命事件”时，工作组就会动员全校师生将文革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对“反革命事件”所牵涉到的教师和学生进行批判、斗争的方向来，所以，随着北京和全国各城市有越来越多的学校被抓出这类“反革命事件”，整个大、中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便转了方向，演变成了一埸工作组全面整“反革命”师生或“右派”师生的运动。　　 　 　 刘少奇对中共中南局、西北局请示报告上的关于在大、中学生中揪牛鬼蛇神的批示是在　6月23日　作出的，这一批示精神的传达，直接放开了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手脚。这一全国性的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运动延续到7月中旬便突然终止了，原因很简单，　7月18日　毛泽东回到北京，断然制止了这一整“右派”师生行为的继续漫延和扩大。　　 　 　 从这些“反革命事件”的起因或内容上来看，通常只是因为某个学生贴了一张或几张批评或怀疑工作组的大字报，或者因为某些学生和青年教师搞了一次集会，或者因为某些教师或干部给上级领导写了一封反映情况的信，等等。　　 这一时期被工作组及其上级党委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事件非常多，普遍发生于全国各地大、中学校，这里只能列举几件：　　 全国最早被工作组定性为反革命事件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的“六·六事件”，被工作组认定的“六·六事件”中为首的“反动学生”是一位名叫李世英的女大学生。从事件发生的时间上看，这几乎是工作组刚进校门就抓了她，这么高的效率是挺吓人的，因为从工作组进校到案发到定罪到迫得案犯自杀的间隔时间总共只有几天功夫。这位李世英遭到工作组的拘禁，并被戴上高帽子和另一些学生一起在校园内游街，工作组发动大批学生写大字报批李世英，骂她是“美女蛇”，　6月9日中午　，李世英从工作组关押她的房间窗户跳楼自杀，但未遂。　　 文革中在全国引起反响最大的恐怕是清华大学工作组整蒯大富事件。据蒯大富自己说，该学校与他同时被整的有800多人（见田炳信的《采访蒯大富》），规模很大。清华大学是全国最高学府，当时是刘少奇亲自抓的点，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任该校工作组顾问，亲自坐镇清华。蒯大富被工作组关押18天，他和与他持同样观点的学生多次遭批斗。　6月26日　，清华园内举行大规模的“拥护工作组”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高呼：“无限信赖工作组！”、“反工作组就是反党！”。当时与蒯大富一起挨整的学生中，有一人自杀身亡；蒯大富则宣布向工作组绝食抗议。　　 　 　 由于刘少奇的　6月23日　批示中表示：对于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的一些人，“经过市委批准，可以批判斗争和戴帽”，因此，前述北京师大附中的两位给工作组写大字报的中学生陈永康和何芳芳也成了“小右派”。这两位“小右派”是刘少奇女儿刘平平的同学，因为刘平平当时就是这所中学的学生，而且有资料表明，刘少奇当时直接通过刘平平关注着这所学校的运动情况。　　 　 　 据对北京24所高等院校的不完全统计，文革的工作组时期，有上万名学生和数千名教师被工作组整成“右派”，至于北京各中学被整人数，以及全国各城市的大、中学校的被整人数，现无统计资料，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类工作组以所谓“反革命事件”为借口整“右派”师生的现象普遍发生于全国各学校中。可以说，如果不是毛泽东于　7月18日　及时回京，这埸工作组整“右派”师生的运动将扩大到什么样的规模是很难估计的，可能会远远超过1957年反右运动所涉及的规模和人数。之所以这样说是有事实根据的：各学校的工作组进校后普遍沿袭“四清运动”中工作队的经验，暗中对所在学校师生全面进行了“左、中、右”的排队，同时还整了大量的“黑材料”。据文革后来阶段造反派红卫兵所获得的部分“黑材料”透露，有不少在工作组时期未挨整的人其实已经上了工作组的“右派”名单和被整了“黑材料”，只是因为工作组尚未找到整这些人的借口或机会而已，也是因为工作组不久即被毛泽东下令撤走，其整右派学生的行动尚未充分展开的缘故。文革后来阶段造反派红卫兵抢得的“黑材料”只占总量中极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黑材料”后来都被中央下令销毁了，所以，谁也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人曾经被工作组整了“黑材料”。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作组时期所整的“黑材料”问题，成为影响运动后面阶段的重要问题，在运动后来阶段，各地多次发生的造反学生或造反派红卫兵冲击党政机关、公安机关，乃至军事机关，其起因均与“黑材料”有关。　　 　 　 作者“巫山云”也在他的文章《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点思考》中写到：　　 　 　 先期的红卫兵出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的大中学校，他们之中以干部子女为主体，像北京“联动”那样的红卫兵组织，甚至以每个成员的老子的级别高低决定该成员在组织中的地位。他们标榜“根儿红苗正”，自称为“红五类”，是当然的“革命接班人”。他们把家庭出身不好，或是家长有这样那样问题的同学，叫做“黑五类”，而“黑五类”是没有资格当红卫兵的。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他们说：“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革命哪有你们的份？”文化大革命初期，以“破四旧”为名，抓人、抄家、游街、斗“黑帮”、戴高帽、挂牌子、坐“飞机”，所谓“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就是由这批早期红卫兵搞起来的。人民文学家老舍蒙冤自沉，粤剧艺术家红线女剃发扫街，以及许多知识界、文艺界的名流，被批斗、抄家、住“牛棚”，就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这个号称“红色恐怖”实为白色恐怖的波涛，很快波及到全国各地方、各系统、各战线、各单位。当时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成立了“文化革命委员会”（即“前文革”，以下简称“文革”），除在校学生外，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青年工作人员和职工中，也陆续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类“文革”和红卫兵，因为是官办的，他们之中有本单位的领导干部，有党团骨干分子，有先进模范人物，当然也有善于迎奉拍马，深受领导赏识的“红人”。他们成立起组织之后，并不按照《十六条》的要求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把矛头直接指向本单位所谓“有问题的人”。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解决这些人的“问题”。他们在单位领导的授意下，翻档案，查材料，排名单，搞外调，把平时爱给领导提意见，或是已经贴了党委大字报，或是家庭出身不好，或是本人历史有问题，或是出身知识分子又常对领导评头品足，或是以往犯过错误、受过处分，或是性格倔强、不好领导，或是思想落后，表现不好，甚至仅仅是与领导关系不好，为领导所厌恶，以及戴过和摘过“五类分子”帽子的人统统“揪出来示众”，分别给这些人戴上写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历史反革命分子”、“地主资本家的孝子贤孙”、“三家村村长”、“四家店店主”，以及“大破鞋”、“女流氓”等等五花八门罪名的纸糊高帽，挂上纸板牌子，拉到街上游街示众。队伍前面敲锣打鼓，队伍后边红旗招展，臂上戴着“红卫兵”袖章的“文革委员”们不时振臂高呼：“打倒反革命分子×××！”、“打倒大破鞋×××！”、“誓死保卫伟大领袖毛主席！”、“谁反对毛泽东思想，就砸烂谁的狗头！”。那些日子真是热闹非常：从早晨到夜里，各单位争先恐后地拉着本单位的“反革命”们，像赶庙会、赶大集一样涌上街头。只见大街小巷，一队队游街的过来了，一队队抄家的过去了，锣鼓喧天，红旗飞舞，摩肩接踵，人声鼎沸。八月的天气，骄阳似火，这真苦了这些“反革命”们了。不知是哪位很会“革命”的人发明的这种酷刑：“反革命”们必须赤着脚，两只手各提着一只鞋，还要用双手扶着硕大的高帽不准歪倒。由于手提的两只鞋底不断地晃动着拍打他们汗泪双流的两颊，他们的脸被抹上一道道泥巴。他们赤着的双脚踩在晒得流油的柏油马路上，就像踩在北方人烙馍的鏊子上一样滚烫难熬。最可怜的还是那些被打成“反革命”、“大破鞋”的“女犯们”。她们大都被剪光了头发，或是被剃去一半（据说这叫“阴阳头”），“革命者”们找来一些破了帮子的破鞋挂在她们的脖子上。队伍不时停下来，“革命群众”围在“反革命”们的周围，进行所谓“街头批斗”。男女“反革命”们像被耍的猴子一样站在圈子的中央，被强迫交代所谓“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文化大革命”的“罪行”！当你耳闻目睹那些可怜的女人们，在“文革委员”和“红卫兵”们一声声断喝下，无地自容地呻吟出：“我是大破鞋×××------我和×××发生过男女关系------”“几次？说！”“×次。”的时候，你的心能不颤抖吗？我记得，我只在六十年代初上映的一部叫做《　马门　教授》的德国影片中，看到过类似的场面，但那是希特勒的盖世太保恣意侮辱犹太人的镜头。当时看着这一切，我不禁愕然：这难道就是革命？这难道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说这一切暴行的制造者们是人，实在是玷污了“人”这个字眼儿！　　 在各单位，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人们，除去个别的例外，绝大多数都被关进本单位的“牛棚”里。各单位普遍私设公堂，刑讯逼供，强迫“犯人”们挽起裤腿，跪炉渣，跪石子，甚至跪在碎玻璃上，面对着毛主席的画像，向毛主席“请罪”。不少人，由于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虐待和对人格的侮辱而含冤自杀了；死后还落个“畏罪自杀”的恶名！许多家庭由此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当时，根据刘少奇提出的：“中小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解决教师中的问题”的方针，全市中小学校的教师都集中在本学校食宿，不准回家。小学生们年龄小，不懂、不会、也还不敢斗争老师，官办“文革”和“红小兵”组织成立后，都由学校领导人和“革命教师”们去斗“有问题”的教师。也是戴高帽、挂黑牌、关“牛棚”、游街示众、群众批斗这一套。知识分子的尊严和斯文，由知识分子们自己动手打了个粉碎，孩子们只顾睁大了惊奇的两眼，看着他们平素敬重的师长们淋漓尽致的表演，实在不知如何是好。　　 可是中学就大大不同了。中学的孩子们正处在“牛犊不怕虎”的年龄，调皮一些的孩子，想出各种各样的孬主意、恶作剧，来整治那些曾经用知识的乳汁哺育着他们、自己却像蜡烛一样点燃了生命、而如今被打成“反革命”的男女教师们。孩子们在学校领导和“革命教师”唆使、指挥下，轮番批斗“黑帮”。他们像过节一样，情绪处于极度亢奋之中。他们“造反有理”——批“黑帮”；闲了没事——批“黑帮”；一时心血来潮——批“黑帮”；有时完全是为了取乐也批“黑帮”。也不知是什么样的“艺术家”来了“猫玩儿老鼠”的“灵感”，居然“创作”了一首《黑帮歌》，一时风靡各中学。这可真把这些“反革命”书生们整苦了：他们挨斗时要唱《黑帮歌》；“请罪”时要唱《黑帮歌》；开饭时，“黑帮”们要集体合唱《黑帮歌》！就这样，人类灵魂工程师们的灵魂在经受着丑恶灵魂的折磨和摧残！　　 在大学里，斗争的矛头也首先指向了广大教师。　　 知识分子大多家庭出身不好，有的人个人历史、社会关系也比较复杂；有的人性格高傲，玩世不恭，妄论校政，语多讥讽。于是，运动一来，领导稍加“引导”，他们便成了众矢之的，一个个被“揪”了出来，关进了“牛棚”。与此同时，也把矛头指向了青年学生。在省市委派出的工作组的指导下，各个学校都在发动学生中的“积极分子”清查所谓“右派学生”，抓所谓“游鱼”、所谓“真右派，假左派”，要求他们“行动起来，保卫校党委”。一些读过《十六条》后，心潮澎湃，毅然贴出大字报，批评校党委“怕字当头”、矛头向下的学生便首当其冲地被扣上了“攻击党”的罪名。各个大学的校园里，用苇席竖起的大字报“围墙”上，铺天盖地，密密实实贴满了声讨、批判所谓“反动学生”、“反革命分子”的大字报，声称：他们批评校党委就是攻击党、就是反党。这些被打成“反革命”的学生，不仅遭到大字报的围攻，还被拉到大小会上批斗。一些学生没有经过政治斗争的锻炼，承受不住这种巨大的精神压力，有的自缢，有的跳楼，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当时许多高等院校都发生了学生被迫害致死的事件。　　 　 　 这一切都是千真万确的！这一切都发生在刘少奇主持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五十多天里！这一切残酷迫害干部、迫害群众的罪行，都被“翻案派”们故意把水搅浑，而后卑鄙无耻地栽到了拥护文化大革命的广大群众的头上！这一切由文化大革命的反对派所一手制造的种种罪恶，都被“翻案派”们颠倒黑白地算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账上，算到了毛泽东的账上！　　 　 　 在毛泽东寄予莫大希望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向着相反方向推进的关键时刻，他的一张惊天动地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发表了！不久，在首都天安门广场举行了有数十万群众参加的“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此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的《重要通告》已经随处可见了。《重要通告》中共有六条措辞明确而严厉的规定，如：任何单位不准以任何借口把群众打成“反革命”；对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群众，必须立即平反,赔礼道歉，恢复名誉；任何单位都不准私设公堂，私设拘留所，所有的“牛棚”必须立即拆除，被拘留的人员必须立即释放；单位整理群众的黑材料一律当众烧毁，本人被逼所写的检查，一律退还本人，等等。　　 　 　 也许，我们已经引用得太多。对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等走资派如何搞斗争范围扩大化，将斗争目标转移到普通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身上，所造成的混乱和祸害，和对于毛主席如何反对斗争扩大化，尽力扭转形势，事实的证明已经完全足够了。　　 　 　 实际上，毛主席在历次党内外斗争中，有一个著名的方针，就是许多人所熟知的：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并一再强调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留得人在，搞错了还可平反。 　　 否则中国共产党不可能在他的领导下，在艰苦卓绝的情况下，得到夺取政权的辉煌胜利；又在他的带领下，中国人民经过解放后的二十七年，在国际帝国主义和敌对势力的重重封锁下，鼓起昂扬的斗志，“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胡锦涛语）。　　 但这些年来，我们却把过去运动斗争扩大化，造成了伤害无辜群众的帐，全部都算到毛主席头上，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是颠倒黑白的! 这些年来，在我们的媒体上，污蔑毛主席的文章连篇累牍，好象毛主席在历次运动故意搞斗争扩大化，伤害了大多数人，已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我们完全可以得出结论，这都是走资派阴谋家们，为了翻案的一己私利，和掩盖过去的历史事实，为自己坚持走资本主义道路清除障碍，而故意制造出来的新的舆论阴谋！ 　 　 三、从社会运动力量对比法则看诬蔑毛主席舆论阴谋的荒谬　　 　 　 毛主席一个为无产阶级群众利益的无畏斗争者，也是一个伟大的社会运动战略家。因此，他对群众在社会运动斗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心中非常清楚，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说他发动少多数人对大多数人进行斗争的运动，那简直是不可思议，让人失笑。 我在这里，愿意明确指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社会中，有阶级和阶层的利益之争，就会有社会的运动斗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社会，要形成波及全社会的广泛的群众斗争运动，就始终都有一个谁对谁进行斗争，是谁主动起来进行斗争，或者说谁是斗争别人的主力，谁又是被人所斗争的人的问题。规律是：只有当多数人对少数人进行斗争，才有可能形成波及全社会的广泛群众斗争运动；如果是少数人对多数人进行斗争，局部的动乱可能会一时存在，但这种波及全社会的广泛的群众斗争运动，就不可能真正形成。 这是任何国家社会中，一种必然的运动力量对比关系的法则。 任何社会活动家要发起任何群众运动，都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利益，不能忽视大多数人的意愿，不能忽视这个法则。尤其是象文化大革命这样一个波及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持久而大规模的运动，更是需要有绝大多数的人民群众作为其中的主角。 这个运动力量对比关系的法则，即使放到中国历朝历代人民推翻封建王朝，放到中国人民推翻蒋介石政权的运动中去看，也无不如此。 但是，我们过去一段时间来，对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等社会运动的评价，却往往忘记了这个多数与少数的对比关系的问题，往往从为小部分人翻案的角度说话，蓄意制造舆论，将历次社会运动都描绘成少数人在对大多数人施暴。但是，从国家社会运动中必然的力量对比关系的法则来看，这是不能成立的。少数人的意愿，在一段时间内、一个范围内捣乱可以，但要长久地波及整个社会，这个能量却是不足的，最后最可能结局就是被大多数人的社会所制服；相反，如果是大多数人的意愿，那么这个运动不论开始时多么弱小，只要群众被不断发动起来参与，那么少数人即使使用镇压手段也无济于事，最后的结局都会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整个中国革命史，甚至整部人类社会发展历史，都在证实着这一点。 尽管如此，当我们回顾共产党夺取政权以后，中国的历次的社会运动中，在被斗争的少数人中，也还确实有被扩大化所无辜伤害的人。而这部分人，往往被别有用心地用来证明运动的错误，被用来做了大多数人受到无辜伤害的例子。而这部分人，往往在未能弄清历史事实的情况下，从自己的感受出发，变成了本应受到社会斗争的少数人证明自己正确，对毛主席进行污蔑控诉的不真实舆论的背书者。 所以，在我们在评价毛主席发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时，不能忘记这个大多数和少数对比的法则。我们不能闭着眼睛说，全国人民都象少数人那样，遭了历史的“浩劫”！ 过去由于走资派故意搞斗争对象扩大化，转移目标，掩护自己，我们也不能因为这一部分人被不恰当地冲击，就闭着眼睛说是毛主席所造成的，说新中国的社会运动都是错误的，甚至进行大肆的谩骂攻击。 　 　 四、从1956年后的掌权史实看污蔑毛主席舆论阴谋的破产　　 　 　 尤其不要忘记的是：1956年以后毛主席退居二线，国家主席让给刘少奇当了，党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也让邓小平当了，第一线的决策权都给别人了。可是取得了权力的人在干什么呢？就是自己不读马列，不懂马列，水平有限，眼光短浅，始终忘不了自己所熟悉的那一套所谓能产生“效率”的旧生产关系模式，却忘记了中国共产党进行斗争所要实现的社会主义的“正义”事业。在国家的经济建设中，坚持要走资本主义的老路。还要阳奉阴违，屡教不改，搞阴谋诡计，拉帮结派，转移目标，陷害群众。不但在“社教运动”中如此，在“反右”斗争中如此，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是如此。 我们也知道：文化大革命前夕，其实刘少奇对国家的全面用权已经实现，对党内篡权夺位也在有序的进行。所以他敢于蔑视毛主席在党和国家中的领导权力，始终阳奉阴违，要坚持在“17条”或“23条”中硬塞进自己的转移目标的阴谋私货。象当时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邓小平，还敢于在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之前，公然劝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毛泽东“如果事情忙，可以不参加会议”；彭真等人也插话，敢于当面篡改毛主席的意思，说：“总的提法，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还是我们七届二中全会提的主要矛盾，就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间，是“四不清”、贪污盗窃、投机倒把，主要整干部”。他们搞独立王国，使到毛主席当时要在北京发表一篇文章，都已经非常困难，只好将文章拿到上海去发表。 毛主席为了坚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资本主义复辟，最后只有向他们发起文化大革命，号召群众一起起来与他们进行斗争。目的就是要使他们再也不能搞目标转移，不能再搞斗争扩大化老把戏、老阴谋。虽然这一招，因为走资派们的拼死反扑，使运动一开始就还是产生了扩大化的副作用，曾经出现了群众斗群众，出现了一部分知识分子受到无辜牵连斗争，但也为今后有人再搞资本主义复辟，进行了预防演练，锻炼了群众的政治眼光，培养了群众的政治胆量、民主精神和斗争精神。 明白历史上的真实，就明白了党内走资派搞斗争范围扩大化，搞转移目标，历来都是他们故意把水搅混、掩护自己的一种老的阴谋手段。现在，他们又正因为新的形势需要，又将当年他们转移斗争目标，搞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副作用，无辜人们所遭受的伤害，拿来栽赃污蔑到毛主席头上，蒙骗那些被无辜连累者，还妄图蒙骗全国人民，来达到他们肮脏龌龊、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们的这种舆论阴谋，迎合了国外企图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邪恶势力的需求，所以也得到了他们铺天盖地、声嘶力竭的唱和。 而我们的许多群众，至尽不清楚这些历史的真实，有的在对毛主席评价问题上陷入了内心的情感矛盾，有的则上了敌对势力的当，对他们关于毛主席犯了错误的宣传信以为真。 因此，借助对《在反腐败问题上毛泽东和刘少奇的分歧及决裂》一文的引用，我希望能将这段历史的真实追踪清楚，使这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阴谋家和国内外敌对势力污蔑毛主席的舆论阴谋破产！ 　 　 毛主席是英明的。他的如炬的眼光穿越了历史迷雾，而扫描照射到了今天！所以，过去一切说毛主席搞个人集权都是不对的，他搞的恰恰是真正的大众民主，他不允许一部分官僚主义者权力到手，就脱离群众，就搞特殊腐化，就走资本主义道路。说毛主席整群众是不对的，他要搞的恰恰是保护群众，反对少数与群众利益对立的走资派，伤害大多数人的事业，伤害社会主义。他从革命时期起，就发动群众、相信群众、，所以走向事业必胜；而蒋介石害怕群众、欺压群众，所以走向必败。同样，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也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走资派却害怕群众，压制群众，一开始就耍手段，派工作组，转移方向，转移目标，挑动群众都群众，所以最终也走向必败。文化大革命，是走资派运用阴谋手法，反复搞转移斗争目标，直至最后失败的一个突出表演。 我们永远铭记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永远怀念毛主席对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哪怕阴谋论者怎么继承历史老谱，在毛主席逝世后对他进行诸多造谣污蔑，翻案倒算，都不能动摇我们的信心。我们已经认清了历史真相，阴谋家们将被永远地钉到反人民、反进步的历史耻辱柱上，警示后人！ 中华民族已经出过毛泽东，已经得到启蒙，得到洗礼，得到锻炼。中华民族的人民已经不一样了！未来的道路虽然曲折，但我们相信社会主义的运命将最后将是光明的，谁也阻挡不了！ 我们敢于断言，随着目前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斗争的深入发展，和走资本主义回头路所暴露出来的严重社会弊端，将会使群众中心觉悟过来，重新认识过去的历史上事实，将一切强加在毛主席头上的不实污蔑统统推倒。一切污蔑毛主席的舆论阴谋最后必定彻底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