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眾聲喧譁——讀《新民報》記者浦熙修舊政協代表專 作者：蔣麗萍 林偉平 一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政治協商會議在重慶召開。這是八年抗戰趕走了外患，中國各政治力量和派別聚集陪都共商國是的一次會議。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是三個月前國共重慶談判達成的一個協定。當時確定政治協商會議的議題是三項：討論和平建國方案（用毛澤東的話說“是走專政之路還是走民主之路”），討論召開國民大會（簡稱“國大”）問題，討論解放區歸屬問題。這次政治協商會議史稱“舊政協”。 通過當年重慶《新民報》記者、採訪主任浦熙修的報道，我們知道，六十一年前的那天，“國民政府禮堂布置肅穆，紅茶花兩盆在主席台旁開放欲滴，菊花兩盆亦輝映作襯。水銀燈光四射，將由開麥拉新聞記者筆端記錄此富於歷史意義之一幕。出席會員席共分五排，左右兩列，每列六座。席次排列如下：第一排右列蔣主席，孫科，吳鐵城，陳布雷，陳立夫，張厲生；左列張瀾，羅隆基，張君勱，張東蓀，沈鈞儒，張申府。第二排右列王世傑，邵力子，張群，周恩來，董必武，王若飛；左列黃炎培，梁漱溟，章伯鈞，莫德惠，邵從恩，王雲五。第三排右列葉劍英，吳玉章，陸定一，鄧穎超，曾琦，陳啟天；左列傅斯年，胡政之，郭沫若，錢永銘，繆嘉銘，李燭塵。第四排僅楊永浚，余家菊，常燕生三席。”（見1946年1月10日重慶《新民報》晚刊。註：張君勱、莫德惠當日不在渝，未趕上開幕式）各方代表的名額為：國民黨八名（蔣介石除外），共產黨七名，青年黨五名，民盟九名，無黨無派九名。 當天的《大公報》社論說：“今天揭幕的政治協商會議，是當前中國的第一等大事。我們對之矚望，開頭應該先說幾句吉利話，其實我們的心情一點也不輕鬆，毋寧是極其沉重的。” 《大公報》的口吻，與會場上嬌嫩欲滴的山茶花和交相輝映的菊花，以及銀光閃閃的開麥拉完全相反。 為什麼要說心情“極其沉重”呢？ 二 抗戰勝利，外患已除，國共矛盾立時凸現。 從重慶談判，簽訂“雙十協定”（即1945年10月10日雙方簽署的《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到政協會議開幕的三四個月時間裡，剛剛經歷艱苦卓絕抗戰，山河千瘡百孔，人民元氣大傷的中國，又傳來國共雙方的槍炮聲！而在國共雙方的背後，則是美國和蘇聯兩個大國的身影。所以，當時甚至有人從國共相爭的戰雲中看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前景。 《大公報》說心情“極其沉重”，當是肺腑之言。 此番，在日寇投降四個多月以後，國共雙方能夠披着內戰的硝煙，又回到政治協商的談判桌旁，主要原因是雙方暫時誰也無法在軍事上達到絕對優勢。 而當日坐在政協會議主席台左列的民主同盟各位領導人，看得非常顯眼。以民盟為代表的民主黨派在當時被稱為“第三方”。 其實，第三方人士在現代中國的政治舞台上，向來很少發言權，因為他們手裡沒有軍隊。蔣介石的國民黨是執政黨，手裡有政府軍，這支軍隊在八年抗戰中損失慘重。在野的共產黨在抗戰勝利後，手裡已經擁有一百二十多萬軍隊和二百萬民兵。而無論是蔣介石還是毛澤東，又恰恰都是“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信奉者。可是，這一回有所不同：這次召開政協會議的一個重要背景，就是美國方面對於中國政策的變化。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杜魯門總統接受赫爾利大使的辭職報告，委派馬歇爾將軍作為赴華特使。馬歇爾使華的重要任務，是制止中國內戰。 美國人當時充滿了自信，剛剛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讓他們覺得美國具有巨大的威望和實力，足夠讓中國政治走上他們劃定的軌道上去。“在美國看來，中國內戰的原因，主要是未能實行西式民主政體，因此，在中國推行若干民主制，成為馬歇爾解決中國問題的入手之處。”（見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 P264）也因為這個原因，一批原先在中國政壇上並沒有多少發言權的第三方人士，立時成了當時政壇上一股活躍的力量。這批人大都留學歐美，對於西方政治體制和學說十分嚮往，有的還對之有着不淺的研究。他們因此成為美國及其他國際輿論處理和關注中國問題時的重要參考係數。 三 浦熙修的記者生涯開始不久，就遇到了抗日戰爭。在戰時新聞檢查制度下，記者對於重大政治事件的報道受到了嚴格的限制。所以，在抗戰期間，浦熙修的新聞採訪寫作基本局限在社會新聞方面。雖然出現過諸如“孔夫人洋狗事件”（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大批愛國人士滯留香港，處境危險；孔祥熙夫人卻在專機裡帶了洋狗從香港撤退到重慶。浦熙修報道了這一事件。“洋狗事件”引起各界人士極大反感，昆明學生還因此遊行抗議。）等重要作品，但是，政治報道方面的熱情，是被大大壓制着的。 在國統區知識分子和報人的強烈要求下，國民政府在一九四五年九月三十日宣布，從十月一日開始，撤銷戰時新聞檢查局，同時廢止新聞檢查制度。深受國民黨輿論壓迫之苦的浦熙修此時真是碰到了千載難逢的機會！可是，要說完全沒有危險，卻也未必。《新華日報》社、八路軍辦事處這些地方，附近都布置着監視的特務，浦熙修到這些地方採訪，是需要膽量的。許多人因一九五七年反右的事而責怪也被打成右派的浦熙修軟弱，膽小，這板子是打錯了地方。 政治協商會議討論的是中國的前途和命運，每一個議題都關繫着國家的安危存亡，關繫着民族的前途，誰會不關心呢？浦熙修以新聞記者的敏感，決定對全體三十八位代表每人做一個專訪，傾聽他們議論國是，又以一天一篇的頻率在重慶《新民報》上刊登。這是重慶新聞界政協會議報道中絕無僅有的做法。三十六篇（有四位是兩人合一篇）專訪生動記錄了各方人士當時的言論和情緒，為我們尋訪民國政治在一個特殊階段的圖景留下了真切的記錄。這些專訪奠定了浦熙修作為一個政治記者的地位，為她日後成為“國共和談新聞專家”打下了基礎，也提升了《新民報》這張民間報的格局。 浦熙修能夠完成這三十多篇專訪，吃了許多辛苦自是不在話下。但新聞記者的功力，主要還不在是否能夠吃苦上，而是表現在常人看來幾乎是沒有可能獲得採訪機會的時候，能夠堅持設法獲得被採訪人的接見，並設法讓他表達自己的意見。浦熙修是個在事業追求上有着堅忍毅力的女性，所以，儘管“到處看臉色，隨時碰釘子”，碰壁之後卻絕對沒有退縮的意思。雖然沒有像西方新聞教科書裡說的那樣，“從門裡被趕出來，要從窗戶里爬進去；從窗戶里被趕出來，要從狗洞裡鑽進去 ”那樣誇張，但那種鍥而不捨的勁頭，卻是差不多的。同時，因為她在陪都重慶跑新聞那麼多年，特別是年年參與“戰時國會”國民參政會的報道（三十八位政協會議代表中有二十二人是參政員），積累了豐厚的人脈關係和豐富的政治報道經驗。否則，要在短時間內跟這些政要和各方代表接洽見面都是難事，更不要說在頭緒紛繁的國內國際重大問題上與對方平等對話了。 四 幾方面的代表中，中共代表，是比較願意與記者交談的。那個時候，媒體的生殺大權掌握在國民黨手中，中共是“弱勢群體”，所以，浦熙修在採訪中共代表時，並沒有碰到更多的障礙。只有年老體弱的吳玉章，因為身體的緣故，被八路軍辦事處告知不能接受記者採訪。可是，誰能擋得住浦熙修這樣的記者呢？一個禮拜天，她就徑直找到了吳玉章，作了淋漓酣暢的訪問。 中共代表中的重要人物，當是周恩來。“周先生的一件棕色皮大衣，是在灰棉布的全體代表團中最出色的，他那倜儻不拘的風度，坦率有力的言辭，也確是代表團中的領袖人物。” 浦熙修與周恩來的訪談接觸到三個問題：一是解放區問題；二是聯合政府問題；三是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問題。 開宗明義，周恩來就給出十六個字：“大勢所趨，人心所向，停止動手，政治解決”，作為對於目前形勢處理的原則。中共在選擇宣傳口號上，歷來非常明了簡練，容易深入人心。這十六個字，也具備這個特色。而且，這十六字方針一經提出，中共就搶占了一個輿論的制高點，這是顯而易見的。 具體說到解放區問題，周恩來胸有成竹：“解放區的承認與否，最好由人民來判斷，事實勝於雄辯。中外人士可以組織考察團前往考察，假若認為那裡不是普選，可以就地重新選舉。”當時對於解放區的爭議在於：一些人認為，解放區的政權雖然自稱為“新民主”政權，可是，這政權並沒有廢除共產黨的最終控制。“雖然宣布了普選權，但是，黨可以不許某些人投票或當選……此外，每一級行政機構都必須由上一級的機構批准，並向其負責。共產黨員在各級人代會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機構中他們通常也占多數。”（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P725）面對這樣的質疑，周恩來並不強辯，但是他學諸葛亮唱空城計，打開大門，願者進來的辦法，以顯示他的篤實和坦蕩。 談到聯合政府的時候，周恩來說：“國民政府要成為一個民主聯合的政府，各黨派、無黨派人士都能參加，這種精神要貫徹在所有中央政府行政機構中。黨治政府必須要改變了，要做到古人所謂的‘庶政公之於人民’。”中國共產黨提出聯合政府的口號，是在一九四四年日本一號作戰中，國民黨軍隊衡陽戰役大敗之後。繼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中共代表、參政員林伯渠在三屆三次參政會上首次公開提出“聯合政府”這個口號之後，九月十九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提出了“立即結束一黨專政，召集各黨派會議，成立聯合政府的政治主張。”針對國民黨中央通訊社在發表林伯渠報告時，將有關聯合政府部分全部刪除的做法，第三黨領袖章伯鈞認為：這“更顯示國民黨作風的卑下，這種作風如果繼續下去，不但談判無希望，中國的政治也將永無上軌之日”。九月二十四日，重慶各黨派各階層代表五百多人參加憲政座談會，強烈要求國民黨廢除一黨專政，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國統區出現了民主運動的新高潮。（見《國民參政會紀實》續編P47—48）周恩來在政協會議前夕對記者談這個問題，就是要在政治上展開對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討伐，並以這個口號來聯合國內其他政治勢力。 在談到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時，周恩來給出三種選擇：“第一，軍隊先交黨國，再由黨國請客”，“這是絕對行不通的”；“第二，先實行政治民主化，黨國變成人民的國家，軍隊再交還給國家，這最為理想。第三，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同時並進，在會議中協商的將是後一種辦法。”針對當時說中共在解放區擁有軍隊是“割據”，周恩來又補充說：“軍隊該雙方都國家化，國民黨擁有黨軍就不算割據嗎？”話鋒到此，我們可以領略周恩來犀利的一面。 表示自己從此要“偃武修文”的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敞開着黑呢中山裝的領扣，被一旁的鄧穎超笑指為“軍人服裝不整”。可見當時採訪的氛圍很是輕鬆。但是，葉劍英的談話卻不輕鬆。他指責美國在支持中國的內戰——這一指責，以後成為美國國內的重要紛爭，直至美國停止對華軍事援助，完全放棄蔣介石政權。（這是另一個話題，在此不表。）浦熙修問及中央（國民黨政府）對共產黨軍隊的防地有硬性規定的話，中共將持什麼態度？葉劍英對答：“中共的軍隊，都是從地方人民中產生，所以就防問題，必須各歸原位。……人民的軍隊應該與人民連繫，戰鬥力才會強。”可見，中共是把軍隊與根據地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自然，這樣的看法也是引起歧義的——前面已經提到——當時就有輿論認為軍隊駐地與政權所在地合而為一，那就是“割據”了。 浦熙修在採訪中共代錶王若飛的時候，提出了一個廣大民眾最為擔心的問題：“就算能停戰，是否仍會重蹈談談打打的故轍？”以後的時局發展真是被這句話不幸而言中。當時，王若飛的回答是：“誰打誰，現在看得清清楚楚”。王若飛充滿信心地說：“今天要求和平的趨勢有三種力量在壓迫着：（一）解放區軍民的自衛力量；（二）大後方廣泛的民主運動；（三）國際上已由勸告而警告。”不能不佩服王若飛的眼光。這三個方面以後真是促使國民黨政府倒台的基本力量。 剛剛從美國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歸國的董必武，與浦熙修談得最多的，是他在美國了解到的關於中國問題的輿情民意——自然是有選擇的。“《紐約時報》的社論是支持國民政府主張援助中國的，但未提以武力援助”；“《先鋒論壇報》有六篇社論都反對赫爾利的錯誤政策，並主張中蘇友好合作。《紐約郵報》則是完全同情中國人民方面的。《下午報》最反對美國採取帝國主義的干涉政策，頗注意中國消息，有一天還出了一次中國問題專刊。《世界電訊報》羅斯福夫人的每日專欄即載於上，對中國問題特別關心。《芝加哥太陽報》、《巴爾的摩基督教箴言報》也都是同情中國人民的。紐約市在十一月九日特為中國問題舉行了一次示威遊行，要求召回在華駐軍，參加者約兩萬人，各工會主張召回駐華駐軍的傳單隨時在散發。”感覺那個時候的中國問題，就好像現在的伊拉克問題在美國一樣，全國上下都在議論紛紛。中國內戰的煙雲不光籠罩在中國的天空上，也使美國上下聞到了火藥味。若干年以後，費正清在其著作《美國與中國》中分析道：“我們的問題是怎樣使一黨專政進行民主改革，以組織一場革命。實際上，我們懷着一個自相矛盾的目標：敦促國民黨領袖進行改革，以便削弱他們的專制權力而有利於國內和平；同時加強國民黨所控制的政權，作為走向東亞政治穩定的一個步驟。我們卷進了一個繼續在物質上加強國民黨專政而同時又想使它在政治上自行解體的過程。”（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P327） 陸定一在政協會議上參加的是軍事小組，可他的身份是中共中央宣傳部長。採訪中，他似乎更加願意談論的是關於新聞報道和宣傳方面的事項。在浦熙修這樣一位國統區新聞記者面前，陸定一表達了他的欽佩。他把中國的記者比喻為“是在石頭縫裡彎彎曲曲的生長大，確是不容易。”他說：“中共的宣傳政策，向以老實為主。”陸定一透露，他曾和國民黨的宣傳部長吳國楨在招待馬歇爾的茶話上會過面，“吳部長曾對他提議‘雙方都應取消宣傳部’，他回答：‘宣傳不可主觀’。 ”看來，陸定一是主張要宣傳的，只是，不能“主觀”。獲得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哲學博士的吳國楨則是從根本上否認了帶有利益偏見的宣傳。 六十七歲的吳玉章，似乎更像是中共代表團中的統戰人士，他通篇報告的是他參加同盟會的經過，以及國民黨元老吳稚暉當年在日本坐在公使館裡過夜，非要求准其自費留學不可，直到蔡鈞公使讓日本警察來把他趕出去。因為那時去日本學陸軍非官費不可。“梁啓超的《新民叢刊》對此大起而攻之，逼得政府把蔡公使撤回，自費留學之目的得以達到。” 中共代表中唯一的女性鄧穎超，也是政協會議中的唯一女代表。“連年害着心臟病的緣故，使她的面龐虛腫，回到延安兩年多，她的服裝也已男性化。”對於鄧穎超這個唯一的女代表來說，女權還不是第一位的。她說：“婦女運動不能和整個政治、經濟、社會分開來”，她認為“政治協商會議中，有沒有女代表無關緊要，婦女界有什麼意見，可以向各方面的代表提出，這正可以測驗哪一個黨派最能為婦女謀福利。”但她強調的是“婦女更須反對內戰”。由一個女代表來談反對內戰，特別是從妻子和母親的角度來談，自然顯得更加動人了。 面的代表儘管有的約見起來非常麻煩，可是，既然見着了，訪談起來倒也很是暢快的。 陳立夫家的客廳，“不愧為藝術之家，各色的沙發坐墊，配上兩壁的字畫，顯得靜雅恬適，正和主人溫和爾雅的風度相襯”。可是，談話的內容卻並不與主人的這種風度相襯。 開口，陳立夫就表示，“對於當政治協商會議代表，根本不感興趣”。陳立夫是國民黨內極右派首領，對於用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中共問題根本就不抱幻想。重慶談判的時候，陳立夫就表示：“與共產黨談判只會助長共產黨的聲勢。”得知馬歇爾將軍將作為特使來華調停國共關係，陳立夫即向蔣介石表達了反對意見。此次作為政協代表，要和包括共產黨在內的各黨各派人士共商國是，陳立夫自然是不願意的。 浦熙修記錄道：陳立夫“溫文的臉上總含着微笑”，但是，他對於共產黨的批評卻是嚴厲的：“戰爭完了，理應建設和裁兵，而現在不能縮軍反而擴軍，不能建設反而繼續破壞，連幾條蹩腳鐵路交通都不能恢復，這實在是違反潮流的事。其實津浦、平漢兩路，真正要用武力打通，未嘗不可以做到，但政府本着寬大容忍的原則，期待政治解決。”“中共既稱崇尚民主，應該尊重多數人民的意志，不應私擁軍隊，破壞交通，違反大多數人的意志是不聰敏的。”“解放區因交通破壞與外界隔絕，早已成為‘束縛區’了，那裡的民選政權，誰見過？誰又知道是怎麼製造出來的？”說到聯合政府，陳立夫斷然否定道：這“決不適合於中國國情。訓政結束，是要將政權交還給人民，決不是交給各黨派，因為無黨派的人民，占了百分之九十八呢。” 陳立夫在談話中也為收復區的接收問題作了辯護。面對接收中那麼嚴重的腐敗現象，他卻認為“病根是‘遲緩’兩字，應付非常時期要以簡馭繁，不宜以平常有的手續來應變。” 行政院院長孫科，當時是贊成國共合作的，所以，他的談話就比陳立夫要和緩些，雖然在浦熙修感覺上來說，“談的時間不少，但他不像過去那麼似的滔滔不絕”。從專訪中感覺到，在孫科那裡，許多問題還是看得比較輕率的。比如談到受降問題和解放區政權歸屬問題，他認為：“都是雞蟲之爭。”受降問題隨着時間推移，自然會消失；解放區政權問題，他只是簡單地說成是“中央和地方”的關係。他主張“中央和地方要實行均權制，即交通、國防、外交、幣制等屬於中央，其他一切則歸地方”。這樣的解說似乎有點文不對題。孫科在政治上的輕率和糊塗，導致了後來在他負責掌握憲草審議委員會討論時，“竟放棄他父親一生奔走號召的五權憲法實質而點頭承認了張君勱的設計。”（見《粱漱溟全集》第6卷P900）張君勱設計的核心，是在保留五院制的名義下，注入英國式的內閣制和國會制。“ 這個設計對蔣介石的地位極為不利，蔣如欲做總統，地位較穩，但無實權，如欲做行政院長，較有實權，但地位不穩，有倒閣的危險。”（見鄧野《聯合政府和一黨訓政》P299）果然，這個設計通過後，國民黨內部一些人如喪考妣。陳布雷“言及憲草審議會事，彼尤憤慨！”（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P592）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政協會議報告與檢討時，谷正綱“慷慨陳詞，垂泣而道！”孫科則發了大少爺脾氣，事先就說“如果二中全會壓迫他，他即脫黨。”（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P593） 與張群的訪談進行得比較艱澀，因為這位智囊人物城府很深。張群與周恩來是國共重慶談判時的各自代表之一。浦熙修見到張群後，曾將他與善談的周恩來歸入一處，說他倆是“棋逢對手”，張群則謙虛道：“周先生比我會說得多呢。”張群在抗戰前曾任外交部長，與日本大使川樾有過談判。感覺到採訪中張群不願多說話，浦熙修就另尋話題，問他“國共談判，在抗戰前與日本川樾大使的談判，其趣味如何呢？”張群作了一番冠冕堂皇的回答：“和敵人談判，受拘束太多。國共談判，終究是自己家裡人，吵吵鬧鬧，這固然是不得已，但無關緊要，最後是必須求得和平的。”其實，國共雙方，誰也沒把對方看作是自己家裡人。用費正清的話來說：“重慶和延安互相防範的心情比防日本人更加殷切。”（見費正清《美國與中國》P325）果然，在談到聯合政府這個話題時，張群明確表示：“聯合政府是談不到的，《會談紀要》上也早就寫着參與政府，至於參與的程度如何，尚須商量。”國民黨這裡堅持的還是由他們“請客”的方針。 這次政協會議上，有一點重大分歧，那就是國民大會代表問題。國民黨在一九三六年搞了國大代表選舉，擬在一九三七年召開國大。後因戰爭因素擱置。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後，蔣介石宣布召開國大，國民黨方面認為原先選出的代表資格依然有效，而共產黨和民盟的意見是全部代表都要重選。在採訪陳布雷時，他表示：“舊代表是根據國民政府所頒布的選舉法、組織法而產生的，我們不能剝奪其依法當選的被選舉權。”他提出的辦法是承認舊代表，然後“根據現在情形，增加名額，容納各方面及抗戰期中新出來的人才。”採訪中，陳布雷講述了在中國實行民主的困難：“老百姓不關心政治，大半還是文盲，這是中國實行民主的最大障礙，所以選舉是不容易圓滿的。”要求實行憲政的口號起源於清朝末年，國民黨在推翻清王朝統治時就認同這個口號，何以到了陳布雷這裡，還在重彈中國民智低下，不適宜於民主制度的老調呢？用一句現在流行的話來說，還是屁股決定腦子——坐在統治階級的寶座上了，自然想萬代千秋坐下去。羅隆基在分析民國元年到十六年中國憲政失敗的原因時曾說過：“袁世凱洪憲稱帝，黎元洪解散國會，曹錕賄選總統，這是有權有勢者不受憲法約束，這與小民知識無關。故國家能否實施憲政，問題癥結，在當權在位者的誠意多寡，而不在小百姓的知識高低”。（見羅隆基文集《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P172） 吳鐵城也在訪談中表明：“國大的舊代表怎麼能說不是民選的呢？聯合政府不能產生國會，還政於民，決不能還政於各黨各派。”有趣的是吳鐵城在訪談中還批評了浦熙修不去參加重慶市的地方選舉，“連新聞記者對於選舉都不感興趣，遑論一般老百姓。”因為他的信念是“政治清明，還該從健全民意機構做起。” 早在一九二六年按照中共領導指示退出共產黨的國民黨代表邵力子，喜歡“對左的人要說得右一點，對右的人要說得左一點”。邵力子也對浦熙修說：“聯合政府萬萬行不通，英法的聯合政權是先有中心而後成立的。”他批評中共，“軍事一定要和政權合而為一，那就是割據局面。” 不願意透露姓名的“某代表”——國民黨外交部長王世傑，本是一位資深法學家。他開口不談停戰，卻是先說雙方要立刻停止宣傳戰。他對浦熙修說：“共產黨因為武力居於劣勢，總喜歡以宣傳來爭得優勢。天天喊反內戰以挑撥感情，遂其達到美國撤軍之目的。其實事實未必如此，誰破壞交通，誰打誰，有心人一看自明。”當時的宣傳，共產黨的確要比國民黨略勝一籌，這一點，連特務頭子唐縱也在日記里承認了：“懂得宣傳的人，必須懂得人民的心理，離開人民的心理而言宣傳，必扦格而不能入。共產黨是懂得宣傳的，因為他們時常注意人們的心理，人民的要求。”（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P579） 王世傑還是要為政府辯護。採訪中，他表示：“平心而論，抗戰八年是救命的工作，同時要求社會改革，力有未逮，但這八年中，不能不說政治已比以前民主。因為一邊抗戰，一邊又要對付中共的搗亂。八年來已經民窮財盡，公務員幾乎吃不成飯，如何來維持一個廉潔的政府？” 政協會議上，一個重要的問題是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孰先孰後的問題。在朝的，自然認為先要軍隊國家化；在野的，則一般選擇政治民主化為先。所以，這裡，王世傑也總是先把“統一”放在前頭的：“政府必先做到統一，政令統一，或者可以因地制宜，而軍事是必須統一的。” 浦熙修稱內政部長張厲生是“直爽的北方人”，從訪談的內容來說，張厲生當得“直爽”這兩個字。談到“聯合政府”，他說：“政府不能聯合，只有黨派合作。國際公認的國民政府的法統地位是不能予以動搖的，參加政府只是人事上的技術問題。” 談到中共問題，他說：“內亂本來犯有大罪，而現在政府為着顧全事實，採取寬大起見，所以要用協商方式來止亂。希望共產黨無條件的停戰。政黨是不應該有武力的啊！” 針對中共說國民黨政府否決聯合政府的提法，只答應分一些政府職位給別的黨派是“請客”的說法，張厲生回應道：“假若說政府用請客的方式，為什麼自己是主人，而偏要退居於客位。在野為公民，做官為公僕。國家的名器，決不是隨便請客的。”“他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只要中共有誠意與信心是可以收得成果的。首先必須承認這政府，而不是推翻這政府。” 張厲生的談話，不光“豪爽”，還聽得出傲慢來。這樣的情緒，恐怕是當時國民黨政府內大多數人的情緒吧。包括後來蔣介石說的六個月內解決中共問題，都是受着這種情緒的主使。 六 政協名單裡，青年黨亦是一方。青年黨原先也曾加入民主同盟，到政協會議前，已經退出。此時，在一般人眼中，青年黨基本上是國民黨的附庸，因此，既非第三方，也不是第四方。在採訪青年黨黨魁曾琦時，我們聽到這樣的言論：“青年黨同人認為今日的反內戰運動，只責備政府是不公道的。”他對浦熙修說：“在毛澤東來重慶之前，他們要求成立聯合政府，這是對的。但自毛氏來渝，開始談判後，變為爭軍事不爭政治，爭地方不爭中樞，這是錯誤的。”後來，曾琦還有“希望國民黨還政於民，共產黨還軍於國”的說法。 青年黨的楊永浚和余家菊兩位在訪談中闡述了青年黨對於政治問題的意見。概括地說，就是“標本分治”的方針。他們認為，政治協商會議只能解決一些表面的問題，真正實質性的問題，要以後到南京去開會慢慢解決。治標有三個辦法：一是“改組國策發動機構”；二是“由各黨派及各方人士參加政務行政機構即改組行政院，同時監察院、立法院兩院亦改組”；三是“加強人民監督機關，即擴大參政會的職權與名額”。至於治本，他們開出的藥方只有一條，那就是實施憲政。余家菊具體地說了兩點：“（一）成立英美式的議會制，這樣才能表達人民的意見。（二）成立責任內閣。總統既六年一任，可以用責任內閣補救任期的太長。” 青年黨雖然被目為國民黨的附庸，可實際上，他們也是國民黨一黨專政的反對者。這和他們的地位相關。青年黨因為宣揚國家主義，一度也被迫轉入地下。所以，周恩來在分析參加政協的青年黨時，也預測“青年黨在民主問題上不能完全同意國（民黨）方。”（見《周恩來一九四六年談判文選》P12） 常燕生在訪談中甚至否認國民黨是一黨專政，他認為政府“其實還夠不上黨治。假若是黨治，人民雖然不滿意而政治卻可以上軌道。目前的政府，實在有一些舊社會的封建關係沒有脫離。”這就把矛頭對準了蔣介石了。 在談到政治民主化和軍隊國家化的問題時，青年黨代表陳啟天說：“二者互為因果。”“軍隊國家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條件，政治民主化是軍隊國家化的必要保障。”“政治民主化對國民黨實在是有利無害，人民言論、出版、結社、集會自由後，一切公之於報章，這正可以督促政治進步。有健全的在野黨，在朝黨跟着民意走。那麼，激烈派也不至於鋌而走險。” 七 政協會議代表中，除了國共，民盟，另一個所謂的第四方，就是無黨無派人士。 為着行文的方便，我們先說這第四方。 第四方說起來無黨無派，其實呢，各人也有各人的立場和背景。譬如傅斯年，是明顯的傾向於國民黨的。他對於政協會議並不熱心。政協會議期間，他曾給王世傑寫信，預言：“此次協商結果將使國民黨與蔣先生於半年內崩潰”。（見鄧野《聯合政府與一黨訓政》P301）“傅大炮”的激憤情緒，使他將蔣介石的崩潰預測得早了兩年，可是，他的眼光卻是獨特的。 浦熙修第一個採訪的就是這位先生。所以，一開始他就聲稱“實在怕這種考試”。對於政協會議的結果，他勉強說着這樣的話：“不能說沒有希望，希望它有些希望。” 傅斯年對於時局的態度，是非常矛盾的。一方面，他非常憤慨國民黨統治的腐敗，浦熙修在歷年的參政會報道中曾多次報道他嚴厲質詢國民黨政府官僚貪污腐敗的事例，記者與他應該也算熟人，所以，浦熙修會對他感慨：“新聞界前輩告訴新聞記者的態度要‘揚善隱惡’，但我目前找不到善可揚，也不忍心粉飾太平”。傅斯年“對這一點倒是同意的，說：‘我在參政會上的言論也完全是暴露性的’。”可是，傅斯年對於蘇俄式的無產階級專政始終抱有警惕。針對當時有人說蘇聯是 “經濟平等”、“民族平等的國家”，民盟提出要“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見《民主革命時期的民主黨派》P224）他評論說：“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是不得了，乃是這一個整個階級有特殊的權能。一個人專政已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麼，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地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見《傅斯年全集》第五冊P1966）這可能是他對於與中共談判抱着消極態度的一個原因吧。 和傅斯年的消極悲觀態度相反，四角號碼檢字法創始人、商務印書館負責人王雲五，對於政協會議持的是樂觀的態度。他認為：“對手雙方既然談不攏，那麼由多方面參加總是好的，中國人‘愛面子’，第三者就利用這‘愛面子’的心理，把它弄假成真，以制止戰爭。”這是我們看到的最為善良的對於時局的估計了。這位五金店學徒出身、靠自學成才的出版家，對於國共雙方，都盡到了批評的責任。他說：“政府該做的種種民主措施而未做，已經失掉了太多的機會。共產黨挾帶着武器來談判，終嫌超過民主政治。”他最為傾心的是英國的政治。他認為英國政治是一種腳踏實地的政治，“他們當君主政治轉化為貴族政治又達到平民政治的過程中，都是說了三分而做了五分，說了五分而做了七分。中國則否，滿篇條文，而實際上卻落了空”。 耳朵有些背的郭沫若，是以文化界代表的身份參加政治協商會議的。“他特別提出國家必須要看重文化、學術與學者，御用文化的思想必須糾正過來，建國才能成功。”郭沫若非常尖銳地表示：“政治協商會議，不外商討停止內戰，改組政府，籌備真正的國民大會等問題。但一個前提條件，代表們該爭取自由發言之權，不要以蔣主席為當然主席，大家就唯唯諾諾，只讓共產黨去說話。”郭沫若的意思是要大家一齊來為爭取民主吶喊，不要“唯唯諾諾”只讓共產黨孤軍作戰。 工商業界的代表李燭塵，在訪談中說了一番令人吃驚的話，他說：“就是資本操縱政治，這也是進步的，總比一個黨操縱政治十年以上好。資本操縱政治最多五年一換，你不好，別人來；而一黨專政，卻有背‘天下為公’的宗旨。”這說明當時要求國民黨結束訓政，實行憲政的呼聲之高。 與雲南工業巨子繆嘉銘的訪談中，浦熙修透露了雲南王龍雲的消息。“龍雲院長住在李子壩，一個月前龍夫人曾來渝探親，現在又回去了，只有五公子在身邊，龍院長的軍事參議院的辦公室與住家合而為一，整日清閒得很，繆先生有時去看他，蔣主席也會到的。” 事實是一九四五年十月三日，蔣介石突然將雲南省主席龍雲調任軍事參議院院長，由盧漢接任主席。十月六日，龍雲在宋子文、何應欽陪同下飛抵重慶，就相當於軟禁了。此番舉動，主要原因是怕“民主同盟與龍雲勾結，藉雲南之武力，行西南之割據。”（見唐縱《在蔣介石身邊八年》P547）唐縱在日記中寫道：“ 現雲南省政府改組業已完畢，均系主席個人獨運匠心，外人鮮有知者。”其實，誰不知道這個事變背後是蔣介石在主使呢？浦熙修在這裡看似扯閒章，其實是在暗示啊。這一筆在這裡出現，也算是給政治協商會議打了不祥的一卦吧。 《大公報》總經理胡政之告訴浦熙修，他至今沒有想明白，“為什麼要被選為代表”。他自稱是一個“把一切都看穿的人，所以消極了呢！”胡政之那個時候已經感覺到文章難做，常常是“寫了一半就寫不下去了”。這個現象非常耐人尋味。《大公報》一向是以“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為號召的。可是，到了一九四五年以後，坊間已有流言，說《大公報》與政學系關係密切。特別是《大公報》在抗戰勝利後，得到了蔣介石政府撥給的二十萬平價美元後，坊間更有人指責它違背了自己當初立下的“不接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輔助”的規矩。不知道胡政之所謂的文章難做，是不是因為民間立場與政府口徑的矛盾所致？或許還因為複雜的人事關係阻礙了“四不”方針的貫徹？作為報人，胡政之對當時的國際新聞發了一通牢騷：“中國國際新聞之多為任何國所無，馬歇爾的新聞這樣重視，這適為殖民地的表現。一等國家早就降為三等國家了。”這些情緒似乎還並不是孤立的。對於馬歇爾將軍使華，調停國共爭端，並促進中國政治改革一事，國民黨內部的不滿也屢屢有所耳聞。比如宋子文就曾說過：在過去，“一個政府告訴另一個政府它該怎麼做這些事情，這就意味着戰爭。”（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P838） 另外幾位第四方的代表，態度基本上都是國共兩面都有錯，大家拉拉和的態度，只有莫德惠，因為東北問題，多費了許多口舌。 八 第三方民盟代表，是政治協商會議上一股清新和活躍的力量。前文說過，在中國的政治舞台上，一向沒有第三方的發言權。可這一回不同了。 一是因為當時的爭端雙方是國共兩家，民盟此時因是調人，而顯得重要起來了；二是因為馬歇爾的使命，就是來華促成中國建立一個西方議會制的國家，而第三方中，絕大多數是西方政體的研究者或擁戴者，他們不光是有了巨大的熱忱，還獲得了美國方面的倚重；三是在一個武夫治國的時代，知識分子忽然有了參與國家大事的機會，民盟作為一個主要由知識分子參加的、且手中並無武裝的黨派，看到了走上中國政治舞台的遠景，這是他們特別活躍的重要原因。故而有人說：“政協會議，乃國共和談的最高峰，亦可說是民盟與國、共兩黨在政治上平分秋色的‘飽和點’。”（見王覺源《中國黨派史》P372） 同樣是民盟領袖，且都是年過七旬的美髯公，張瀾和沈鈞儒兩位的言論基調就很有差異。曾經擔任過四川省省長的張瀾還是比較體貼蔣介石的，“他說抗戰以來和蔣主席談過十次上下，因為自己談話直憨，有時不免使對方臉紅筋漲，但蔣主席始終容忍，這就不愧政治家風度。”律師出身的沈鈞儒雖然“喜歡隨身帶把小梳子梳攏幾下他那飄然的長髯”，頗有幾分仙風道骨的樣子，開口卻是激烈的。他說：“今日政府，要不自行改革，那麼人民將要起而代之。”無怪乎當時沈鈞儒擔任的是民盟中央青年部長，七秩長者的這一激烈的言論，正符合青年的口味。關於聯合政府的性質，沈鈞儒認為：“第一要結束一黨政治，各黨各派及無黨派共同組織政權。第二，參加的人士，不是作為諮議的性質，而要有實際的行政權。” 張瀾在訪談中講到了這樣一件事：“在上月十一日的晚間，同盟邀請國共雙方代表，催促召開會議，認為與其雙方秘密商談軍隊、地區等問題，商量到明年還是達不到結果的，不如公開談，或者可以達到反內爭的效果。”事實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民盟出面邀請國民黨和共產黨雙方代表，到重慶特園相商儘早召集政協會議。民盟此時已經不滿意國共雙方關起門來秘密談判了，故而以召集人的身份，請來國共雙方，要求他們將話題敞開，讓全國人民都能與聞。既然談的是國家大事，為什麼不能公開呢？這或許也是他們從西方政治運作中汲取的規則？另外，國共雙方談判，談的是兩黨之間的爭執，可是，國家大事，並非國共雙方就能涵蓋，還有至關重要的民主自由、政治體制改革呢！這也是民盟極力要求儘早召開政治協商會議的理由。 由這件事，我們也可以看到民盟當年在政治舞台上的積極主動的狀態。民盟如此積極要求早日召開政協會議，當時還讓中共方面覺得煩躁莫名，因為重慶談判後，毛澤東制定的計劃是以六個月左右的時間，控制東北，保衛華北和華中，“然後同蔣開談判”。彼時時機未到，可如果反對召開政協會議，豈不要在政治上失分？當時有言論，說民盟是中共的尾巴。可就這一點來說，民盟與中共並不默契。 剛剛由北平到重慶，還認不得路的張東蓀，對於重慶正在熱火朝天談論的國共談判和憲政似乎還顯得隔膜，他談得多的還是北平的事。淪陷區人民對於接收工作的怨恨，不光“五子登科”（指接收大員的貪污、舞弊，“劫收”金子、女子、車子、房子、館子[一說票子]，百姓概括為“五子登科”），“最糟糕的是在偽準備銀行不存在後，還發行了伍千元一張的偽鈔。” 梁漱溟顯然是有備而來。他猜測政府或許會“（一）改組行政院，容納黨外人士。（二）改組參政會，多加黨外人士，擴大職權。（三）明年五月五日召開國民大會，通過憲法，選舉總統，成立正式政府。（四）軍隊國家化問題，由軍事三人小組開始籌備，俟正式政府成立後實行。”聽起來似乎問題很容易解決。可梁漱溟大不以為然。他說：“中國現行的制度的複雜，實際上外國人不了解，就連中國人也不明白。他認為中國現行的制度，包括好幾種性質：（一）集權國家的一黨制。（二）自己獨創的五權制。（三）瑞士式的委員制。（四）一再拼湊的參政會，仿佛西洋的議會制。但實際所謂一黨制，黨本身制度就未建立起來，委員制也是空的，經年不開會，五權制的五院等於虛設，參政會更是沒有什麼作用的東西（實際上一切大小事，由一人指揮，手令高於一切）。” 雖然如此，梁漱溟還是樂觀的，他的理由是除了政協四方面力量之外，“還有另外的兩方面，就是國際的力量與廣大民眾的力量，今天周圍的情勢都是有利於和平統一的，必須要透過這會議，才能表現出好的結果；反過來，假若周圍形勢不利，自然更無好結果可言。”應該說，梁漱溟的樂觀是有道理的。中國政局走到抗戰勝利之後，人心思定，國內民主力量有了很大的發展，與美國關係密切的執政黨，又受着來自大洋彼岸的儘快實行憲政的敦促，似乎一切都在開始向着民主的方向轉化。可是，梁漱溟沒有料到的是，蔣介石最後還是拒絕了馬歇爾的好意，他甚至躲到廬山上去，想避開與馬歇爾見面的尷尬，以致讓馬帥得了為中國和談而九上廬山的美名。他也沒有想到，中共以土地改革為號召，竟然能夠在解放區大量迅速擴充兵源，最終取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 採訪民盟代表張申府時，浦熙修以剛剛出版的《群眾》周刊上刊登的《竊國大盜袁世凱》這篇文章，來詢問他的感想。這位曾經參加中共建黨活動，並且是周恩來、朱德的入黨介紹人（張在參加中共四大時，因與一些人意見不合而退黨）的哲學家，希望當局者不要做袁世凱，而應該“不受左右的包圍和蒙蔽，開放政權，寬大為懷，真正做個華盛頓。”在此之前，張申府曾經發表文章，希望用他所熱衷的邏輯力量來扶持一九四五年脆弱的和平。他在陶行知創辦的《民主》雜誌創刊號上寫道：“現代邏輯對於國家建設尤其有着特殊貢獻，因為它是減少團體間誤解的科學方法。現代邏輯極為清晰而開放，它提倡的思想習慣，是不迴避隱蔽任何事情，而是要把事情弄得一清二楚。”（見舒衡哲《張申府訪談錄》P213）這次，在接受浦熙修訪問時，他又再次重申了這一點：“他相信根據哲學的方法，政治上一定有個解決的辦法，只要大家有耐心，有毅力，而且能夠寬容，無論哪方面都不該抱怨，要打破彼此不放心的心理，應互容與互尊。”這些立論聽起來自然是非常雄辯的，可是，在詭譎的政治風雲面前，未免讓人感覺到天真——在中國，哪一個握有軍隊的勢力，會服膺這樣的邏輯力量呢？除非是如柏拉圖戲說的那樣：哲學家成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蹟般地成為哲學家。 張申府當時的自信卻是滿滿的，他對浦熙修說：“國共雙方除武力外，國民黨有國際的承認，政權、國庫、交通工具等力量；共產黨有主義、理論、成績、人民的擁護、國際的呼應等力量。而今日第三者，卻真正站在真理方面，最合乎世界民主的潮流，只要大家不迷信武力，人民肯做後盾，將發生最大的力量，因為打總不是個結果。” 憲法專家、民社黨黨魁、民盟發起人之一的張君勱，是一九四六年一月十六日從國外匆匆趕回國內參加政協會議的。浦熙修寫道：“這位堅定持重的學者使會議增色不少，十七日上午當雷震秘書長報告他已到會出席時，全體為之鼓掌。”在訪談中，張君勱以自己在美、英、法等國的見聞，委婉批評了中國行政效率的低下，“中國的部長不及外國的科長，這如何能講行政效率？部長之上有若干坐而空談的人，如何能做事？” 張君勱還說內戰危機下的中國，國際地位已經從“四強”（美、英、蘇、中）淪至“和朝鮮、保加利亞等國擺在一起”。在霍布斯·鮑姆的著作《極端的年代》裡，一九一九至一九四七年之間，國民黨執政的中國，是和阿富汗、危地馬拉、巴拉圭，以及當時仍稱為暹羅的泰國，一起並稱為“對自由民主政治的態度，顯然不太友好”的國家。 在採訪章伯鈞的時候，浦熙修引用了美國《先鋒論壇報》的話：“假若沒有這些中間份子的努力，馬歇爾元帥來華的工作，將歸於絕望。”章伯鈞在訪談中也表示出極大的信心，他說：“由一黨專政過渡到憲政，以歐洲為例，必須用協商的方式方能解決。‘打’絕不能解決問題，國與國之間，都不能用戰爭來消滅，黨派之間更不能以戰爭來決定勝利，所以雙方必須無條件停戰。” 對於舊國大代表問題，章伯鈞態度十分明確：“他堅持重選，決沒有折中的辦法，假若保留舊代表，這將是中國百年大計中最大的污點，民主運動最大的錯誤，這是歷史上的原則問題，絕不能為後世唾罵。”這一點上，中共與民盟的立場是一致的。因為舊國大代表的選舉是由國民黨一手包辦選出來的，倘若由他們組成國民大會，通過的法律法規必然有利於國民黨。這樣的還政於民，那就等於“國民黨‘從左手還給了右手’。”（見1946年1月18日重慶《新民報》） 章伯鈞“希望馬歇爾元帥來中國，要做到保證美軍不參加內戰，真正了解中國情況，中國人民的痛苦，就是戰爭和不民主。這時羅隆基先生卻在一旁笑說：‘馬歇爾來重慶的第一件事，將是洗澡與呈遞國書。’將嚴重的政治的氣氛沖淡了。” 在浦熙修的新聞報道中出現羅隆基的名字，政協會議不是第一次。在章伯鈞的專訪最後，羅隆基這幾句風趣的插話，足以說明他這個人的善言。專訪羅隆基的篇章里，浦熙修突出了他民盟宣傳主委的地位，以表明他的講話足以代表民盟的立場。通篇講話中，羅隆基的辯才表現得非常充分，時常有警句出現。比如:“協商的意義是互讓互得，政治協商會議開得有沒有結果，要看雙方先想讓什麼，而不是先想得什麼”，“民主就是選舉”等等。談到行政的腐敗和無效率，羅隆基說，“ 這實在是政治不民主的表現。因為其他黨派沒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朝黨可以孤意獨行，在野黨無法監督與批評。假若實行民主選舉，在朝黨知道執政一個時期後必須與在野黨平等選舉，那麼就不敢放手做壞事了。” 針對浦熙修提出的“有人說民主同盟是中共的尾巴”，羅隆基答道：“民主同盟可以做任何一個談民主黨派的尾巴。”浦熙修這個提問並非空穴來風。當時，重慶、上海的報紙上都見到過這樣的說法。有趣的是，民盟秘書長梁漱溟面對這樣的質問時，發表了一個這樣的聲明：“我說是共產黨跟着民盟走的，而不是我們跟着共產黨走。……因為共產黨不是憲政國家的政黨，是革命黨，他是有武裝的，他要奪取整個中國的，我們是勸他放棄武力，跟國民黨在建設新中國上可以合作。是我們勸他放棄武力的，他同意了，所以是他同意了我的話，走民盟這個路子，並不是我跟着共產黨走。”（見《這個世界會好嗎？——梁漱溟晚年口述》P187）不過，無論是羅隆基還是梁漱溟，事後他們都承認，“當時民盟跟共產黨是合作的”。 對於政協會議僅僅是商談國共兩黨問題這個說法，羅隆基表示了最大的反對：“這會議，所商談的，將是整個問題，包括其他黨派及老百姓在內，決非僅是國共問題。國家問題也決非兩黨所能解決，就是兩黨答應了，其他的黨派，未必就答應。” 可是，談到具體問題，他的立場還是傾向中共多一些。這可能就是如梁漱溟後來說的那樣，中共當時是受壓迫的，中國有句古話，叫哀兵必勝。而羅隆基自己對於國民黨的一黨專政也早就憋了一肚子的“反感”——羅隆基早年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就叫做《我的被捕的經過與反感》，他還在一些文章里公開譴責國民黨的黨治制度是“分贓制度”，所以有這番立場。 羅隆基說：“要停止衝突，必須停止一切軍事動員。政府不運兵，中共也不會破壞交通。”“至於國軍開往東北的問題，他認為是徒惹糾紛。晚兩三個月絕無關係，必待政治解決之後，再運兵，現在不是什麼國防問題。”關於東北問題，羅隆基的講法似乎太輕飄。俗話說，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可是，在國共問題上，民盟這個旁觀者，因為不牽扯利益在內，難免把許多重大的軍事部署看得輕描淡寫，這也是後來在南京民盟提出的國共調解方案引起中共震怒的原因。 對於未來聯合政府的設想，羅隆基給出的方案是“聯合政府是要有決定國家政策之權，並有執行政策之行政權，並非如過去政府所謂之行政院改組，或成立一個空頭委員會，其方式可以和英國的聯合內閣相仿佛。” 九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一日，政治協商會議結束，國共之間所有突出的政治和軍事問題實際上都達成了協議。議案涉及如下內容：國民政府的重新改組；一項有關結束國民黨訓政時期和制訂立憲政治的施政綱領；對一九三六年憲法草案的修改；計劃召開國民立憲大會的代表人數問題；在國民立憲大會上將正式通過修改的憲法；在統一軍令下對政府軍和中共軍隊進行改編。閉幕當天，浦熙修報道說：“各代表經廿二日之協商，雖甚辛苦，但以結果之圓滿，皆面色興奮，欣欣來會。” 政協會議的結果，好到馬歇爾都沒法消除心中的疑惑。“事後來看，這些協議頗像兩個對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撫中國輿論和美國夥伴，同時爭取時間，以儘可能有利地完成他們的軍隊部署。”（見《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P834） 浦熙修關於一九四六年政協會議的報道，讓今天的讀者看到了中國政壇上許多頭面人物在那個特定年代裡，對於中國前途的思考和爭執，也領略了中國政壇上曾經有過的對於民主政治的操練。在她，是盡到了新聞記者的本份，同時，也為中國新聞史、中國現代史留下了值得紀念的重要篇章。 二○○七年七月初稿，十月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