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的嘗試及失敗 李 偉，李國群 (湘潭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 要：共產國際在正式確立以孫中山為同盟者前，曾試圖聯合吳佩孚，並抱以很大希望。但隨着吳佩孚反動立場日益顯露，共產國際被迫棄吳聯孫。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既有對吳是“革命者”的誤讀，更有功利性實力標準的考慮，也正因為如此，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的失敗是必然的。 關鍵詞：共產國際；蘇俄；吳佩孚；孫中山 周恩來曾經說過：“一九一九年三月共產國際成立後，曾派人到各國訪賢，做工作。在中國，他們不僅找了陳獨秀、李大釗，還找過江亢虎、黃介民和戴季陶；在北方找過吳佩孚，在南方找了孫中山。”在試圖聯合吳佩孚遭受挫折後，共產國際才正式確立孫中山作為合作對象。 本文試就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的過程作一歷史的考察和分析。 共產國際成立後，十分關心東方各國人民，特別是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希望加強與中國革命力量的聯繫。1920年7月，共產國際“二大”召開。列寧為大會撰寫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並在大會上作了《民族和殖民地問題委員會的報告》，深刻分析了殖民地國家的主要矛盾和革命的主要任務，提出了在這類國家中無產階級應與資產階級民主派建立統一戰線的理論和策略，它成為共產國際指導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革命的綱領性文件。據此，共產國際加快了在中國尋找合作者的步伐，從1920年春起，共產國際便不斷派員到中國尋找可以聯合的力量。正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吳佩孚進入了共產國際的視野。 吳佩孚，字子玉，山東蓬萊人，清末秀才。1898年人聶士成的武衛軍當兵，1902年人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1906年任北洋軍第三鎮曹錕部營管帶，炮兵第三標標統等職。1916年1月，護國戰爭時，隨曹錕入四川作戰，升任旅長。1917年7月，張勳復辟帝制時，隨曹錕參加“討逆軍”，任西路軍前敵總指揮。1918年南北戰爭時，攻岳州，陷長沙，4月占領衡陽。6月任援粵軍副司令時，秉承曹錕意旨與南軍達成停戰協議，通電主和。8月，公開攻擊段棋瑞的“武力統一”政策實為“亡國的政策”，直系將領紛紛響應。1919年12月，馮國璋死後，與曹錕成為北洋直系的首領。 眾所周知，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從1917年上台以後，為實現其“武力統一”政策，大借外債，擴充武力，對外“宣而不戰”，對內“戰而不宣”。對於巴黎和約，段祺瑞一開始就力主簽字，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也竭力向大總統徐世昌進言，公然為日本侵略作辯護。在他們的影響之下，北洋政府在山東問題上動搖、妥協。與皖系妥協退讓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吳佩孚的對日態度。巴黎和約問題發生以後，吳佩孚連連通電，揭露日本的侵略野心：“日人此次爭執青島，其本意不止在青島，其將來希望，有大於青島數萬倍者”，因此，“青島得失，為吾國存亡關頭。如果簽字，直不啻作繭自縛，飲鴆自殺也”。[2]與同儕相比，其見解之精闢可謂一語中的。針對當時中外關係，吳佩孚認為中國處境已“如臨岸之馬萬不可輕策一鞭”，勸誡大總統“勿為眾議所惑，勿為威力所制”，“臨大惑，決大計，當機立斷”，[3]從速電飭專使，拒絕對日簽字。吳佩孚還表示，衛國是軍人天職，與其簽字貽羞萬國，毋寧背城借一 。如國家急難有用，他願率部作政府後盾，備效前驅。當外交成敗關乎國家前途之時，吳佩孚敢於打破沉寂，公開發表意見，強烈反對條約簽字，慷慨激昂，確實表現了“軍人衛國御辱的決心”。[4] 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以國內的群眾反日運動為後盾，於1919年6月28日拒絕在和約上簽字。但日本帝國主義並未就此罷手。它一面脅迫北洋政府補行簽約，一面運動北洋政府對日直接交涉。北洋政府態度暖昧，猶豫不決。山東父老鄉親為自身存亡奔走呼號，多方運動。吳佩孚在濃濃鄉情的感召之下，遂聯絡同鄉軍官48人聯合通電，反對直接交涉。他說：“大抵強國與弱國交涉，利在單獨，不利於共同，利在秘密，不利於公開。至弱國外交，則適得其反”，故“直接交涉，結果必於我無利”。[5]況日本是根據德約，援引二十一條，若直接交涉，便等於承認其繼承德人利權，實際上等於承認二十一條為有效。如果是，則國體掃地，以後更無以立國於世界。吳佩孚建議政府應據理力爭，亦可留作懸案，以為將來解決留有迴旋餘地。 五四運動中，直系勢力的“核心人物”吳佩孚表現出了有別於其他軍閥的獨特個性。他發表通電，對學生的愛國熱情給予了極大的同情。他認為：當顧忌者懾於威而不敢言，偏私者阿其好而不肯言，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時，莘莘學子，奔走呼號，前仆後繼，“其心可憐，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他指責北洋政府對直言學生大肆逮捕、鎮壓，是“輕重倒顛措施”，並告誡北洋政府“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大獄之興定招大亂”。[6]他敦促大總統，一為國本為念，以民心為懷，釋放學生，培養士氣，全國一致力爭收回青島。吳佩孚反對日本侵略，反對安福弄權，力促和平統一，支持學生運動等行為，使他贏得了社會各界的廣泛好評。天津各界聯合會稱他“赤誠愛國”，[7]國民黨機關報評他“慷慨激昂”、“富有膽略”，[8]更有人稱他是“愛國軍人”。[9]社會團體與他保持了較為密切的聯繫。就連駐華外國人對他也是好評如潮。美國副陸軍參贊費祿納在1920年8月3日給美國國務院的報告中稱吳佩孚的行動是“一個真正愛國者的行動”，吳佩孚是“為其國家利益而不是為個人私利而工作”。 1920年的《英工商會月刊》稱吳佩孚是“民族英雄”，說他一身“集中了國家的全部希望”。[10](P85)1920年直皖之役後，曹錕、吳佩孚與張作霖組成新政府，新政府改變了對蘇政策，外交部允許優林以商務委員名義來華，發給護照。直系政府接納優林使團，撤消了它同日本政府簽定的反蘇的《共同防敵軍事協定》，由此，優林使團便接近吳佩孚。這時，遠東共和國領導人堅信：“為開展中國的民族主義運動而可以合作的人是吳佩孚不是孫中山。”[11](P23)蘇俄政府遠東問題專家維楞斯基於10月9日發表文章稱吳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正是這樣，引得共產國際的伊爾庫克分局對吳佩孚格外注意，將他作為第一個聯盟的對象。 當直系戰勝皖系之初，蘇俄對吳佩孚的言論還是小心翼翼。1920年8月23日，維楞斯基在消息報上說，吳佩孚的勝利並非革命的勝利，而這次勝利之後，中國將會踏入階級鬥爭的途徑上。他預言未來的鬥爭是“北方軍政”與“南方革命”的鬥爭。[12](P305)但1920年1O月張斯麟代表中國訪俄抵莫斯科時，對吳佩孚的態度已有改變，他稱張斯麟為“吳佩孚部下一位有為的青年”，[13](P129)並在同月九日《消息報》的報道中說吳有親俄的傾向，吳所支持的新內閣在外交政策上會對蘇俄有利。 吳佩孚戰勝皖系之後，他電斥段祺瑞親日賣國，又主張召開國民大會，解決國是，統一國家。這個主張得到了國內商學界的廣泛支持。中國共產黨也認為不能忽視。張國燾說：“在那個時期，吳佩孚成了時代的寵兒。他與民眾團體互相唱和，且有軍事實力作後盾，這對於北京政局具有甚大影響，也是我們所不能忽視的對象。”他與羅家倫在上海同“吳佩孚之友”孫洪伊多次接觸，並參與了上海各民眾團體曾在公眾體育場舉行的盛大的國民大會。[14](P68) 關於國民大會，吳佩孚主張由國民自行召集，由全國各縣農工商學各會各舉一人，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互相監督，這樣，農工界亦必然選出代表參加，所以，吳佩孚的國民大會主張，間接推動了勞工運動的開展，因而更加引起共產黨的注意。儘管張國燾稱吳佩孚是“時代的寵兒”，但蘇俄和中共在1921年10月以前，都還沒有一個與吳佩孚合作的方針，到了十月七日，在《國際新聞通訊)的一篇論文中才看到了政策轉變的徵兆。 維楞斯基在文章中稱吳佩孚為“中國資產階級中的一位開明領袖”，[15](P15)並打算同他聯絡，開始與楊明齋有所接觸。[16](P105)但是，在共產國際中也有人對聯吳持反對態度。同年十一月十六日，親孫派就在消息報發表言論，指責吳佩孚同英國聯盟，走向二條國際上反動和國內反革命的路線。[12](P305)1 921年後期，蘇俄開始與吳佩孚直接接觸。據一些資料記載，蘇俄一位代表到洛陽訪問吳佩孚，但沒有說明代表是何人，可能是馬林，亦可能是共產國際的一個使者或伊爾庫次克分局的一位官員。我們只知道這位代表認為吳佩孚是一名有力的軍人而對政治的認識膚淺。這位代表可能是由李大釗引見，因為1921年後期，通過吳的政務處長白堅武和孫洪伊的關係，李大釗曾到洛陽訪問了吳佩孚，並建議吳佩孚保護勞工，這一舉動可能得到蘇俄在華代表的同意。 在1922年7月至11月間，蘇俄的外交人民委員會代表特別看重吳佩孚，唱和“孫吳聯合”的政治主張。第一次直奉戰爭後，蘇俄看到直系的勢力漸漸擴大，因而對直系另眼相看。古達羅夫嚴厲批評這次戰爭期間孫中山與張作霖的攜手為“不神聖的聯合”，謂孫中山“以民眾為炮灰”；又描繪孫的政略為“投機的、走之字形的、小資產階級的、猶豫的，雖然是與群眾在一起，但實際上是反群眾的”。他勸告孫中山利用中國中部的自然資源與南方和中部各派系聯合而攻打奉張。[12](P117)古達羅夫還以記者名義訪問吳佩孚於洛陽，後來美國記者哈羅(Joseph Well ingtonHal1)回憶當時的情形說；“1922年夏，當古達羅夫訪吳於洛陽時，我也在洛陽，當時各國都派它的政客、傳教士和商人為代表來洛陽晤會和結交吳佩孚。在這幾百個來客之中，吳佩孚對我說：‘我對這古達羅夫印象最好，他不是來奉承我，向我提意見或要求什麼。’據哈羅說，吳佩孚覺得這個俄國代表能理解中國時局的困難，這是英美各國代表所沒有領會到的。 蘇俄的另一位外交代表維楞斯基，也經常在報刊上讚揚吳佩孚。他認為吳佩孚是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是反對其他軍閥與帝國主義勾結的。[12](P118)按維楞斯基的見解，中國統一需要一支國民軍，英國可在財力上給吳佩孚以援助，蘇聯則可在軍事上幫忙，這支軍隊主要由吳佩孚領導。[12](Pll9)8月12日，‘消息報>報道維楞斯基訪問吳佩孚的消息說，吳佩孚對蘇聯的紅軍有高度的評價，他的秘書長亦謂將來中國統一可以建立在中德俄聯盟政策的基礎上。[12](P120)維楞斯基在‘消息報)發表的另一篇文章中又說，吳佩孚是擁護共和制的，他受到資產階級的支持。[12](PI20)蘇俄外交人民委員翟趣林於11月16日發表時局的意見時稱，最近親日派的張作霖在直奉之役後，而擁護國民主義的吳佩孚的派系的勢力日益強大，給日本一個很大的打擊。 這些聯吳的政治主張，不只是外交人民委員會的主張，而且得到共產國際一些代表的支持。1922年11月23日，拉狄克在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的發言中，表述了當時共產國際對吳佩孚的態度。拉狄克說：“直奉戰爭時，吳佩孚在軍事上控制一個兵工廠，但北方的鐵路仍在奉張手裡，吳怎樣呢?只好向年青的中國共產黨求救。共產黨以此實行其革命鬥爭，派黨員為吳之鐵路委員，鞏固其鐵路上的軍事勢力。誰向日本帝國主義攻擊，誰就是為中國革命而鬥爭。後來工人們提出他們的要求，吳佩孚也履行其諾言。因為自由活動的支持，共產黨能夠聯合資產階級革命派的勢力，完成他們的歷史使命，加強了工人群眾在華北的勢力。當然，有人警告我們說，你是極端愚蠢的，你有沒有想到吳佩孚會再次出賣你們?我們對他說，自有小資產階級以來，資產階級都是在資本主義和工人階級間成為猶豫不決的動搖分子。有些自命為社會主義者，亦不知背叛過勞動群眾多少次，然而我們亦把他們叫回來，建立聯合陣線。當然，現在的東方政局，當政權尚在封建階級的操縱下，政客會用猶豫的態度，甚至背叛我們。一定有這種可能的。但在蘇俄的政策上，在共產國際的政策上，我們是不要害怕的。 由此可見，當時的共產國際明知吳佩孚是一個動搖分子，但出於蘇俄自身利益的考慮而執意與吳佩孚聯合，較長時間內在聯吳和孫一吳聯合政策上搖擺不定。共產黨和吳佩孚在京漢路協同排除交通系的勢力，而使合作具有一定的基礎。在政治上，李大釗、陳獨秀及北京的共產黨人，都贊同吳佩孚的“好人政府”，而且李大釗與胡適、蔡元培、直系軍人及研究系分子常有來往，這些人都認為成立一個合法有效的北京政府，是統一中國的前提條件。 1922年6月，李大釗致函張國燾等，認為“好人政府”是混亂局勢中一種差強人意的辦法，並說一些黨外的新文化運動的朋友，希望中共能支持這個政治主張。[14](P232)兩個月後，當中共中央在杭州舉行全體會議時，除了馬林提出改變對國民黨的策略、中共黨員應個別加入國民黨的建議外，李大釗也提議共產黨與吳佩孚合作。他對張國燾說：“直系現分為洛陽 和保定兩派，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可以說是一個愛國的軍事團體。”李大釗認為如果孫中山能與吳佩孚合作的話，中國政局會走上前進的軌道。據說鄧中夏、陳獨秀亦有同樣的主張。[18](P25—26)張國燾的回憶還說到，當時“孫吳合作”的主張得到各方面的歡迎，雖然中共中央懷疑這項政策的可行性，但亦覺得不妨一試，越飛也認為這是好的策略。在越飛去世前發表的《蘇聯與遠東》一文中，提及當年蘇俄在中國的策略，莫斯科認為中國有三大派，孫中山、吳佩孚、張作霖。蘇俄的方針是“解放和統一中國”，實行這個方針，蘇俄不能全力支持任何一派，亦不能與任何一派絕交。越飛稱他的策略是要與各派搞好“親密和友善的關係”。[19](P15—47) 吳佩孚對“孫吳合作”的主張暫時沒有表示反對，主要是因為直系打敗奉系後，吳的北京政府正在向列強借款。“孫吳合作”的主張對吳佩孚向外貸款是有利的，起碼可以顯示出直系有意與南方合作以解決法統問題，統一中國，以此為藉口去向新銀行團借款。孫中山雖然一向主張北伐統一中國，但陳炯明叛變已使孫中山失去了廣東基地，因此，當1922年8月15日越飛派人到上海會晤孫中山時，李大釗提出“孫吳合作”的方案，儘管孫中山對吳有所不滿，但也沒有對此表示極力反對。 在此之前，孫中山和吳佩孚各自通電錶示對國事的意見。6月2日，曹吳通電請南北兩總統同時退位。6月6日，孫中山發表宣言，主張各省裁兵，實行兵工制。6月l1日，黎元洪人京，復任北京政府總統；吳佩孚則電孫中山、伍廷芳等人京商議國事。8月14日孫中山返抵上海時，黎元洪又派代表歡迎孫中山北上。次日，孫中山發表宣言，主張由合法國會行使職權，以和平方法促成統一，建設中國。孫中山留滬期間，曾多次派出代表與各軍閥聯絡。 9月28日，《申報》北京通訊又載孫吳聯合的消息，說聯孫派議員訪問孫丹林，孫在談話中大唱孫吳攜手，謂孫中山的擁護主義與吳佩孚之為國而不為私在精神上相似。孫丹林又說，雖然吳佩孚崇拜孫中山的為人，贊同其主張，但不能拋卻一己的實力去服從一種理想。孫丹林還認為孫中山應在與吳佩孚攜手抑或聯合段、張間作出決定。孫丹林還說，吳佩孚對孫中山的兵工政策深表同情，將來政策實行時，以兵工委員會會長一席予孫中山，而自己甘居副座。由此可見，當時的“好人政府”是有意促成孫吳攜手，徐謙的人閣亦是該項計劃的組成部分。[20](P28-29)到1922年10月中旬，孫中山已經感覺到孫吳聯合的方案是行不通的。這時，他對北京政局大為不滿，在復梅景九函中說：“北京狐鼠所憑，尤屬暗無天日”。又對劉介藩、周震鱗說：“彼輩內訌”，“知終吳四面楚歌”。 中共對吳佩孚的態度也因時局而改變。保洛分裂，而曹錕又想做總統，一向反對與“好人政府”妥協的上海共產黨員頓時活躍起來。陳獨秀派張國燾赴京與李大釗謀政治上的協調。據張國燾的記載，李大釗“不遲疑的表示同意，並說前些時候他曾認為好人政府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但現在時局的發展顯得不可樂觀。直系的曹錕別有懷抱，他的左右更想捧他做總統，連吳佩孚都受到排擠，哪裡說得上廢都裁兵?所以上海中央這種主張是正確而合時的”。李大釗的一些主張“好人政府”的朋友，雖然覺得陳獨秀“老愛標新立異，現在又在唱反調”，也覺得好人政府“將難收效”。[14](P233)十月中旬，因為勞工問題，《嚮導>刊登了君宇《請看軍閥與帝國主義向中國老百姓聯合進攻》一文，抨擊吳佩孚電王承斌派兵鎮壓唐山工人，以及解散俱樂部的企圖。他認為吳的手段是“假借武力的橫蠻鎮壓”，“軍閥與外國的武力通力合作，謀鞏固帝國主義在華的侵略勢力”。[21](P55) 另一方面，中俄外交關係也沒有多大的進展。越飛在京與外交部的會談遭到具體的困難，吳佩孚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顧維鈞為首的外交部照會越飛，促蘇俄撤退外蒙駐軍，並應無條件交還中東路給中國管理。最後，越飛向外交部聲明，蘇俄無履行加拉罕兩次宣言的義務。到了十月中旬，南方的軍事局勢已有很大的轉變。孫中山的北伐軍自贛、湘人廣西，克復桂林；入福建的許崇智部則占領福州。照情形看，孫中山可能在短期內恢復他的南方革命根據地。與此同時，孫中山同蘇俄代表的談判也有進展。1922年底，越飛對孫吳聯合仍抱有希望。他在12月寫的《中國的難題》一文中說：“還有點專政的而政治上孤立的吳佩孚將會與不完全孤立的孫中山攜手，他們兩人會成為中國革命的先鋒者。”但越飛也知道孫吳聯合不一定能實現，因此慎重地警告讀者說：“獨裁的政權會起來而又倒下去的，只有群眾是永遠存在。”[12](P201) 據吳佩孚的顧問岡野增次郎的記載，孫中山在1922年12月仍派代表至洛陽與吳晤談。12月23日，岡野與陳中孚抵洛陽。當時吳佩孚心意未決，但對與孫中山聯絡已不感興趣，也不歡迎陳中孚來訪。後來，陳中孚得與吳會面，連岡野共三人在座。陳中孚轉達孫中山的密旨：希望吳佩孚從洛陽到漢口，孫中山則由上海到漢口與吳會合，共同發表全國統一的政治主張。吳佩孚並未接受孫中山的要求，反而批評孫中山提出十年鐵路計劃，卻連一里鐵路也沒有建成。陳中孚一無所獲，便於次日離開洛陽。 1922年底，北京各方面對越飛的態度愈來愈嚴峻，蕭耀南、曹錕、王懷慶等武人對俄軍拒不從外蒙撤兵大加抨擊。1923年1月17日，越飛偕隨員及眷屬飛抵上海，22日首次拜會孫中山。越飛對吳佩孚的態度已發生根本改變，他在《消息報》發表文章痛斥吳佩孚，認為吳的反對孫中山，以及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統一的兩大障礙，而對孫中山則表示特別尊敬。當時，孫中山領導的滇桂軍已克復肇慶，陳炯明退出廣州，繼而洪兆麟部在潮汕宣告獨立，歡迎孫中山、許崇智回粵。因此，孫越會談很順利取得成功，並於1月26日發表了孫越宣言。至此，“孫吳聯合”已成為絕對不可能實行的事情。在蘇俄與孫中山建立聯盟後，1923年2月7日，吳佩孚殘酷地鎮壓了京漢鐵路工人運動，馬林、陳獨秀遭到了通緝。這一事件激怒了蘇聯外交部門和共產國際的領導人，也使他們認清了吳的真面目。從此，中國共產黨、共產國際、蘇聯同吳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聯吳努力至此徹底結束。 共產國際試圖聯合吳佩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前述的主觀認識上的偏差，又有政策選擇上急功近利思想的影響。基於蘇俄利益考慮而導致政策上的急功近利，是共產國際積極聯合吳佩孚的重要原因。共產國際是世界各國共產黨的聯合組織，從理論上講，俄共(布)只是其中一個支部。但是，由於共產國際是俄共(布)發起組織的，蘇俄又是第一個取得革命成功的，這樣，俄共(布)實際上成為共產國際的領導黨，共產國際的政策往往帶有俄共(布)的印記。俄國十月革命勝利後，一直受到帝國主義國家的敵視和包圍，以至於不得不成立一個形式上是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遠東共和國來作為緩衝區。在急於打破孤立狀態的心理衝動下，蘇俄的對外政策往往具有急功近利的非理性特點，這又不能不影響到共產國際的政策。 影響之一是共產國際在選擇同盟者過分突出實力標準。蘇俄基於自身的利益，更希望結識、聯合握有重兵的實權人物。北方的吳佩孚、南方的陳炯明都符合這個基本條件。而孫中山固然有較高的威望，執著於中國革命事業，但他不曾掌握軍隊，因而在共產國際和蘇俄的某些人士看來只是個“夢想家”。1922年3月15日，在維楞斯基給列寧的信中分析了中國政治 舞台上活動的現實力量：“以曹錕和吳佩孚元帥為首的直隸派統治着直隸、河南、湖北、江西、陝西和甘肅省，這一派的政治中心是曹錕元帥的大本營保定和吳佩孚元帥的大本營。直隸派在其所轄省份約有人11320.4萬，軍事力量約有步兵49．55萬；在華南，這裡的廣東、廣西、廣州、雲南和四川省實現了政治上和軍事上的聯合，孫逸仙博士和陳炯明將軍依靠國民黨這一派，其政治中心是廣州。廣州政府約有人11026．4萬，軍事力量約有27．317萬。只要瀏覽一下附上的中國示意圖，就可以發現，直隸派占有最有利的戰略地位，它幾乎統治了人口稠密，具有巨大經濟意義的整個華中和長江流域，與各競爭派別相比較而言，直隸派是最強大的，而且吳佩孚元帥作為軍事領導人所取得的成就，為他進一步擴大影響和加強實力創造了非常有利的局面。” 越飛在給馬林的一封私信中，也坦言相告，他認為孫中山是“一個真正的革命家”，吳佩孚是個“利慾薰心的軍閥”，但“決不能因此就說我應該同意孫的政策，不應該同吳取得聯繫”。[233(P401)選擇吳佩孚作為聯盟對象，這是共產國際和蘇俄功利性實力標準的邏輯必然。 影響之二是共產國際在選擇同盟者時實行促成孫中山、吳佩孚合作的政策。當時奉系軍閥張作霖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占據東北，這對蘇俄的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因此共產國際和蘇俄主張孫吳合作，建立孫一吳政府，以反對和制約張作霖。馬林曾坦承“張勝吳敗的可能性令俄國十分不安”。[23](P403)但是孫中山並不贊同這種政策，他的策略恰恰相反。1920年7月直皖戰爭後，北京政府落人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之手。 孫中山試圖聯合張作霖，南北夾擊曹錕、吳佩孚。據達林回憶：“1922年孫中山出於軍事上和策略上的考慮，與中國東北的統治者張作霖簽定了關於張作霖參加反對當時執政的北洋軍閥集團鬥爭的協定。原設想，張作霖在北方的行動能夠牽制直系的力量，使孫中山更順利地進行北伐。”[24](P83)顯然，這與蘇俄的意圖相悖，但吳佩孚的反張政策卻與共產國際和蘇俄的主張存在着共同點和一致性。因此，蘇俄在選擇同盟者時自然對吳佩孚青睞有加。如果說共產國際聯合孫中山是冷靜的、理性的選擇，那麼聯合吳佩孚則更帶有更多的自覺和主動。共產國際聯合吳佩孚，既有對吳是“革命者”的誤讀，更有急功近利心理的衝動，因此，其失敗也具有必然性。 參考文獻： [1]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周恩來選集：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 [2]吳佩孚反對簽字要電[N]．大公報(長沙)，1919一O7一O2． [3]吳佩孚對拒簽後主張[N]．民國日報(上海)，1919一O6—28． [4]無射．吳佩孚[N]民國日報(上海)，1919一O9—29． [5]吳佩孚答和平聯合會[N]．民國日報(上海)，1919一O7—29． [6]吳師長佩孚等通電[N]．大公報(長沙)，1919一O6—11． [7]津代表致吳佩孚電[N]．民國日報(上海)，1919一O9一O1． [8]無射．吳佩孚與救國同盟IN]．民國日報(上海)，1919一O9— 19． [9]譚吳等請拒絕簽字[N]．民國日報(上海)，1919一O7一O5• [1O]陳玉璣譯．吳佩孚與英美[Z]．近代史資料，1983(2)． [11]Bh國社會科學現代史研究室組織選編．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12]懷廷(Allen Whiting)．蘇維埃1917-1924年的對華外交政策[M]．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1968． 1-13]尤登，諾特合著．蘇俄與東方i'M]．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57． 1,14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M]．東方出版社，1980． 1-15-]維楞斯基．最近中國的動態©．國際出版通訊，1921(10)． [16]王聿均．中蘇外交的序幕—— 從優林到越飛[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3． 1'lT-]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文獻編輯委員會編譯．共產國際第四次代表大會文件：第1卷I-z-]．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0． 1'18-]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l,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19]越飛．蘇聯與遠東I-j-]．世界經濟與世界政治，1927(10)． [2o3和森．孫吳可在什麼基礎上聯合呢?[N]．嚮導周報，1922(4)． I-z1]君宇．請看軍閥與帝國主義向中國老百姓聯合進攻[N]． 嚮導周報，1922(7)． [22]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t卷[z ．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23]共產國際、聯共(布)與中國革命檔案資料叢書：第2卷I-z-]．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7． [24]達林．中國回憶錄(1921-1927)l,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 Attem pt and Failure of National Comm unists Association to Unite W u Peifu LI W ei，LI GriO—qtln (College of Philosophy and History Culture，Xiangtan University，Hunan，Xiangtan 411105) Abstract： Before uniting with Sun Yatsen，the National Communists Association attempted to unite Wu Peifu with great hope．However，it had to abandon him and began to unite Sun because of the exposure of W u’S reactionary stand．The failure of its attempt was a misreading of W u as a revolutionist，as well as apractical consideration of his strengh．Therefore，its failure was doomed． Key words： National Communists Association，Russian Commmunists，Wu Peifu，Sun Yatsen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