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鞍鋼憲法”看黨內分歧和幹部蛻化趨勢
　　
老　田

　　在革命期間，共產黨人能夠比較深入群眾帶領群眾，代表群眾的利益，這個時期的共產黨人是先鋒黨性質，各個履行管理職能的崗位上的共產黨人是“領導者”角色；等到建立政權之後，共產黨幹部與群眾的距離，有隨着時間消逝而逐年增大的趨勢，領導者逐步脫離群眾路線之後，就完成了第一次蛻變，成為“管理者”；等到共產黨人走到公開排斥群眾路線，選擇損害群眾利益的各種政策，與少數先富人群緊密地裹在一起的時候，這個時期的共產黨人就完成了第二次蛻變，成為“統治者”了。共產黨幹部從革命時期的領導者角色，經過建立政權之後的兩次蛻變，就成為統治者角色，這符合社會分化的一般規律。由於需要把觀察視野擴大到共產黨蛻變這三個不同的階段，這就需要進行一種“簡單問題複雜化”的處理，把所有的上下級關係樣式，都統一定義為“管理”，並且依據管理者對於權力的壟斷程度和用法區別來提出一對“扁平化管理”和“科層化管理”的對稱概念。
　　
　　中國和蘇聯兩國的共產黨，都曾經把馬克思主義作為其意識形態，宣傳是代表無產階級的政黨，跟老百姓的距離也確實比較近一些。特別是中共，為了贏得戰爭，不得不深入群眾依靠群眾，所以在戰爭期間發展出一整套以群眾路線這種領導方法為核心的領導路線。蘇聯提不出鞍鋼憲法，而中國有人能夠提出鞍鋼憲法並得到毛主席的高度肯定，這是與中共在長期革命戰爭期間形成的深刻的群眾運動經驗分不開的。
　　
　　按照周總理後來的一個認識總結，扁平化管理是中國共產黨人的專利，實質是人民群眾在覺悟到自身利益之後的一種自覺的努力，而不是管理層從外部強加的：
　　
　　“黨始終注意使自己的領導同廣大的群眾運動相結合，引導群眾不斷地發展革命的自覺，組織自己的力量去逐步地解放自己，而不是把革命強加給群眾或者把勝利恩賜給群眾。關於這一點，我們已經不止一次地談過，因為黨在民主革命過程中就是堅持這種工作方法而取得勝利的。在這個問題上的新的事物是，在社會主義革命獲得了全面的勝利以後，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繼續把這種工作方法有系統地運用在社會主義建設的事業中，從而形成了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從而展開了國民經濟大躍進的局面。完全可以說，離開了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相結合的群眾路線的工作方法，就不會有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也就不會有去年以來的國民經濟大躍進。”“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的本質，是對人民群眾的在建設社會主義事業中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的高度的重視。總路線要求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這就是號召六億五千萬人提高自己的覺悟性、積極性、創造性，把自己的熱情、智慧和力量在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充分地動員起來。”“人民群眾，這正是一切帝國主義分子、資產階級分子以及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所不可能了解或者不可能完全了解的力量。我國有極為廣大的人力，而作為勞動者和生產工具的創造者、使用者的人是社會生產力中的決定性的要素，是最寶貴的‘資本’。當然，六億五千萬人民的積極性，這個極其偉大的創造的力量，如前所說，沒有社會主義革命是不可能發揮出來的。但是，就在實現了社會主義革命以後，如果不注意用適當的方法去調動它，仍然不可能充分地發揮出來，因而仍然不可能達到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目的。”[1]
　　
　　大躍進以後，特別是文革期間，宣傳鞍鋼憲法都是以與蘇聯的馬鋼憲法相區別而提出的。文革期間宣傳的鞍鋼憲法與1980年代之後完全不同，當時認為鞍鋼憲法有五個基本原則：鞍鋼憲法的五項基本原則是：堅持政治掛帥，加強黨的領導，大搞群眾運動，實行兩參一改三結合（兩參，指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指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三結合，指工人群眾、領導幹部、技術人員三結合），大搞技術革命和技術革命。馬賓本人認為，僅僅是“兩參一改三結合”還不是鞍鋼憲法，這是資本主義國家也能夠接受和實行的，前面必須加上黨的政治領導，後來要加上大搞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才是完整的社會主義企業的管理憲法。在毛澤東時代提倡鞍鋼憲法的同時，作為反面對照的是蘇聯企業的科層化管理經驗——馬鋼憲法：
　　
　　馬鋼即蘇聯的馬爾尼托哥爾斯克鋼鐵公司，該公司的一套企業管理辦法，在蘇聯具有代表性。其管理辦法的要點是：實行一長制，不要黨的領導；搞物質刺激，不要政治掛帥；依靠少數專家和一套煩瑣的規章制度，冷冷清清地辦企業，不搞群眾運動，不實現群眾路線，不搞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在當時被批評為“地地道道的修正主義辦企業路線”。[2]
　　
　　對於共產黨人而言，鞍鋼憲法只能是處在領導者時期才能提出，在轉化為管理者時期就肯定要反對鞍鋼憲法並走向馬鋼憲法，其間最大的區別就是馬鋼憲法要求由幹部壟斷管理權力，有意識地排斥群眾的參與特別是排除群眾對於幹部的監督。毫不奇怪的是，鄧小平等人在1980年之後宣傳鞍鋼憲法的時候，就去掉了政治領導和群眾路線的內容，僅僅強調“兩參一改三結合”，這符合共產黨完成第一次蛻變的需要；反過來，為了防止共產黨人從領導者蛻變為管理者，就需要格外強調群眾路線和政治領導，這實際上是毛澤東和劉少奇鄧小平的根本區別所在。在這個問題上，劉鄧是迎合當權派壟斷權力增加自身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需要的，而毛澤東則反過來，反對在管理問題上當權派擴張自身的權益，探索各種群眾參與和監督的方式，這是共產黨處在第一次蛻變的岔道口之前的黨內分歧內涵。等到群眾被排斥出管理過程之後，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蛻變過程，共產黨不管是否保持名義上的意識形態和組織形式，都將蛻變為統治者，這個時期，就肯定要引進由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所代表的“先進管理經驗”了。
　　
　　由於共產黨人在建國之後都消滅了私有制，共產黨當權派如何看待權力，如何運用權力的問題，實際上內在地決定了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的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分配問題，從而在根本上體現了一個共產黨政權的性質。所以，共產黨政權內部的一切重大分歧，無不圍繞着如何看待管理過程中間的群眾地位這個中心問題。從事後回顧，共產黨完成第一次蛻變之後，就迅速自動地轉入第二次蛻變過程，基本上不存在內部的和外部的制約力量，防止管理者蛻化為統治者的趨勢；而在完成第一次蛻變之前，在國際共運史上只有毛澤東這樣一個人試圖螳背擋車，要逆轉符合當權派需要的蛻化趨勢，通過各種方式去提升群眾的覺悟和組織力量；反過來，劉少奇和鄧小平則是聰明人，試圖加速第一次蛻化速度去迎合當權派的需要，所以，毫不奇怪的是，毛澤東按照自己的預測“摔得粉碎”，而鄧小平則被歌頌為設計師。
　　
　　從中蘇兩黨的差別中間，可以部分地看到共產黨幹部將如何從領導者蛻變成為管理者的。
　　
　　蘇聯於1917年革命勝利，在短暫的內戰之後就鞏固了政權，因為沒有長期的革命戰爭考驗，群眾觀點本來就不夠堅定，等到抗戰結束之後，其執掌政權已經二十多年了，蘇共基本上完成了由領導者向管理者的第一次蛻化。此時，中共才處在延安整風運動剛剛結束時期，群眾路線正處於最高點，兩黨的幹部相遇之後，就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柳運光老同志曾經擔任旅大市委副書記三年，他們跟蘇軍的衝突，可以看作是蘇共的管理者眼光和中共的領導者眼光的差別。最近，老田在大連訪問了柳老，他告訴我：
　　
　　“在大連工作三年有一個強烈的感受，雖然中蘇兩黨都是馬列主義的黨，差別太大了。當時蘇聯建國有幾十年了，我們黨主要是根據地經驗。對於日本人當地老百姓叫小鼻子，蘇軍有時候確實紀律不好，老百姓管蘇聯人叫大鼻子，當時也成立了中蘇友好協會，但是誰去呀。兩黨幹部之間的合作，也沒有很好地磨合總結。有一個老頭叫呂賽，是從蘇聯過來大連海濱養病的，他找我去，說我的黨齡比你的年齡都長，說蘇軍的軍紀會好起來的，你們要趕緊成立警察維持治安，減少蘇軍介入。很多漢奸壞人都去拉攏蘇軍幹部，送女人什麼的都有。”
　　
　　“當時，很多解放區的幹部去東北都走水路，經過大連去東三省，新四軍的、華中局的都有，很多大幹部，資格比我們老，對於大連工作都有發言權，一到大連就批評，說你們這裡像個解放區嗎？共產黨警察戴大蓋帽，像話嗎？不好好組織民兵卻去搞什麼警察，那不是胡鬧嗎？蘇軍在區裡頭有司令部，看見我們發動群眾斗漢奸，戴高帽子遊街，蘇軍就不讓，非讓上法院，我們說那是漢奸，蘇軍就說辦漢奸可以通過法院嘛，硬是不讓發動群眾。我們動員青年參軍，戴上大紅花敲鑼打鼓地送上前線，蘇軍說特務拍了照片，國民黨提抗議說共產黨在大連擴軍。當時兩黨的幹部都有點犯經驗主義的錯誤，蘇聯更明顯，他們要求我們趕快掛牌子，把共產黨的牌子掛出去，他們還說在羅馬尼亞就是這個經驗，讓共產黨趕快出來。實際上證明他們的經驗不對，韓光和我都認為掛牌子沒有多大意義，工會已經是我們掌握的，知識分子我們可以慢慢爭取過來，大連市長一定要找個資本家來干，由我們去找，就算是漢奸也不要緊，底下的幹部都是解放區來的，國民黨掛了牌子的就不要摘掉，知識分子都衝着國民黨跑去了，他們也就是發展了幾千幾百個三青團團員。我們的意見，公開的合法的都讓南京政府接管，我們絕不掛牌子，而是想辦法摘國民黨的牌子，讓他們失效。”
　　
　　“兩個黨之間的指導思想和感情都很一致，但是實際工作中間差別很大，一開會，解放區來的幹部都說大連是個四不像：不像解放區，不像國統區、不像日戰區也不像蘇占區，都說“三光”（韓光、柳運光、還有一個吳子光）搞了個“四不像”。我們自己也是灰溜溜的，好像背離了延安路線，因為要跟蘇軍合作，要尊重蘇聯的一些東西，以蘇為主，但這也不是以我為奴。經過大連去東北局、哈爾濱的幹部很多，批評我們的不少，伍修權還算是支持我們的。”
　　
　　“劉順元是老左派國民黨人，擔任過淮南地委書記的，在那裡工作時總覺得蘇軍的群眾路線不夠，對我們也不夠尊重。蘇軍非常不滿意劉順元，打報告給莫斯科，說劉是個什麼樣的人，要解決。我們勸劉順元趕緊走人，要萬一蘇軍抓人怎麼辦？讓他趕緊回東北局去。商量找一個可以直接見林彪的人，帶一封信過去解釋與蘇軍的矛盾問題，後來發現115師的幹部杜平可以。後來莫斯科反饋的意見還算溫和，說劉同志執行蘇軍的意見不力。劉順元也是一肚子意見，說，我起碼沒有反蘇吧，講馬列主義，群眾路線總要有一點吧，我是關東公署的主任，為什麼不能給你們提意見？當時我們對於蘇軍內部的等級森嚴看不慣，高級軍官吃的麵包都是從蘇聯運來的，當兵跟當官的距離很大，跟八路軍完全兩回事，軍官穿禮服灑香水參加舞會很常見，我們一看，這都算什麼呀。”
　　
　　“我和韓光都在延安呆過，對於中央總的路線和精神還是明白的，在大連期間，羅元帥經過的時候，對我們說，不要追求形式，大連有工業，有很多機械廠，要利用蘇軍駐紮這裡的有利條件，多生產武器，就算是手榴彈也算不錯，生產越多越好，他雖然沒有提高起來明確要求說把大連建成解放戰爭的隱蔽的根據地，但是意思都有了。同時，還在工人中間進行參軍動員，有些工人有技術，比如會開汽車什麼的，前後上前線的人應該不下三萬人，後來有人吹噓起來數字更大，但是三萬是靠得住的。我們當時工會工作的一個重點，也是抓軍工生產，當時膠東那邊、新四軍裡頭搞軍工的人都過來了，統一生產。唐潤超是工會主席，黨內我是工會指導小組組長。”
　　
　　“因為唐潤超是工會主席，不能不為工人說話，我也是，這也與蘇軍產生矛盾。當時港灣來往的船隻很多，裝卸主要靠體力勞動，工人待遇差，工會也辦合作解決一點問題，有的工人往往吃不飽飯，有時拿點東西，蘇軍的保衛機關就不樂意了，那些戴紅帽沿的，比亞金把我找去，劈頭就說：唐潤超是個什麼幹部，他是被開出黨籍的。當時東北局還算是了解大連工作的，張聞天負責時派歐陽欽來當書記，這大概是48年的事情，後來跟蘇軍關繫緊張的問題才基本上解決了。”
　　
　　“我那時也不願意繼續在大連當副書記，全國臨近解放了，幹部不夠用，中央發電報要我回去另外分配工作。在1948年12月30日這天到達西柏坡的，任弼時見我問：你30歲就當了副書記，問了些經歷情況，以及在大連工作的經驗，我把跟蘇軍交往的經歷系統地說給他聽了，任弼時說，你們貫徹毛主席的群眾路線沒有錯，支前工作也沒有問題，蘇聯的布爾什維克也會犯錯誤，他舉例說米高揚來代表蘇共勸我們不要過長江，要是打過去問題多麼大多麼大，還用南北朝鮮、東西德的例子要求我們照辦，毛主席他們很堅決。任肯定了我們的工作。”
　　
　　很多人喜歡想當然地說中共在建國初期學蘇聯，以斯大林模式為榜樣，這基本上是一個系統的造謠過程的結果。恰恰相反，由於中共和蘇共在幹部隊伍方面的極端不同，在國家管理中間根本不可能學習蘇聯的。建國初期在工業管理問題上關於“一長制”的爭論，很典型地說明了這一點，當時只有東北的高崗和劉少奇對於一長制比較欣賞，而大多數幹部都反對這個做法，這個爭論在毛澤東沒有參與的情況下，於1956年落下帷幕，最後大家還都是贊成黨委領導下的分工負責制。1950年代初期黨內高層關於工廠“一長制”的數年爭論，就鮮明地體現了管理者素質落後於科層化需要的嚴重矛盾：“一長制比較強調廠長的權威和自上而下的層層領導，其他組織實際處於附屬地位。這雖然有助於加強企業內部的責任制和決策效率，但是在企業缺乏外部有效制約機制的情況下，一長制也更容易滋生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同時，一長制對廠長的素質要求也較高，按照當時的話，就是‘又紅又專’才行。另外，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一長制所表現出來的自上而下的專職負責制，實際上與自下而上的職工參與管理是有所矛盾的，因為各級都是對上負責，職工缺乏企業的主人感。”[3]這個爭論的結果說明，共產黨幹部中間，對於群眾路線的深刻經驗，在1956年還在起作用，甚至在高層占據優勢和多數。
　　
　　在1961年起草《工業七十條》過程中間，不同的意見又有一次激烈交鋒。對於薄一波主持，馬洪等人執筆的草案，不同意見認為：“條例草案寫廠長負責制方面很突出，而黨的領導方面則不突出；寫按勞分配、給錢方面很突出，而對政治思想方面則不突出；寫責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眾運動方面則不突出；寫廠長負責制方面是連貫的，一氣呵成的，寫政治掛帥方面則是點滴的、不連貫的；寫強調尊重科學方面很突出，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則不突出。”（參見附錄）
　　
　　文革期間，對於是否由管理者壟斷權力的問題，爭論繼續進行，這是鞍鋼憲法和馬鋼憲法的關鍵區別所在，群眾路線與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是二而一、一而二的關係，科層化的管理一個根本性規則就是“專業化”，在“專業化”要求面前一切“非專業的”群眾都要取消發言權，所以，如果把共產黨政治領導限定科層化的管理等級制，實際上就已經在客觀上取消了黨的領導，此時，還不如採用“一長制”以實現責任制並杜絕政出多頭。所以，在如何看待黨的領導問題上，毛澤東和劉鄧也是有根本分歧的，毛澤東認為黨的領導要體現正確路線，政治路線管組織路線，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可以造反，文革前官場中間就已經形成的潛規則“寧可飯路線錯誤，不可犯組織錯誤”不對；劉少奇認為黨的領導就是具體領導，體現為各級黨委書記的權威，所以，黨員只能作為黨的“馴服工具”，不能犯組織錯誤是第一原則，所以是組織路線管政治路線，官場潛規則是對的；而鄧小平更進一步認為黨的領導只能是體現為一些高官的意志，黨的領導要落實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並且採取組織手段來加以保證——“不換思想就換人”。
　　
　　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的很短時間之內，法國學者貝特蘭就敏銳地發現中國出現了一種“工廠專制主義”，這種專制主義是以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批判“四人幫”的名義，來系統地排斥工人監督幹部和參與管理的：
　　
　　“現在聲稱這些規章制度（它們還是被公認為是由生產關系所決定的，雖然只是順便提到）‘反映了現代化大規模生產的複雜過程的客觀規律’。所以工人階級就必須接受這些規章制度，因為它反映了‘客觀規律’。他們還從恩格斯那裡找根據，援引他在反對無政府主義的辯論中的一個提法。在這篇寫於1873年，題為《論權威》的著作中，恩格斯寫道：‘如果說人靠科學和創造天方征服了自然力，那末自然力也對人進行報復，按他利用自然力的程度使他服從一種真正的專制，而不管社會組織怎樣。想消滅大工業中的權威，就等於想消滅工業本身，即想消滅蒸汽紡紗機而恢復手紡車。’”“利用恩格斯這段話表明，中國當前正在執行的東西，恰恰就是以那些超越歷史的‘規律’的名義，強化工廠里的專制主義。”“對於那四個人的批判除了其它目的之外，只不過是鼓吹實行更加嚴格規章制度的一種託詞。……從那時以來就開始毫無顧忌地讚揚‘某些資產階級的規章、制度’和‘資本主義企業經營管理方法的某些方面’，甚至這些東西‘是從工人們的經驗中得來的，所以它們是科學的’！”“官方的思想體系正在力圖否定的恰恰就是在文化革命中所強調的這一點。這種思想體系一味美化利潤，目的就是為了號召工人‘努力工作’，遵守紀律，‘服從命令和規章制度’——這也就是大大縮小工人進行政治干預的範圍。”[4]
　　
　　很明顯，無論是薄一波的回憶錄，還是鄧小平主持的批判四人幫時期的文章，都否認在企業管理方面存在着社會主義不同於資本主義的要求，否認群眾參與的任何必要，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和深揭狠批四人幫，在輿論上把群眾參與徹底地批倒了。到了1984年，鄧小平真的按照1976年的批判者所預言的，制訂出一個“一長掛帥、四總當家”的經濟體制改革決定，全面排斥工人對於管理的參與。這個決定聲稱要以增強大中型企業的活力為中心環節，但是，在實施了十多年之後，國企效益卻急劇下滑，1997 年國企盈利企業的總盈利少於虧損企業的總虧損。此後，朱鎔基公開宣稱要用三年時間完成企業脫困目標，1998年全面展開的國企改革卻是在“不觸動產權就不能叫改革”的指導思想下進行的，經營者持大股的MBO政策開始強制實施，事後回顧，朱鎔基是用把國企變成私企的方式——以國企消失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脫困目標”的——國企已經不存在了當然也就無所謂國企困難問題了。與此同時，對工人實行“減員增效下崗分流”，就此，大部分工人轉變了身份，實現了僱傭化。從這個角度回顧鄧小平的改革努力，大體上可以支持這樣的結論：公有制企業不可能通過依靠強化管理者權力來實現改進績效，排斥了工人參與本身，就開啟了公有制企業的消亡過程。在這個意義上，鞍鋼憲法向馬鋼憲法的轉換就不是一種社會主義改革方向，強化管理者權力排斥被管理者的參與和監督，從一開始就不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開啟了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自我消亡過程。

　　二○○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資料摘錄：中共黨內關於管理者角色的不同意見與爭論

　　1、  關於《國營工業企業管理工作特例（草案）》（即《工業七十條》）的不同意見
　　
　　以下摘自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工業七十條（草案）》“是我國第一部關於企業管理方面的章程。它的頒發試行，對於貫徹執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恢復和建立正常的生產秩序，促進生產力的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對於企業管理的法制建設，也進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是，隨着城市“四清”運動的大規模開展，《工業七十條(草案)》實際上被扔到一邊。在‘文化大革命’中，更被林彪、‘四人幫’誣為‘瓦解社會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黑綱領’。指導這一條例起草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受到許多毫無道理的攻擊。”第951頁
　　
　　起草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的任務，是1961年6月17日鄧小平同志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正式安排下來的。952
　　
　　6月12日，以修改《農村六十條》為主要議題的中央北京工作會議，進入最後一天。毛主席在全體會上講話中，談到要用《農村六十條》教育幹部時，指出:“城市也要搞幾十條”。毛主席的這個意見，實際上就成為制定工業企業工作條例的緣起。953
　　
　　這次書記處會議後，我們以北京第一機床廠調查組部分同志為基礎，組建了一個班子，帶了一大批調查材料和座談會材料，到瀋陽去了。到瀋陽後，在東北局的協助下，在瀋陽第一機床廠、重型機械廠等單位進行調查，一邊調查，討論問題，一邊起草條例。參加起草條例的主要執筆人有馬洪、梅行、廖季立、董峰、張沛等同志。7月初，草擬出了一個比較簡單的稿子。954
　　
　　這以後，我們帶着寫出的草稿，分赴哈爾濱、長春徵求意見。這時企業的同志提出:企業中的許多問題，都不是企業自身造成的，而是上級領導決定造成的，例如計劃是上面下達的，生產指標是上面規定的，原材料供應也是上面決定的。生產建設上的瞎指揮，許多來自上面。外部問題不解決，企業內部的生產秩序即使整頓好，企業工作還是搞不好。根據企業同志所談的意見，我們在修改中，既注意寫了企業內部的問題，也注意寫了企業外部的問題。經過修改，形成了初稿，題為《國營工業管理工作條例(草案)》，共15章，80條。於7月16日，報送中央書記處。955
　　
　　《紅旗》雜誌副總編輯鄧力群同志建議在條例中加一段序言。小平同志贊成，並指示他組織力量搞。之後，他找田家英、胡繩、吳冷西同志，還有王力，搞了一個序言稿。956
　　
　　8月11到14日，在小平同志主持下，中央書記處在北戴河連續舉行了4天會議，對條例稿逐條討論，邊議邊改，最後定為70條，分10章，10章的小標題是：計劃管理，技術管理，勞動管理，工資、獎勵、生活福利，經濟核算和財務管理，協作，責任制度，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工會和職工代表大會，黨的工作。加上鄧力群同志他們起草的總則，總字數約25000字。中央書記處原則定下來以後，我和李雪峰、鄧力群等同志又推敲過一遍文字。956
　　8 月23日，中央工作會議在廬山開幕。《工業七十條(草案)》提交會議討論。……各組在討論中普遍認為，制定這樣一個條例，對於興利除弊、整頓工業企業、搞好企業管理十分必要。有了這個條例後，工業企業的工作就有章可循了。條文很實際，針對性很強，總的傾向是積極的。但是，也有些同志(主要是華東、華北、東北的同志)提出了一些原則性批評。他們認為，初稿對“大躍進”的正面經驗總結得不夠，肯定得太少;黨的領導問題不突出;大搞群眾運動問題不突出;對政治是統帥、是靈魂闡述得不夠徹底;對專業管理寫得多，控製得嚴，而對鼓勵企業千方百計地發揮工人群眾的積極性寫得不夠;只提到尊重科學，沒有提到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敢想敢說敢干;在企業領導制度方面，對黨委領導寫得不鮮明，偏重於廠長負責，等等。華東有些同志說，我們辦工業有兩個時期的經驗:“一五 ”（957）時期，少數人辦工業，我們自己沒有經驗，照抄蘇聯，規章制度太多，束縛群眾的積極性;“大躍進”時期，雖然管理上有些混亂，應該改正，但這個時期放手發動群眾，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創造了許多好經驗。條例草案稿，對第一個時期的經驗吸收得多，對第二個時期的經驗吸收得少。還有的同志認為，對第二個時期的經驗，從消極方面吸收得多，從積極方面吸收得少。有些同志擔心，實行這個條例，又將回到“大躍進”以前的老路上去。
　　
　　就是在中央工作會議之前，一些中央局和省市區黨委曾將條例草案稿拿到企業討論。有些企業的於部、工人、技術人員也提出了類似的意見，不過話講得更尖銳些。例如：北京市12個廠礦的黨委書記、廠長和工人代表在座談時講到:“看到這個條例，感到有點反冒進的味道，似乎把大躍進的東西都吹了。”“對大躍進的經驗肯定得少，看後使人泄氣。”有的還統計了條例草案中“不許”、“不准”、“禁止”之類的字眼有多少處。有些同志認為:條例草案寫廠長負責制方面很突出，而黨的領導方面則不突出;寫按勞分配、給錢方面很突出，而對政治思想方面則不突出;寫責任制方面很突出，而群眾運動方面則不突出;寫廠長負責制方面是連貫的，一氣呵成的，寫政治掛帥方面則是點滴的、不連貫的:寫強調尊重科學方面很突出，對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方面則不突出。從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一些發言中可以看出，企業同志上述的這些意見大都反映到中央工作會議上來了。958
　　
　　對於這些批評意見，中央書記處都進行了認真研究。凡能吸收的都儘量加以吸收，但修改以後，有些同志仍然不表態。這時，我去找田家英同志商量。因為田家英同志遇到經濟工作疑難問題時，好找我商量，我發現他很有見地，很會處理大爭論矛盾問題，所以就去同他商量。他說，這很好辦。他建議:同中央頒發《農村六十條》草案和修正草案一樣，另寫一封指示信，全面論述“大躍進”的成就，並對制定這一條例的目的、意義、重要內容進一步加以說明。在各組討論中，中南組也提出了這樣的建議。中央書記處同意這一建議，並指定田家英同志組織人起草指示信稿。這封信，把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和一整套兩條腿走路的方針，以及“大躍進”時期的許多流行口號都吸納進去，予以肯定，並肯定工業企業在“大躍進”中取得四個方面的偉大成績:企業的生產有了飛速發展，企業的技術力量有了迅速增加，企業管理工作有了許多新的創造和新的經驗，職工的政治覺悟大大提高。這些確實是當時條件下大家的共同認識，因而把大家的思想統一起來了。由於有了這封信，條例草案中某些修飾性的政治語言就刪掉了。959
　　
　　9月17日凌晨3時，毛主席批示:“指示及總則已閱，很好”。毛主席和周總理在審閱時，不約而同地在條例的題目上，圈掉了“管理”二字，所以，最後定下來的文（959）稿就叫《國營工業企業工作條例(草案)》。
　　
　　2、  文革期間發布的毛澤東與劉少奇鄧小平的不同意見
　　
　　文革期間，批判劉少奇的一個主要內容，就是針對他在共產黨幹部的行為模式方面的系列主張：“中國赫魯曉夫推行所謂‘六論’：即‘階級鬥爭熄滅論’‘馴服工具論’‘群眾落後論’‘入黨做官論’‘黨內和平論’‘公私溶化論’（即‘吃小虧占大便宜’），就是用修正主義去腐蝕工人群眾，腐蝕黨。‘六論’的中心是 ‘階級鬥爭熄滅論’和‘馴服工具論’。前者否定無產階級專政，妄想扼殺黨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無產階級革命黨蛻化變質。後者否定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必須繼續革命，妄想扼殺共產黨員的無產階級革命性，使黨員蛻化變質。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批黨員所以一度站錯了隊，就是受了中國赫魯曉夫‘六論’的毒害。”[5]
　　
　　《九大政治報告》中間，提前預言了劉少奇種種主張的後果“就是妄圖腐蝕和瓦解我們的黨，使黨員越‘養’越‘修’，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黨‘和平演變’為修正主義的黨，使無產階級專政‘和平演變’為資產階級專政。”
　　
　　很顯然，管理層權力的擴張要求，聯繫着扁平化管理的消亡和科層化管理的引入，但是，完成資產階級專政還有待於經濟基礎方面的變革，因此，把劉鄧等人對於扁平化管理的排斥直接指為走資或者資產階級專政，這個論斷有把共產黨的兩次蛻變合併為“一次蛻變”來描述的特徵，文革期間小學課本所言更為準確：“修正主義上台是法西斯上台，資本主義復辟是工人農民吃二遍苦受二遍罪”——蛻變是從管理權力壟斷開始的，但是只有完成了第一步之後，才會有第二步，才會走到資本主義復辟。應該說，區別領導者向管理者的蛻化，同時重視管理者向統治者的蛻化，有助於把概念的內涵穩定下來。當然，從蘇東巨變和中國改革的現實看，第一次蛻變啟動之後，第二次蛻變就變得無可阻擋，因此，文革時期的批判文章雖然有“簡單化”的嫌疑，但是符合歷史演變的事實邏輯。
　　
　　劉少奇的主張，還被與歷史上以孔夫子名義出現的各種統治階級主張相對比，然後加以對照批判：“孔子有抹煞階級矛盾和否認階級鬥爭的‘忠恕之道’，劉少奇就有 ‘階級鬥爭熄滅論’和‘黨內和平論’；孔子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的主張，劉少奇就有‘馴服工具論’和‘群眾落後論’；孔子有‘學而優則仕’的謬論，劉少奇就有‘入黨做官論’和‘公私溶化論’。”“很難怪一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劉少奇在他的黑《修養》中‘傑出地完成了’把孔孟思想‘重新塑造為無產階級、共產黨人黨性修養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任務’。”[6]
　　
　　在1975-1976年的論戰中間，鄧小平的各種主張，被預言為將要破壞計劃經濟和公有制，腐蝕幹部和工人的思想，最終徹底葬送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切方面：“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是有計劃按比例發展的，一個工廠，生產什麼，不生產什麼，生產多少，這些都要服從一定的計劃，都要有利於人民的利益。如果每個工廠都搞利潤掛帥，利大大干，利小小干，無利不干，那不就會衝擊和破壞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造成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嗎?為了追逐利潤，企業之間就會以鄰為壑，就會把社會主義的協作關係，變成資本主義的競爭關係。搞利潤掛帥，片面追求產值、利潤，求拜於‘趙公元帥’，搞什麼獎金等等，用物質去刺激人們的積極性，必然要腐蝕幹部、群眾的思想，破壞工人隊伍的團結，把人們引上斤斤計較個人得失，爭名奪利的邪路上去，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變成僱傭關係、金錢關係。由此可見，搞利潤掛帥、物質刺激，社會主義生產關係就會受到破壞，資產階級法權就會惡性膨脹，發展下去，就必然導致資本主義所有制的復辟。在這方面，蘇聯社會帝國主義就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照見鄧小平的險惡用心。”[7]
　　
　　鄧小平的思想最終被歸結到如何對待工人參與管理、參與技術創新過程的問題：“鄧小平宣揚依靠工人階級是‘相對的 ’，這是劉少奇鼓吹的‘群眾落後論’的翻版。按照他的謬論，依靠工人階級是有條件的，今天可以依靠，明天可以不依靠;對他有用時就依靠，對他不利時就不依靠。……鄧小平重新工作之後，不是到處訪‘隱士’請‘逸民’，叫嚷要把那些‘橫下一條心’、‘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的不肯改悔的走資派扶上台嗎?這就說明，他要依靠的是黨內資產階級;鄧小平不是鼓吹要把同他們利益一致的‘有水平，有知識’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提到領導崗位’上來嗎?這就說明，他要依靠的是少數資產階級‘專家’‘權威’；鄧小平不是拜倒在‘洋人’腳下，把‘洋專家’‘洋設備’奉若神明嗎?不是極力宣揚洋奴哲學、爬行主義嗎?這就說明，他要依靠的是外國資產階級。從四月上旬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反革命政治事件來看，擁護鄧小平的就是一小撮敵視無產階級專政的階級敵人，新產生的資產階級分子，包括流氓、地痞在內的社會渣滓，這也是他的依靠對象。鄧小平站在資產階級一邊，反對依靠工人階級，正好說明他代表了黨內外資產階級的利益，是反革命復辟勢力的總後台。”[8]
　　
　　最讓人大跌眼鏡的是，批判者還從鄧小平當時對於文革期間企業管理的不滿出發，預言了鄧小平所滿意的企業制度是“一長掛帥四總當家”：“鄧小平把文化大革命以來的工交戰線描繪成一團漆黑”，“文化大革命把什麼東西搞‘亂’了，這是大家都清楚得很的。文化大革命摧毀了劉少奇、林彪兩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批判了修正主義路線，對上層建築、生產關係中的資本主義的東西進行了一次猛烈的衝擊。利潤掛帥，物質刺激，洋奴哲學那套不香了，‘一長掛帥，四總當家’，管、卡、壓，條條專政那套不靈了。這不正是亂了資產階級、修正主義嗎?這種革命有什麼不好呢?在毛主席關於斗、批、改指示的指引下，經過建立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大批判，清理階級隊伍，整黨，精簡機構、改革不合理的規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員這幾個階段，工廠企業的面貌發生了顯著變化。合理的規章制度在鬥爭中不斷完善起來。幹部、群眾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覺悟大為提高;工人群眾參加對企業的領導和管理;幹部、技術人員參加勞動;工人群眾之間打破了狹隘的分工界限，‘一盤棋大家走，‘龍江’水全廠流’，協作精神大發揚。‘鞍鋼憲法’得到進一步落實。一大批有利於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新生事物生長起來。工業學大慶的群眾運動更加深入發展。對工業戰線在上層建築、生產關係方面發生的這種有利於社會主義的變革，群眾無不拍手稱快。而鄧小平卻斥之以‘亂’，行之以‘扭’。”鄧小平“授意炮製的《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完全承襲了劉少奇修正主義路線的衣缽，有過之而無不及。這就充分地暴露了他那個‘整頓’的反動實質。他講的‘整頓’，只不過是砍殺新事物的大棒，是復辟舊事物的代名詞。他要整掉的是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他要繼承的是修正主義的傳統；他要整掉的是已經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生產關係，整掉上層建築和生產關係方面那些限制資產階級法權的新生事物，他要恢復和擴大的是資本主義、修正主義的東西；他要整掉的是‘鞍鋼憲法’，要恢復的是‘馬鋼憲法’。”[9]
　　
　　在毛澤東去世之後，文化大革命被徹底否定，在鎮壓了各種不同意見並宣布“不爭論”之後，就再也沒有任何干擾，鄧小平得以按照自己的意志來推行他的管理理念，結果就像當初的批評者所指出的那樣，鄧小平真的搞了一個“一長掛帥、四總當家”的企業管理特例，1984年10月出台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就是這麼說的：“現代企業分工細密，生產具有高度的連續性，技術要求嚴格，協作關係複雜，必須建立統一的、強有力的、高效率的生產指揮和經營管理系統。只有實行廠長（經理）負責制，才能適應這種要求。”“中央要求，在一九八五年底以前完成企業領導班子特別是骨幹企業領導班子的調整任務，並且訂出規劃，採取切實措施，在不太長的時間內，造就出大批能夠卓有成效地組織和指揮企業生產和經營的廠長（經理），能夠有力地加強企業的技術管理、推動技術進步的總工程師，能夠切實加強企業經營、提高經濟效益的總經濟師，能夠嚴格維護財經紀律、精打細算、開闢財源的總會計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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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周恩來：偉大的十年（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載《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十二冊，第608-609頁
　　[2]《批判工交戰線的修正主義》中國財經出版社1976年，第15-17、86頁
　　[3]武力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中國經濟出版社1999年，第323頁
　　[4]夏爾·貝特蘭：《大躍退》電子版
　　[5]《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紅旗》雜誌編輯部，1968.10.14
　　[6]勁雲戈：右傾機會主義和孔子思想，1973.11.01，載《紅旗》雜誌1973年第11期
　　[7]鍾實：《批判工交戰線的修正主義謬論》，載《紅旗》雜誌1975年第5期，第48頁
　　[8]同上，第50頁
　　[9]鍾實：《批判工交戰線的修正主義謬論》，載《紅旗》雜誌1975年第5期，第51、52頁
　　[10]《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一九八四年十月二十日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