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周恩來早期民主思想的形成及其影響 劉濟生 （內蒙古民族大學 馬列部，內蒙古 通遼 028043） [摘 要]周恩來早期的民主思想包涵了西方的文化價值。在留日之前他對民主有了初步的理解，在日本期間，對民主的價值熱烈追求和讚頌。周恩來是人類文明的精神驕子，他的思想源頭既有中國的，又有西方的。他的思想品格、人格魅力、道德精神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讚揚不是偶然的。 [關鍵詞]周恩來；民主價值；思想源頭；人類文明 [中圖分類號]D04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5684（2007）05-0036-05 周恩來早期民主思想來源於中國傳統文化、西方文明、馬克思主義這三個方面。他的思想源頭既有中國的，又有西方的，並且和西方的文化價值有着不解之緣，這與他受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的影響有直接的關係。從歷史發展的脈絡來看，廣義的西方文明當然包括馬克思主義，狹義的西方文明包括民主價值為核心的自由主義。狹義的西方文明雖然不包括馬克思主義，但與馬克思主義仍然有諸多重疊的地方，馬克思主義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結果。周恩來早年接觸了西方民主主義，與後來接受馬克思主義並行不悖、相得益彰，促使其思想品格、人格魅力、道德精神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讚揚。 一、接觸西方文化與周恩來早期民主思想的萌芽 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民主理念那麼堅定，民主實踐那麼廣泛，民主追求那麼熱忱，把一般民主和社會主義人民民主結合得那麼好，恐怕非周恩來莫屬了。如果找出原因，固然很多，但其青年時的思想準備則是主要的。周恩來接觸西方文化是在南開學習期間，緊接着是在日本、歐洲的學習和實踐，這對於他了解西方文明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學習和實踐致使他從政治思想、經濟、文化、宗教、藝術、人情世故上較全面地了解了西方文化與文明。 辛亥革命爆發這一年，周恩來13歲，這也是一個初懂政治的年齡了。辛亥革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封建帝制從這一天就成為過街老鼠，儘管民主體制總受到專制的挑戰，但民主共和觀念已深入人心。從此後，人們會運用真民主、假民主、真共和、假共和這一政治準則去評判政府和政體，評判集團和個人。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迅速覆亡，說明誰再搞公開的帝制只能死路一條。後來的一些人不管怎麼專制，也不敢公然帶上皇冠。這些政治局面的波譎雲詭，不能不使時時關心國事的周恩來也跟着思潮起伏。他生長在大動盪、民主和專制互爭消長的歲月，深深受各種政治思潮影響。在南開學習期間，周恩來經常閱讀宣傳民主思想的《民權報》、《民立報》、《大公報》以及啟蒙思想家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法意》等報刊書籍。1914年3月，他在南開中學成立了敬業樂群會。這之後，他多次在校內外發表演說。最能體現周恩來民主理論學習的成果是他1915年的一篇作文，題目是《共和政體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論》。這篇近千字的關於政體的論文，反映了周恩來對於民主的掌握程度。如細察之，大概有七層含義。 （1）民主是人類政體發展史的一個階段。作文寫道：“酋長也、君主也、民主也、大同也，為政體必往之階段，人民應渡之時期，循序而進。”[ 1 ] （2）民主共和始倡盛於十八九世紀，今日成世界潮流。作文寫道：“上古酋長時期，人民昏昏愚愚，”“老死不相往來”，“元元黔首，均為被治之人。”“至十八九世紀，智識漸強，民權日伸，於是有倡共和政體者，”“今日民主共和之潮流日益洶湧。”[ 1 ] ( 75 ) （3）引用了孟德斯鳩關於共和的論述。作文寫道：“孟德斯鳩嘗曰：共和政體者，人人皆治人，人人皆治於人”，認為此數語代表共和真正之精神。[ 1 ] ( 75 ) （4）民主制優於君主制。作文寫道：“民主之所以良於君主”，因為政出民服。[ 1 ] ( 75 ) （5）民主共和制存在權力制衡。作文寫道：“政令之乖舛固必受立法部議之彈劾，司法部之裁判。”[ 1 ] ( 75 ) （6）人人平等，廢除終身制。作文寫道：“出為總統，固可治人。退而為民，亦必被治於人。”[ 1 ] ( 75 ) （7）君主立憲制不若民主共和制。作文寫道：“立憲政體之人民，雖有請願之權，議院有立法之務，然裁仍不得不歸諸君主。……是故終不若民主共和之為愈也。世之國共和也，其必以為然乎?”[ 1 ] ( 75 ) 以上七點，把民主共和政體的基本要求都概括出來了。如果周恩來不讀相當數量的書籍、報刊，是提不出這麼系統的綱要來的。文後老師評語是“思想極高，詞亦懇摯，非明共和真理者，不能□□。”[ 1 ] ( 74 )1917年，他又提出：“人民國家之主人也”及“共和國之統治權在國民全體”的論點。[ 2 ]儘管周恩來對民主共和掌握得這麼熟悉，但他仍然沒馬上相信它。在周恩來看來，民主共和“應渡之時期，循序而進，非一朝一夕之所可立而待也。”[ 1 ] ( 74 )所以不厭其煩講古賢古聖的精神和人格，正因他認為賢人政治能救國，甚至退了一步，對袁世凱“獨夫政治、親德主義，反加贊成，以為他死的是可惜了。”[ 1 ] ( 284 )對此，筆者開始非常不解，既然周恩來早年思想已經對民主的理解這樣透徹了，為什麼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肯定賢人政治？究其原因在於,周恩來早年思想僅僅是從感性上了解了民主的理論和概念，在未出國前，周恩來沒徹底相信民主政治能救國，對民主只是從知識層面來把握的。 二、汲取民主自由精神與周恩來早期民主思想的形成 19歲的周恩來，抱着一顆熱誠的救國之心，豪情滿懷地赴日留學。賢人耶?民主耶?是他準備去尋求的一個答案。 1、留學日本徹底相信了民主主義 1918年2月，周恩來在留學日本期間對《新青年》雜誌產生了難以表述的極大興趣。在國內他也看過《新青年》，沒重視起來，現在卻“看得很得意”，“才知道我從前在國內所想的全是大差”，差在哪裡呢?“想去行那賢人政治的方法，排斥真正的民本主義。”“我從前所想的‘軍國’、‘賢人政治’這兩種主義可以救中國的，現在想想實在是大錯了。”[ 1 ] ( 283-285 )。在5月19日的日記中，周恩來寫道：“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夠發達的原因，是因為民族的變換，地勢的遷移，互相競爭，才能夠一天比一天新。”“我們二千年的歷史，思想學術全都是一孔之見。泰西的文化比較我們的文化，可以說是新的太多。他們要是主宰中國，決不能像元、清兩朝被中國的民族性軟化了。我們來到外洋求真學問，就應該造成一種泰西的民族樣子，主宰我們自己的民族，豈不叫比着外人強萬倍不止了麼?”[ 1 ]( 293 )用外洋學來的真學問，來主宰我們自己的民族，就是用民主主義來代替我們自己的舊的、保守的東西。 2、回國後的民主實踐 1919年5月，周恩來剛回到天津的南開，就批評校長“總是拿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辦教育。‘新’的一線生機僅僅在於學生，校長方面是天天講民主，可是樣樣事武斷，鬧得人心都離體了。”[ 1 ] ( 303 )能熟練運用“武斷”和“民主”這兩個對應的政治概念，且能把“武斷”和“中國式的政治手腕”聯繫在一起，反映出周恩來早年思想業已初步形成。7月，周恩來創辦了《天津學生聯合會報》，在刊名下面用英文寫着：“民主：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們的箴言。”在發刊旨趣中寫着：“本民主主義的精神發表一切主張。”這兩句話，是周恩來相信民主的莊嚴宣言與響亮的口號。這樣簡潔有力的語言，在那個時代是很少見的。今天讀起來，還會感受到有一種震撼人心的力量。可見，周恩來已經把民主作為一個最高的原則，最高的理念，其它原則、理念都要用民主去衡量，看其有無存在價值。在實踐中，周恩來本着民主原則創辦了報紙，成立了覺悟社等組織，多次搞了集會、請願等等，誠心實意地用民主的方式去救國救民，結果卻是被投入獄中。在當時那種歷史條件下，用民主的方式能不能救國?放棄?還是堅持?周恩來的思想在獄中產生了“顫動”。看來，暫時用民主去裁判一切，是值得探討了。 3、“扯開自由的旗” 在1915年新文化運動開始之後，直到1921年，周恩來這一段時間裡充滿了對個性解放的謳歌，對自由的神往、對平等的訴求。個性解放，必須衝破舊的人身依附關係，衝破舊的禮法，呼喚正常人應該獲得的自由、平等和幸福。最能體現周恩來獨立自由的一件事情是，拒絕與嚴修之女訂婚。嚴修，1860年生於鹽商家庭，1882中舉人，次年成進士。1873年進翰林院編修，1895年任貴州學政，1898年任直隸學務處處長，1906年任部右侍郎，1911年成立南開中學，任校董，被稱為南開之父。嚴修思想比較開化，南開就是採用西式教育辦學。1915年，南開全校舉行國文比賽，每班可選出五名同學參加。這次比賽由嚴修親自閱卷並選拔。周恩來選做的《誠能動物論》取得全校第一名。周恩來所在的班也得了班級第一名。嚴修親自寫了“含英咀華”四個字的旗幟作為獎品，獎給了周恩來所在的班級。嚴修還是醉心於對舊劇改革和熱心鼓勵新劇的人，周恩來活躍於南開話劇舞台，也使嚴修器重。嚴修曾幾次請周恩來赴家宴。這種寵愛終於發展到托人向周恩來提親，打算把自己女兒許配給他。周恩來對傳話的朋友說：“我是個窮學生，要是我接受與有名望的嚴家聯姻，我就得事事聽從他們了。”周恩來這種充滿獨立人格的行為，使思想開明、襟懷大度的嚴修讚嘆不已。後來兩人保持了長久的友誼。周恩來後來去日本，去歐洲，都得到了嚴修的無私的資助。解放後任總理的周恩來說“嚴老先生就像一碗高湯，清而有味”。[3]這是對嚴修老先生對他拒婚的獨立人格肯定的歷史回應。 在日本留學時周恩來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一名戰士。在1919年4月5日《雨後嵐山》這首新詩中寫道： 萬綠中擁出一叢櫻， 淡紅嬌嫩，惹得人心醉。 自然的美，不假人工； 不受人拘束。 想起那宗教，禮法，文藝，…… 粉飾的東西， 還在那講什麼信仰，情感，美觀…… 的制人學說。[ 1 ] ( 301 ) 這裡，他毫無拘束地歌頌自然界天然的不受人間禮法約束的自由，由此，批判那種束縛自然與自由的那些制人學說。一個青年人，在雨後初晴、櫻花燦爛的時節，一種發自心底的解放，映射了從封建藩籬解脫出來的興奮。同一天，年輕的周恩來還游了京都的園山公園，也寫了一首白話詩，大膽地寫着美麗的女性，表示對“女權”的高揚。詩曰： 滿園櫻花燦爛， 燈光四照， 人聲嘈雜。 小池邊楊柳依依， 孤單單站着一個女子。 櫻花楊柳，哪個可愛? 冷清清不言不語， 可沒有人來問他。[ 1 ] ( 299 ) 這首詩意境較朦朧，但情感上很開放。女子與櫻花楊柳，哪個可愛?這種詰問，表明自然和人物都可愛。這情景交融的描繪，透露出一個青年人對美好人生的渴望。 1919年12月，已回國的周恩來，在天津成立了“覺悟社”。在他親自執筆寫的《“覺悟”的宣言》中，把自己領會的自由人權觀念儘量雜合進去。他寫道：“本着反省、實行、持久、奮鬥、活潑、愉快、犧牲、創造、批評、互助的精神，求適應於‘人’的生活。”[ 1 ] ( 332 )接着又在《覺悟》一文中繼續發揮道：“人在世界上同一切生物最大的區別，就是人能夠‘覺悟’，一切生物不能夠‘覺悟’。‘覺悟’的起點，由於人能夠知道自己。因為自覺，遂能解決人生的人格、地位、趨向，向着進化方面求種種適應於‘人’的生活。”“人生最大的要素是靈性。” [ 1 ] ( 333 )這個覺悟顯然受到了梁啓超“新民說”的影響。 封建社會把人不稱其為人，抹殺人的尊嚴、個性，不准許人去思考，讓人去依附他人，所以，“人的生活”也無法稱為“生活”。青年的周恩來在借着“覺悟社”成立之際，把自己個性解放的觀念簡潔地表達出來。從整個行文表述中看到，周恩來認為人們都不自覺，不自省，人的價值究竟如何?人的生活，真“人”的生活到底應如何，不覺悟不行。只有覺悟了，才能促進社會進化。1920年6月，還在獄中的周恩來聽到李愚如等同學赴歐勤工儉學，又用自由體寫了一首白話詩，繼續表達在內心升騰不已的個性解放之火，心中神往着理想化的法蘭西。他寫道： 你要知道! 幸福是要自己去找， 株守相等， 是沒有得到一日的…… 本我的志趣， 辟我們女子的生計獨立， 精神獨立的自由徑路； 保我們女子的人權天賦。 …… 一處處浪卷濤涌， 奔騰浩瀚， 送你到那自由故鄉的法蘭西海岸。 他日歸來， 扯開自由旗； 唱起獨立歌。 爭女權， 求平等 來到社會實驗。 推翻舊倫理， 全憑你這心頭一念。[ 1 ] ( 385-386 ) 在激情澎湃、思緒昂揚的詩歌中，儘管他不現實地把法蘭西自由理想化了，人格化了，但出於一個從東方幾千年靠倫理，靠強權壓抑個性所造成的人們心靈桎梏，這無疑是沉睡中的春雷在滾動，充滿着積極的意義。 4、用文藝的形式諷刺依附關係，倡導平等 青年周恩來的自由觀儘管奔放不已，但他沒把自由絕對化。如果提倡絕對化的個人自由，必然傷及他人的自由，或者這種自由是建築在他人痛苦之上。而青年周恩來在提倡自由的同時，力倡平等，博愛。這一思想集中體現在周恩來於1919年12月寫的《死人的享福》一詩中： 西北風呼呼響， 冬天到了。 出門雇輛人力車， 車夫身上穿件棉袍， 我身上也穿件棉袍。 我穿着嫌冷， 他穿着卻嫌累贅； 脫下來放在我的腳上， 我感謝他愛我， 他謝謝我助他便他。 共同生活? 活人的勞動!死人的享福![ 1 ] ( 334 - 335 ) 在平等意識支配之下，為什麼我坐車，他拉車?接着就是“共同生活?”的追問。這一追問把兩人的不平等給揭示出來，把人間不平等也揭示出來。這與魯迅先生的《一件小事》的選題表意如此接近，毫無疑問是受新文化運動思想的影響。 5、實踐對自由的拷問 1919年11月6日，日本帝國主義製造了“福州慘案”。25日，天津學生一千多人遊行講演，散發傳單，聲援福建人民。12月10日，天津學生聯合會號召抵制日貨。20日，在南開操場召開有10萬多人參加的國民大會，當場燒掉在街市檢查所得的十多卡車日貨，火光飛騰，日貨化為灰燼。會後又舉行了浩浩蕩蕩的示威遊行。1920年1月23日，學聯調查員在魁發成洋貨莊檢查日貨，被闖入的三個日本浪人毒打。學生聯合會又被當局查封。29日，以周恩來為總指揮，各校學生達五六千人集合到直隸公署請願。當周恩來等四人闖入省公署，被全部逮捕。先押在警察廳，後又移送到檢查廳。周恩來失去了自由。儘管大家在羈押中多次要求各種自由，如通信自由，但都被剝奪了。他深知為了愛國，為了正義，爭取自由是多麼的艱難!失去自由這半年中，他拷問過今後的自由怎麼獲得。思想發生顫動。和周恩來一塊戰鬥的鄧穎超後來深有體味地回憶說：“從此我們更認識了反動政府的猙獰面目，認識了愛國自由和民主權利決不是不經過鬥爭和流血，就能輕易得到的。”[ 4 ] 到了歐洲，周恩來又親歷了旅法學生為進里昂大學進行的大規模請願活動的失敗，他對政治自由認識更加深化。1921年春，周恩來決定用共產主義來代替民主主義。但是，他並沒有把民主拋掉，而是把它作為思想發展的一個階梯，保留在自己的思想和行動中，並把共產主義和民主主義結合起來。特別在後來的政治生涯中，各種專制主義向人們襲來時，他總是善於用民主保護大家。民主，是周恩來堅定不移的價值觀。 三、周恩來早期民主思想對其人格魅力的影響 在長期的革命實踐中，周恩來一次又一次親歷政治自由被剝奪，使他認識到舊制度的歷史局限。但周恩來終其一生，在個人自由、政治平等、婦女解放等方面一直堅持自己的看法，他從來沒有忘記青年時代對民主、自由、平等、人權的理解，他始終堅守着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價值觀念，使其思想品格、人格魅力、道德精神贏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在建國初期，周恩來敏銳地看到個人崇拜苗頭的出現，在公開場合中他反覆強調領袖同樣也是普通的人，也會犯同樣的錯誤。例如毛澤東同志也曾有過封建迷信，信過佛教，也曾經犯過錯誤，曾經有過城市中心論的實踐，不要神話領袖個人。在1960年代初期，周恩來看到個人崇拜給國家和社會帶來的危害，儘管很難公開批評毛澤東的個人崇拜，但是他通過講哲學、唯物論、個人的局限性，教育黨員和領導幹部認識個人崇拜可能帶來的嚴重後果。在“文化大革命”狂飈驟起之際，他教育紅衛兵們尊重劉少奇、王光美的人格，不讓紅衛兵給別人帶高帽。這說明他深層文化意識中，保留着人類那種進步遺產的影響。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步入了晚年，依然以海納百川的胸襟，推動出版了一些西方名著，使人們在封閉中接觸了異質文化。在文革後期，在無法實行自己理想的特殊環境下，周恩來帶着遺憾離開了我們。用民主精神克服封建主義，是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提和條件，離開了批判封建主義，反動的東西就會復活，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必須學習人類的先進文化，這是周恩來總理的未竟事業。 [參考文獻] [1]周恩來早期文集(上)[M].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1993.74. [2]周恩來年譜[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21. [3]人民總理周恩來(下)[M].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2291. [4]五四運動回憶錄(上卷)[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