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先生均鉴： 我这封信到达先生之前，我已经死了，我在死前，决不给先生这封信，因为我是一个待决之囚，不好妄谈时政，而且恐怕别人批评我藉妄异宽宥赦，等于摇尾乞怜。我自命是一个男子汉，生死等闲视之。先生能够原谅我与否？这是先生自己的事，我不愿在死之前，作这种无聊的事。 我虽然死，我决不对先生有什么怨词。先生置我于死，自然有许多理由，或者因为我以前随汪先生反过先生，或者因为参加南京的组织，或者因为国际的关系，或者因为国内政治的关系，甚至或者因为恐怕我将来对于国内统一是一个障碍。凡此理由，都可以使我死。而以上几种理由，我都愿意接受。我这几年来及于我的主张而来南京，无非希望对汪先生有所补救，更对国家有所补救。一方面希望无负于国，一方面希望无负于党，更希望无负于先生，同时也希望无负于汪先生。这种处境我是很困难的，而这种用心也是很悲苦的。我说这些话，我不是还希望先生原谅，现在就是先生原谅，也来不及了。不过我在民国二十一年曾对汪夫人说：“ 我从今以后不再反蒋。”这句说话，我对自己要负责任的，这是表示我自己的责任，和回应我死而无怨一句话。 我的自白书内无句不是事实，我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诳语，先生看过之后，就可以知道我的心迹。现在事已过去，也不必谈。我心内所悬悬放不下的还是一个共产党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家前途，关系到党的前途，更关系到先生的前途。我虽然死，不得不尽量和先生说，或者死之言可以使先生动听，也未可知。 现在世界上的反共阵营一个个在那里崩溃，德国是覆亡了，意大利是削弱了，日本也投向了。希特勒他们的覆亡是有利有的，我看他们的失败，不失败于反共，而失败于方法。举希特勒为例罢，他的目的是在苏联，因为对付苏联恐怕力量不够，于是现行在国内树威，继而吞并奥大利，捷克，波兰，企图养精蓄锐，一举而摧共产党的壁垒。然而因为这样，惹起英法的恐怖，反而与苏联联合了，致有今日德国的覆亡。日本也不例外，因惧怕苏联而侵略东北，因侵略东北而惹起中国的恐怖。以后更有上海之役、塘沽事变、卢沟桥事变，于是引起八年战祸，更因此而引起了太平洋战争，以致根本失败。虽然日本以反共自命，终之反与苏联妥洽，似与德国不同，但失败的路线是和德国毫无异致，都是想自己先培养实力，稳固阵地，然后苏联。但在对苏之前，以使别国恐怖，别国受害，终之惹起公愤，反过来先对这些侵略国家，而苏联反可以从容应付，坐收最后胜利。 中国情形自然和德日不同，中国仅是反共，商谈不到对苏，仅是自卫，而不是攻击，中国决不会像德日两国先要侵略别的国家来培养实力，稳固阵营，致惹起别国的恐怖和反对，然而中国也有特别危险的情形，那就是国家因为科学和教育落后，国家的组织力还不及德日，农村还停滞在封建农业时期，而工业还停滞在家庭资本时期，（例如较大的工业，都是家族关系多，社会关系少，就是一个证明。）以这样的组织碰到共产党的组织和宣传，又加上恐怕的行动，就很容易溃散。 现在听见有许多人说：英美是不怕共产主义的，我们如果民主，我们也有办法。谈这种话的完全是皮相之谈，英美人民有深长的资本主义历史和思想，农人是一种中产阶级，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不用说，就是工人，他们都有跃为资本家的希望，每个人都有享受中产阶级生活的机会和希望。他们用不着一个党和一个政府的指导，不然就可以抵抗共产党，英美的工会共产党绝对不能插足，发挥力量，中国可就不是那回事了。 首先就中国的历史说罢，除了历代外患和篡夺与中国的社会无关外，秦末的陈涉，西汉的赤眉，东汉的黄巾，乃至明末的流寇，凡祸乱之起，都起于贫农。他们的崛起，俨然政治不良为对象。不过中国在历史上无论何时，政治的清明时期都很短，其原因在于士大夫的阶级和人民隔离太远，再则地方制度始终没有确立而官吏太无保障，凡做官的人——除了少数清流以外——除了向人民压迫之外，他们没有方法生存，更没有方法保障下台后的生活。人民既然没有地方制度，和真正的预算，他们无法保障自己。 因此政府和人民无时不处在对立的状态，一有饥馑或有人祸，必定起而暴动。这是中国数千年的史实，而现在的情形也丝毫没有进步，因此中国共产党特别在中国生存、发展、乃至于成了今日的情形，未尝不踏在历史上的辙迹。不过共产党更有一种主义作核心，更有一种组织作推动罢了。 ------------------------- “父亲临刑前，和检察官有一段从容大度的对话。在场记者群将之纷纷载诸各报刊，其中均提及父亲说有一封未完成的信给蒋先生。父亲去世后，遗属在监狱领回之遗物中，得到该信的抄本。谅系监狱中之同情者，在将原信呈交司法行政部前，将此抄本交其遗属。观其内容及语气，与父亲一贯思想和作风吻合，删改之可能性很少。所以，将抄本全文，在这附录刊出。 陈干 识” （编者按：此信原本，据云已呈交司法行政部，本书之附录，系据陈干先生所藏抄本排印，故请陈先生附识于信末，略述抄本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