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的空军大院《六》《全文完》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饱经沧桑的空军大院迎来了千树万树梨花开，何止梨花开，桃花也开，杏花也开。军队的正规化年轻化知识化开始形成有规律的制度，个人行为逐年消减，盘绕了中国几千年的终身制世袭制终于在我的眼前灰飞烟灭，走得好凄凉，这种终身制世袭制受益的始终是少数人。说实在的，我在这两个制度下也能生存，也能分到粥喝，但还是觉得太费神，练来练去，练出个察言观色好眼力。 空军大院开始像《围城》一样，有人出去，有人进来。我众多的在29师，26师，45师，49师，25师，36师，3师基层工作的老战友老朋友儿时的伙伴都是在那时调到空军各部各处任职工作的。为写这篇文章，我掐了指头算了算，光岁数比我大的就有二十多人，我实在想列出他们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北京著名的“老三届”，那个时代的精英。很可惜，这个春天来的晚了一点，他们到机关的时候都已经是三十五岁以上，也就是说，在三五年内，如果当不上处长或部长，也面临走人的问题。 空军大院的人事关系一直呈纵向，横向没有人发展，即使发展历史证明也是利少弊多。长期以来空军大院的认识人最多的不是机关干部不是首长秘书，而是服务社的服务员，理发店的理发师傅，食堂的管理员。我在空军机关认识人很多，除了前面提到的老关系外，后来又通过在空军开会教英语，认识了岁数比我小的不下几十人。为了同这些新老朋友保持良好关系，让对方有安全感，我采取的也是纵向联系策略，从不走横向，换句话说在张三面前不说认识李四，在李四面前不提张三，否则让对方感觉此人是“长舌妇”，没有人愿意再同你交往。 是老朋友就得像串亲戚一样经常走走，一旦关系疏远或人家地位变化，以后想联系都很困难。文革时空军机关流传着一句非常实用点心入肺的老话“分散投资不如集中投资”，很多空军老一代把宝押在林彪身上，结果吃了大亏，个别人一辈子也没有翻过身来，我们年轻一代不能走老路。还有，同空军的机关干部联系一般都是业务关系，特别亲近的朋友才走私人关系，如果没有相对业务，你突然闯进人家的办公室聊起了家常，不认识你的其他干部会感觉很反感。那么，怎样才能够在空军机关走部串处，直闯人家办公室又让人不觉唐突，运气好的时候，部长处长也凑过来聊几句呢，历史又给了我新的机会。 一九八六年，空一所安排我去美国参加国家重点项目“七八一”工程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最后验收工作。在美国我眼界大开，亲眼看到了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回来以后，大胆地构想了一套“计算机英语听力教学系统”，整个过程我早已写进《二十年的等待》一文，下面大段摘录如下，大家看着方便，不再重写了。需要说明的是，文中提到众多精英的名字，不要有太多的感叹，毕竟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了： “ 二十年前，每晚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南苑空一所的干部战士开始进入梦乡，这时张民，白明，王毅，刘晋，小万来到我住的三号楼听我讲解计算机英语教学系统的构想。这些人个个是精英。其中白明在中国最早将计算机技术应用到图像照排系统，王毅在中国最早实现苹果机汉化。当时分工白明设计硬件接口，张民负责软件接口，王毅小万负责考试程序的设计，刘晋负责生产和外联。一个具有美好前景的，二十年后学校普遍采用的计算机英语教学考试系统就这样孕育了。这个精英搭配的班子至今让我留恋万分，难以忘怀。那时赢赢还不会说话，每天睁大眼睛听着我们的讨论，好像弄懂了人生的乐趣。 三个月后果然拿出了计算机演示系统，立刻在空军，在中关村，在全国电教界引起了轰动，荣誉，鲜花，美酒铺天盖地而来。从那时起，我们几个年轻人成了高科技展览会的明星。八八年在张建宇的安排下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国际发明展览会，获银奖。发明五笔字型的王永民先生当时也万万没有想到计算机可以教英语出题考试，他给我题词说，"这真是个奇迹！”。每天都有单位和个人找上门来请客吃饭谈合作和技术转让。北京电力学校的吴忠，廊坊石油专科学校的孙小义成了我们的首批用户。 我的想法是以最快的速度推向市场，最后看到一个由韩景林领导的步履艰难的电教小厂挺有诚意，双方同意前五套设备的利润按六四分配，以后按四六分。工美派出一个叫小郎的技工与张民白明进行设备技术对接，我发现他学习特别仔细认真，认真得叫人担心。果然不出所料，在掌握所有程序之后夹包不辞而别跑到保定单干去了，还好考试系统他不摸门，没盗走。这时张民提出独撑软件工作，我看到张民与王毅小万矛盾在起，在白明的要求下也就同意了，好像给了小万一万人民币。这时的韩景林颇具有延安精神和毛泽东的谋略，让我在展览会上出尽风头，刘晋跟着我拼命死干，自己躲在北总布胡同里踏踏实实地组织生产。他特别想掌握英语教学软件和配音磁带，那是我每天起早贪黑录下的《美国之音》又编成的教学软件，一套可以多卖出六万人民币。沧州的吕东青也付出了相当多的劳动。 项目的早期分配原则是按贡献平均分。三年后我正式丢掉铁饭碗全心投入这个项目。当张民白明从老韩那里得知我没有平均分钱时，开始同我叫板了，先是不着边际乱打枪，要求所有参加者平均分，以后要求多分，实际上我每个月多拿四百多工资钱，对此我没有同意。后来他们索性对这个项目不感兴趣了，叫来研讨，总说没空儿。实际上他们已经帮着老韩和别的厂家更新和设计新的程序了。好在名不正言不顺，只能小打小闹儿抄一把。 刘晋走后一年，这个项目就走下坡路，程序方面没有向前挪动一步。老韩的羽翼在逐渐丰满，当我把最后一盘英语磁带交给老韩后，老韩先是微笑，后是摊牌，说设备已全部更新，什么六四，四六，索性一分没有。我顿时陷入绝境。后来我又构想了计算机教学显示系统，委托李闽川，李洪林，郝建捷日夜攻关，终因技术构想落后，赶不上日新月异的计算机发展速度，最后以失败告终。从此我一见IT就闹肚子。 这个项目就是韩景林踏踏实实地收获十年，其他人各奔东西，刘晋早早地去了美国，白明张民到北师大搞了个八六三模糊数学实验室，江泽民曾造访过，开发的多是电饭锅洗衣机模糊控制器之类产品。据说张民后来去了上海，没有消息。我的命运也不佳，来美后先在餐馆打了一年工，后来买下一个小酒庄。还好练就了一身品酒定价的绝技。” 当“计算机英语听力教学系统”画上一个句号的时候，我方才觉得毛泽东的伟大，一个农民的儿子不仅后来统治了中国，而且到死一直得到中国人民的爱戴；我方才佩服那些因改革开放起于平民的中国企业家们，都是时代的大英雄。不过，我们确实有过一段美好的岁月，虽然短暂，只有几年时间，还是值得回味。 在教学系统发展成大系统之前，是一个办公桌型个人小系统，特别适合机关干部自学英语提高听力水平，硬件是一块接口板和一个电控录音机。八十年代末期，空军机关各部处已广泛使用微机，不过那时微机成本很高，最贵时达两万人民币。我和张建宇开始了一个处一个处访问，我负责演示，张建宇负责安装调试，每到一处观看的人很多，都说是个好东西。问题是这个系统开发实在是太超前，那时家庭还没有普及微机，只能把系统接在办公室里，上班时间放英语录音又实在不成体统。一些有实力的处还是大胆购买，因为时间不等人，早学习，早受益。后来的岁月证明，总装部进一步扩大，空军输送了好几个年轻懂英语的机关干部，有一个还正式干起了翻译工作。 当然也有不感兴趣的处。有人建议我去见见刘帅的女儿，那时她是防化兵部或二炮部的一个处长，去问问她要不要。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正在训一个非常年轻的小参谋，缘由可能是准备开设备可靠性研讨会，会期已经定了，还没有请到有关专家。我立刻心中一乐，真想推荐自己，因为我知道空军懂设备科学管理的专家全部都在一所情报组，又一想，不能这样不严肃。我对刘处长说，这事好办，我推荐可靠性专家王立群到会讲课，你现在让小参谋立刻起草一封邀请信，我带回空一所。我再三介绍我的学习系统，刘处长还是摆摆手，说不感兴趣没有愿望购买，可能那天心情不好。 不知是何年何月空军领导机关有了招待来访干部的客饭制度，我原来办事一直是快进快出，没有想过领导机关的干部会招待吃午饭。这次不同了，一些处长主动问是否留下来吃午饭，有些处是处长签字开出饭单，写明招待标准，自己去招待食堂吃就行了，有的根据情况参谋助理直接开单，很多处对我都不错，这里只列出几个代表性人物，说明随着岁月的流逝，老潘仍然念想他们。 大院八零系列文章刚开始的时候，首先提到的是科研部情报处，那是我空军梦开始的地方，后来的十年，上上下下对我一直很好，我们最早相识是开会，后来是友情，可惜，我只记住了梁新政一个人的名字，因为我从懂事的时候就认识他，应该比我大四岁。后来听说他去了后勤部军械部，当上了副部长，现在也退休了。每次去大院找他，他都会主动问我，想不想留下来吃午饭。 需要重笔一提的是政治部的郝燕生，我在空军大院见到他的时候已是上校军衔了。他六八年从北京入伍，以后一直在陕西临潼二十五师当特设师，他为人憨厚朴实，有一年我在西安，他送给我二十多个近一斤重的临潼大石榴。我还认识他哥哥郝鲁平，郝鲁平最早在二十九师独立大队当雷达师，也就是空军司令乔清晨当了多年政委的那个独立大队。后来郝鲁平到了南空军务处齐处长手下负责每月到北京送一次军务报表，去时提保险箱坐软卧，回来时因报表已上交，改坐硬卧，当年属于战斗实力文件就是这样传递的。那天，郝燕生见了我好高兴，拉我到军人服务社二层的招待餐厅吃客饭，两个冷菜，两个热炒，两瓶燕京，我们谈话十分拘谨，不知该说些什么。 最后提到的是常呵。常呵是空军老前辈常乾坤副司令的二儿子，常乾坤也是中共第一个派到苏联学飞行的老红军。我很小的时候就认识常付司令的几个儿子，给我的印象是个头大，感觉憨实。常呵六八年去了36师当兵，我再次见到他是在大荔县黄河滩农场，那次他到农场不几天，就被急电召回北京，常乾坤病重去世，享年七十岁。常呵后来一直在工程部科技处工作，当个处长好困难，排了好几任才排到，可能与父亲去世太早有关系。常呵对我的历史不了解，一直当成了工作关系，对我非常好，热心帮我推广英语学习系统，每次我到他的科技处就像回家一样。最近我看到一张他和俄罗斯驻华大使合影的照片，看来俄罗斯方面也相当重视常乾坤在苏联的那段历史。 中国有古语流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可能过去古人理解培养人要比种树难得多，从当今科学的发展看，培养一个人最佳时间段应该是十年，太短太长都很难看出结果。八十年代末期，空一所领导在寻找我的最佳使用点，我在暗暗寻找自己的最佳人生落脚点，当然最理想的应该是两点重合，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我察觉到领导决心把我打造成刘云那样的航空维修理论人物，只要往这条路上走，一路绿灯，要经费有经费，要时间有时间，稍有偏差，则红灯警告。问题是刘云的知识分子前半生让我太寒心，要住房没住房，要称呼没称呼，坐一所上下班的班车也没人让座，当然知识分子的地位后来有了极大的改变，这也是意想不到的事。我决定不管三七二十一，做第二个万润南，自己先富起来再说。接着发生的是与各级领导产生强烈的争执，可以说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后来我听说，室主任韩金岳在向上级汇报的时候，眼圈都是红的。 需要向岁月说明的是，我的结局并不好，最后在南苑四小门口开了个小烟酒店，也像《血色浪漫》主人翁钟跃民卖煎饼一样，卖起了热狗。不过我没有钟跃民有胆量是自己卖，我是雇四川小工卖，自己躲在家里，一共八辆热狗车。 有一天，小工领工飞速跑来报告：热狗车全部被工商查抄，老板亲自出面才可领回。现在想来我很对不起那个四川领工，个子高高的，喜欢穿一身自做的警服。当时我的心情很不好，有次我看见他下了班后喝起了花茶，一怒之下把他的玻璃杯给砸了，说老子现在饭都吃不上你还有心情喝茶。四川人很好，他说，老板，我知道你的脾气不好，家庭也不顺，但也不能这样往我身上撒气。 我去了，工商领导一看是我，一声叹气，说今天不罚款了，本来在研究所干得好好的，却一天到晚和农民滚在一起。 01/26/2009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