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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慶施早期的軍事生涯 zt
在中國歷史的長河中，徽州這塊神奇的土地上名人輩出，在近代的徽州名人中，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的柯慶施便是其中一位。
柯慶施出生於1902年，歙縣南鄉竹溪村（俗稱水竹坑）人，他14歲離開家鄉，到位於休寧萬安鎮的安徽省立二師求學；17歲時因參加聲援五四運動活動，被校方以“思想誤謬”為由勒令退學；1920年他在上海由楊明齋、俞秀松介紹參加了剛成立的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赴蘇聯學習；1922年在上海由張秋人介紹轉為中共產黨員；1923年冬，柯慶施受中央委派在安慶市建立了安徽省第一個城市黨支部——中共安慶支部，並任支部書記；1927年5月，擔任第一任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書記……)
柯慶施有着長期在白區工作的經驗，在血雨腥風中同反動派鬥智鬥勇，從敵人牢獄中解救過一大批黨的優秀幹部，介紹和組織過大批革命青年和愛國人士赴延安。著名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先生就是持他的親筆介紹信前往延安，並寫出了轟動世界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
1947年11月，柯慶施擔任了我軍在華北解放的第一個大城市——石門市（12月改為石家莊市）市長，並在恢復生產、發展經濟上創造了被劉少奇譽為“新中國的楷模”的石家莊經驗。全國解放後，他又相繼擔任了南京、上海這兩個大都市的市委書記、市長。
但是，確很少有人注意到柯慶施的軍事生涯。由於年代久遠，這方面的資料留存不多，可是，從僅存的一些資料中，我們還是能看出，他在兵運工作和軍隊建設上所做出的貢獻。
早期的兵運和農運活動
1924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柯慶施由林伯渠介紹參加了國民黨，並由中共中央派到安徽工作，擔任國民黨（左派）安徽省臨時黨部秘書長。他利用合法身份，與當時負責中共中央軍委工作的聶榮臻默契配合，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和武裝鬥爭，同時爭取到國民黨(左派)的支持合作，加緊培訓革命幹部和武裝力量。
9月24日，柯慶施等在安徽太湖縣成功地策動了桂系陳雷部起義，隨即在太湖成立了安徽省宣慰使署，發動太湖群眾響應北伐。反動的安徽督軍陳調元出兵太湖，柯慶施與安徽省宣慰使常樂恆率部奮起作戰，斃敵80餘人。後因眾寡懸殊，柯慶施、常樂恆率部轉移到湖北黃梅縣獨山鎮。
10月，國民黨(左派)安徽省臨時黨部在武昌開辦了培訓安徽黨務幹部的學校，柯慶施任校務委員會委員。這所學校為安徽省培養了一批革命力量。朱德、董必武、鄧演達、柏文蔚、李立三、惲代英、施存統、彭湃、瞿秋白、徐謙等都為幹部學校百餘名安徽學生作過報告或講過課。柯慶施在回顧這段歷史時曾說:“學校在名義上是國民黨省黨部辦的幹部學校，但中共的同志占8/10，教員都是我們的同志。當時還在安徽、湖北邊境組織了一支五百餘人的武裝部隊，我們占駐過宿松與太湖。我在漢口一直住到汪精衛、唐生智叛變，武漢政府垮台。”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他下令強占工會，解除工人武裝，大肆捕殺工人和共產黨員。柯慶施同北伐軍第二軍第四師政治部主任李六如等人，於4月18日在太湖大河灘召開有北伐軍戰士、工人、農民、學生、商人等5000人參加的反蔣大會。李六如在大會上揭露了蔣介石叛變革命，屠殺共產黨員、工人和革命青年的罪行，指出革命從此要向左轉。會上高呼“打倒蔣介石!”、“打倒新軍閥!”等口號。當夜，柯慶施、周新民等人在太湖趙旭東家召開秘密會議，柯慶施向大家介紹了國內外形勢，指出革命要向左轉，不能靠右派。會議研究了太湖縣今後鬥爭的任務和策略。柯慶施離開太湖後又到宿松與北伐軍二軍六師黨代表蕭勁光會合，在宿松縣天主堂院內召開了千人討蔣大會。
1927年4月至5月，中共五大在武漢召開，中央指示成立中共安徽省臨時委員會（設在武漢，8月後遷至蕪湖），批准柯慶施、王貫之（王心臬）、王步文（王華、朱華）、周範文、王履祥（王坦甫，未到職）、李啟耕（李宜春）、郭士傑為執行委員，柯慶施、王貫之、王步文、郭士傑為常委，柯慶施為書記。5月下旬,柯慶施在漢口法租界大智門和平里主持召開了中共安徽省臨委第一次全體會議，決定努力恢復各地被反動派破壞的黨組織，積極開展武裝鬥爭。在省臨委的領導下，安徽省恢復了中共蕪湖縣委、中共宿縣臨時縣委、中共壽縣臨時縣委、中共六安臨時縣委、中共泗縣特支、霍邱特支、廬江特支、安慶特支、南陵特支、旌德特支、鳳陽特支、無為特支等黨組織，另在鳳台、和縣、宣城、郎溪設立了黨的通訊處，在柏文蔚的三十三軍內派出秘密黨員。
柯慶施於1940年在《自傳》中回顧這段歷史時寫道：“那時安徽黨組織經過反動勢力的摧殘，各地組織大多無形瓦解，很多同志流亡在外。當時我們的任務,首先是恢復與建立各地黨的組織。我們經過多半年的時間，逐漸把安慶、蕪湖、南陵、宣城、廣德、旌德、壽縣、六安、合肥、巢湖、廬江、桐城、宿縣的組織恢復與建立起來，而以六安、合肥、壽縣、廣德的工作為基礎，余區有我們同志三兩人而已。”
1927年底，柯慶施回到上海，與一些安徽的同志住在浙江路的壽陽公旅館。當時與柯同住於此的還有蔡申熙、許繼慎、熊受宣、王逸常等人，他們經常在一起討論對時局、對革命、對武裝鬥爭的認識和意見。
紅八軍政治部主任
1929年12月初,黨中央派柯慶施前往湖北省通山縣的黃沙鎮，擔任紅五軍第五縱隊政治部主任、秘書長，並接受一項特別任務，這就是策動和接應程子華的大冶兵暴。
《大冶革命鬥爭大事記》中這樣記載：“10月初，國民黨命令獨立十五旅開赴大冶、陽新兩縣進攻紅軍，中共中央軍委得知消息後，從上海派石仲偉、何乃康（柯慶施）、鄧乾元到武漢與在敵十五旅任排長的中共地下黨員程子華取得聯繫，決定在大冶實行兵暴。”
柯慶施等與中共大冶中心縣委取得聯繫後，在曹家堍村曹玉階家舉行了擴大聯席會議，決定立即與程子華取得聯繫，裡應外合，攻取大冶城，消滅敵十五旅。會議制定出一套周密的作戰方案，決定於第三天的黃昏將部隊開到韋源湖邊開始行動。
位於韋源湖畔的大冶縣城，三面環水，紅五縱隊派兵4000，分乘300餘條漁船，在深夜11時悄悄登上湖的西岸。先遣部隊潛伏在橫堤大橋附近，以截斷敵軍的退路。程子華在接到紅五縱隊的行動指示後，組織連隊中的共產黨員將連里的反動軍官幹掉，然後在夜色的掩護下，把參加兵暴的士兵們帶出城外隱蔽起來，等待紅軍的接應。天亮時分，我軍派出一個排佯攻大冶城。敵軍果然中計，仗着兵強勢眾，出城追擊佯攻部隊，正好落入了紅軍的伏擊圈。一時間，四邊山上埋伏的紅軍戰士槍炮齊發，軍號聲、吶喊聲震天動地。敵軍措手不及，被紅軍一舉攻下大冶城，俘虜1000多人，繳槍900多條。
這次兵暴目標明確，行動神速，犧牲少，勝利大，被中央軍委譽為“模範的大冶兵暴”。紅五縱隊將自願加入紅軍的俘虜兵編成第二支隊，由程子華任支隊長，總兵力增加到6000餘人。
1930年6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在湖北大冶縣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會上宣布，經黨中央決定，紅五縱隊擴建為紅八軍，何長工任軍長，鄧乾元任政委，柯慶施任政治部主任、軍黨委委員。.
為了擴大根據地，紅八軍主力移師湘鄂邊境（岳州、平江等地）一帶。柯慶施當時正患嚴重瘧疾，組織上決定他留在陽新，管理後方，併集合黃梅、廣濟、瑞昌的地方武裝及後方留守部隊，堅持武裝鬥爭，保衛根據地。
柯慶施稍休息幾天，即前往黃梅、廣濟一帶，整合部隊，積極開展群眾工作，機智靈活地打擊敵人，接連打了幾個勝仗，受到群眾的熱烈擁護。他還積極開展兵運工作，先後成功地策動了駐武穴川軍某部和廣濟保安隊的兵暴，從川軍中拉出兩連人，從廣濟保安隊中拉出一連人。鄂東南人民在紅軍接連打勝仗的鼓舞下,紛紛加入這支紅軍隊伍。後根據上級決定，以這支軍隊為基礎，組建了紅十五軍。
柯慶施1940年在《自傳》中回顧這段歷史寫道：“夏季，……向湘鄂邊境（岳州、平江等地）行動，因我正患厲害之瘧疾，決定我留在陽新管理後方併集合黃梅、廣濟、瑞昌及後方留守部隊，成立紅軍第十五軍。我稍休息數日後，即前往黃梅、廣濟一帶，整理當地之地方武裝，並會同當時長江局軍委（劉伯承同志負責）派來的同志，組織住在武穴之川軍某某某部的兵暴工作，結果先後從四川軍隊中拉出兩連人，廣濟保安隊一連人，聯合廣濟、黃梅之一部地方武裝，及陽新後方所編成之兩連，共約近六七百人，槍半數，成立起紅十五軍。……在三中全會以後，我於是將十五軍交某某某同志……我則隨派來之交通返抵漢口。”
年底，柯慶施到中共長江局工作，並被派往平漢線（河南許昌）組織夏斗寅部、唐生智部的兵暴，以組建紅二十九軍和紅三十軍，因時局變動未成，後被調回上海工作。
在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中
1933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繼侵占了我國東北全境後，又進占了熱河全省，接着分兵入侵平、津地區，5月占領察哈爾的多倫和沽源、寶昌、康保等縣。華北形勢非常危急，而蔣介石仍然奉行“不抵抗政策”，國民黨軍隊節節敗退。廣大人民群眾和國民黨愛國將領對此極為不滿，抗日呼聲日益高漲。曾任西北軍總司令的愛國將領馮玉祥於1932年10月離開隱居的泰山來到張家口，與愛國將士們和各界愛國人士一道,策劃組建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與此同時，中共中央派柯慶施前往河北，任中共河北省前委書記，並赴張家口幫助馮玉祥組建察哈爾抗日同盟軍。
翻開馮玉祥1933年的日記，雖迫於當時的情勢，對一些事不便明說詳陳，但仍可看出柯慶施幫助他組織抗日同盟軍的一些情況:
1933年2月11日，“午後在野外走走,與革命的朋友談話”。
1933年2月12日，“在野外與張××同志談話約一小時”。
1933年2月21日，“同張先生三人談了兩點鐘如何能真抗日的事”。
1933年5月2日，“夜,我同張談二事”，“如下層之幫助,如政見之商量,如款項之幫助……彼此是無話不說的朋友”。
1933年5月6日，“設計的事今日成了。十點他們已經開始商議，真是有許多道理”。
據後來一些當事人回憶，馮玉祥日記中的張某，指的就是柯慶施。
馮玉祥的女兒馮理達2000年1月9日在北京回憶此事時說:“我父親跟我講過柯老去張家口和他一道組織抗日同盟軍的事情，我們是隨父親一起從泰山到張家口的。”
1933年5月26日，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在張家口正式宣告成立，馮玉祥任同盟軍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為方便工作，馮玉祥也為柯慶施安排了高級軍職。1965年，江蘇文史研究館館員胡錫疇先生在悼念柯慶施的信中說，當時“馮玉祥亦給高級虛銜以維護柯老的地下工作。寄跡張家口，諸須商洽，昕夕過從”。
抗日同盟軍成立後，向全國發出通電，主張聯合各黨各派各軍，共同抗日。同盟軍部隊更是一馬當先，奔赴抗日最前線。6月21日,吉鴻昌率軍出征察北、察東，前委書記柯慶施隨同出征,與抗日同盟軍一起行動。
當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的愛國將士浴血奮戰在抗日前線之時,蔣介石政府卻派何應欽調集16個師的兵力，對察哈爾抗日同盟軍實行全面封鎖包圍，用武力威逼馮玉祥取消同盟軍，停止對日作戰。
8月5日，馮玉祥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通電“忍痛收束軍事”，9日宣布撤銷抗日同盟軍總部，14日離開張家口，重返泰山。
8月8日，柯慶施按照中共中央的部署召開了會議，決議反對取消抗日同盟軍，並將二、五、十六、十八師等部隊以及工會和抗日救亡團體等撤離張家口，轉移到張北一帶。8月中旬,中共河北省前委與吉鴻昌部、方振武部先後到達張北、康保、尚義一帶集結。
8月24日,中共河北省前委在張北縣二井村召開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抗日同盟軍各部隊主要將領。會議決定成立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柯慶施、張慕陶、宣俠父、吉鴻昌、許權中、劉振遠、柳青等組成常委，領導抗日同盟軍，吉鴻昌擔任軍事總指揮，繼續進行鬥爭。9月初，柯慶施率前委與抗日同盟軍，由張北轉移到直中、直南，與當地農民運動組織匯合。9月20日、21日，同盟軍攻占懷柔、密雲縣城，直逼北平。
蔣介石氣急敗壞，勾結日寇和偽軍向抗日同盟軍發動了猛烈的攻擊。同盟軍在吉鴻昌、方振武的率領下奮起抵抗，由於眾寡懸殊、彈盡糧絕，最後失敗。
抗日同盟軍雖然在蔣介石和日偽軍的雙重夾擊下失敗了，但它喚起了廣大民眾，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柯慶施在抗日同盟軍的組建、發展、鬥爭的全過程中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也為自己的軍事生涯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鄧偉志：如何評價柯慶施
原載<黨史縱覽>2003年第9期
在中共八大的20名政治局委員中，至今沒有出版傳記的，只有柯慶施一位了，看來對柯慶施的評價還有難度。對柯慶施一生進行研究的人可能也不多。要不，在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富有權威性的工具書——《中共第一屆至十五屆中央委員》名錄中，對柯慶施所作的七百多字的簡介，居然出現了年代上的差錯。
長期以來，不僅出版物中沒有柯慶施的書，就連單獨評價柯的文章也沒有。大多都是在講什麼事的時候，帶上一筆。這“帶上一筆”又分兩類，一類是指名的，再一類是不指名的。指名的多是否定柯，不指名的多是肯定柯，熟悉情況的能看懂這是在說柯慶施做過的一件好事。
最近終於出現了兩篇專門講柯慶施的文章。一篇是馮錫剛的《“好學生”的最後十年》；一篇是金平的《關於柯慶施幾件事的真相——評〈“好學生”的最後十年〉》（均見《隨筆》雜誌）。前者全盤否定柯，後者充分肯定柯。這引起了我的注意和思考。
柯慶施支持“評海罷”嗎？
“文革”以後，柯慶施在政治上的名聲不好，最主要的一個緣由是盛傳“柯慶施支持對《海瑞罷官》的批判”。大家知道，三十年前一直講，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以下簡稱“評海罷”）揭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在“文革”被否定以後，“評海罷”成了十年浩劫的先聲，人們很自然的對“評海罷”的支持者有反感。社會上有很多書籍、文章都在講是柯支持“評海罷”的，還能不相信嗎？
可是，不符合事實的話重複千遍，也決不能等於事實。
“評海罷”的始作俑者是康生等人。先是曹軼歐請人評，後是江青組織人寫。1964年，江青在北京找人寫，未成，1965年春又轉而到上海。江青是怎樣找到張春橋、姚文元的？是不是通過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還是其它人，說法不一。不過，可以從姚文元的寫作時間上找到一些線索。
為了弄清姚寫作的時間，我向當時同姚坐在一個辦公室的胡錫濤打聽。胡錫濤回信說：“4月（65年——鄧注）下旬，內刊與華東局辦公廳對換辦公地點，從丁香花園遷出，搬入宛平路11號那幢三層樓。我的辦公室在第三層樓。……我搬入時，我的辦公桌是很小的一張，而在右側有兩張大寫字桌。公務員說是為姚文元準備的，他寫文章要大桌子。五一節過後不久，姚大搖大擺來了，我弄不清他來幹什麼，但他是內刊編輯部副主任兼文藝組長，是我頂頭上司，我不過問他的事。他來後，沒有馬上進入寫作，先是到二樓與原《解放》雜誌的同事聊聊，如欽本立、林學淵等等，但也沒有透露寫什麼文章。直到過了近一個月，我在周末過組織生活時，聽林學淵講：姚文元在寫評吳晗的《海瑞罷官》，是由翁佩珍打字、油印，看到油印稿，才知道這件事。我聽了也沒在意，姚寫批判文章多了，以為這一篇也只是個人興趣所致。……從五月一直搞到十月，斷斷續續寫了六個月，大約寫了十稿。……他寫到第八稿時，主動讓我看稿（平時我不看他的一堆書稿），還叫我提意見。”:
另外，據協助姚查史料的一位歷史教師講，姚是於1965年5月開始動筆的。姚在寫了好幾稿以後，交中共上海市委領導審閱、討論、修改、定稿的，最後於1965年11月發表。
姚文元當時的編制在解放日報文藝部。報社當時的領導最近說：“姚文元寫評海罷時，向我請過假，說市委要他寫個東西，“五一”以後文藝的稿子一般不看了……”
這就是說，在姚動筆之時，柯已於1965年4月9日離開人間。柯又怎麼會支持“評海罷”呢？有人說的，江青是2月到上海找人寫的。就算姚2月開始準備。那2月柯已在廣州養病，3月從廣州出發與賀龍、聶榮臻同機去成都，在成都養病。組織上早已決定柯一般不再過問上海的工作。試問：柯怎能給姚文元以支持呢？
據當時的衛生部長錢信忠說，自柯動手術後，他便遵照周恩來的指示，陪柯在北戴河等地療養。柯“自1964年7月至1965年4月逝世，就沒回過上海。”——為了印證錢部長的說法，我請友人排了個時間表。柯1964年3月28日發燒，29日住進華東醫院，4月17日周恩來專程到上海了解柯的病情。4月18日周恩來代表黨中央批准專家對柯做肺癌手術的建議。4月19日周恩來在滬參加柯的術前會診。4月20日晨，柯開始手術，周恩來在醫院守候了3小時。當晚，周恩來看望尚未甦醒的柯。5月，周恩來、陳毅陪同外賓訪滬，一下飛機就趕到醫院看柯。7月14日經中央安排，柯由錢信忠護送前往北戴河養病。9月18日柯離開北戴河去北京。10月柯在京與黨和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國慶活動。10月23日由北京去廣州養病。1965年1月19日，柯在廣州與鄧小平一同會見日本共產黨總書記宮本顯治。3月23日柯離廣州去成都。——至於這段時間有沒有熱線聯繫？金文提供了一個材料，據日夜都在柯身邊的機要秘書說，絕無這方面的聯繫。讀畢金文，為了進一步核實，我又請教了這位日夜都在柯身邊的機要秘書。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確實沒有。”
時任華東局宣傳部部長的夏征農當時就認為江、姚秘密地“評海罷”是“不正派”的，後來就不再參加“評海罷”一文審查、討論。據他說：“姚文與柯老沒有關係。”當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的楊永直也說：評海罷“與柯慶施毫無關係。
我還清楚地記得，在1966年秋，在“打倒一切”的思潮下，上海以及北京等地有人在“炮轟上海市委”，質問：“上海市委為什麼沒有走資派？”。上海市委的領導為了堅守陣地，抵擋“炮轟”，一再提到：“上海市委是緊跟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是在市委XXX和XXX主持下寫出來的。”還有位領導同志說得更具體，姚文中的那句話是根據他的意見加上去的。我等當時也是以此向北京那些來點火的人這樣解釋的。
據上面提到的那位協助姚查史料的歷史教師講，他曾在姚的帶領下去市委參加“評海罷”一文的第一次討論，在場的有三位市領導，沒有柯慶施。
由此可見，柯支持“評海罷”一說，純屬以訛傳訛。
不過，這裡有一個難點，那就是江青在1967年4月12日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談到“評海罷”時，說：“柯慶施同志是支持的”。江青自己說的總不會假吧！未必。金文在剖析江青心態時，指出：江青是“把柯拉來撐自己的腰”。這是有道理的。柯是在建黨前入團，建黨幾個月後轉黨的，這一資歷是夠得上讓江青拉來壯壯聲勢的。不過，我認為還有一種可能。在分析江的心態時，請注意江青講話的時間。時間是：1967年4月。也就是說，原來支持、主持“評海罷”的上海市的領導這時都已經被打倒了。江青總不能抬出那些已被打倒的市委領導來為自己塗脂抹粉吧！柯慶施已蓋棺論定了，柯慶施已經不能說話了，江青抬出“‘無’口難辯”的柯慶施，誰還不聽她的？誰還不信她的？
江青可以胡說八道，我們不能胡說八道。年輕人可以被江青矒住，過來人不應當被江青矒住，參加過柯慶施追悼會的老人更不應當被江青矒住。我沒有參加柯老的追悼會，可我記得，在北京參加弔唁的有五萬人，參加公祭的有一萬三千人，在上海參加柯老追悼會的也有萬把人。再請讀者留心一下江青在說柯支持她時，還有一句：姚的“評海罷”炮製了“七八個月”。姚的“評海罷”發表於11月。11月之前的七、八個月是什麼時間呢？算得出來嘛！
——本文寫出初稿後，在《百年潮》（2003年4期）上讀到一篇文章，說張春橋、姚文元“評海罷”，“背後有江青、有上海市委書記、政治局委員柯慶施”。如果不是作者筆誤，那就是在向歷史真面目上邁進了一步，只是不該再講有柯在背後。
繼而，又在《炎黃春秋》（2003年4期）上讀到陳鐵健的文章，講到他1978年12月為編寫國史與鄭惠到上海 “收集江青丶張春橋丶姚文元及其後台策劃批判案的內幕資料”, “我們拿到大量可靠的有用資料.其中包括當年只送毛澤東丶江青等幾個人的內部情況匯報等絕密資料,以及該報記者列席上海市委書記處(陳丕顯丶曹荻秋丶張春橋等參加)貫徹實施 ‘引蛇出洞’策略的一系列會議的記錄。” 很清楚，陳在文中列舉的名單無“柯慶施”三個字.是的，只要能“一目”這些至今都應該得到妥善保存的市委會議記錄,則能“瞭然”與柯無關了。
柯慶施“左”嗎？
“文革”以後，柯慶施政治上名聲不好的又一個緣由是：“柯慶施‘左’”。
不少文章講到柯慶施“左”，“ 整人”。我認為這沒有冤枉柯慶施同志。柯慶施確實“左”。不“左”，1957年怎麼會在上海整出一萬五千多“右派分子”來？不“左”，1959年以後怎麼會反出那麼一批“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來？關於柯的“左”，我手頭還有不少馮錫剛所沒有寫到的材料。為了寫這篇文章，我首先訪問的是一位我所尊重的“大右派”，他對柯有意見，他講了許多柯的“左”的表現。
不過，要衡量“左”的程度，總要有點量化，總要作些比較。
就拿“反右派鬥爭”來說，那是“文革”前最“左”的政治運動了。反右把不少人的“左”的情緒激發了出來。柯呢？柯在反右中否定了不少下面送來報批的內定右派。《勞動報》總編馬達，總工會領導認為他是十足的右派。文匯報黨組書記欽本立，還有唐海，文匯報領導認為他倆夠上右派。解放日報副總編馮崗，解放日報認為他夠上右派。報批時，市委宣傳部長石西民替他們幾位解釋了幾句。柯慶施說：“這幾個同志是缺少經驗的問題。他們是有錯誤，不能做現在的工作了，給他們一點處分也是應該的，但不要劃右派。右派劃多了不好。這些人還是可以用的。”當時在場的解放日報副總編王維回憶這段往事時，說：“柯老的這些話都是最關鍵的一些話。在當時的形勢下，如果不是柯老講了這樣的話，石西民一個人是保不下來的。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市第二商業局整個局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商業二局局長裴先白說：“我們是搞食品供銷的，有的同志講些怪話……我們就沒有打右派。不打右派的事，柯老沒有問過我。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科委系統的科技人員沒有劃一名右派。當時的科委主任舒文回憶說：“上海市委召開一次常委會議，柯老主持。……會上發了兩個科學家的材料。從當時看來，他們的言論超過劃右派的標準。柯老把這兩個人的材料印出來交給大家討論，讓每一個人發表意見，會議開了一整天，每個人都發表了意見，大家意見不統一。這時，柯老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把這些人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還是不劃成右派對國家有利？二、這些人都是從國外回來參加祖國建設的。他們為什麼回來？說他們反黨，不過是思想上有些轉不過來，他們絕不會反黨。柯老的這種傾向性意見啟發了大家，一致認為還是不劃右派為好。這件事造成的直接影響是，科委系統的研究人員一個右派都沒劃。”——，在這兩個“漏劃右派”中，有一位始終不知道市委常委保他過關的情節。在反右派鬥爭45年後頗為詫意地回憶說：我1957年提出“科學院應該由科學家來管理，得罪了領導，引來了麻煩，但是沒有把我劃為右派。”
在柯慶施“右派劃多了不好”的思想指導下，上海的外事系統沒有劃一名右派。
還有，關於在大學生中抓右派的問題，柯慶施告訴復旦大學黨委書記楊西光：“應該實事求是，不能套比例。”
上述幾例，足以告訴我們：柯在聲勢浩大的反右鬥爭中，是“左”中有不“左”。他還是手下留情的。
也許還有人說，幾個事例並不能充分說柯慶施在反右中的表現。那還有一個證據，這就是受到馮錫剛等許多人所批評的柯慶施的著名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1957年12月25日在中共上海一屆二次黨代會上的總結髮言）報告裡有這樣一句話：“某些單位經過實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後，如果確實沒有發現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進行反右派鬥爭”。這是何等鏗鏘有力的聲音！大家知道，五七年的反右一直延續到五八年。有一部分“五七”戰士實為五八的兵。身為市委第一書記的柯慶施同志在那種形勢下能喊出這麼一句，是有千鈞之力的。這個報告是公開的呀！是代表市委的呀！在上海這次黨代會前後，不只上海一地在開黨代會，與此同時，各地都有人在做報告。我粗粗對比了一下，更加體會到柯老這句話的來之不易。此說一出，雖不能力挽狂瀾，但擋住了一大批優秀人物被划進中國55萬右派之中。由於柯慶施堅持“不能套比例”，以致上海雖然劃了15419名右派，但是，相對數還是比別處明顯“落後”。"
1959年廬山會議以後,上海開展過反右傾。據《中國共產黨在上海80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記載：戴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173人，作嚴重右傾、嚴重個人主義結論的2225人，其中受黨紀處分的289人，其比例也大大低於全國。全國被重點批判和劃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約365萬人。在這個數字面前該如何解釋呢？是“左”還是右呢？鑑於左右為難，有人提出是不是不要再沿用“左”和右來論人了，值得考慮。
何來“以柯代周”？
既然提到了《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就不能不岔開來多說幾句同《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有關的事。馮錫剛講柯在上海市黨代會上的這一報告，在南寧會議上曾被毛澤東用來將周恩來的軍。馮寫道：毛“取出柯慶施的報告當眾將周恩來的軍：你能寫出這樣的文章嗎？”“毛澤東一度想以柯慶施取周恩來而代之”。“鄧小平主持的中央書記處會議明確表示，沒有必要改變周恩來總理的職務。”馮講的這一段故事，即“以柯代周”說，長期以來，是強加給柯慶施“反總理”罪名的“重要依據”。不僅國內，連外國友人都認為周恩來的總理一職是別人難以取代的。輿論上出了個“以柯代周”，柯的政治聲譽自然不好。
對南寧會議上的情況，我沒看過記錄，照理沒有發言權。我只見到在毛的《在南寧會議上的講話提綱》（《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7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版）的注釋中，是這樣寫的：“毛澤東講話中說：柯慶施這篇報告，請大家看一看。上海有一百萬工人，工業產值占全國的五分之一，又是資產階級集中的地方，歷史最久，階級鬥爭最尖銳，這樣的地方才能產生這樣一篇文章。”我看，這樣一種講法很像毛澤東的風格，是可信的，真實的。毛有沒有以此將周的軍，從這一段注釋中看不出來。
事實上,由柯做報告的這次中共上海市黨代會，自始至終都在接受着周恩來的領導。周恩來專程來滬,在1957年12月20日召開的上海黨代會上作《世界形勢和整風任務》的報告。據中共中央上海局辦公室副主任楊谷方同志回憶：12月22日，柯慶施陪同周恩來視察上海西郊的黎明農業社的溫室養殖蘑菇和陶家橋養豬場、牛奶棚，看望長浜浪小學的師生。中午二人沒顧上吃飯，又一起到曙光農業社同下鄉鍛煉的四十多位大學生座談。12月25日，柯在黨代會上作《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的報告。周也蒞臨了這天的大會。柯的報告不僅在會議開幕時呈送在上海的周總理審閱。早在開會前數日已送給了毛澤東、周恩來和上海市長陳毅，三位都認真作了修改。胡喬木還在這份報告中就階級矛盾問題加了很長的一大段內容。柯慶施怎麼會像馮錫剛所講的那樣，不把總理放在眼裡呢？關於周恩來與柯慶施二人之間的深厚友誼和工作上的默契，鮮為人知。可能的話，我打算另寫文章。這裡只講一個細節。那就是馮文指責柯慶施在《紅旗》創刊號上發表《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是秉承毛的，“是柯慶施高於其門他地方官員之所在”。馮這裡所說的“高”是指在“左”的高度上高。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柯的《勞動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一文本是他在八大二次會議上的發言。在八大二次會議上，應該講什麼？有十多個省專講反右，而柯沒講。在這個會議上，還有一個內容是反反冒進。周恩來等檢討了在經濟工作上的反冒進。而柯一貫十分尊重周總理,所以他堅持不談經濟，因為講到經濟就迴避不了反冒進。既不講反右，又不講經濟，還能講什麼呢？隨柯到會的幾位老人說：柯想了很久很久，結論是講文化。高！這確實是柯“高於其他……”之處。馮文批評柯文中有“熱昏的胡話”。馮沒有說錯。可是如果做點比較研究，如果設身處地想一想，結論就兩樣了。難怪在柯老去世後，周總理對上海市工業生產委員會副主任顧訓方說：“現在缺少這麼一位像柯老這樣能夠把華東的工作統抓起來的人……”是的，直到六大中央局撤銷，華東局都是“秘書長掛帥”，沒任命第一書記。
馮文還提到，“1958年《人民日報》元旦社論標題《乘風破浪》，並非偶然的巧合。”似乎也是“毛澤東的安排。”對不起！請馮先生看一下在中央通知中，其大名被毛澤東置於周恩來、劉少奇之上的吳冷西（必須提前在這裡說清楚，毛把吳置於周恩來、劉少奇之上，斷無以吳代周、以吳壓劉之意）是怎麼說的。吳寫道：“我看了很吃驚，為什麼通知把我的名字放在最前面？我當時是人民日報總編輯兼新華社社長，很自然地想到是不是這次會議特別同報紙和通訊社有關。我首先聯想到，人民日報在幾天前發表的元旦社論《乘風破浪》，只經少奇同志和周總理審閱定稿，沒有送毛主席（他當時在杭州）審閱，是不是有什麼問題？”顯然，可以從吳的回憶中得出兩點結論：第一，不能簡單地依名單次序論高低。過去的“名單學”沒那麼嚴格。第二，《人民日報》元旦社論，顯然不是毛澤東的安排，而是少奇同志和周總理的安排。
周恩來批准中共上海黨代會的報告《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毛澤東在南寧會議上稱讚《乘風破浪，加速建設社會主義的新上海》，這是黨中央對中共上海市委工作的肯定。上海的建設成就是有目共睹的。在任何一本黨史中都找不到“毛以柯壓周”的說法。即使毛用柯的《乘》文將了周的軍，那也同上海市委的工作成績無關，更與柯本人無關，怎麼能由柯來承擔責任呢？
至於馮文所謂毛想讓柯取代周。這就更離奇了。馮文又云：是書記處否定了以柯代周。可能嗎？堂堂一國總理的去留就那麼簡單嗎？如果真有以柯代周之事，不成，退而求其次，把柯補為副總理，不礙事吧！可是，次年（1959）換屆時，在16名副總理和16名副委員長中，沒有柯的名字。事隔7年之後,到了1965年1月的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柯才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當時六個大區的第一把手，兩位任副總理，兩位任人大副委員長，兩位任全國政協副主席。史實告訴人們,1958年的 “以柯代周當總理”之說不能不歸於主觀的臆斷。
據毛澤東身邊的汪東興、周恩來身邊的秘書衛士們、柯慶施身邊的陳文等老同志,都證實沒有聽到過毛有一絲一毫的“以柯代周”之意。連一位對柯很有意見的南寧會議與會者也說：不論在會內，還是在會外，都沒聽見過“以柯代周”。——我渴望能有更多的資料來證實、證偽這一問題。
我分析，馮先生說書記處否定“以柯代周”，可能是張冠李戴了。八屆五中全會後，舉行過一次在京政治局會議，柯等七八位政治局委員都沒參加。會上挽留過總理，但壓根就沒有“以柯代周”之說。歷史啊！只能一是一，二是二。
如何評價柯慶施？
如何評價柯慶施？是有難度的，但不是世界難題，不是哥德巴赫猜想。只要肯花功夫，一定會取得突破性進展。為此，我建議：
第一，要投點力量研究。不論對柯作何評價，柯都是一個有影響的人，是政治活動家,是中共產黨史丶中國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重要人物。現在，柯的下屬，下屬的下屬都出傳記了，柯的傳記也到該出的時候了.現在，整過柯的，被柯整的，都出了傳了，為什麼柯就不能出呢？不管馮文的觀點怎樣，單是批評馮對柯研究不夠，我想，馮是會接受的。馮說什麼柯慶施1962年向毛澤東進言：《海瑞罷官》是借古諷今。白字黑字必須要有根有據。1966年2月，毛澤東在武漢講得很清楚：“要害是罷官，發明權是康生的。”馮既然是從“毛澤東的好學生”的角度批柯，怎麼能不讀毛呢？我曾以“柯在1962年前看沒看過吳晗的《海瑞罷官》”為題，諮詢了七位熟悉柯的老同志。回答是：“沒有”，“不可能”，“《海瑞罷官》在北京橫豎沒演幾場。他要是看過，會跟我們講的。他62年沒提過《海瑞罷官》，62年後也沒提過《海瑞罷官》這回事。”馮還說什麼柯“嚴禁”傳達1962年周恩來、陳毅的廣州講話。我認為，馮先生只要稍作調查研究都不會這樣寫。“嚴禁”傳達？我就聽到了嘛！不過我聽的是傳達的傳達。我，性別：男；年齡：23歲（62年）；工作單位：上海社科院學習室；職稱：研究實習員；政治面貌：非黨；傳達地點：上海市陝西北路186號二樓小禮堂；傳達時間：記不清；傳達人：院黨委書記李培南等。——有些人可能知道，廣州科技會上周總理講的“知識分子屬於勞動人民”,中央有人不同意,上海因此沒有廣泛傳達。有史為證,不讓傳達的人不是柯慶施,而是中共中央宣傳部.
不研究就批判，不好；不研究就不點頭不搖頭不表態，也不好。為了研究，建議成立一個小組或兩個小組，實體最好，虛體也行。官辦最好，民辦也行。能撥經費最好，不撥經費也行，只要態度上支持就好。既然柯的名字常常在一些書刊文章中被捎帶上,說明他還被人們記住,受到世人的關注.如今研究某一個歷史人物的社團多如牛毛，請再加一個“柯研會”吧！趁着熟悉柯的歷史的老同志還健在，能把史實說清楚。再不研究，怕是更難講清楚了。上海市委組織部長楊心培等人說過：“在有人要編《中共上海黨的兩條路線鬥爭史》的時候，市委書記陳國棟請示鄧小平：‘柯慶施怎麼樣？’鄧小平說：‘柯慶施還是做了很多工作的。就是脾氣不好，得罪了不少人。’於是這部上海黨的兩條路線鬥爭史就不編了。”市委曾為此發過一個文，有些人看到過。如今，楊已去世了。陳，醫生不讓見了。像這樣的情況，再拖下去就沒法調查了。歲不我與，必須抓緊時間研究,歷史的責任與自然的規律都不容人們再 “暫緩”了!
第二。要充分展開討論。由於各人所處的角度不同，所觀察到的側面不同，所占有的資料多寡不同，對柯的認識就不一樣。拿我來講，我從來沒有近距離的見過柯老。過去我只知他身材高，鼻子高，地位高，水平高；只聽到有關他在農村蹲點與百姓一樣吃蘿蔔乾；他身患數疾仍堅持與農民一起割稻打穀；他把給他送禮的局長罵走，這局長緊張得跌了一跤；困難時期，他為了解農村真實的情況每到一家就去揭開農民家的鍋蓋看，等等小故事。近來為寫這篇文章，東打聽，西走訪，東看點書，西借點資料，深知很不齊全。人無不有局限性。親柯者有親柯者的局限性，疏柯者有疏柯者的局限性，反柯者也有反柯者的局限性。可是，局限性是能夠突破的。只要堅持多角度、多側面地知識互補，觀點碰撞，去偽存真，由表及里，歷史地看待柯的全部歷史，相信很快會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指引下，得出一個比較準確的結論。“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把遠看的、近看的、高處看的、低處看的，加在一起不就是廬山全貌了嗎？再去掉“錯覺”，不就“能”識廬山真面目了嗎？我主張開一次、幾次、十幾次討論會，出幾本不同看法的評柯的書，互相商榷，切磋琢磨，定有益處。我書櫥里有一二百本國內外名人傳記，同一傳主的傳記有的也有好幾個版本，既有大同小異之處，也有小同大異的地方，對照起來學習，便能看出其中的奧妙。通過對柯的討論，說不定對評價歷史人物的理論建設都有好處，至少比那些一味地迭加褒義詞的評價，比諱掉陰暗面、諱掉敏感點、以自己劃線的自傳，要好得多。歷史學家要對歷史負責。歷史學家又很難對歷史負責。可是名人無秘密。因此，評價歷史人物，既不能一俊遮百丑，也不要一丑遮百俊。俊與丑都在史料中。史料遲早會找到的。在“文革”中上海以柯劃線，什麼都是柯的好，不好也好，傷了不少人；“文革”後，來了個180度大轉彎，柯慶施什麼都不好，好也不好，甚至於連柯慶施一直反對的（如敞開肚皮吃飯），一下子變成了“柯慶施第一個提出的”。有了過去十年的“正極”，有了這二十多年的“負極”，相信對柯慶施的評價有條件做到不溢美，不遮醜了。
第三，要歷史地看問題。任何行為都是歷史的產物。任何個人都擺脫不了政治主流的制約與影響。在齊聲喊“殺”時，你能說個“無期”就是反潮流的行為了。在上下左右都說畝產萬斤時，誰能說“畝產五千”就算老實多了。比方說1958年的浮誇風. “據1958年7月30日新華社報道：湖北省應城縣春光農業社第二十四生產隊的一塊試驗田，放出了一顆早稻高產的衛星。平均畝產達10597.8斤。” 當時全國喊“畝產萬斤”的豈止一萬人！可是上海就沒說。柯老是一位頭腦十分冷靜的思想家。據雜文家蔣文杰回憶：“大躍進開始的時候，《中國青年報》上登了河南的小麥豐產縣畝產一千八百斤。我看了報紙就興奮地去找柯老。柯老說：‘你不要那麼隨便相信他們。’” 中共上海市委辦公廳的陳揚回憶：“1958年8月9日上海的《新民晚報》刊登一條消息：上海縣魯匯鄉紅旗社一個生產隊創出早稻畝產兩千斤的高產新紀錄。柯老看到這顆‘衛星’，認為不可信。他讓我連夜通知上海的黨報《解放日報》以及《文匯報》等本市的大報，這條消息不得見報。”金平的文中引用李富春在1965年講的一段話：“在大躍進中，全國各地區中上海的損失較小。”耐人尋味！“損失較小”，用形式邏輯推理，就是損失不大，就是讚揚；但是，“損失較小”，用形式邏輯推理，就不是沒損失，這也可以理解為批評。這就是歷史，這就是真實的歷史和歷史的真實。我們總不能因為上海也登過“早稻畝產兩千斤”就大罵柯老“極左”吧！當然，我們也不能掩蓋上海有“早稻畝產兩千斤”的輕微浮誇。我的老鄉劉禹錫說“出淤泥而不染”。這是藝術誇張的詩句。蓮籽上或多或少會有一點泥的，真要吃的時候還是得洗一洗的。在幾十年的迭宕起伏的政治生活中幾乎沒有“出淤泥而不染”者，否則，兩點論就無效了，否則，辯證法就失靈了。我們“不可以苛求於前人”。中國有位偉人說對自己只能“三七開”。還有位偉人說對自己能“四六開”就不錯了。這正是偉人偉大之所在，是評價黨史人物的楷模。這位講對自己“四六開”的偉人曾經指出：“柯慶施同志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不可磨滅的貢獻，全黨和全國人民永誌不忘”。
第四，要鬆動一下思維定勢。“柯左論”已有二十多年歷史了，似乎已成定論。定論容易使思維定勢。思維定勢妨礙思維的靈活性，造成思維的刻板性。儘管思維定勢人皆有之，還是儘量減少點好。建議改變一下思維角度，來一點知識的遷移，把評價，把結論放在後邊。討論和結論的關係也是“十月懷胎，一朝分娩”。事物是過程。認識是過程。史學家應當把認識放在過程中展開,多聽多看多想。
比方說，柯與江青的關係，這也是社會上議論比較多的。中共產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一本書上說：柯慶施“靠上了江青.靠上了江青就等於靠上了毛澤東.”中國青年出版社有一本《木石魂》，稱柯為江的“同謀”。還有文章說：江青在上海看戲，柯“場場陪同”。言過其實了！思維定勢的人往往是搞加法，“走直線”。上海警衛處的老同志還記得是有領導陪江青看過戲的,但不是柯.哪兒來的“柯慶施場場陪同”？江青在上海小劇場看戲，我也混進去看過兩場，都沒見到柯的影子。1978年科學大會時，我到西單北京市二輕局探望華東局第二書記曾希聖的夫人余叔同志。在他們這些人當中，有“三餘”。柯的夫人於文蘭為大於、曾的夫人余叔為小余。余叔同志對我說：“我們和大於對江青是得躲且躲，參加追悼會都不希望被江青看見。” 她說了一個常識性的事: 不少人都清楚江青是個特大 “麻煩”,對待她只能是 “敬”而遠之.人與人的關係是複雜的，萬不可“抓住一點”，當作定論，“不及其餘”。
/ T& Z! G1 E, s 再比方說，馮文把林彪參加柯的追悼會，也拿出來作“柯為林類”的文章，這裡散發着嗆人的作文章的氣味。過程是：在北京，有中央副主席參加柯的追悼會，在上海的中央副主席應該怎樣？還用問嗎？如果沒有先入為主，來點逆向思考，就會把林的到來視為正常。何況那時的林並沒有“愴惶出逃”！當然，有了“林彪、江青一類”的思維定勢，越看柯慶施越像“偷斧子的人”了。
最近我檢索到這樣一份材料，在反右鬥爭如火如荼的當口，有人批評實際上已在積極反右的浙江領導人右傾。這時柯慶施去作了次報告，說：“整個浙江的工作，不管是省委、縣委、區委、鄉委，都是根據黨中央的方針來工作的，都是有進步有成績的，這是主要的。執行中央方針政策當中有缺點，那就改。不能老是說這個人右傾那個人左傾的。我看，缺點誰都有，偏差也誰都有，是不是都成為傾向呢？客觀事物是隨着空間、時間運動着的，前進着的，形勢的發展有時是估計不到的。脫離形勢的事情是經常發生的。……但是人家的錯誤已經改正了，還要說人家右傾，這叫有意找岔子嘛！找不到現在的岔子，就找過去的岔子，還要講人家什麼‘傾’。同志們，傾向沒有那麼多！”（1957年11月13日“《在浙江省四級幹部會議上的講話》）。同志們啊！我不知柯老的這番話是在針對今人對他的批評所作的反批評呢，還是在給我們的一些黨史專家上課？
第五。要擺事實，講道理，不要“扣帽子”，更忌用侮辱性的字眼。近年有些文章把柯老比作漢奸周佛海，誣柯為“毛澤東的忠實走狗”，說什麼“柯慶施拍馬屁能夠乘風破浪”。說實在的，我之所以自願卷進這場爭論，是因為看到馮文的最後一節，說了“歷史恥辱柱”，說了“林彪、江青一類”，還挖苦了我們自幼就崇敬的董必武對柯的輓詩。認為柯老死得早是好事。太不盡情理了。馮又莫名其妙地重提柯老在延安整風中被打成特務的舊事。柯老被打成特務，這本來是康生等人的陷害，是一部辛酸史，何必再倒騰出來在歷史的傷口上撒鹽？
在柯的 “特務問題”上，楊尚昆有過回憶，張聞天夫人劉英有過回憶，李葆華有過回憶，韓光有過回憶。幾位都說當時是對柯突然襲擊。斗柯時提的問題是：“你為什麼沒有被捕過？你同特務是不是有關係？”當時聽的人都覺得寒心。劉英說：“難道被捕才是會革命嗎？沒被捕是隱蔽得好嘛！”幾位老人回憶說：面對殘酷鬥爭，長期做秘密工作的柯什麼話也不說。柯的新婚夫人受不了這種無端的打擊，投井自殺了。“搶救小組”找不到柯的夫人，就質問柯：“你把特務老婆藏到哪去了？”可是，事實總歸是事實。半年後，當時的中央反內奸鬥爭專門委員會主任劉少奇對柯說：“把你搞錯了。”毛澤東並且親筆修改了對柯的結論，加了兩句，說柯：守紀律，有成績。——俱往矣！從1943到2003，整整六十年過去了，我們怎能再用類似“為什麼沒有被捕過”的語境來批柯呢？
第六，要運用生產力標準。檢驗真理的標準是實踐。檢驗黨政工作的標準是生產力。在柯慶施主持上海工作期間，市委高度重視生產力的發展,高起點地有步驟地規劃上海工業和科技的發展。單是從1959年5月到1960年3月的十個月當中，柯就連續發表了三篇闡述生產力的文章：1959年5月他發表了《不斷提高生產率》；11月發表了《關於工業戰線的群眾運動》；1960年3月發表了《領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沿着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前進》，密度之大，令人矚目。在《領導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運動沿着正確的科學的全民的軌道前進》一文中，他集中集體智慧，提出了“向高級、精密、尖端的方向發展”。接着，上海建成了嘉定科學城、閔行工業區、寶山一條街。上海的財稅占全國的五、六分之一。中國的第一個“世界第一”——雙水內冷發電機誕生於上海。
上海對“兩彈一箭”的研製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貢獻,從無到有建立起相關產業.中國的第一枚探空火箭，是在聶榮臻、柯慶施領導下，首先在上海發射的。在上海剛開始研製地空導彈時，有人認為經濟力量不夠，提出要下馬。柯老說：“就是窮的當掉褲子也要搞成導彈”,頂住了來自各方的壓力,終於研製成功,投入生產,及時裝備軍隊。上海市委為原子彈關鍵技術的研製提供了強有力的組織與技術力量,攻克難關,使我國第一顆原子彈於1964年10月成功爆炸.鄧小平同志認為:“如果六十年代以來中國沒有原子彈丶氫彈丶沒有發射衛星,中國就不能叫有重要影響的大國,就沒有現在這樣的國際地位.這些東西反映一個民族的能力,也是一個民族丶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標誌.
容我再摘錄一段史料: “ 1961年,中共上海市委根據1月召開的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決定,在兩丶三年內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丶鞏固丶充實丶提高的方針,採取壓縮基本建設投資丶降低重工業生產指標丶加強農業和輕工業生產丶縮減城鎮人口丶恢復集市貿易丶增加農民自留地等措施,大力調整國民經濟,取得較好效果.經過兩年的調整丶整頓,上海工業總產值自1963年起到1965年每年平均遞增18.8% .
上海在柯慶施領導下的十年期間,經歷過連續三年全國性的嚴重經濟困難,同時受到國際反華勢力的嚴重威協.當時的建設事業毫無外資引進可言,只有重重的內憂外患.就在這樣困苦嚴峻的歷史時期,處於如此艱難的環境之中,上海的工業總產值卻取得十年翻一番的驚人業績! 在史實面前不能不承認，當時全國提出“學上海、趕上海、超上海”，不是空言虛語。有人曾用柯老發表的《全國一盤棋》一文，影射柯把手伸向全國。天知道！那是上海人民對全國“學上海、趕上海、超上海”的一種答謝呀！ 看過《全國一盤棋》,便會知道柯慶施提倡的是全局觀念,他反對地方主義,反對狹隘思維.在上海市委召開的全市萬名黨員幹部大會上他動情地說過一句話: “上海的水門汀地上長不出棉花,上海一天也離不開全國的支援.” 柯慶施時期上海對大西北乃至對全國的支援有口皆碑。陳毅、柯慶施是真心實意打“中華牌”的。
上海的發展成就是輝煌的,這是全體上海人民和黨員丶幹部自力更生、奮發圖強、實打實地干出來的，是在中共上海市委領導下取得的。我記得鄧小平寫過一段話。在1958年無端批劉伯承時，林彪對鄧說：二野主要是你（鄧小平）起作用。鄧小平立即頂了林，說：政委與司令員不合作，是打不好仗的。“文革”前的上海建設，從領導角度講，歸功於以柯慶施為班長的一班領頭人領得好。階級與政黨，領袖與群眾，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ABC永遠是評價歷史人物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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