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七十二地煞中张青以“菜园子”为绰号，他自报家门道： 小人原是此间光明寺种菜园子。因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人都叫小人做菜园子张青。 这里所说的“菜园子”，并不是指种菜的园圃，而是指拾掇菜园的人。这有《洛阳牡丹记》为证：“接花工尤著者，谓之门园子，盖本姓东门氏，或是西门，俗但云门园子”，可见宋代以“园子”来称呼“园工”。 《水浒》对光明寺的菜园没有更具体的交代，而记述最详细的，倒是鲁智深看管的东京大相国寺的菜园。学者李觏曾为僧可栖撰写《抚州菜园院记》，这个菜园院也应是附属于佛寺的菜园，而由可栖主管。据《随隐漫录》，南宋理宗宠幸的阎贵妃“以特旨夺灵隐寺菜园，建功徳寺”，可见宋代一般寺庙都有经营菜园。不过，读《水浒》者千万不要错误以为：和尚吃素，唯有佛寺才需要菜园。实际上，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量市民的入住，宋代对商品化蔬菜的需求与日俱增。 有一则笔记说：宋初，名臣张咏做崇阳（今属湖北）县令，一日，见一农民买了菜回家，便责问他：“自己有田，为什么不种，倒去市上买？”便以其懒惰打了他的板子。这个故事说明：第一，蔬菜商品化大潮已经波及到了崇阳这样的小县城；第二，入宋以后，蔬菜商品化趋势之快，连张咏这样有头脑的名臣也观念落伍了。蔬菜种植业因市场需求而独立，蔬菜买卖也便成为获利丰厚的营生。《水浒》所记载的大相国寺菜园，在鲁智深主管以前，一直被左近“二三十个赌博不成才破落户泼皮”视为“俺们衣饭碗”，“泛常在园内偷盗菜蔬，靠着养身”，透露出的正是这一消息。 南宋赵蕃有首诗题为《鬻菜者》，与张咏故事倒是互为补充的： 早禾未熟晚尤迟，卖菜归来始得炊。 谷者本从田户出，未滋反取市人嗤。 这位卖菜者原来身份应是种粮户，但早稻未熟，只能先种些菜到市场换米度日，却也遭到市人的嗤笑。这一细节也说明：第一，出售蔬菜换取生活必需品的情况，在宋代相当普遍；第二，城市蔬菜市场需求量不小，是由各种渠道解决的，其中也包括一般农户出售有余蔬菜的途径。舒岳祥乡居天台故里，见村妇中有专门卖菜的，有诗云： 卖菜深村妇，休嗟所获微。 芜菁胜乳滑，莱菔似羔肥。 橐里腰钱去，街头买肉归。 种蔬胜种稻，得米不忧饥。 这首诗反映了三点：其一，专业的种菜户在宋代相当普遍；其二，种菜户劳动所得胜过一般的种粮户；其三，种菜户通过市场行为在满足自身生计的同时，也解决了城镇的蔬菜问题。当然，大中城市的蔬菜市场，只能以规模化、商品化的蔬菜生产方式为其主要支柱。 在当时运输条件下，大中城市的新鲜蔬菜只能就近生产，于是，城郊就出现了星罗棋布大小不一的菜园。打开《清明上河图》，可以发现在即将进入市区的大道旁，张择端就画着大片菜园风光。这与《东京梦华录》所说的“都城左近，皆是园圃”，倒是吻合的。北宋东京的菜园为数不在少。保存至今的筹建开封繁塔的集资刻石，有一条北宋初年的记载：“菜园王祚，施菠稜（即菠菜）贰千把，萝卜贰拾考老”。从这位种菜专业户一次施舍的蔬菜量，可见其菜园规模不小。 张舜民在《郴行録》说：“又十里，至菜园步，以风止，此距黄州五里。”菜园步，显然是因菜园而得名，离黄州（今湖北黄冈）州城五里，正是蔬菜流通的合理里程。而在《水浒传》“宋江智取无为军”一回里，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另一个菜园： 宋江道：“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侯健道：“原是一家分开的，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宋江教众好汉几个把住两头。侯健先去开了菜园门军汉把芦柴搬来，堆在里面。侯健就讨来了火种，递与薛永，将来点着。 无为军（治今安徽无为）的这个菜园规模不大，但从“把住两头”来看，占地也不会太小，显然不是自我消费的家庭菜园，但小说没有交代菜园的经营者。 徽宗时，六贼之一的朱勔在苏州开辟了很多园子，种植奇花珍卉，园子之大甚至让游赏的士女迷路。但好景不长，朱勔流放，当地老百姓传开了一首政治谣谚： 做园子，得数载，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爱。 特将一个保义酬劳，反做了今日殃害。 诏书下来索金带，这官诰看看毁坏。 放牙笏便担屎担，却依旧种菜。 朱勔苦心经营的花卉园最终是否改成了菜园，不是问题的关键，这首民谣却表明老百姓对偌大的菜园是司空见惯的。 这有另一个事例可以印证。南宋建康府是长江防线上的军事重镇，又是一个大城市，蔬菜就有赖周边补给。其中萝卜一项，是从长江的江心岛丁家洲（在今安徽铜陵）运来的。诗人杨万里经过这个岛，见岛“阔三百里，只种萝卜，卖至金陵”，之所以只种萝卜，显然因为经得起多日的长途运输，也便于战备储藏。杨万里有诗说：“岛居莫笑三百里，菜把活他千万人”，可见丁家洲菜户之多。丁家洲菜园虽有其特殊性，但也说明一个大型城市的蔬菜生产与供应所达到的规模。 宋室南渡，偏安东南，临安（今浙江杭州）成为都城，人口超过开封，当时杭州有谚语说：“东门菜，西门水，南门柴，北门米”，所谓“东门菜”即因城东横塘一带最宜种菜，故而“东门绝无民居，弥望皆菜圃”。而东门外桥下就自然而然成为菜市场的中心，这座桥就被叫做“菜市桥”；由于东门外一望无际的菜园与绿意盎然的菜市场，当地人就将其叫做“东青门”，或者干脆叫做“菜市门”。这种菜园当然不仅都城附近有，州县城郭也有分布。张青的菜园在孟州境内，自然是小说家语。而颖昌府城东北门内就因菜园集中，俗呼之为“香菜门”。 《水浒》提及的两处菜园一属大相国寺，一属光明寺，都是寺产，张青以非僧人的身份受雇于光明寺专事种菜，这也算得上一种经营方式。据《水浒》里大相国寺清长老对鲁智深说：“每日教种地人纳十担菜蔬，余者都属你用度”，不难揣测：除去寺庙自身消费，归鲁智深用度的菜蔬也应该进入东京菜市场。 官府经营，是宋代菜园存在的第二种方式。苏颂曾论劾知登州胡俛“卖公使菜园钱入己”，可见一般州府都经营所谓公使菜园，而这种官营菜园的蔬菜在自给有余的情况下也进入市场买卖。熙宁年间，福州知州通过“岁鬻园蔬”，放进自个腰包的钱每年不下三四十万。据罗愿说，政和四年（1114），深州（治今河北深县南）官廨拥有菜圃1600余畦，每年销售所得得超过200万钱，州县官颇“营圃规利”，而河北副将通过部卒卖菜，中饱私囊者达56人。这些数据都说明了官营菜园规模惊人。据《能改斋漫录》说，臧论道出知洪州，有一个老兵做“园子”，能种出来“非时果蔬”，让臧氏子弟大为惊诧。故事的演进虽有点志怪色彩，但这个老兵“独卧圃中草舍”，显然是专门经营菜园的知州属员。 第三种方式是由商人购置园地，雇人艺植。据《夷坚志?灌园吴六》，抚州市民王明贸易致富，便买城西空地做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种菜的与卖菜的分工明确。 第四种方式是为数众多的个体菜户。《夷坚志?宝积行者》说台州仙居县有陈园，就是园人陈甲的菜园，他常种蔬菜卖给当地的宝积寺。梅尧臣有一首《闻卖韭黄蓼甲》诗说： 百物冻未活，初逢卖菜人。 乃知粪土暖，能发萌芽春。 柔美已先荐，阳和非不均。 不难推断，这位卖菜人是一位个体经营的菜农，他园艺精湛，能够在天寒地冻的季节，利用粪土热力与保暖作用，培育出柔美鲜嫩的韭黄、蓼甲，供人家做春盘时采购。南宋绍兴中（1131－1162），广汉人苏云卿曾到洪州（今江西南昌）东湖村，开辟菜园，经营有方。一年到头，“园不绝蔬，滋郁畅茂”，四时品种从不缺货，吃口远比别家好，还不二价，前来贩卖的菜贩子“利倍而速售”，故而总是先期付款。镇江丹徒大港镇孙沂兄弟“竭力灌园，园之果蔬畅茂”，周边其他种植者不能企及，也使得“负贩者争趋之”。孙沂后来因此发家，管理方式也从自己个体经营改为雇人种植，史传说他“乃授成园丁，与兄束书入学”。苏云卿与孙沂都有相对固定的“负贩者”，这与陆游在《村兴》诗里说“种菜卖供家”是可以相互印证的。这些专业卖菜人就是菜贩子，构成个体菜户将蔬菜销往市场的中间环节。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有诗写出了个体菜户的另一种销售方式： 桑下春蔬绿满畦，菘心青嫩芥薹肥。 溪头洗择店头卖，日暮裹盐沽酒归。 这种“溪头洗择店头卖”的方式，是个体菜农在经营田亩有限的情况下自产自销的模式，而且销售地往往就在附近的小市镇，不是大中城市蔬菜销售的主渠道。 相比粮食生产，经营蔬菜获益更大。据《清异录》记载，宋初王奭善于营生，每年只种玉乳萝卜与马面菘，就“可致千缗”。还有一个名叫纪生的经营菜园，一把锄头、十亩菜园，养活了一家三十口人，临终，告诫子孙说：“这十亩地，就是铸钱炉子啊！”以宋代北方的生产水平论，三亩粮田才能养活一人，而纪生一亩菜地就可以养活三个人，难怪当时流行“一亩园，十亩田”的农谚。王安石诗《陶缜菜》也反映了这点： 江南种菜漫阡陌，紫芥绿菘何所直？ 陶生画此共言好，一幅往往黄金百。 政府的税收紧盯着有利可图的行业，对蔬菜种植业的科敛也是不会放过的。据晁补之说，一个小小的祁州（治今河北安国）“敛菜圃之课，当入于守者日二千钱”，一年就是七百多贯。也难怪陈与义诗云：“是事且置当务本，菜圃已添三万科”，呼吁重视菜圃之课。 宋代菜园经营者身份不一，但似乎只有张青这样种菜的雇工才是货真价实的“菜园子”。而菜园子用为浑号，不正是宋代蔬菜商品化潮头下蔬菜种植业勃兴的明证吗？